权中显真性，千载有余情 ——从孟子的权变中体察他的真率性情

权中显真性，千载有余情
——从孟子的权变中体察他的真率性情

陈红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摘要：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着一个与其他儒家贤者大相径庭的特征：长于论辩。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论辩上的成功，与其技巧的灵活、观念的变通，有着极大的关系，亦即孟子是一个懂得且善于权变之人。孟子的权变之举，不仅能展露出他睿智的一面，更是他人之性情的充分流露。因此透过孟子外显的权变表现，非但可以看出孟子的睿智之特点，更可借此窥见孟子内在情性的真率。

关键词：孟子；权变；性情；真率

作者简介：陈红，在读硕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文章编号：1672-6758(2015)07-0032-4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Mencius,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Confucian School, has a distinctive features from other Confucian sages. And he was able to achieve success in debate rather than the skills. Mencius is good at contingency. Mencius contingency can only reveal his wise character and a man’s temperament. With the contingency performance, people not only can understand the wisdom of Mencius, but the inner disposition and straightforwardness of Mencius.

《孟子·公孙丑下》提及一件事，该事为孟子对蚳蛙“辞灵丘而请士师”却数月无进言一事发出疑问。事后，蚳蛙进言，不见用于王，“致为臣而去。”[1]齐人对此作评：“所以为蚳蛙则善也，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1]面对着来自齐人的质疑，孟子自然又展现出了其善辩的一面，言语之间尽显绰绰有余的进退之度。然而，透过孟子所展现出来的进退从容的表象，颇可看出孟子的不得已，如他在《孟子·滕文公下》所言那般：“我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之所以不得已，是由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的，也是由他个人的思想情怀决定的。彼时，战乱频仍，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命如草芥。与混乱的战局相对应的则是，蜂拥而起的百家诸子，各家纷纷携其所能游说诸侯，或争名，或求利，或足己，或为公。处在如此时代格局中的孟子，心系天下苍生，又遥承孔子思想，将“礼”“仁”发展为“仁”“义”，力图推行仁政，并期待着能凭此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然而，在那个躁动而纷乱的年代里，并没有给孟子以坐而论道的环境，他必须与诸家学说论争，以此来争取哪怕仅仅只是零星而微弱的实现自己主张的可能性。

如此，孟子不能不辩论，幸而，孟子也善于辩论。孟子之所以善辩，从根源上来看是因其内在充养着一股沛然的“浩然之气”，又确信自己的主张与信念有着他人难以比拟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因此能够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2]，这就奠定了其与人论辩中的不屈气焰，对此，孟子有清醒认识：“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3]次而观之，则是因其有着观念上的通达权变。然而孟子的通达权变并非无原则的蹿跳，而是一种根于“仁”“义”的变通，是“惟义所在”[4]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4]。再次，也与孟子的出众辩论技巧与才能相关。由此，就建构起了一套合正义、合人情、合逻辑的独属于孟子的论辩体系，使得孟子能够舌战群子，不断地阐扬自己的主张。

而寓含在孟子伟大的人格、高卓的抱负与杰出的才能之下的，是他深广的人之情性。诚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孟子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并最终取得了稍逊于孔子的“亚圣”地位。因着圣人的光环，历代研究者所关注的往往是孟子的人格、抱负、才能，而鲜少直接提及孟子的人伦情性，然而，孟子曾自言“圣人与我同类者”[3]，即此便可窥知孟子的性情之端。此文中所指代之“性情”，与孟子所言的“不忍人之心”[5]有所交叉，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诸四心有所关联。本文中所强调的“性情”，指代的是更为私人性的情感，是与理性并峙的人性中的丰富内涵，是最为贴近人之本然的富有信度的标识。

通观《孟子》一书，正面谈及孟子情感的内容并不多。但是，在每一次权变中，均能窥见孟子富有凡人之情性的一面，换言之，即孟子的每一次权变都是其真率性情的流露。而孟子的权变，集中体现在孝双亲悌兄长、待学生处路人、事君上择穷达方面。本文，将如上所列三方面孟子所展露出来的权变为切入点，来探讨孟子的真率性情。

一孝双亲悌兄长

《论语·学而篇第一》中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句，由此可知，孝悌在古之时，是一种最为根本的道德力量，素来为儒家贤圣所重。在这个最为根本的道德领域内，众人就如何侍奉双亲、如何对待兄长等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礼”之一字上。事亲待长，必须有礼。然而，在某些情境下，需要对“礼”做一些变通，如此才能更好地完成孝悌之举。《郭店简·性自命出》认为“礼作于情”，而《语丛(二)》则写到：“礼生于情”，由此可知，礼是由情而生的，其在与情发生冲突时，可以破除礼的拘泥而实现情的周全。而孟子，在“礼”与“情”发生冲突的情形下，根据具体的道德语境，表现出了一种极为通达的权变意识。

在事亲方面，尤其是在丧葬这一大事上，孟子并不泥于当时的礼仪标准，不避棺椁衣衾之美，厚葬其母。该举止，招致了许多议论，就连负责为其母制作棺椁工作的学生充虞对此都提出了“木若以美然”[1]的疑问，而鲁平公也因听从他的宠臣臧仓“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先丧”[6]的评价而改变往见孟子的决定。面对着来自天下间的纷纷议论，其弟子乐正子代孟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6]这一解释符合孟子的“待时”观念，因此，乐正子的态度完全可以代表孟子的态度。而孟子也有自己的解释：“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1]孟子对此深以为然，因此做出了“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1]的竭诚而有道的举措。

在孟子对时礼的突破这一通变中，可以感受到孟子的拳拳爱亲之心，当彼之时，与其说孟子是一个被抽象化了的道德圣人，莫若将孟子还原成一个抱有深厚情谊的反诚孝亲的性情中人。孟子在个人事亲方面，能够归诚尽情突破常规，也能善推其所为，在他人孝亲方面所展现出的权变之举，表示足当的同情、理解与支持。

《孟子·万章上》一节中，万章就舜娶妻不告父母一事与《诗》所载相违而向孟子发问：“《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对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通过孟子与万章的对话可以看出，舜之所以不告父母而娶妻，是因为舜的父母不喜欢舜且常欲加害于他，如果舜娶妻之前禀告了父母，必将被阻拦。如此，便不能实现作为“人之大伦”的“男女居室”，此举必将有损于父母之声名，也埋下了怨亲的伏笔。为此，舜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避开轻泛的“礼”之拘泥，而就行厚重的孝亲之“情”实，从根源上杜绝了不孝亲之举止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可能性。

与事亲方面所展露出的权变相为呼应的是，孟子在待兄方面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而最为著名的当是《孟子·离娄上》一章中所提及的援嫂以溺的例子。这是进行在淳于髡与孟子之间的一次对话。淳于髡以“男女授受不亲，礼乎”，对孟子进行探问，孟子对以：“礼也。”淳于髡加强探问力度：“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体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在孟子看来，在情势危急之下，完全可以有突破礼仪的权宜之举。而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借公都子与孟季子关于“义内”之辩难一事，教公都子以反驳的机巧：“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通过对“庸”与“斯须”的变通性处理，表达了要依从具体的境态而作出反应的极具灵活度的观点。凭此，可窥知孟子性情的活络，而之所以能有活络的表现则是建基在根藏于孟子内心的对父母、对兄长的深爱之情上，因为只有心中怀藏爱意，才能时时以人为重，才能在面临道德困境时，表现得明理通达、感人肺腑。

二待学生处朋友

与事亲敬长的严肃端宁不同，孟子在与其学生、朋友相处时，流露出了其性格中更为可爱、鲜活而生动的一面。虽在面向不同对象时有不同的表现，“反身而诚”却是孟子待人处物的基本原则。

作为一个立说行道的儒者先师，孟子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2]视为人生中的一大乐事；而在门徒的招收标准方面，孟子所秉持的态度是“往者不追，来者不拒”。[7]如此，孟子的门下就汇聚了许多弟子，而在众多弟子中，常为孟子所提及的有乐正子、公都子、公孙丑、充虞、万章等人，与这些学生的相处构成了孟子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内容。在相处中，自然而然地就流露出了孟子的性情、气质与脾性。

《孟子·公孙丑上》一章中，孟子与公孙丑进行了一场关于“不动心”“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严肃对话，孟子正滔滔以告，忽逢公孙丑的发问：“夫子既圣矣乎？”虽孟子自许甚高，有着“舍我其谁”的沛然自信，却不好意思在学生面前承认自己是圣人。公孙丑显然不满足老师的解答，步步追问：“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被逼急了的孟子，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颇有些左右为难的尴尬，只能以“姑舍是”为过渡，迅速地领其弟子进入另一个话题。在此处，孟子似乎显得有些迟钝，似无法充分展现其权变的灵活性，然而正是这种略带停顿的权变，隐隐地显现出了孟子性格中的腼腆一面，即此，可知孟子在圣人的光环下还有切近凡人的富有人情味的特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得以叫人接近的亲厚长者。

《孟子·公孙丑下》章中，也记载了一件表现孟子权变、展露孟子性情的事情。这次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孟子将朝王，但因王称疾不能就见孟子，惹怒了孟子，便以“不幸而有疾”为由推却了造朝见王的请求。推却就推却了，原也无大碍，孰料孟子竟于推病的第二天堂而皇之地出门吊丧。这下可愁坏了公孙丑，对于自己的老师，他又不能明着说不对，只能以一种委婉的口吻表达意见：“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孟子自觉无差错，回以：“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孟子如上言辞中所含的权变是以时不相同行不必一为基础的，但处在当时的情境下，多少带有些狡辩的意味，在这一狡辩中恰恰体现了孟子耍小脾气的有如孩子心性的一面，甚为有趣。公孙丑无法，只得在王遣人问疾时，将孟子暂堵在外不让其回返住所。

除公孙丑外，孟子与乐正子、充虞、公都子、陈臻等弟子相处时，也发生了许多寓情性于权变中的有趣故事。甚至在某些时候，孟子会直接脱去技巧的外衣，只让满腔爱护学生、珍惜学生的心情剖露。有次“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8]，因馆舍未定，故而没有在到达的当天去看孟子，惹得孟子满心不悦。而在孟子之腾后，遭遇上宫之管人怀疑其弟子与失屦一事有关时，孟子凛然以对：“子以是为窃屦来与？”[7]凡此种种，均可看出孟子对其学生的深厚感情。

在与学生的相处中，孟子流露出了属于人之情实当中的许多侧面。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孟子亦毫无保留地彰明着自己的情感取向标准。在他看来，所谓“友”，是“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9]而“友其德”，实际上是以“诚”为基石，是以心交为上选，是以情谊为核心。

因孟子所秉持的是这样的交友观，故而，其能破除天下人的定见，在朋友的选择标准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与匡章的交往就是如此。匡章何人？“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4]，对这样一个声名不好的人，孟子能够透过所谓的“不孝”表象，窥知“孝”的本质，并与之交游往来。而在《孟子·告子下》中写到季任、储子均以币交于孟子，孟子受之而不报，但在经过他们国家时，孟子只见了季任而不见储子。孟子的学生屋庐子以为孟子在同一情势下所做的反应不同是一种错误，对此，孟子给出的解释是：“《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唯不役志于享。’” 在孟子看来，借由周到的礼仪所传达的是心意，礼仪不到位，证明对方的心意不够饱满。季任因故不能亲见孟子才以币交，储子可亲见孟子却不亲往而仅以币代。由此，可觉知孟子在与人往来交游中，最为看重的是人的心意，亦即情感。如此，一个至情至性的孟子，就赫然而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内、耳内、心内。

三事君上择穷达

孟子离开齐国时，他的学生充虞观察到他的神色并不愉悦，对此发出了疑问：“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以“彼一时，此一时也”轻轻带过，转而引出了自己的慷慨志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孟子始终将自己视为治国平天下的不二人选，在如此浩然之志向的引领下，加之其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为基本理念，故而，其在进行游说时，无视也无惧于君王的权势，反以帝王之师自居，慷慨而灵活地应对着来自君王的探问。

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孟子与梁惠王的交往当中。梁惠王作为占有广阔土地且国力雄厚的魏国国君，是孟子眼中相当理想的可能推行其仁政主张的君王。因此，孟子在游说梁惠王一事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赤诚与坦率。此中的赤诚与坦率，一方面固然出于孟子对于梁惠王所抱有的深厚期望，另一方面也与孟子的真率性情大有关联。梁惠王曾经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6]孟子以“于传有之”加以应对。而针对梁惠王提出的“臣弑其君可乎”一问，孟子在“君”之一字上做了观念上的变通，在他看来，“欲为君”须得“尽君道”[8]，若不能尽君道，即使居君位，在孟子看来也难成国君，因此他对梁惠王之问所给出的答案是：“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者，未闻弑君也。”[6]类似的观点，亦体现在孟子应对梁惠王所提出的“礼，为旧君之服，何如斯可以服矣”[4]的提问上。对于这一发问，孟子认为唯有善待臣子之君才配享臣子的守丧之服。

作为君上的梁惠王，经受着来自孟子的反复多次的刺醒之后，渐渐地就疏远了与孟子的关系，孟子寄托在他身上的平治天下的理想渐渐掉落。而单就孟子本身的主张来说，在那个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实难有施展的空间。这点可从滕文公因听从孟子建议在战争中遵守礼义而招致大败加以证明。因此，孟子不免给人留下一种“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印象。而他的性情与游说方式又是至大至刚的，能够接受的人实在少数，如此就更进一步地缩小了其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处在“道统”与“治统”相与分离之情境下的孟子，必然要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有关穷达与进退的选择问题。

在《孟子·万章下》一章中，孟子称“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的伯夷为“圣之清者”，称“何事非君”而欲以“先觉觉后觉”的伊尹为“圣之任者”，至于“不羞污君，不辞小官”的柳下惠则被孟子视为“圣之和者”。这些人，都是孟子所心仪的前贤，然而，他更愿意的是如孔子一般，成为一个“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圣之时者”。然而，他的精神气质，不似孔子温和，而即使温和如孔子也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识时务。持守着与时不甚相和的主张，必将遭致道不能行的局面。对此，孟子深感遗憾，但“枉尺而直寻” 绝非孟子愿意做出的妥协与退让，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10]

如此，摆在孟子面前的就只有这样一条道路，即“反身而诚” ，“反身而诚”恰恰是孟子认为的“乐莫大焉”的修身路径，因为这是一种“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求之在我”的得以使人安身立命的方式。[2]而“求之在我”的自立、自强与自我作为意识，恰恰是儒家很看重的一种精神气性与行事原则。作为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孟子，比之他人更突出地具备了这样一种反求诸己的意识。在此种意识的引领下，虽未必能够将自己所持守的主张推而广之，但却可以抵达“穷不失义”“达不离道”[2]的不失己也不让民失望的状态。在孟子的这一选择当中，似乎并没有展露出足够的灵活性，反而给人以一种迂阔的感觉。但是，一旦看穿迂阔的表象，即可感知到孟子的权变是富有智慧性的，这种权变并不是浮泛的方式上的灵活，而是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对于根源的把握。此中权变，既说明了孟子的睿智，更可看出孟子对自己的坦诚与负责。而一个对己坦诚与负责的人，正是性情真率者的最为基本也最为核心的体现。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是孟子在《梁惠王上》中所说的一句话，其中之“权”本意为秤砣，被孟子引申为权变之意。权变，作为孟子在具体情境中的应对法则，充分展现了孟子富有智慧的一面，这一点，也是普遍多数的研究者所关注的内容，亦有些研究者透过孟子在具体情境下所做出的权变之表象认识到孟子变通的内在依据乃是仁义。将之与孟子所言及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7]相与结合，可以看出作为孟子权变行举的内在依据的仁与义，是与人的理性、情感等直接相关的。因此，经由对孟子显露在外的权变行为的分析与研究，可以窥知孟子内在性情的真率与丰富。

而本文就孟子在孝双亲敬兄长、待学生处朋友、事君上择穷达三大方面所表现出的权变，做了具体地分析。经由这些分析，对孟子有了更为具体而微的理解，即在其圣人的光环之下触摸到了他血肉性的真实。如此真率的孟子，比之于刻板的圣人符号，是更为鲜活也更为有趣的，借此可一改圣人离我们远甚的心理感觉，给人一种分外亲切的印象，也让人看到了能够取法于他、能够让自我变得更为美好、刚直而卓越的希望，而这对我们精神气性的培养和自信自强作风的形成实在是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孟子.孟子·公孙丑下[M].中华书局，2010(6):72，72，74，74,74,82.

[2]孟子.孟子·尽心上[M].中华书局，2010(6)：266，266，258，261.

[3]孟子.孟子·告子上[M].中华书局，2010(6)：229，221.

[4]孟子.孟子·离娄下[M].中华书局，2010(6)：154,154,166,166.

[5]孟子.孟子·公孙丑上[M].中华书局，2010(6)：59.

[6]孟子.孟子·梁惠王下[M].中华书局，2010(6)：41，41,33,33.

[7]孟子.孟子·尽心下[M].中华书局，2010(6)：298,298,289,291.

[8]孟子.孟子·离娄上[M].中华书局，2010(6)：146,131.

[9]孟子.孟子·万章下[M].中华书局，2010(6)：198.

[10]孟子.孟子·滕文公下[M].中华书局，2010(6)：107.

On Mencius Sincere Disposition Through Observing His Contingency

Chen H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Key words：Mencius; contingency; temperament; straightforward

Class No.:B222.5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