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舆论与清末货币制度改革——基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

张亚光，钱 尧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一、引 言

清末货币思想向来是学界广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其中，关于货币制度改革的讨论是清末货币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当时民间大众、学者及官员都纷纷参与其中，彼此之间争论良多，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货币制度改革的理解和建议。由于晚清时期中国的近代新闻报刊事业已经蓬勃兴起，这些关于货币制度改革的争论得以通过报刊文章等大众媒介的形式记载下来，成为今天理解和研究清末货币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现有关于清末货币制度改革思想的研究大多混杂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论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专门论述清末币制改革史，在经济史的介绍中夹杂人物的思想，如宋佩玉（2001）、郭彦玲（2004）以及张华宁和燕红忠（2009）概述了币制改革的主线和阶段，且各有侧重地介绍了清末币制改革史；①②③参见张华宁、燕红忠：《论晚清时期的货币与币制变革》，《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林满红（2011）主要论述了白银的变动对清末经济的影响，提到了当时的著名人物王瑬、包世臣、陈鳣等人及流派关于货币制度改革的论争；④参见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张振鹍（1979）全面讨论了清末币制改革的相关问题；①参见张振鹍：《晚清十年间的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民国时期的田惠贞（1948）介绍了清代之前、清代和民国以来中国币制的沿革，重点介绍了清末支持不同货币本位的代表人物的思想。②参见田惠贞：《晚清以来中国币制之改革》，燕京大学1948年学士论文。另外一类研究则从人物入手，专门介绍某位或某些著名人物关于货币制度改革的思想，大多夹杂经济史的论述作为背景，如丘凡真（2005）、姜新和张成锴（2011）、林航和刘艳（2013）分别介绍了西方人士、官员以及清末学者关于币制改革的思想。③④⑤参见林航、刘艳：《陈衍币制改革思想探析》，《上海金融学报》2013年第1期。除此之外，一大批货币史和货币思想史的论著涉及清末的币制改革方案和思想（赵靖，1984；叶世昌等，1993；张家骧等，2001；杨端六，2007）。⑥⑦⑧参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而李德林（2014）也以翔实的一手资料考察了清末币制改革的过程。⑨参见李德林：《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

需要指出，无论是上述哪一类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当时著名学者和官员对货币问题的专门著述为切入点进行介绍的，而针对民间舆论的货币思想史研究在国内学界尚属空白。本文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着重介绍清末币制改革中大众媒介所展现的民间舆论，主要侧重于描述民间人士对币制改革的看法和主张，同时也考察部分专业人士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出的“声音”，这种基于社会思想史角度的梳理对理解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制度变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方法与文献说明

如上所述，传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大多以“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的思想为中心进行分析，关于货币制度改革思想的研究更是如此。这种范式的特征在于研究对象都是记载专门知识（奏折、通信、文集、专著等）的文本。由于中国传统教育和知识传播模式具有封闭性、迟缓性、保密性和单向性等特点，因此文本内容的受众也同样集中于“精英人物”，普通大众既无从了解这些专门知识，也没有渠道表达对相关问题的观点。

近代新闻报刊业的兴起使得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起来。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万国公报》、《申报》等中文报纸在上海相继创刊，商业性报纸开始流行。“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布准许官民办报的诏书，“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⑩引自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5页。这进一步促进了各地报刊的发展。1896年至1898年，各地创办报纸70余种。⑪引自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有限度地开放了“报禁”和“言禁”，官商士绅办报热情再度高涨，创刊数量连年递增，到1911年为止总共新办报纸1 091种之多。⑫引自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34页。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允许朝政信息通过各种官报公开传布。这些重要变化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流动的封闭性和保密性被逐渐打破，国民之间传递新闻信息的自由度和多元性日益提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受到现代西方学术体系的影响，发布各领域专业学科知识与信息的报刊在晚清时期也开始出现，如《工商学报》、《湖北商务报》、《北洋法政学报》等均属此类。

现代传播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处于职业传播者和大众之间的媒介体，它可以扩大政策对话的范围，影响人们轻率持有的观念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固执的态度。①参见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0页。很显然，大众传播媒介在职业传播者（讨论专门知识的精英人物）和普通百姓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拥有专门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一方面，通过日益发达的新闻报刊媒体，凡是受过基础教育的普通人都有机会了解更多的国家大事，也都有途径在大众媒介上发出代表自己利益的声音；另一方面，原本那些精英阶层中的专业人士也得以借助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自己的理念，甚至以大众舆论之名向政府施加某种影响。从实质上说，近代新闻报刊业是西学东渐的一种表现，受时局所迫，晚清政府也在事实上不得不接受这种背后裹挟了西方价值观的民主潮流，大众舆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因而愈发重要。事实上，关于大众舆论以及大众传媒对政策影响的意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新的风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②引自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对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来说，大众传播媒介已然成为社会变革的代言者，而本文正是要探究大众舆论在某项具体政策的变革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三、大众舆论关于币制改革必要性和困难的讨论

论述清末货币制度改革，首先应提及的是币制改革的动因。传统的制钱和银两并行的货币制度在国门打开之后受到严重冲击，国内币制混乱，导致民间经济生活凌乱困窘。民众痛感不便，反映颇为强烈。清末的期刊报纸上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讨论，涉及改革的必要性和困难。

（一）货币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从国内来看，当时货币制度的弊端主要有两点：一是混乱且不统一的货币制度，二是恶币充斥着市场。而实际上，恶币充斥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不统一的货币制度造成的。

1.币制混乱

《论支那钱币之制》（佚名，1902）和《币制统一问题》（佚名，1903）两篇文章都详细描述了当时货币制度的混乱情况。③④参见佚名：《论支那钱币之制》，《时事采新汇选》，1902年8月。在《论支那钱币之制》一文中，作者将银币的混乱情况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北方用银块以两计，东南用银钱以元计，而银块又有纹银、规银诸名目，银钱又有完银元、糙银元之分，纷乱无常。第二，浙江之小银元不能行于江南，福建之小银元不能行于浙江，而浙江并不能自行于浙江。“同一国家、同一人民，界若鸿沟”，银币价值被抑制，百物涌贵，民无聊赖。第三，都城盛行钞片，钞片不制于官而制于商，“制无常式，价无定数”，对币政带来很大的危害。而《币制统一问题》一文则对比了中西币制，认为我国根本没有币制，所用纹银“挟持不便，裁剪维艰，蠢然不适于用”，于是外国之货币反而大流通于我国。所以，今改革币制首谋币制之统一，“皇皇然徒从事于新铸则纷紊币制之中多添一种新币以滋其纷紊而已”。除此之外，日本学者佃一豫（1907）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归纳为孔钱、马蹄银、圆银等，并对每一种货币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评论，得出 “现时中国币制极为混乱，殆谓之无币制亦无不可也”的结论。⑤参见佃一豫：《中国币制论》，《远东闻见录》1907年第1期、第2期。清代政府大额收支以白银为主，官员们对币制混乱之弊的感受程度远不如民间。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币制不统一造成的高昂交易成本是清末币制改革的重要根源，洋币流通侵害清政府货币主权等问题都与此有莫大关系。

2.国内恶币充斥

中国混乱的币制对经济生活带来的一大危害就是中国国内的恶币充斥现象。赵廷彦（1910）明确提出我国当时货币制度存在三大问题：恶币之行有大利，人民相率私铸，虽严刑峻法不可禁止而国家造币权遂成虚设；良币流出，金融紊乱；物价腾涨，国民购买力日以薄弱，民不聊生，大乱遂起。①参见赵廷彦：《中国货币制度问题》，《中国商业协会研究会月刊》1910年第1期。归根结底，这三大问题就是中国国内恶币充斥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沧江（1910）已经详细介绍了格里森原则（今译格雷欣定律），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论证了恶币会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②参见沧江：《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国风报》1910年第3期。很显然，当时恶币流行的原因也在于混乱的币制。

3.金贵银贱危及国际贸易

金贵银贱是当时的国际大势，在西方纷纷改用金本位的情况下，依旧以银和制钱为主的中国无论在对外赔款还是在国际贸易中都深受其害，这也是当时民间认为必须进行货币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因。多篇文章对此表现出了极深的担忧，如《论会议货币》（佚名，1904）一文就专门提到这一问题，认为金贵银贱是世界趋势，但我国依旧以银为主，这导致我国赔款深受其害，中国商务如果能够除去汇兑的虚耗，必定可以兴盛，所以中国货币制度改革势在必行。③参见佚名：《论会议货币》，《东方杂志》1904年第8期。除了混乱的币制，银本位的弊端是促使政府考虑币制改革的另一大因素。

4.外国货币危害中国的货币主权

西方纸币的流入也是当时民间所担忧的问题。刘石荪（1907）专门谈及了我国纸币发行问题，认为英国入我国铸造并发行纸币，其银行信用普及我全国，掌握我国财权经营，其用心险恶。④参见刘石荪：《中国纸币及货币论》，《振华五日大事记》1907年第34期。而“我一省之中铸造银货每年盈余以数千百万计，尚不及英人所铸者十分之一，更不论英人在内地发行之纸币所获之利息”。因此，我国必须尽快使得全国纸币统一。关于货币主权的讨论，林满红特别指出，中国的货币传统是自由放任，政府很少真正加以干预。⑤参见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客观而言，不重视货币主权是中国历代政府都存在的问题。然而，清末已处于半殖民地社会，这无疑加倍放大了外国货币流通对中国货币主权的危害。

（二）货币制度改革的困难

在以上四大币制弊端的情况下，当时民间迫切要求币制改革以挽救这一混乱局势。基于此，一些文章专门谈到了币制改革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中国现有局势可能会造成的阻碍，二是币制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技术性问题。

1.中国局势造成的阻碍

不少文章都提及了中国的不统一可能会带来的问题，如《中国货币改革案》（佚名，1905）一文指出中国币制改革有两大障碍：一是中国政府的性质，中国并没有统一的政府而是“数省相合以成国”，各省自有其自治权；二是中国政府未必有能力实行改革之事。⑥参见佚名：《中国货币改革案》，《东方杂志》1905年第1期。因此，“改革之事不能尽委之中国政府”，需要列国代中国招致万国委员会进行监督，但又出现的问题是各国是否真能同心一意帮助中国。

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关于币制改革困难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岸根佐（1906）指出：第一，地方政府的铸币权本就是中央政府所特许而非各省督抚所固有的，中央政府可以做到免去地方的铸币权，自造统一的新货币。第二，中国的法定货币只有铜钱一项，并没有法定本位货币和法定辅助货币的存在。如果政府颁布本位货币、辅助货币制度，规定法定货币的价格，百姓就可以免去换算和涨跌之苦。第三，中国人民素有使用便利货币之风，如福建用日本银元、湖北用新龙银元，因此只要新货币可以便利百姓，“数年之内新货币即可通行全国”。①参见岸根佐：《中国货币改革难》，《新译界》1906年第1期、第2期。

2.旧币处置问题

另外一些文章则谈及了货币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如《旧制银铜各币方法议》（佚名，1910）一文认为，推行币制之难莫难于处置旧币。②参见佚名：《旧制银铜各币方法议》，《北洋法政学报》1910年第142期。处置旧币之法不外是以“收受无限制、兑换不缩水”二者为原则。收受无限制就是指如果人民持旧币往纳租税，政府不能以其为辅币而限制之；兑换不缩水就是指人民可以持旧币辅币到国家银行及造币厂交换新币，不能强制缩水，这一现象在滥发纸币的国家多有出现。这将是中国货币改革所要面临的重要困难，需慎重对待。当然，与币制统一和本位选择比较而言，旧币处理问题的意义相对就不那么重要了。

四、大众舆论关于货币本位制度改革的讨论

本位制度问题是清末货币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整个改革的前提。只有确立本位制度之后，才有可能讨论到辅币、货币单位、铸币权等一系列其他问题。国内人士对货币本位制度的讨论在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像康有为这样的学者也参与其中，写出了《金主币救国议》（1908）的专书。美国专使精琪来华调研后提出的金汇兑本位制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③参见丘凡真：《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03期。

在国人关于中国货币本位制度选择的讨论中，本位制度的选择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实行单本位还是双本位？二是，如果实行单本位，那么选择银本位、金本位还是虚金本位？对于第一个问题，国人基本达成了一致，认为西方诸国的经历已经证明了双本位的不可行，因而大多赞成单本位。代表性文章如《货币主位制略论》（明水，1910）。④参见明水：《货币主位制略论》，《国风报》1910年第10期。而针对第二个问题，不同于西方及日本学者一边倒地赞成金本位制度，国人关于实行何种单本位的意见不一，支持银本位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实行何种单本位成为当时中国货币制度改革的主要争论焦点所在。

（一）关于银本位的讨论

支持银本位的学者有从学理上进行论证的（吴兴让，1908）；⑤参见吴兴让：《货币学》，《北洋法政学报》1908年第75期。也有从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论述的（沈其昌，1907）。⑥参见沈其昌：《论金货本位兼告度支部诸公》，《北洋法政学报》1907年第46期。具体来说，吴兴让提出，我国当先以银为本位。因为根据经济原则，货币必由贱金属进于贵金属，以什么为本位就要看哪个更容易使各种物品转换。西方各国用金本位是因为物价很高，“故不可不用金取其便也”。而我国物价不高，节俭之风尚存，“日只数千文”，所以还不需要金本位，应该先定银本位，之后定金本位可以再用银元为辅币。先定银本位也是为将来实行金本位打基础。沈其昌则认为本位制度要逐步制定，可以先以银币为法定货币，以“银元地金”测定当时市场上金银的比价，逐渐调整以稳定价格，然后到一定时间之后再确立金本位。而金本位实施之后，银元、铜元即为辅助货币，以作少量交换为用，这些辅助货币的价格必须要以本位货币的价格来定。

除此之外，如《铸金币议上》和《铸金币议中》（佚名，1903）这两篇文章认为铸金币并非有利无弊，①参见佚名：《铸金币议》，《经世文潮》1903年第6期。概括了中国不能“行金币”的四个原因：一是，钱币之价往往制于市侩之手而官莫之能夺。昔日“京师欲行当十钱而钱肆多亏倒，小民多以此自戕，苏城以铜元不给而市政乱，杭州以禁小钱而民生日蹙”，这种情况下能行金币乎？二是，银币近来开始仿造，“各省成色不一，市肆之中或行或阻，铜币亦不一律”，私钱滥行，铸金币通行乎？三是，现在我国藏金无几，没有开始铸金，民间之金又大多因为价格的原因大半输出外洋，想要铸金币则需要重新向外人购买，单单购料就大受其累。等到铸成金币后“势必无多，但付一二月赔款已足倾，彼时更铸，则国力不足，仍用银币则势所不能”。而且到那时，既然用金币，那么税收也要用金币，而民间金币实不易得，则“钱肆居奇”，而抬高金币之价，金币会远远高于当初所定之数，“大增小民之困顿”。四是，中国富裕之家，大多藏银，一旦用金币，那么银价会迅速下降，巨富之家困顿，因此影响商业。因此，铸金币害多利少，不如先整顿银铜二币，而与各国商定金银二币替换之一定价值，为较稳妥也。另外，我国用银币也有一大好处，就是趁各国全部用金币，金价大贵之时，我国出口货则更容易销售，这正好是我国振兴商业的一大机会。

由此可见，虽然当时很多国人支持银本位，却毕竟是迫于中国现状的无奈选择，是一种过渡，最后理想的本位制度还是金本位制度，只是金本位制度难以立刻实行才只好放弃。最后历史也证明，清朝迫于现实最终确立了银本位制，然而这一制度并没有如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挽救中国的颓势，直到清朝灭亡也没能过渡到金本位制。

（二）关于金本位的讨论

支持金本位的观点大多是从国际贸易和世界大势进行论证的，如《铸币杂说：论宜行金币》（录亚农，1899）、《金本位问题》（佚名，1902）、《中国货币改革议》（攻法子，1903）、《谨拟改良全国货币制度统一意见书（续）》（佚名，1909）。②③④⑤参见录亚农：《铸币杂说：论宜行金币》，《湖北商务报》1899年第25期。

《铸币杂说：论宜行金币》明确指出中国用银而不用金有四弊：一是偿还国债要多出数百万两；二是商家受亏；三是银行不便与洋商通商往来；四是他日金既收尽，金价越贵，银价越贱。因此，“中国不行金币无以杜绝将来之患”。除此之外，与《铸金币议》不同的是，作者还论证了中国产金足敷铸钱之用。他指出，中国当时海关出口黄金之数值银3 700万两，计重100多万两，按照英镑之重，可铸金钱700万元，漠河一处出金也在10万两左右。而且只有中国赤金系十成足色，标金则九八，各国所用器饰，钱币之金子六成至九六而止，无能及标金。因此，中国的产金质量是非常好的，完全不用担心中国产金不足的问题。

《金本位问题》和《谨拟改良全国货币制度统一意见书（续）》都是从国际贸易入手论证中国应该选择金本位制度。《金本位问题》认为当时世界上基本都是金本位国家，而且银本位的国家最终还是要依赖金本位的国家。又因金价不断升值，银价不断贬值，所以实行金本位是大势所趋。《谨拟改良全国货币制度统一意见书（续）》认为定本位必定要观察全世界之势。银本位是数千年的习惯也是全体国人所希望的，但是从贸易上来讲，世界各国都用金本位。如果我国要用银本位，对贸易额有很大影响，我国必不能做孤立之国。当然在实行金本位时，同时可以考虑百姓生活程度，制定辅助货币以便流通。

而《中国货币改革议》则从世界货币的演进历史趋势来论证选择金本位制度的必然性。文章认为世界货币有金、银、铜三种，“由铜进银、由银进金”是世界变化之势。文章承认金本位确有不利之处，比如说金本位会带来国内商业停滞、物价上涨；另外，中国每日所用不多，用金币反而不便。但是，世界皆用金本位，而我国独用银本位，这会带来国人和外国商人贸易的不便利，进而影响国际贸易，而且银价变动无常，实行银本位会带来国家不稳。因此，必须实行金本位方可以横行世界。但是，中国不能骤行金本位而得做行金本位的准备；在行金本位之前，中国应改革货币，统一政策。

除此之外，也有人在赞成金本位制度的同时，进一步考虑到了自铸金币的可能性，如《钞币私议上》（汪大钧，1898）一文。①参见汪大钧：《钞币私议上》，《工商学报（上海1898）》1898年第4期。文章不赞成国家自铸金币，建议效仿日本，先借洋款一百兆，托美国全数代铸金钱，轻重成色与美国相同。自用金之日起，外国银元一概降次处置，三年之后，概不准用。同时，国内自铸统一的银及钞，然后收买矿金自行添铸，从而统一全国货币，则“币无二式，市肆不能低昂、民间不致疑虑；洋税不加，洋税加中国流通之金银，较旧日必增三倍，则国亦不富而自富”。

与支持银本位的大众舆论相比，赞成金本位的讨论更具有建设性，所提出的方案也更加具体，当然也就更有说服力。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支持银本位的人也多半认同金本位之于中国的合理性。这是当时币制改革讨论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三）关于虚金本位的讨论

有少数人选择的是“折中”的虚金本位制度，既考虑到了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不适合用金，又考虑到用金是大势所趋，因此要兼顾这两者。持这一观点的有《中国货币问题（续第49号）》（佚名，1904）和《币制刍言（未完）》（佚名，1910）等文章。②③参见佚名：《中国货币问题（续第49号）》，《新民丛报》1904年第2期。

《中国货币问题（续第49号）》主要是对精琪为中国货币问题草拟的《中国新圜法条议》作了评论。作者已经发现精琪所主张的实际上并不是金本位制度，但是却赞成精琪的主张，因为以中国人当时之生计程度，用银较为合适，对金币的需求只有在国际汇兑上。

而《币制刍言（未完）》则阐述了中国应行虚金本位制度的原因：一是，美欧各国均采用金本位，现时用银之国独我中国而已。二是，按照格里森货币原则，凡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之货币并行于市场，其法价同而实际异者，则良币必为恶币所驱逐。三是，金价日腾，银价日落，银币国与金币国之汇兑视昔始如天壤之别，而我国赔款以金还，若国内依然用银，则我国会不断亏损。四是，东亚诸国习惯用银，金在国内没有用处。因此，采用虚金本位恰好能解决所有问题。

银本位、金本位、虚金本位各有支持者。另外，有些文章则直言各有优劣而无法在其中做出选择，如《中国货币问题（续第48号）》（佚名，1904）一文。①参见佚名：《中国货币问题（续第48号）》，《新民丛报》1904年第1期。文章认为世界有三种本位，银本位、金本位和复本位，银本位和金本位各有优劣。以世界的形势来看，应该实行金本位，但是我国内地百姓每日用钱不多，根本用不到金币，而且改行金本位则一定要在海外吸收金块进行储备，中国没有时间来做准备。而实行银本位则可以利用银价下落鼓励输出抵制输入，但是却与使用金本位国家进行贸易汇兑往来之时十分麻烦；而且金银比价不定致使从事国际贸易者皆有所忌惮，直接损害商业而间接损害工业。另外，实行银本位还涉及赔款问题上的不便。因此，金本位或者银本位各有优劣，难以取舍。

综上所述，当时人们基本都认同金本位是大势所趋，但银币更加适合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在上述两大理由的权衡下，最大的分歧是在金本位的实行时间上，是缓行金本位先银后金，还是立即实行金本位制度？当时的大众舆论也表明，很多人虽然认同金本位制，但是对立即实施金本位还是有所疑虑的。如大同报《缓行金币之议》（佚名，1907）提到“鄂督张制军有电到北京略言，行用金币以中国现在情形论之尚属未能，拟请从缓施行”，这也是清朝迫于现实最后选择银本位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参见佚名：《缓行金币之议》，《大同报（上海）》1907年第18期。

五、货币制度改革其他方面的大众舆论反映

（一）关于辅币制度的讨论

在确立本位制度之后，辅币的选择也是清末币制改革的一大争论点。当时人们认为实行银本位是为中国现实所迫，最后还是会过渡到金本位的，所以当时民间大多讨论的是金本位下的辅币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选择银币为辅币，一是选择纸币为辅币。

大多数意见赞成在金本位制度下选择银作为辅币。如《货币学（续）》（吴兴让，1908）一文在论及中国的本位制度时，认为若实行金本位，则可以用银元为辅币，并且提出辅币之法定比价应该以十进位。③参见吴兴让：《货币学（续）》，《北洋法政学报》1908年第76期。《中国货币问题（续第50号）》（佚名，1904）也提到采用金本位时应以银币作为辅币。④参见佚名：《中国货币问题（续第50号）》，《新民丛报》1904年第4期。但是，与主流意见不符的是，《中国货币问题（续第50号）》认为除了银币之外，纸币也应同时作为辅币使用，用银币和纸币同时作为辅币要优于卓纯以银币作为辅币。原因有二：首先，一旦市场上出现额外之需，就会导致银根骤紧，不得不添铸银币，汇价上涨。而如果同时实行法定纸币，那么市场额外之需出现时就可发行纸币，复原之时即可收回纸币，操纵之权非常简单。其次，以纸币和银币通行，由于纸币固有之特性，中国铸币之时便可以节省费用。

对辅币制度的讨论表明大众舆论对清末币制改革的参与已经相当深入，人们不再局限于选择何种本位制度这样根本性的问题，而是开始系统性地考虑新制度建设的细节。在本位制度尚未确立的情况下，政府高层和精英人物是不太可能顾及到此类具体问题的。

（二）关于货币单位的讨论

在银本位制度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关于银币单位的争论被提出。争论的焦点是银铸币以两为单位还是以元为单位？以两为单位延续自中国传统的银两制度，而七钱二分重则是西方传入的银元的惯例。保守派大多要求继续以两作为货币单位，而民间则已适应了七钱二分重的银元。1905年，银两主张者取得初步胜利，但是终究因为民间已经习惯以枚计算的银元而失败，最终在1910年确定采用七钱二分重的银元为主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币制问题》（佚名，1908）一文。①参见佚名：《币制问题》，《农工商报》1908年第43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货币单位是什么不重要，这不是中国货币制度改革的本质问题，整理币制不必关注货币的形式能否合用，“币政之精神统一与否”才是关键；不必关注银币之信用力能否达到，“流通之强制力能否持久”才是关键。因此，货币单位并不重要。这种观点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印证，“两元并用”的格局直到1933年“废两改元”才得以打破。

（三）货币铸造之独占必要性的讨论

在清末关于币制改革的讨论中，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由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和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并且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付诸实践。

有文章是由外国货币入侵中国这一现象而引起的思考，如《论西人钞票通行内地关系》（佚名，1903）一文，就“近来上海西人所设之银行拟将钞票通行内地”这一举措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要求国内禁止外人钞票通行。②参见佚名：《论西人钞票通行内地关系》，《时事采新汇选》，1903年。因为“钱币为商务命脉之所存，钞票为银行大利之所在”，若使各省和内地通行外人之钞票，是将以万万之银易外人数十吨纸，流弊不堪设想。实际上，清政府对这一点也有所意识，根据大同报《通饬内地行用本国钞票》（佚名，1908）报道：“度支部通电各省，内地务须一律行用本国银行钞票”；③参见佚名：《通饬内地行用本国钞票》，《大同报（上海）》1908年第13期。《度支部议收全国纸币权》（佚名，1908）提到“度支部各堂近议，今中国既设立大清银行，所有各省之官商各银行及官钱局商设钱店所出之纸币应统由大清银行监发，现已通饬各省调查详细，报部以便实行”。④参见佚名：《度支部议收全国纸币权》，《大同报（上海）》1908年第1期。

另外，有文章则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由中央银行独占货币铸造权的重要性，如《各国货币银行演说》（松方，1903）、《中国货币问题（续第52号）》（佚名，1904）、《缓铸金币之意见》（佚名，1907）等。⑤⑥⑦参见松方：《各国货币银行演说》，《湖北商务报》1903年第133期。《中国货币问题（续第52号）》批评了精琪关于中国货币制度改革的条议，强调国家必须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且币制之主权归吾国所有。

和货币本位制度一样，货币单位和货币铸造的独立性是清末保守派最敏感的改革内容。无论是选择金本位还是统一货币单位，对以地方督抚大员为代表的保守派而言，都会造成既得利益的极大损害。将货币发行管理权交由外国人干涉更是会对地方铸币形成掣肘。当时清廷内部真正了解币制改革问题的官员屈指可数，张之洞借机携大众舆论之力站在了反对西方列强掠取中国利权的道德高度上，取得了有利于己的胜利。从精琪方案遭反对而未予采纳的过程来看，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对政府决策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然而，清末精英思想和大众舆论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今日学界之留意于报纸者甚广，凡有内政外交及一切学务与革命等事，皆取资于是”，大众舆论对政策的影响也已经成为事实，“故渐有据报章之记录而行诸公牍，以为案证者矣。”⑧引自佚名：《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申报（上海）》1906年2月25日第二版。

六、结 语

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明确规定实行银本位，采用七钱二分重银元为主币，铜元为银本位的辅币，制钱退出流通领域。随后爆发辛亥革命，清政府的货币改革尚未及全面施行便就此结束。后人多以这次确立的银本位制度未能适应国际潮流且受世界银价影响而将中国经济拖入深渊为由予以较低的评价，但从整个制度的演化以及大众舆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看，清末的币制改革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清末货币制度改革方案的决策过程初步呈现出了民主色彩和技术导向色彩，显示了大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清政府最终确立的银本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民间的生活习惯和需要，也充分考虑了资源禀赋等特殊国情，也离不开来自大众舆论的影响，如本位制度和货币单位问题，当时的大众舆论已经达致了高度统一的意见。而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至高无上的皇帝是最终的政策决定者，几乎所有决策都是在朝廷之内由少数精英人物完成的，民情民意的上达渠道十分有限。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近代新闻报刊事业的兴起，大众舆论对政策决定的影响日益重要，民间观点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连锁效应，进而被决策阶层所了解和斟酌。政府的政策制度文件也能够通过官报形式在社会中散播讨论。不论最终的传导效果如何，大众舆论与政策之间的桥梁在形式上已经搭建起来了。1904年，币制改革方案公布之后，上海钱商业代表向政府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时任苏松太道的袁树勋将这些意见呈发于官方报纸《南洋官报》以供朝廷参考，①参见《南洋官报》，1904年6月。作为朝廷要员的张之洞自然会及时了解这些信息。而此前一年清朝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向朝廷进折请改币制，奏折中出现十余次“论者谓”、“彼又谓”等提法，很显然，这些“谓”的相当部分是来自于报刊大众舆论的。②参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事实上，1910年清政府颁布的《币制则例》在内容上并无新意，此前社会各界舆论的诸多文章中都已基本涵盖。

也正是在这次币制改革过程中，中国政府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接触国外的货币专家，如古城贞吉、杰列尔、田尻稻次郎、金井、精琪等人，比较客观和积极地对待来自发达国家的改革建议。民国时期陈光甫在《吾国币制之过程》中曾总结说：“吾国币制之拟议，……继有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改革之奏请，光绪二十三年杨宜治仿造英镑之奏，后有光绪二十九年总税务司赫德采用金汇兑本位之条陈，胡维徳采金本位之建议，以及光绪二十年美教授精绮之金汇本位计划，三十三年度支部虚金本办法，宣统三年荷兰人卫斯林之金汇兑总计划……”③引自陈光甫：《五十年之中国金融》，《五十年之中国经济》，1947年4月。来自西方国家的专业人士为晚清币制改革提供了多元的选择方案。抛开西方各国借机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不谈，对清政府而言，这种尊重专业知识和外国专家意见的态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正如施拉姆所说：“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一种适度的信息流动，比从政治统治集团的上层向社会底层的信息流动更为必要。”④引自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在清末货币制度改革过程中，日益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为信息流动塑造了坚实的平台，同过去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不同，这次的信息流动更加强调从底层向上层和从外部向内部的流动，政策制定从此开始包含着民主和开放的元素，而这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1］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 ［M］.徐子健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冯泽培.银本位制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 ［J］.金融研究，1996，（3）：65－68.

［3］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4］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 ［M］.金燕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5］张家骧，万安培，邹进文.中国货币思想史（下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6］张亚光.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 ［J］.经济科学，2008，（1）：11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