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民彝”思想中的“阶级观”探究

□赖伟钧

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据华南师范大学陈金龙教授的观点，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域拓展，其理论根据包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社会特有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由此决定了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与中华民族传统有较大差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胡锦涛同志在2011 年7 月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共产主义自1848 年《共产主义宣言》发表标志诞生，为什么几近70 余年后才为中华民族所选择?回答这个问题，局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本身难免捉襟见肘，改革开放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核心的“现代化”课题研究与之相得益彰。中国近现代史，按“现代化”课题研究的视角，其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两个历史阶段:一是“被动现代化”进程;二是“主动现代化”进程。无须赘言，以中华民族为主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范围内的传播，其目的是须将“被动”现代化改变成“主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其文章《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回顾了这段历史:“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历史应当完结了。”

现代化课题研究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为主体，以世界现代化进程视野为背景，验证中华民族融入世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得失。但世界现代化进程标准已然为西方现代化国家所建立，即“现代化”阐述是以“西方”话语体系为标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演绎方式与“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短时间内，以华夏话语体系来理解“西方话语体系”存在一定困难。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华民族在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出现曲折。相当部分历史学家将这个曲折“现代化”过程称为“被动”。正如毛泽东同志上面所阐述的，中华民族将现代化“被动”转变成为“主动”的关键，是通过同样来源于“西方话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使之实现中国化(改造华夏话语体系)实现的。此据，陈金龙教授相关文章观点阐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域，将中西文化差异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其重要性。

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域，重点在于拓展研究对象，将李大钊相关思想纳入其中，其理由和意义不言自喻。就李大钊对中西文化差异之间关系的理解而言，认为其文章《民彝与政治》具有相当代表性。该文章写于1916 年，发表于李大钊旅日期间所创杂志《民彝》创刊号。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窃国，一些具有深厚传统华夏文化底蕴的“官僚士族”，祖述所谓“华夏文化”之要义，为袁世凯辩护、歌功颂德。他们固执地认为，中国“帝制”是华夏文明的根本，是“体”;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一些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只能对“帝制”起改良的效果，是属于“用”的范畴。

李大钊作《民彝与政治》，核心思想在于批判袁世凯之流“窃国”行为:“民彝何为而作也?大盗窃国，予智自雄……不得其逻辑之用，以彰于政治，而伦纪宪章，失其常矣。”李大钊批判袁世凯之流借所谓“华夏文化”为其“窃国”行为辩护，其所谓源自“华夏文化”之窃国“理论”，存在问题主要有:一是“理论”与实践严重不符，导致该“理论”与社会现实存在自相矛盾，即“逻辑”上出现谬误;二是该“理论”实施于现实社会，“伦纪宪章，失其常矣”，完全与华夏话语体系核心思想不符，不具华夏文明之“正统”，其执政不具合法性。

此据，李大钊阐述了“宗彝”与“民彝”的含义，就“宗彝”与“民彝”的关系认为:“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其核心思想大致为，华夏文明几千年，起源于“宗彝”，形成为“民彝”。此后，“宗彝之迁”，演绎为不同姓氏宗族之间的王朝更替;“民彝不可迁”，是说尽管“宗彝”代表的王朝出现更替，始终如一、应当贯彻的是华夏“民彝”思想。若“宗彝”之迁，“民彝”不失，是为在很长时间内代表华夏话语体系——儒家思想所表达的“乡愿”得畅，该宗族(政治集团)符合华夏文化之正统，执政具有合法性;若“宗彝”之迁，“民彝”已失，是为儒家思想所表达的“大盗窃国”，该宗族(政治集团)实为“大盗”，执政未遵循华夏文化之正统，不具有合法性。

此据，李大钊认为，华夏话语体系内理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集团执政理念是否真正体现“民彝”，是否能选用实现并畅扬“民彝”的政治模式，是检验该政治集团执政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依据(恰如儒家思想所表达的，符合“大一统”之“正统”理念)。为此，李大钊认为，以华夏“民彝”思想看待世界，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兹世文明先进之国民，莫不争求适宜之政治，以信其民彝，彰其民彝。”李大钊认为，“民彝”为内核，“政治”为形式;“民彝”为体，“政治”为用。如此，“民彝”为“本”以明确，“帝制”与“代议政治”都只能是“用”。只要“民彝”不失，能“信其民彝，彰其民彝”，西方话语体系内的“代议政治”皆可用;“民彝”若失，华夏话语体系的“帝制”弃之不可惜。尤其是，李大钊通过对西方“代议政治”考察，对之褒奖有加:“夫代议政治，虽起于阶级之争，而以经久之历验，遂葆有绝美之精神焉。”认为“代议政治”“葆有(‘民彝’)绝美之精神”!“代议政治”能畅“民彝”，能为华夏文明所用，以此驳斥袁世凯之流坚持“帝制”的错误观点。

在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上，李大钊通过“民彝”思想与“代议政治”关系的阐述，表达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尽管李大钊对西方文明的“代议政治”，较华夏“帝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更能畅扬华夏之“民彝”，而对之褒奖有加，也注意到“代议政治”实是“起于阶级之争”。从文中的语气中不难发现，李大钊认为“阶级之争”是“代议政治”的缺点，抑或会影响到“民彝”的实现与畅扬。本文尽管并未对李大钊“阶级”之义与“民彝”思想，以及中西文化之间关系展开分析，但综合李大钊此后思想，我们有必要对其“民彝”思想中的“阶级观”引起足够的重视。

［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1 卷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4 卷

［3］陈金龙.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若干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