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内的古南海丝路文化交流

杨励轩

传播学视野内的古南海丝路文化交流

杨励轩

古南海丝路作为海上丝路的重要构成部分，保证了中西文化交流通道的完整性，也是古中国与东南亚跨文化交流的通道，全面推动环南海区域的文化各个层面要素发生流动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相互的陌生与隔阂，无论是民间百姓之间还是国家之间都产生一定的区域性认同。这种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历史积淀保证了南海丝路的顽韧生命力，为南海丝路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南海丝路；中国；东南亚；文化传播

［作者］杨励轩，硕士，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新闻系讲师。

为便于集中论述分析古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交流，笔者把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审视范畴锁定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这一段上，并将之称为“南海丝路”。法国学者F-B.于格和E.于格认为“伴随着商品同时流通的，还有权力、战争、知识和瘟疫……但也有大量随之而带来的文化和宗教的成果。丝绸之路变成了欧亚大陆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的象征”［1］，南海丝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构成部分，保证了中西文化交流通道的完整性；从亚洲区域角度而言，南海丝路则是古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通道与媒介。

一、三层面文化要素的传播与交流

在南海丝路这个贸易通道上，古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从文化的形式层面到核心层面，都存在双向互补性的交流与传播现象。

（一）物质及生产技术文化传播及与本土生活的融合

古东南亚占据海上丝路咽喉之地，凭借地理优势和特有香料参与国际贸易中，成为直接受益者；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过于依赖国际贸易及传统农业导致东南亚各国“古老经济的基本貌相依然存在着，东南亚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住在农村地区，粮食生产的传统方法与许多传统手工业在他们之中仍然残存，许多散处的落后民族群仍然是采集者”。［2］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得其境内生活用品主要借助国际贸易航运获取。唐宋以来，中国手工业技术全面发展，凭借质量与价格优势，丝绸、瓷器、茶叶、金属制品、纸张等大量物品输入东南亚民众生活里，并与其生活融合，成为东南亚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进而影响其社会习俗的形成。如中国瓷器与陶器在东南亚传播，在物质生活层面改进和丰富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饮食文化，并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成为建筑及室内饰品，渗透到宗教信仰生活中成为重要的宗教用品和随葬用品。

东南亚商品也丰富了中国市场。如唐宋之时，官僚贵族熏香风气日盛甚至波及普通市民，且不少香料有一定药物价值可以入药，但中国出产香料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所以需要从东南亚各国乃至印度及阿拉伯国家进口。香料大量进口，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丰富了中医药典［3］，据《东西洋考》载，明代之时，从东南亚进口药材不仅种类多，所涉东南亚国家也比较多，如马六甲、彭亨、柔佛等地进口药材种类非常多，主要有犀角、玳瑁、乳香、片脑、苏合油、没药、沉香、速香、降香、血竭、槟榔等；从暹罗进口降香、乳香、孩儿茶、槟榔、大风子、紫梗等；从柬埔寨进口豆蔻等。此外，东南亚的一些优良品种的输入对中国品种的改良甚有助益，梁志明等人所著《东南亚古代史》中指出槟榔、荔枝、菠萝蜜、龙眼等热带花果树种是从越南引进的；大腹槟榔、椰子、娑罗树、老缅瓜、缅茄等则由缅甸引入云南种植。［4］

物质文化的交流必然激发东南亚人民对先进生产技术的渴慕，这使拥有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华人移民在东南亚赢得了广泛的生存空间。如婆罗洲人学会了使用和制造华侨传去的耕耘工具和耕作方法，东南亚许多国家的人民向华侨学会了栽种白菜、韭菜、荔枝、龙眼、肉桂以及种植其他蔬菜、水果的技艺［4］。华人移民还逐渐将蔗糖加工、制瓷、酿酒、制盐、蜡烛制作、造纸术、印刷术等与普通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技术引入东南亚，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民众生活水平，促使东南亚产业结构逐渐多元化，推动了当地社会发展。对此，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给予充分肯定：“远在我们两国第一次通航有海上贸易以来，印度尼西亚便和中国一直是友好的邻邦。中国的航船不仅带来了货物，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中国商人、手工业者，他们在我国定居下来，带来了中国的技术和古老的文化。直到现在，我国许多岛屿上还保留着这些文化的精华。”［5］

（二）制度文化的传播与借鉴

制度文化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人才培养选拔制度、法律制度和民间的礼仪俗规等内容，是文化层次理论三要素之一。在东南亚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各国的制度文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其中越南在这方面影响尤为深刻，这固然与长达数个世纪的郡县时代有关，但诸如科举制度、官职体例、军队组织体系、历法等重要的制度文化从时间上而言，多为唐宋时期。而此时正是南海丝路崛起并已取代西域丝路成为中西贸易大动脉之时，显然，南海丝路的存在为越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李朝仁宗太宁四年（1075年）二月，“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三场”，这是越南历史上有记载的首次开科取士，此时正值我国北宋前期。此后，科举制度一直为越南历代王朝所沿用。而且科举考试内容也深受中国影响。陈朝末年，儒学在越南占据独尊之位，儒家的治国、伦理理念通过科举考试对越南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越南的官职体例也与中国历朝大致相似，前黎朝时，曾“改定文武僧道官制，一遵于宋”，越南史家也曾予以承认。从越南历代所制的宰相、亚相、尚书、御史、侍郎、学士、翰林、谏仪大夫等官职名称，以及文武官员各有九品的体系，便可看出其受中国影响的深刻痕迹。越南历代王朝除了上述借鉴之外，还仿效中国的军队组织体系。正如越南史籍所载：“李初，兵制大略仿唐之府卫，宋之禁厢。”黎朝“洪德置兵大抵遵明初之制，明制……内外戎伍统属森严，此亦一代之良制也。圣尊的定兵政，其法皆本于此”。［4］公元1334年，元朝派人出使越南，将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赠给越南陈朝政府。后来越南又根据康熙年间出版《历象考成》的计算方法，改定农时节令，分为二十四节气，既为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也给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6］

中国制度文化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和痕迹虽不如越南明显，但也有踪迹可寻。在东南亚的考古发现中，经常发现中国古代圆形方孔钱，除分布于越南外，还分布于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由此可见，中国的圆形方孔钱在古代东南亚各国长期运用于流通领域，对其货币经济发展起着重要影响。除流通外，中国圆形方孔钱对东南亚各国钱币的形状、名称、纹饰、文字、铸造工艺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7］再如历法作为制度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中国宫廷除了曾赠送给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越南之外，也曾把其历法赠送给东南亚其他国家。如明朝初期，吴哥王朝及暹罗派遣使者到明廷，朱元璋都颁赐《大统历》。［4］

（三）精神文化的扩散传播

精神文化是文化层次理论结构要素之一，也是文化的最核心内容，包含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

南海丝路并非单纯的贸易之路，其现实效应及历史影响也远不止于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相互补充，还在于古中国与东南亚人民的精神文化的相互启迪与影响。一方面，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的扩散与传播必然将其所携带的精神文化信息延伸到所到之处，对当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南海丝路不再仅仅限于商贸往来，各种历史机缘诱惑着移民、留学生、僧侣、官府使节、探险家等诸多人物借助南海丝路来往穿梭，人的流动必然产生精神文化诸如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等多方面的流动、扩散、传播、渗透与融合。

贺圣达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一文中翔实论证了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对东南亚各国精神文化的发展所做贡献：汉语、古典文学、古代史学、儒家思想、中国式佛教等对东南亚所产生的影响［8］，笔者在此不再赘述。除了上述这些主流精神文化外，在东南亚不少国家至今仍广泛流传中国的民间信仰。如对妈祖的崇拜和祭祀，在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很流行。此外一些与中国著名历史人物有关的圣地、圣墓如印度尼西亚三宝垅的三宝公（郑和）庙、大伯公（关公）庙，受华人和本地人共同朝拜，终年不绝，至今香火鼎盛。有关三宝公和关公的神话传说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人民中广泛流传。

当然东南亚各国人民创造的精神文化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轻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体现于佛教与伊斯兰教，这两种宗教信仰因为各种历史机缘分别从传播原点输入中国和东南亚，但并非各自独立发展，因为商贸往来，因为宗教活动的兴盛，在古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产生频繁地宗教交流活动，并相互影响，在宗教教义、形式等方面互相学习，如中国宫廷曾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邀聘僧侣前来传教。越南史籍记载，1385年，明廷遣使希望越南派遣僧人二十名，这些僧人到金陵后，受到明帝的器重［4］。

二、各类传播主体的传播效果分析

（一）民间人际及群体传播

物质文化的传播途径依赖于人际传播即商人之间或商人与客户之间的交流，既然商人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体系，其在人际传播中的思维及言行方式必然也呈现出特定文化属性，并在历史积淀中形成各国商人的既有印象。

宋元明时期，华商在东南亚各国都享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宋史》卷四八九《阔婆国传》记载中国商贾受到厚待：“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诸番志》也提到“厚遇商贾，无宿泊饮食之费”；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则言渤泥国（位于今文莱境内）人民“尤敬爱唐人，醉也扶之以归歇处。”［4］《东西洋考》亦言“贾舶中国商船入港，约三日至第三关。舟至，则侦者飞报于王。又三日至第二关。又三日至佛郎、日本关。所至关，辄听与其近地交易。不必先诣王也……国人礼华人甚挚，倍于他夷，真慕义之国也。”［9］显然中国商人以其物美价廉、吃苦耐劳、注重诚信、经营手段灵活多样的商贸形象赢得了东南亚人民的认同，相处融洽。这种良好正面的既有印象显然不同于后来16世纪将东南亚沦陷为殖民地的欧洲殖民者横征暴敛的掠夺者印象。

除此之外，海上丝路也带动了其他身份个人因多种机缘产生人际传播，如移民寓居、留学生和僧侣的游学互访及使节的出行等。其中流寓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为两国民众的交流及民心相通做出了重要贡献。华人移居东南亚原因众多，其中以商业贸易和商贩业为移民主流。贸易移民和商贩业移民凭借吃苦耐劳与儒商精神深入穷乡僻壤，建立起贸易网络，使中国商品得以深入东南亚普通民众生活，也为东南亚大量商品顺利输入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促使东南亚与中国民生互补的重要力量。因为中庸平和的传统文化性格影响，多数华人移民和东南亚民众相安无事，不具排他性和征服性，正如西方学者麦克赖尔所言：“华侨非殖民者也，其来也不以群，故无以武力夺取土地之事。其移居也，为经济，而非为政治……其所受痛苦，较任何民族为大。”［10］

欧洲殖民者入侵东南亚后，试图全面垄断东南亚乃至国际贸易，但是，在一些华人移民贸易势力根深蒂固的区域，华商能够给当地人提供各种货物与熟练工人，独占了很多重要手工业，依然有能力与欧洲殖民者展开有力竞争。［11］

同时，华人移民穿梭往来于寓居地与故土之间，将烟草、可可、棉花、菠萝、龙舌兰、木薯、番茄、南瓜等作物引入中国，丰富了中国农作物的品种，带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性生产和经济货币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当地商业资本萌芽膨胀。明代中后期，中国江南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萌芽与不断成长，应该与此脱不了干系。明清“海禁”政策实施，必然受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既得利益者们的顽韧对抗，而东南沿海本来就地少人多，种地如绣花，只能靠海吃海，海禁让普通草民无法正常靠海吃饭，只好摩肩接踵下南洋寻找生计，海商则不断以各种方式出海甚至铤而走险——用武装贸易方式突破海禁，到东南亚各国从事贸易活动；面对遏制不住的私商势力，中央王朝统治者也只好屡屡妥协，屡屡开禁。

华人闯海一般都是成群结队地出去，很少单人独船。而且华人的同乡抱团意识浓厚，这就使得华人社团在东南亚非常普遍存在。这些华人社团在东南亚形成群体性的文化传播，既有与原住民的通婚及华人贸易网络产生的渗透性传播，也有子孙相传的代际相传，所有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混杂交缠，形成纵横交错的空间性立体性传播。在传播过程中通过穿衣打扮、出言举止、饮食习惯、民风民俗、气质性情、思想风貌以及华人对故乡各种文化的比画式描绘，中国文化在东南亚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并随着历史积淀某些文化因素必然深潜当地文化体系中，为人们所共同接受。

（二）国家政治往来

有关古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往来，史书中最常见的纪录为“朝贡”。据此，不少学者认为我泱泱华夏与彼蛮夷之岛长期存在“宗藩关系”；亦有学者不以为然，如庄国土在《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中所言，朝贡“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12］，《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则直言：“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13］。

笔者认为，从政治实质而言，古中国和东南亚的朝贡关系确实名不副实。一方面，古代中国是内陆农业国家，孤悬海外的东南亚各国处在朝贡体系最外围；帝国统治者素来以天朝大国自居，重农轻商，海洋贸易及海洋意识淡漠，不屑觊觎东南亚各国疆土。另一方面，古代中国屡屡陷入内忧外患之中：譬如两宋，先后经历了与辽、西夏、金、蒙的对峙与战火困扰，国势积贫积弱，自顾不暇；再如明初，国内烽烟初息，社会凋敝，蒙古残余势力犹存，海外诸国时有侵扰。从15世纪起，与殖民势力迅猛扩张的欧洲国家相比，明清国势明显衰竭，无意也无力对东南亚有任何实质性的统辖，所谓“朝贡”，无非是“怀柔”，通过“厚往薄来”与东南亚国家交好。而东南亚国家对古中国的政治态度却不轻慢，《明太祖实录》记载“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卜农来朝奉表，言安南侵其土境。表用金叶，长一尺余，阔五寸，刻以本国书。俾译者译之，其意曰：大明皇帝登大宝位，抚有四海，如天地覆载，日月照临……惟是安南用兵，侵扰疆域，杀掠吏民，伏愿皇帝垂慈赐以兵器乐器乐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声教所被，输贡之地，则安南不敢欺凌”，这说明在悠久的海上贸易往来中，古中国以其疆域广大、物产丰富、技术发达、外交平和、文化包容等历史特点在东南亚构筑起了有一定威慑力的国家形象。再如，永乐年间曾有满刺加、渤泥国、苏禄国和古麻刺朗国等四国九位国王八次慕名泛海来华访问；渤泥国王病逝中国，临终嘱咐其子“入拜谢天子，誓世世毋忘天子恩”；嘱咐其妃，将其“体魄托葬中华”，明成祖命令厚葬。后苏禄东王与古麻刺朗国王也病逝中国，同样得到厚葬，苏禄东王的一些部下守墓多年定居中国，成为菲律宾血统的中国人。［14］

张勋东所著《东南亚的中国形象》从东南亚神话传说、史籍、本土文学等方面资料分别分析了东南亚草根阶层、上层统治阶级、知识分子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从草根阶层来说，东南亚地区对中国的认知有相当多的共性，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力强盛，富有财富，认为中国与其国家有着起源、联姻等血缘上的联系；认为中国物品精美具有较高价值，与中国有着和平往来。从史籍所反映的上层阶级对中国的评价来看，也认为与中国同源而生，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相互通婚，和平交往；认为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大国，国家富有，人口众多。从本土文学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认知来看，在西方文化影响之前，对中国都是正面的刻画与描述，认为中国具有巨大财富、强大兵力。［15］当然，在对中国的认知中，也有负面描述，主要集中突出中国人性丑恶的一面。这种刻板印象可能会成为与东南亚今后交往中的心理障碍，需要冷静审视。

另外，物品、技术、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诸多微观层面的传播必然承载散发着所属国家的文化风貌与政治气象，并会同政府之间的政治活动共同构筑起国家形象。总体而言，没有侵略他国领土野心的中国以其敦厚怀柔的外交态度及国家形象使得东南亚国家无论官府与民间都乐意与中国往来。

三、结语

自从古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产生接触就意味着必然出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南海丝路的出现使跨文化传播的规模出现历史性的跨越，全面推动文化各个层面的要素发生流动与传播。这些传播错综缠绕，彼此呼应、相互渗透，共同构成绵延不断的跨文化传播链。这个传播链的存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古中国与东南亚相互的陌生与隔阂，使双方心理层面上产生区域性认同，促进了环南海区域经贸的繁荣，而且随着历史的积淀，这种互惠互利、互尊互信的跨文化传播语境必然显现出其顽韧的生命力，为南海丝路的持久存续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所以即使后来屡遭各种历史因素的阻挠，如欧洲殖民的垄断专权，或明清政府的禁海政策，都没从根本上破坏双方民间的相互信赖相互支持，也没有斩断借助海上丝路进行的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广泛而悠久的友好往来。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古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所有文化交流共融的成果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及适应性，并非可以随意调遣的历史玩物。在当下建设21世纪海上丝路的进程中，应该谨慎探寻这些历史遗留文化财富的内涵、现实适用性及实际意义，以之为文化交流及传播的文化要素时，需抛却传统中国中心主义思想，以平等对话的心态积极探寻适宜的传播载体及表现形式，激发相互的好感与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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