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艺管理思想初探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赵云辉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 230601）

习近平文艺管理思想初探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赵云辉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 230601）

习近平继承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管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文艺作品应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文艺批评家重塑批评精神、尊重民族审美”的思想，明确了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并给文艺创作活动指出了正确方向。此外，文艺管理法制化建设也应是习近平文艺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文艺管理思想；法制化

“文艺管理指一定的党派或国家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来组织、引导、监督社会的文艺活动，使一个社会的文艺活动与该党派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相一致，与国家的性质相适应，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相统一。”[1]具体到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依照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理论，通过相应的文艺管理机制、程序制定文艺方针政策，再由各级权利机构、社会团体实施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文艺管理思想，通过不同的方针政策服务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主题，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文艺管理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艺管理思想体系，在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面对社会文艺事业发展新情况，正在逐步建设新时期的文艺管理思想体系。

一、历史的承接与现实的呼唤

（一）习近平文艺管理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管理文艺的思想在建党初期就已经出现。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文艺管理思想受苏联影响巨大，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文艺宣传，目的是扩大军队和自身的影响力，抵抗其他军事势力的侵扰。伴随革命根据地的扩大，以军队为主的文艺管理模式向其他方向转变，文艺体制的建构也由军队向其他系统扩展，初步形成了军政文艺管理体制。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逐步确立了“党政群三位一体”的文艺管理模式。1943年，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形成，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以书面形式确定了党管文艺的思想。1949年，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中央政府下设文化教育委员会，并设立一些专门管理文化艺术事业的组织机构——文化部、新闻总署、社科院、出版总署、文化部，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文化管理体系在1956年底基本完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的文联、作协等群众组织也逐渐组成网络，“党政群三位一体”的文艺管理模式逐步确立。这期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管理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成熟的标志。“党的文艺”与“人民的文艺”的结合为“党政群三位一体”的文艺管理模式做了思想铺垫，“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口号使文艺“工具论”色彩稍减，“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明确了当时文艺管理的最终目的，也深刻影响建国后的文艺管理政策，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文艺管理思想体系的建设打下夯实的基础。两次文代会的召开，以及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都是中共文艺管理进步的表现，但1957年之后的文艺管理逐渐偏离了正确方向。

四次文代会以来的新文艺管理政策，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步入正轨。四次文代会否定了文革时期“文艺黑线”的提法，公开平反一大批文艺家，也停止使用“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口号，明确指出不能把政治作为衡量文艺的首要标准，同时把衡量文艺的标准定位为“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指导下的艺术和思想，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从此迎来新的春天。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艺术标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艺管理目标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把文艺管理目标定位为“反映人民的精神世界、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但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作品的两种属性——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引领功能是不同的，文艺作品商品属性影响的扩大，使一大批文艺家、文艺作品一味附和市场需要，忽视意识形态属性的作用，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中共重新审视文艺管理制度。

（二）习近平文艺管理思想的提出是当前文艺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也在不断进步，但这一进步过程中夹杂着诸多问题：文艺的人民性逐渐被庸俗的娱乐化取代，文艺作品的双重属性在社会中的影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加注重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这与当前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分不开，但是当一个民族一切都以追求金钱利益为中心时，先人留下的优秀民族传统就会被腐化。中共一直重视文艺的意识形态使命，文艺市场呼唤新的管理思想。德艺双馨的文艺道德标准正在沦失，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德艺双馨是对老一辈文艺家的至高评价，但如今一些文艺工作者忽视社会对自身的道德评价，致力于创造低俗献媚的文艺作品，道德沦丧的文艺家已经成为社会文化建设的寄生虫，人民不需要被金钱和市场绑架的文艺家。文艺批评软弱无力，文艺批评家相互捧场反而变成常态，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却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标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忽视传统文化在文艺理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文艺管理制度改革应该作为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去考量。“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不同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作和构成这一切。”[2]695所以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存在，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中共的文艺管理制度也不例外。当前中共文艺管理制度经历了革命战争的洗礼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主要包括：艺术表演团制度、画院制度、戏剧影视审查制度、电影分级审查制度等，配套的组织机构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联、曲协、作协以及画协等一些社会团体。但是这些制度的合理性一直受到一些人质疑。随着时代发展，文艺本身的引领功效与文艺管理制度本身产生矛盾，引领功效需要给予民众文艺话语权，但文艺管理制度本身的制度性的本质就是控制文艺，把文艺活动控制在社会经济基础可承受的范围内去发展，要解决这两者的矛盾就需要把这一问题放在当前经济社会改革的大局中去考量，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配套设施，不能割裂它们而单独进行某一方面的改革，文艺制度改革可以作为当前改革深水区的垫脚石而存在。

二、习近平文艺管理思想的主要外延

习近平于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初步提出他对文艺创作以及文艺管理的看法，这既是对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文艺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初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

“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3]的思想需要文艺家明确服务对象，了解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内涵和外延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4]847-879在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题后，明确指出了“为工农兵服务”[4]847-879的文艺方针。“为什么人”的问题统领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时期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折的新情势下，邓小平及时提出不要再令文艺为“临时的、具体的、当前的政治”服务，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5]1-8人民离不开艺术，艺术更离不开人民，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艺术家进行文艺创作的实质是为人民群众创作高质量的精神产品，不明确人民群众的范围和需要，就会让艺术家迷失创作方向，当前社会中出现大量的庸俗作品，恶搞作品就是这种错误方向的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总体是积极向上的，绝不能因为一些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而使文艺家改变文艺创作方向，文艺作品变成他们的精神娱乐工具。

建筑工程造价的特点就是有着非常复杂多样的多层性，所以在建筑工程造价动态管理的落实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的阻碍因素。调控建筑工程造价和选取管理的流程是要重点注意的两个关键的问题，在日常的管理工作当中，应该把辨别造价，拟定进度和建造的质量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去综合的考虑。选择建筑工程造价动态管理最合适的方式，有序的调节所消耗的工程的总造价，只有这样才能使建筑工程的质量达到最好，并且还可以节省成本。

“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要求文艺作品反映人民心声。邓小平曾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5]1-8如果文艺作品不再反映人民的心声，而是无病的呻吟，那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反映人民心声的文艺作品必须是真实的杜绝虚伪，还需要深刻的避免肤浅。只有体现人民的冷暖悲欢才会有可能引起人民的共鸣。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这更加要求文艺工作者把握“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这条主线。”[5]1-8“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方针的直接要求就是文艺作品要反映人民心声，这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业绩观蕴含着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这增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感，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文艺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在巩固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人民性”的阐述也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基础和宏阔的世界视域，即除了“向今人学习”、“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外，还理当包含“向古人学习”、“向世界学习。”[3]

（二）“文艺作品应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文艺作品应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3]的思想要求文艺不能沾满铜臭味、不能做市场的奴隶。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商品化问题日益严重，一方面文艺市场化给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带来机遇，促进其创造更多的文艺作品，也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文艺作品的质量下滑，抄袭模仿、千篇一律问题严重，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问题突出，这不但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也使社会文化氛围、文化气息日益淡薄。“文艺不能在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3]要求文艺家在进行文艺创作时不能不考虑社会影响，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列宁对此也有精辟的论断，“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6]68写作事业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部分，作为整体社会主义规划的文艺事业更应该明确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一底线。

“文艺作品应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思想要求文艺工作者明确文艺界和娱乐圈的界限，抵制文艺娱乐化倾向。在改革开放前，娱乐界这一概念是不存在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党政群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中国表演艺术团制度、中国画院制度等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这些制度是维系文艺界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的出现使体制外的娱乐群体出现，这便是娱乐界。文艺需要娱乐，但是如果过度娱乐化，则只会导致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创作一味迁就一些受众的感官刺激和生理快感需求，从而偏离文艺的初衷。习近平所言的“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3]正是对文艺娱乐化趋势的当头棒喝。人民需要娱乐的文艺，但这不是混淆文艺界和娱乐圈的理由。过度娱乐化的作品只能使观众止于养眼而不养心、止于视听快感而无诗意美感，甚至是花眼乱心，长此以往，那就只有欲望而没有希望了。

“文艺作品应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思想要求纠正逃避市场和依附市场的两种倾向，保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逃避市场的实质是无视文艺要服务大众的这一要求，只是使文艺家单纯的陶醉于文艺的趣味，语言的格调，精神的愉悦之中，使文艺创作成为脱离现实的精神游戏；依附市场的实质就是一切向钱看，把艺术作品直接等同艺术商品，忽视文艺应有的人文关怀、社会价值，这两种错误的观点都是没有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的经济地位，过度强调和无视文艺的经济性都是不可取的。要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就要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导致文艺商品化的问题。

（三）“文艺批评家重塑批评精神、尊重民族审美”

“文艺批评家重塑批评精神、尊重民族审美”[3]的思想要求文艺批评家重塑文艺批评精神，履行“剜烂苹果”的责任。文艺批评家的责任是指引和培育，不是迎合屈就。正是文艺批评家的良知、担当和他们坚持的文艺思想、标准，才使良莠不齐的文艺作品披沙拣金、去伪存真，把具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文艺作品真实地传递给人民。在艺术作品和质量上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立场，造就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艺术创作氛围才是文艺批评家的价值所在。但当今的一些文艺批评家本末倒置，把商业标准高于艺术标准，一切跟着市场走，成为市场的推手、金钱的奴隶。重塑批评精神的这一号召，既是振聋发聩的警示，也是对文艺批评家的期望。文艺批评精神的重塑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声音微弱，就是因为一些文艺批评家面对不良思潮、低级趣味，不敢旗帜鲜明的亮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充斥面子、圈子、人情的气息，有些甚至把文艺批评视为博取学术资本、为他人炒作造势的工具。当批评沦为表扬，批评的意义也就失去了。批评精神的重塑也是修补文艺创作生态，顺应文艺批评本质的表现，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文艺批评家足够重视。

“文艺批评家重塑批评精神、尊重民族审美”的思想要求文艺家尊重民族审美，不能把审美标准一刀切。近年来，文艺批评领域的风尚是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艺作品，一些文艺理论家总是认为只有符合西方文艺理论标准才是佳作，否则无论是否得到人民的欢迎都是次品，本民族作品的好坏不由本民族的人民决定，这种现象实为文艺批评界的一大弊病。文艺的发展确实需要开放的心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开阔的世界视野，但是每个民族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民族文艺屹立世界的基础。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以西方的文艺创作实践为基础而产生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的文艺作品是在中华民族的审美体系中建构起来的，对它的评价和阐释必须要以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规律为标准，盲目套用西方理论的文艺理论批评必然不会被文艺家接受，也不会得到人民的认可。

“文艺批评家重塑批评精神、尊重民族审美”的思想要求文艺家把艺术标准高于商业标准。当前文艺批评领域面临着艺术水平和商业价值的双重标准，一些文艺批评家对文艺作品的选择不是从艺术理论标准而是商业价值标准去考量，受到市场欢迎、经济价值更高的作品更易受到这些文艺理论家的追捧，对文艺作品的评判以作品的点击率、收视率、销售量等为依据，大有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的姿态。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作品具有经济属性是不争的事实，但不能把商业规则当作艺术法则，更不能简单地把艺术作品当作艺术商品，文艺作品的特色就是其艺术性高于商品性。有些时候，文艺作品的文艺标准和商业标准是一致的，体现在优秀作品在市场上的欢迎程度，优秀的作品才有更广阔的市场，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甄别这些艺术作品，让能给人温暖、洗礼心灵、慰藉精神的作品留在市场中，而不是简单地唯市场马首是瞻。

三、文艺管理的必由之路——文艺管理法制化

如何将“党的领导”与文艺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有机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历史上，当“党的领导”过于强硬而忽视文艺文化发展规律时，文艺发展就会陷入萧条，比如文革时期的文艺发展悲剧，忽视文艺发展规律的后果就是文艺等同于八个样板戏。当党放任文艺发展的时候也不利于文艺事业的进步，比如在四次文代会召开后，中央高层对文艺的态度实际上陷入斗争状态，这导致四次文代会精神、相关的文艺政策法规不能及时推进，社会文艺生活中出现很多消极、腐化的文艺产品。

文艺管理法制化建设是解决上诉两个矛盾的重要手段。“党的领导”也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但文艺管理法制化建设绝不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权，其本质在于规范“党的领导”，因为法律法规本身也是执政党意识的体现。任何时代文艺发展的根本规律都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文艺文化需求，而这些需求不一定都是积极、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需求，规范这些需求也是文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任务。法制是这个伟大时代的鲜明特色，从中共艰苦创业至今，法制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但目前法制化建设的任务十分紧迫，社会经济的发展急需一大批相关文艺法律法规作为制度保障。文艺管理法制化的建设理应成为习近平文艺管理思想的鲜明特色而存在。要尽快建立健全文艺管理法制化体系，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加快与文艺相关的文化法规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与文艺相关的文化法体系，是文艺体制改革的需要，文艺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使改革成果不断扩大，要巩固和保护这些改革成果就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障，而且用法律制度保障文艺改革成果的过程也是文艺法制化体系自身建设的过程。目前我国关于文艺和文化的法律法规有《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电影管理条例》、《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印刷业管理条例》以及其他行政法规，社会发展的速度与立法进程的速度很不成比例，很多文艺法出现空白点，但这也给我国文艺立法带来新的机遇，面临这样的机遇相关部门应该加快文艺立法工作。目前我国文艺立法的缺陷是应急性、随机性较大，缺乏长远的立法规划，各个文化部门法之间缺乏相互配套的立法体系，而文艺管理法制体系是一个系统庞大的工程，没有统一的体系就不能发挥法律的最大效用，所以在填补文艺法的空白点的同时也应该提高文艺法和质量，形成有新时代特色的文化法律体系。

其次，提高国民特别是文艺家的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对法制和公平的要求就越高，作为一种开放的经济，需要用法律打破各种行政阻碍，规范市场秩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公民的法律观念有了很大提高，法制意识不断提升，但这依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需要在一个正常稳定的市场中才能发挥其价值。提高国民以及文艺家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就需要树立法律的权威观念，祛除我国长期以来的权利本位观念，让公平正义的思想走进人民的心中。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是提高公民法制观念的重要手段，在普法活动中要杜绝宣传流于形式，要实实在在地让法律走进基层。新一届中央政府上台后，持续开展的反腐措施无形中提高了法律地位，让更多人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权。

再次，健全文化执法制度，规范政府对文艺的调控行为。法律的本质就是保护私权利限制公权力，在我国，对文艺的宏观调控是政府履行其文化管理职能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文艺管理思想的实践，良好健全的文艺管理体制必须依靠合理规范的宏观调控。健全的文化执法制度可以有效确保我国文艺事业的有序进行。目前我国文化制度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法律纠纷的执法主体不明确、程序不公开、职权被滥用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尽快地把合理的行政规章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这样既可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又可以提升群众特别是文艺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1]刘生龙.试论毛泽东文艺管理思想[J].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1991（6）：122.

[2][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N].人民日报，2014-10-16.

[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C]//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6][苏]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M]//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列宁论文学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于开红）

A Research on the Thoughts of Xi Jinping’s Manage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s: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s

ZHAO Yunhui
(Marxism Institut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idea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management of old-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Xi Jinping put forward his own new ideas: people-centered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literary creatio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nd literary critics shall remodel critical spirit and have respect for national aesthetics. He clarifie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 and pointed out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literary creation. Art legalizati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management thinking.

Xi Jinping; thoughts of literary management; legalization

G120

A

1009-8135（2015）05-0009-05

2015-05-11

赵云辉（1990-），男，安徽六安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阶级意识、中共文艺管理。

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项目（编号：yfc10037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