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大历史观的终极关怀——中国现代化问题

2015-03-20 09:32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15年6期
关键词:资本主义

叶 翠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400715)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Macro-history)闻名于世。其主张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材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且前后连贯的纲领;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分析长期历史事件间的因果联系及其合理性;主张从技术的角度而非着重从道德,即以个人贤愚为标准去评判历史。作为一个眷恋故国的游子,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研究的出发和落脚点都是其不可回避的中国史研究,而其中国史研究的最终关怀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以往学术界对此的关注多集中在对黄仁宇先生的史学方法、学术思想的阐述,对此却鲜有人提及。故本文即以此为题,结合黄仁宇先生的诸多著述加以分析论述。

1 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

黄仁宇所认为的现代化是以现代欧美国家为模板,所谓现代化之路,即资本主义的一条发展之路。黄仁宇先生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出奇的体制,是应特殊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产生与发展绝非偶然。黄仁宇在考察资本主义时,认为资本主义有着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并将其归纳为三点:(1)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佣,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3)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各企业活动范围超过本身能力之所及。而此三原则的实行全依赖于信用,信用的实现则赖之于法制。为此每个意图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阵营的国家,必须改组其上层结构,以迎合新法制。同时“也要翻转其底层结构,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的局面”。并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改革,从而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保障三原则的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值诸种政策,使得公私一体,从而使整个国家实现在数目字上的管理[1]34-35。而其关键在于社会上的经济因素能够公平而平等自由地交换[2]90,全无反复之机会。简言之,一个国家非经彻底的变革是无法进入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轨道的。在黄仁宇眼里,传统的中国并不具备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条件。

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认为中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其原因他归结为以下几点:(1)中国自秦以来至民国的历史为封建社会即与事实不符,在传统中国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国社会同西欧封建社会相比,在司法不独立、商人势力无法崛起的情况下有着巨大的承受力;(2)在传统中国的种种限制之下,“商品经济”及“金融经济”无法从中国传统社会中分离出来;(3)仅以明清之际棉织业采用的“外放分工办法”,即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早在西方力量凌驾之前已有萌芽趋向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西欧的“外放分工办法”实为由旧式同业公会向新式企业间的一个过渡,而中国的确不具备这种条件;(4)不待西方入侵,中国自身就可树立自己独特的资本主义的想法实属臆度之词。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国家互为一体的前提是资本家或其代理人必须取得立法权,且有司法的协助。唯有如此才可在法律的条文上保障所存积的资本,才能根据立法精神将企业扩大。而反观中国个人的 “田连郡县”“积资钜万”不过是一种孤立的财富,无从引导群众参加,更别论改造社会了[1]18-24。正是基于以上观点,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并不具备资本主义萌芽,而即使产生了与资本主义生产相仿的生产方式,最终也会因传统社会中的种种阻碍而无法生成一种足以改变原有生产方式的萌发状态。

2 中国历史未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

既然中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那么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何在?在黄仁宇看来,乃是因为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的巨大阻碍作用。它从根本上抑制了代表现代化方向的新生产业的发展,致使中国无法实现数目字上的管理,更不用说进入资本主义轨道了。

2.1 自上而下的政治构建与道德依归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之所以无法突破农业性格,实现商业体系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巨大阻碍作用。这种阻碍并非特指某个专制王朝的重农政策,而是构成这种王朝体制下的整个社会。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认为,中国在秦朝就已形成的统一的大帝国模式,就中国当时发展程度而言,是一种早熟的政治模式,这种早熟的政治模式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成就,但它所产生的弊端却也十分明显,即形成了官僚政治。这种官僚政治的特征表现为在技术能力尚未完全铺开之际,即以一种抽象的道德化的行政精神治理整个社会。正如黄仁宇先生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所表述的:它不以经常改变的客观环境及技术为依据,而以其道德为依归;以至美至善的皇帝威权为背景,发号施令,甚至以仪礼代替行政;以上级理想为标准,不以下情为准据,即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向犬牙相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的百万千万众生头上笼罩下去”,以独占性防制国民对外接触,保持内向[3]191-192。而正是这种独特的官僚政治模式, 造成了一种“间架性”的社会模式,犹如“潜水艇夹肉面包”,上层是组织完备的文官集团,下层则是混乱无效的农民阶层,中间则贯之于儒家的伦理宗法、科举制度[4]227。

总之,在这种社会发展模式之中,任何社会下层组织形态的构建,都是以上层为依归。推之于实际,表现出来的则是古代王朝“倒金字塔”形的政权构建:完备的中央政权,简单粗糙的地方政府。所谓“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等传统原则在此被固化和神圣化,任何个人权利的伸张都可能被冠之以“离经叛道”而遭受惩处,也就更无从谈及民权乃至商业化的地方组织的构建了。

2.2 无从固定的私人财产权与落后的财政体系

黄仁宇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衙门与现代政府不同,单一的组织结构使得其只能维持习俗上的安定,却无从固定私人财产的绝对性[1]516-517。他认为,宋朝时虽然大量的现金和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政府的财库和仓库[5]404,整个赵宋王朝产生了许多新气象打破了传统中国的沉闷作风显得别开生面[6]140,却也未曾固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

由宋中经元至明清,中国历史进入了第三帝国时代。黄仁宇认为,第三帝国与第二帝国(隋唐宋)的“外向”“竞争性”的性格相比,代之而来的是“内敛”与“非竞争性”。而这一变动的肇始者,即为明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黄仁宇认为,朱元璋“看到宋朝以经济最前进部门(如纺织业、冶金、铸币、水运等)为主体造成行政之张本”以致失败的表面现象,“却未看透其原因乃是带服务性质的事业(民法、商法、保险业和银行等)没有展开,私人财产权缺乏固定性,无从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缺陷。就财政体系而言,明帝国放弃了唐宋以来设转运使周转物资的办法,使得全国充满了彼来此往的短补给线。黄仁宇将这种财政体系命名为“洪武型的财政”,其实质为“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经济为始终,凭零星杂碎之收入拼凑而成”,“注重原始型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间可能的技术上的增进”的落后愚昧的财政体系,实为唐宋以来中国财政体系发展之大退化。此后虽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雍正的“火耗归公”、开关后的新式财政、厘金等插曲,却也无从根本上改变,为第三帝国所始终[7]232-235。至近代,列强以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之力打破了天朝的遗梦,中国人才感觉到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7]165,彻底的变革才得以展开。

无从固定的私人财产的决定性,导致下层无法自由公平地交换,也就无从谈及数目字的管理;而落后的财政体系则导致国家无法应对新的外部环境的变迁,充满短补给线的财政体系,无法有效聚集全部财力,零零散散。而依财政运作而产生壮大的银行等促进商业技术发展的现代服务行业,自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即使萌发,也很快干涸而已。

2.3 道德而非法制

在传统中国, 道德评判是最主要的社会准则,而非法制。这在黄仁宇看来是极不正常的,最起码在某些方面对中国实现数目字上管理的目标是起阻碍作用的。黄仁宇主张从技术的角度去观察历史,认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并非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4]233。黄仁宇认为,古人在现实无法突破时不是去寻求技术上的改进,更多的是寻找道德上的支持与出路。这方面“二程”、朱熹等无法在政治上求得现实问题的解决,转而寻求内省,着重主静、主敬、慎独的理学[1]520。另一方面,黄仁宇论述海瑞执法以“凡诉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的精神来执行法律,虽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但却恰恰暴露了传统中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即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始终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4]116-117。如此状况无从产生真正的法制环境,更无从产生以注重私人财产权,重商为背景的“商业法制”了。

3 中国走向现代化

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一点黄仁宇在“长期革命”的理论中给予了解答,他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鸦片战争至北伐战争之前的历史时期;第二阶段为北伐战争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此时期亦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其间中国历经国民党对上层社会结构的重建及共产党对下层结构的重新铺排;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之后。

3.1 无果的再造

黄仁宇在论述中国的长期革命时,认为传统中国的政治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兹改造利用的东西少之又少[1]509-510。在黄仁宇看来,中国过去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构造,很少涉及底层组织建设。正如光绪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意图通过仿效日本解决自身危机但却未认识到清末中国的底层结构仍是由上而下的保甲组织结构。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开,在慈禧太后当政时又暴露了上端的不合适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的覆亡[1]531-532。而民国初年,这个国家面临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原先的制度已然崩溃,上层机构和下层组织及上下联系均须重建。民国行宪失败后,又陷入军阀割据、内战频仍的境地。在此阶段即所谓的“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的过程内,“只有私人的军事力量,其以人身关系为纽带,用不正规的财源(如鸦片专卖)才能维系秩序。”军阀的弱点不在于违法,而是不能保境安民。军队以私人关系为纽带进行指挥,经费来源又不定,以中国幅员之广,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而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的局面[2]40-41,如欲创新体制,并非易事。

3.2 再造与重生

中国历经军阀之乱后,开始进入革命政权时期。黄仁宇先生认为,从北伐开始,蒋介石及当时国民党的作为,实为在中国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包括全国形式上的统一,统一军令下的国家军队,全国通行的币值及数百年来未及实行的征兵法,以致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战的胜利,废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自主等。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虽成功地构建了中国上层结构,但在黄仁宇看来,仅是上层结构的构建而无基层组织的支持。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改造中国下层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黄仁宇先生认为,从最初国共反目,中共创建革命根据地,对下层的构建已然开始,再到其建立全国政权,这种基层构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而其中最主要的行动即“土地改革运动”。黄仁宇认为,土地改革运动从最初的按口分田,到引导农民参加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由合作生产到集中生产,这种基层变革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小自耕农式的经营模式。再经过仿效苏联创建计划经济模式,“大跃进”运动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的事件,中共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基层组织。

黄仁宇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只有改革才是大道理”的大环境下,中国进入了长期革命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的时期。这一时期在重商主义的气氛下,经济生活不仅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在交往之际厘定新法律,重新确定了上下之间的法制联系,中国已然正迈向于现代化国家之列[2]41-45。

一个国家如何迈入现代化,是一个经久的问题。黄仁宇先生从资本主义本身的特点开始,分析中国无法进入资本主义行列的原因以及如何突破传统文化的阻隔而实现社会上下层次间的再造,与中间层次的厘定。如此漫长反复的过程是一种长期历史的必然包袱,抑或其他,可留待后人评说。而先生以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贯穿其论史之始终,足见其对故国的眷念,如此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分析论述,是为一家之言,往后的争论自然难以平息,先生泉下有知,自然明了。

注释:

①所谓“数目字”管理,黄仁宇在著作中并未给出明确解释。但从其论著中可以看出,“数目字”管理,简言之即国家、社会乃至个人的经济活动等能够实现精确的、可计算式的数字统计与管理。在黄仁宇看来,实现“数目字”管理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之一。

[1]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黄仁宇.黄河青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6]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7]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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