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视角下的食品安全问题研究

摘要:“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关心、政府费心、企业揪心、领导操心、群众闹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本文主要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来研究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现状，试图从交易成本角度解释为什么关系国际民生的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食品安全问题的最根本解决手段是通过制度调整降低利益相关者抵制问题食品的交易成本。

一、交易成本的概念界定

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始于科斯，后来威廉姆森、张五常等人也给过定义，但在经济学界对于交易成本的准确定义并未达成一致，本文中的交易成本指的是交易成本外延中的市场型交易费用，根据科斯和埃格特森的论述，市场型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搜寻和信息费用；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监督费用和合约义务履行费用。”

二、食品安全问题成因的交易成本角度分析

(一)搜寻与信息成本

食品安全问题的搜寻与信息成本主要是来自信息收集、信息发送、信息传递以及信息甄别四个环节，具体现在生产企业、消费者和政府部门这三方利益主体上。

食品生产企业的信息收集成本产生于现阶段严重不对称的信息属于稀缺资源，其获得成本即为信息收集成本；信息传递的成本主要在于传播媒介的投入、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真实性的维护成本以及抵御违规生产企业的外部性。

消费者的信息甄别成本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食品本身经验品和信用品的特性，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充斥在食品市场中冗杂信息信号的辨别。

政府的立法成本主要集中于是相对于食品行业制造、加工的技术进步立法的滞后性成本。立法只能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法律约束，预防未来再次发生，却不能预测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更不能事先做出法律规范。

(二)维权与监督成本

维权成本主要是消费者在利益受损后为维护自己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知情权而支付的成本。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以制定法的方式存在，消费者要进行维权就要求助于法律，求助于法院，而我国有复杂繁琐的《程序法》，诉讼费用高昂，不是谁都能打得起“一元官司”。

监督成本是指政府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媒体作为第三方社会监督者对食品生产企业进行监督的成本。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政府是由理性的人组成的“人格化”组织和信息不对称两方面的限制，导致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交易成本非常大；媒体作为第三方监管主体在监管食品安全事件过程中也需要承担很大的交易成本，包括来自企业、监管者的“威胁”。

三、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对策评述

2013年“改革方案”提出，将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的职责、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职责、质检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工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要职责是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等，

但是，改革后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实施两年以来似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新一轮的制度完善与其说是改革莫不如说是改良，并没有触及食品安全问题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成本问题，另外对于普遍认为存在的监管衔接、相关部门间职责划分的矛盾也还尚存。针对政府规制方面推出行政问责制，但这属于负面激励手段，是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追责，并不能起到预警作用。相比而言，举证责任制具有信息透明化的特点，可以有效改善信息的不对称，提高政府的自我规制。

四、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切与非正式制度相悖的正式制度都是无效的，因此，要减少食品安全问题，必须把法律法规和社会价值观统一起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降低食品安全领域相关利益主题的交易成本。

(一)加强全民的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全民的素质教育既包括生产企业、消费者、媒体也包括政府监管部门的行政人员，社会责任意识的引导、维权意识的树立、勤政作风的培养是重中之重。

(二)加强媒体公众监督意识

政府部门是由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社会人组成，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难免为食品安全事件提供温床，因此，应在制度上鼓励公众和媒体践行监督的权利和义务，如申诉、检举和信访监督等。

(三)完善监管制度与政策

有效率的制度必然导致较低的交易成本，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监管制度与政策的效率缺乏性。

首先，要完善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我国的食品安全条例从2009年才开始实施，虽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仍存在一些空白，政府应尽快对食品安全制定更严格、详细的标准和体系。

其次，要提高监管部门及第三方机构的失职成本。由于监管技术落后、监管部门衔接不明，导致监管部门有激励与企业合谋，对此，举证责任制与行政、经济处罚并举，再加之第三方检测机构负连带责任提高高压线的危险系数，才能提高不遵守规则者的风险预期。

最后，要加大破坏规则的食品企业的惩罚力度。交易成本论认为，理性人是否进行失信行为取决于收益和成本的对比，当违规成本高于收益时，企业自然会放弃失信决策，最终达使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