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缘”与身份认同：祖籍地信仰与海外华人
——以猴屿张村与新加坡潘家村为例

袁佳方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神缘”与身份认同：祖籍地信仰与海外华人
——以猴屿张村与新加坡潘家村为例

袁佳方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写道：“凡是从农业老家迁移到四围边地的子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传统”。对海外华人而言，这“传统”便是由祖籍地带入的“五缘”，维持海外华人乡土社区的基本架构。随代际繁衍，与迁入地融合，“五缘”面临着解构，来自祖籍地的民间信仰——“神缘”，在华人身份认同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海外华人；身份认同；五缘

一、华人身份认同

“华人”是指“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华文化、中国人血缘的非中国公民，其对应英文概念‘Ethnic Chinese’”。［1］血缘判断不难，而如何判断个体是否“保持中华文化”则是一个复杂的认同问题。

（一）何为认同？

20世纪40年代，埃里克森（Erikson，E. H.）最早将“认同”引入心理学，在研究中使用了“自我身份”（Ego Identity）一词，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群体心理现象”。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发展的每个阶段是由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来定义，稳定的自我认同源自对这些认同危机的解决，即对自我身份的不断认知。斯特劳斯（Strauss，L.）进一步指出，“认同”必然与自我评价（来自自我和他者）相联系，斯特劳斯将研究重点放在人们相互间如何联结在一起并相互影响，即强调“自我”与“他者”互动。在群际关系研究中，泰弗尔（Tajfel，H.）创立“社会认同”概念，即“个人对他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2］

综上，认同是一种“身份认同”，是指自我认为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这个“身份”需要通过“我”与“他者”的互动来建构，是个人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归属问题，阐述个体内在的情感依附、态度倾向和外显的行为表现，并解释价值观念和行为之间的联系。

具体到海外华人，“身份认同”反映在两方面。1.主观上是否愿意保留“中华文化”。2.身份具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即身份不仅根植于行为体自我领悟，还依赖于他者对行为体的“再现”，并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达成一致。［3］也就是说，确认华人身份，除行为体自身对华人身份的认知，还需要他者对这一认知予以确认，这样华人身份才得以建构。

二、“五缘”与海外华人乡土社区

海外华人是否认同其华人身份与其所生活的环境——海外华人社区，有着密切联系，而“五缘”正是乡土社区的根基所在。

（一）何为“五缘”

1989年，在福建漳州召开“纪念吴本诞辰10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海社科院林其锬教授指出，“中国文化的本位是群体，强调家、族、宗、国、人际关系重伦理”，“中国伦理中心主义文化，一个突出点就是重视人际间‘五缘’关系”。亲缘（宗族亲戚关系）、地缘（邻里乡党关系）、神缘（供奉神祗宗教关系）、业缘（同业、同学关系）、物缘（因物而发生的关系），这“五缘”是认同感、亲和感和内聚力的体现，是华人社会结构和人际网络的理论抽象。［4］

（二）海外华人乡土社区

海外华人乡土社区，主要是指海外华人传统聚居区，如唐人街等。这些地方虽脱离祖籍国，但仍能通过“五缘”来维持乡土社区的社会结构和人际网络。

潘家村①潘家村位于新加坡义顺区。早期移民为福建南安炉内乡迁出的潘姓邑人，这些宗亲共同兴建与家乡一样的供奉潘家祖神的横山庙，并以此为中心（神缘），组成一个以“五缘”为纽带的海外社区：来自炉内乡的族人多是先到横山庙落脚再谋出路，如尚无出路，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横山庙理事会则会让他们留下来建房种田，房租、田租相当优惠。直到二战前，潘家村适婚青年仍是挑选同籍贯者通婚。［5］

在猴屿张村②猴屿张村位于福建省长乐市猴屿乡，笔者曾于此开展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调查时，据曾任美中工商联合会会长的张子霖先生口述，其父张天振1948年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随外轮下南洋至新加坡做海员，51年“跳船”③“跳船”是指随外轮合法靠岸入境，但未随船按期离境的非法滞留方式。到美国以中餐馆起家。张子霖先生从未见过父亲，直到77年他29岁到美国，父子才第一次相认。这期间，张天振以假结婚获美国身份，随后以家庭团聚为由帮张子霖来美，张子霖先生再以亲缘为基础将整个家族迁移美国。

正是“亲缘”的力量，让海外华人即使费尽千辛万苦也要让家庭团聚。在儿女婚姻方面，张子霖先生也是从美国回猴屿为儿子“挑媳妇”，大多数猴屿籍海外乡亲也是如此。据猴屿乡领导介绍，猴屿乡四个行政村，户籍人口约5 000人，实际在册约3 100人，而在美的猴屿人大概26 000人。这便出现人口“倒挂”现象，正如研究华人非法移民的美国学者胡德（Hood，M.）所言：“在福建某些村落，移民到美国已达到了自然极限”。近似整村搬迁的移民自然也将祖籍地社区架构移植到海外。在祖籍地维持村落秩序，维系人际关系的“五缘”也因此在海外华人社区中继续发挥作用，持续建构者华人身份认同。

（三）“五缘”解构与海外华人乡土社区的解体

早期移民海外的第一代、第二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基本上从事中餐馆行业（业缘），但随着时间推移，海外华人的第三代、第四代普遍能接受良好教育。就猴屿张村而言，目前张村人在美国拥有博士、学者、专家、教授头衔的就有150多人，毕业于全美前十名综合性名牌大学的有近百名。张村现在是福建侨乡中有名的“博士村”。［6］这些优秀移民后代绝大多数都不会再度从事低端的餐饮业。在这样的背景下，“五缘”中的“业缘”逐渐瓦解。海外华人高学历人才择业范围广泛，不会只局限于传统的华人乡土社区，而是放眼全美、甚至全世界，这样必然削弱“地缘”纽带。随着“业缘”和“地缘”的削弱，“物缘”自然随之解体。

三、“神缘”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凸显

（一）以“宗族意识”为核心的民间信仰

面对海外华人社区的解体趋势以及“五缘”的消解，“神缘”的作用却相对稳固。

福建师范大学林国平教授在《闽台张圣君信仰文化》一书中将福建众多神灵归结为四类。1.海神。福建东南面海，自古社会经济文化与海洋密不可分，而在喜怒无常的大海中，悲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福建的海神信仰特别发达，形成了以妈祖为代表的海神系统。2.医药神。地处亚热带的福建，气候炎热潮湿，自古瘟疫盛行，而古代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在无处寻医的情况下只能向神明、巫术求助，“信巫不信医”，人们期待用超自然的力量消灭瘟疫，形成了以保生大帝、临水夫人为代表的医药神系统。3.开基神。福建是移民社会，在新的居住地开创新生活的过程中，涌现的杰出领袖受到百姓的爱戴，其去世后便被尊为开基祖，成为一方保护神，如开闽圣王王审知、开漳圣王陈元光等等。4.农业神。古代，福建经济主体是农业，而福建地区干旱、洪涝和台风等自然灾害严重，与此相适应，出现农业保护神，张圣君就是福建地区影响最大的农业神。［7］

在猴屿张村走访时，在村敬老院发现一张名为“猴屿张家神圣组收支月报表”的公示表格，列有张村所供奉的神灵以及每位神灵在2014年2、3月间分别收到的信众香火钱。从表中可看出，香火钱最多的是“将军庙”，而“将军庙”供奉的正是猴屿张村入闽开基始祖张睦。据张村村干部介绍：“在外面的人，现在春节、清明节都不怎么回来了，游神的时候回来的人比较多”，而所谓“游神”，正是张睦诞辰日的庆祝活动，由此可见“神缘”的特殊作用。

同样，潘家村的乡土社区也是以横山庙为中心。横山庙供奉的是明朝工部尚书潘季驯，潘家族人将其奉为祖神。潘家村内的横山庙是潘家村先民从老家南安炉内乡横山庙“分炉”带到新加坡的。

（二）“神缘”让华人认知其为华人

华人对其身份的认同是个群体心理问题，需要自我认知，但更重要的是个体所属群体与个体的互动，因为，正是由群体作为“他者”，来确认个体的“身份”。

在调查中了解到，美国的猴屿张村人现在每年也会在其“开基祖”诞辰日举行大型的“游神”活动。它不仅增进乡土社区的凝聚力，更重要、更有深远意义的是，这样的活动，实际上是在不断加强海外华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互动，这对海外华人的新生代后裔尤为重要。正如潘家村一位老人所言，虽然潘家村日益萎缩，但在外面的年轻人每年九月——潘家祖神诞辰的时候，都会回来。

可以断言，如果海外华人，特别是新生代华人后裔一直保持着与“神缘”纽带的互动，那么他们对自己的华人身份便不会丧失。这一切入点不仅是华侨华人研究的新领域，对侨务工作者来说也是极具启发意义。充分利用“神缘”纽带，创造机会让海外华人，特别是新生代华裔与祖籍国互动，对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2］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50-52.

［3］［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82.

［4］沈永林，黄凯锋.“五缘”文化研究二十年述评［J］.社会科学，2009，（10）.

［5］林孝胜.潘家村史［M］.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1.73.

［6］陈国铃.猴屿张村人在美国［EB/OL］.http：// www.clxqb.cn/ReadNews.asp NewsID=9404. 2015-05-10

［7］林明生.闽台张圣君信仰文化［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8.1.

【责任编辑：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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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7725（2015）07-0062-03

2015-05-10

袁佳方，女，北京人，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和华人华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