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西全州科举盛况及形成原因

2015-03-20 19:38黄明光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梧州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关键词:全州进士科举

黄明光(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论广西全州科举盛况及形成原因

黄明光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宋代全州进士数量一度超过临桂县;元朝全州进士数量独占广西鳌头;形成了以蒋氏科举家族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元明清三代全州进士集中在长乡、升乡、万乡等几个乡镇,涌现进士系广西全州科举盛况之表现。中原文化及官吏文人对全州之影响、书院兴旺、地方物产及经济发达、交通运输便捷等优势,是全州宋元明清科举事业兴旺的主要原因。

广西;全州;科举;进士;举人

广西古代科举取得功名人数最多为临桂县。据一些学者统计的数据,从隋唐至清,广西共有状元9人,临桂占5人;明清两代,广西中进士711人,临桂占242人,高居各县之首。而全州县考取科举功名也排在广西省各县前列。有人统计,自宋代以来全州本地进士及第就有143人、举人1570人。据中国知网2014年10月为止的论文,学者对广西全州科举状况的研究,仅局限于单独对某个进士的研究。例如,南开大学傅贵九的《蒋良骐和他的〈东华录〉》[1],河池学院秦玮鸿的《广西词坛的拓荒:蒋冕〈湘皋诗馀新论〉》[2]。因此,本文对全州科举状况作一个全面的探讨,于全州及广西科举制度、文化史研究具有学术价值。

一、全州进士科举盛况

本部分运用历史比较理论,科举进士、举人人数统计学与文学流派理论,从交叉学科角度讨论全州进士科举的盛况。

古代全州科举考试,虽然没有出现过一个状元,比临桂县差,但在以下两个朝代,超过临桂县、灵川县,显出断代之辉煌。

(一)宋代全州进士数量超过临桂县,为全州科举兴旺发达的第一个时期

谢启昆等人编的《广西通志》卷六十三,选举表三宋代进士部分,从端拱二年(989年)全州人许待问考中己丑科进士开始,到咸淳十年(1274年),全州人唐震龙考中甲戌王龙泽榜进士,前后共有38人考中宋代进士[3]。民国黄昆山、唐载生等人修的《全县志》第五编,选举宋代进士部分,其中考中宋代进士的也是38人,多录“蒋擢”(科分失考)1人,系39人。谢志记临桂县宋代进士仅5人。绍兴二年(1132年)张九成榜黄齐;绍兴五年(1135年)汪应辰榜李守桌、李守柔;绍兴十五年(1145年)刘章榜石安民;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赵逵榜石安持。灵川县宋代进士为6人。其中秦氏5人,唐姓1人。另,清嘉庆七年(1802年)《临桂县志》卷二十三,宋代进士部分记载,宋代进士为24人(静江府人除外),进士人数亦比全州少[4]。

(二)元朝全州进士数量独占鳌头,为广西第一,元朝为全州科举兴旺发达的第二个朝代

民国黄昆山、唐载生等人修的《全县志》第五编,选举元代进士部分,记载全州进士4人。蒋天赐、陈光荐、陈光裕、蒋孟贵。举人4人:蒋德麒、窦衢(?原书字迹不清)翁、蒋发祥、蒋德麟、王仪。谢启昆等人编的《广西通志》卷六十三记载元代进士仅陈光荐、陈光裕2人。谢志记载临桂县元代进士无一人。另,清嘉庆七年(1802年)《临桂县志》卷二十三,元代进士部分也无一人。

(三)全州清朝武科举进士、举人人数位列桂林府前列,从数量上彰显了广西全州科举之盛况

广西的武科举进士、举人史料,始见于清朝。临桂县为桂林府科举之冠,故笔者选临桂作为全州对比对象。先考查临桂县清朝武科举进士、举人人数。查清嘉庆七年(1802年)《临桂县志》卷二十四、卷二十五,选举二、三清朝武举进士、举人部分,乾隆元年至六十年(1736-1795年),武进士共计罗光杰、白宝、宋廷标等8人,武举人刘元佐、关基武、李成相、腾元熹、孙佳珊、周景斌等81人[5]。再考《全县志》第五编选举,武科,清朝武举进士、举人部分,乾隆元年至六十年(1736-1795年),武进士共计蒋高、邓松、俞焯、蒋良宪、马奠三、唐章祖、马廷魁等7人;乾隆元年至六十年(1736-1796年)武举人共有曹维坤、邓桂、马英、蒋亮、唐瑛、蒋攀龙、胡启照、王国璋等132人[6]。两县对比,临桂县比全州县武举进士多1人,武举人全州县比临桂县多51人。再比较另一时间段。嘉庆元年至七年(1796-1802年),全州武进士3人、武举人11人;临桂县武进士仅1人、武举人8人。对比之下,全州胜过临桂县。从上述两个时期的两组数字对比,可见全州清朝武科举进士、举人在桂林府及广西考区,占据优势地位。

(四)古代全州进士著作繁多,形成了以蒋氏科举家族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从文学角度突出了广西全州科举的繁荣

全州进士著作繁多。例如蒋冕的《湘皋集》33卷,曹学程的《忠谏录》,舒宏志的《学始于不欺暗室说》《淡泊宁静说》等,谢济世的《西北域记》《梅庄文集》等,蒋良骐留下重要史书《东华录》《下学录》《京门草》《伤神杂咏》《釜纪游》,蒋琦龄的《空青水碧斋文集》《空青水碧斋诗集》。清代,全州逐年涌现了以蒋励常(举人)、蒋启敭、蒋琦龄(进士)等为领军人物的蒋氏文学流派。广西学者张维在自己的文学专著中认为,蒋氏举人或进士的各种作品对清代广西文学的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全州蒋氏科举家族系清代广西文学代表与创作的主要流派之一。对比之下,临桂、灵川、永福等县,部分科举进士虽然留下不少著作,但未形成以某一个姓氏为代表的文学流派。由此可彰显全州科举文化的历史传承功能与对广西地方文化之巨大影响作用。

(五)元明清三代,在全州长乡、升乡、万乡等几个乡镇涌现进士的人数繁多,乡镇科举发达展

现了全州科举事业的盛况

明清两代全州县下设乡村。具体数量,笔者据民国修的《全县志》统计如下,元明清三代长乡考中进士有卢祥、蒋肇、邓佳植等8人;武进士有唐章祖、雷静元、俞当毅、蒋益辉、旷辅廷。元明清三代升乡考中进士有蒋曙、蒋淦、蒋贲、文希儒、蒋焞、蒋遵箴、伍睿、文立缙、蒋士忠、邓惟高、伍亶直等15人;武进士有蒋良宪、蒋子麟两人。明清两代万乡考中进士有谢良瑾、谢济世、蒋洽秀等13人;武进士有蒋颀秀、胡运泰。明清两代恩乡考中进士有唐夔、王贻德等14人;武进士有邓学深、邓松、马奠三等8人[7]。此外,尚有建乡、宜乡等乡镇的进士。

二、广西全州科举盛况原因探讨

(一)全州历史上受湖南文化影响,官吏文人都来自中原,这对全州接受与发展儒家传统文化、动员地方民众参加科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全州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离湖南省永州市79公里。隋开皇九年(589年),设永州总管府,全州县隶属其下。元代设全州路,属湖广道。全州县在明代以前属湖南省管辖,明代才改属广西桂林府管辖。到永州任职的中原官员,以柳宗元为典型代表。唐代永贞元年(805年),33岁的柳宗元任永州司马,在永州住了10年。任职期间,柳宗元写了《永州八记》及《捕蛇者说》。此外,《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柳宗元的文学作品对永州及全州民众思想进步与中原文化在南方传播都产生积极的影响。柳宗元在永州期间,也有部分仰慕柳宗元名望而前来拜师的青年学子及衡湘地区期望考科举功名的学生,慕名到永州求学。在全州任职的中原官吏文人,以柳开为代表。柳开(947-1001年),字仲涂,原名肩愈,字绍元,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河北大名(即今河北省大名县)人,文学史书称他是“宋初古文运动中最早的一个人”。端拱元年(988年)知全州,他在全州主要政绩是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招抚西延瑶民粟氏;二是把宋太宗赏赐给他的俸禄,用于地方教育,率士讲学。因此,有学者赞誉他为开化全州文化的首位人物。

(二)全州地方书院兴旺,推动了科举事业发展

依据全州县志记载,许多中原到全州任官的官员,为全州地方书院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嘉定七年(1214年)知州林氏在柳开读书堂废址修建清湘书院。正德九年(1514年)开封府尹顾璘谪知全州。在清湘书院废址重建书院,广纳士子,并亲授艺文。嘉靖四年(1525年)知州黄应开在州署右西坡建凤坡书院。嘉靖九年(1530年)督学黄佐在湘山之东侧建湘山书院。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广西督学谢少南在县署右西坡复建凤坡书院。乾隆四十八(1783年)年,知州陈肇輅捐田193亩,岁收租谷193石,用于书院开支。学生正规定员22名。除外地官员修建书院外,本州富裕人员也出资修建全州学校或者书院。例如,至正七年(1347年)县人邓华夫就太极书院旧址修建璜溪书院。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白塘村赵光轩等扩建清湘书院。据全州县志记载,明清全州还有梅谭书院。书院的兴办,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培育了地方英才。从上述全州四所书院中,走出了许多进士、举人及国家栋梁。

(三)全州物产丰富,农业、林业、商业相对发达,为科举考生提供了经济条件

古代全州物产丰富,农业、林业、商业相对发达。全州县地处湘江河谷,雨量均匀,河流众多,土地肥沃,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传入较早,历来为农业大县,主产稻谷。明代即有“长万二乡出白米”的民谚流传,号称“鱼米之乡”。全州农业发达,还表现为当地水利设施完备。例如,据全州县志、碑刻及族谱记载,自宋、元以来陂堰遍布。由宋至明,陂堰多为卵石或柴木所筑;清代筑有不少石堰。陂堰的历史悠久,分布面广,是全州水利灌溉工程史上一大特点。贡陂堰位于现全州龙水镇桥渡村。堰长636米,条石砌筑,灌田1800亩。

“宋,绍兴年间,万乡人刘霆修贡陂以溉民田”(《全县志》)。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洪水冲激,数百年之土堰忽遭崩决”,当时刚上任的全州知州张堉春“谕令绅民按照所管田亩,均匀捐资。……公(张堉春)举首事,募工构石,凡五阅月而告成,石工坚固,堵蓄合宜”(《贡陂堰碑记》)。杀狗堰,位于现全州枧塘乡棠荫村。建于明初,灌“税田1000亩……先人筑堰蓄源,始成本堰,继以石砌埂300余丈……”(清同治十二年《杀狗堰碑记》)。矿产业,全州县矿产品种主要有煤、铁、锰、铅、锌、钨、硫磺、金、铜、钒、汞、陶土、石英、石灰石、花岗石、大理石等。谢启昆等人编的《广西通志》卷八十九,舆地略十,物产一记载:“铁,全州产。”明末清初,乡民已在东山的才冲,安和的泗溪源,蕉江的龙口等地开采铅锌矿。康熙《全州志》记,道光元年(1821年)开采东山七宝坑铅锌矿。清代,各乡有小型煤井窿道,采掘煤炭,作烧制石灰的燃料。林业,据民国24年(1935年)《全县志》记载,全县林业面积47.93万亩经济林。主要树种有油桐、油茶、棕榈、茶叶、白果、乌桕、果木等。商业,据康熙《全州志》记载,明代县人赵希尹载米六、七舟至湖广贸易,与此同时,湘、赣籍商人也大批来县经商。在州城、柳浦、建安司等地设立会馆11处。清乾隆年间,境内有周家圩、石塘、麻子渡、寨圩等圩市14处。南北古驿道沿途开设各种店铺217家。地方经济繁荣,为全州书院兴办、学士读书、赴省城及京城考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四)古代全州水路与陆路交通发达,为考生赴省府及京城考试,提供了交通运输便利

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全州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驿道在境内有3处马站(黄沙河、洮阳、咸水)、5处水站(柳浦、黄沙河、水南、江口、建安)。明朝境内陆路官道沿途设有15铺,即净界(今仁街,北接湖南)、宜江(宜湘河)、乐林(今黄沙河的白茅村)、黄沙河、石月桥、深溪铺、太平、十里(柘桥)、珠塘、脚山、赤兰、白沙、咸水、板山、石梓铺(南接兴安)。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年)境内驿道有8条。8条驿道中,全州至零陵、全州至兴安两条驿道为连接湘、桂两省主要官道,宽3-5米,系三合土与卵石或青石板铺筑路面,平整美观,晴雨可行。明洪武六年(1373年)全州府知府章复督率农民自黄沙河至百里官道两旁植松,数十年后,“长松合抱,夹径蔽天”,人称“百里官松”。其余4条陆路驿道,宽度为1~1.3米,亦用卵石或块石或青石板铺筑路面,平整美观,晴雨可行[8]。水路与陆路交通畅通,为学生就学、赶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上仅从中原文化对全州之影响、地方书院兴旺、地方物产及经济发展、交通运输四方面讨论了广西全州科举盛况原因。此外,全州特殊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悠久诸多因素均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傅贵九.蒋良骐和他的东华录[J].历史教学,1981(5):1-4.

[2]秦玮鸿.广西词坛的拓荒:蒋冕《湘皋诗馀新论》[J].广西社会科学,2013(8):25-28.

[3](清)谢启昆,等.广西通志:卷六十三,选举表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1804-1843.

[4](清)蔡呈韶修,胡虔等纂.临桂县志:卷二十三[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据清嘉庆七年修光绪六年补刊本影印.

[5](清)蔡呈韶等修,胡虔等纂.临桂县志:二十四、二十五,选举二、三[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399-411.据嘉庆七年(1803)修光绪六年(1880)补刊本影印.

[6](民国)黄昆山,唐载生.全县志:第五编选举:武科,清朝武举进士、举人[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421-428.据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影印.

[7](民国)黄昆山,唐载生.全县志:第五编选举:文武进士[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342-418.据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影印.

[8]唐楚英,等.全州县志:第十一卷交通邮电[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On the Pom p of Im perial Exam ination and Causes in Guangxi’s Quanzhou

Huang M ingguang
(Zhejiang Yuy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Hangzhou 310018,China)

In the Song Dynasty,the number of Jin-shi in Quanzhou once exceeded that in Lingui County and,in the Yuan Dynasty,the number of Jin-shi in Quanzhou was the largest among the other areas in Guangxi,which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school represented by the Jiang Family,a family succeeding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During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n-shies in Quanzhoumainly came from the several towns of Chang Xiang,Sheng Xiang and Wan Xiang,which led to Quanzhou’s pomp of imperial examination.The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officials and scholars on Quanzhou,flourishing academies, abundant local products,prosperous economy,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advantageswere all caused by Quanzhou’s pomp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Song,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angxi;Quanzhou;Imperial examination;Jin-shi;Ju-ren

D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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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8535(2015)04-0035-04

黄明光(1957-),男,广西桂林市人,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体艺部教授,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科举考试史。

(责任编辑:覃华巧)

2015-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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