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肖中华，曹 波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证据乃现代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的核心，证据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水平和运行效果”，非法证据排除是对有关证据的证据资格(即证据能力)的否定，是刑事诉讼中极为严厉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其带给我国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影响必然是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就非法证据的问题作出了原则性规定①如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为细化该条规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其后，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但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真正确立却是伴随着中央深化刑事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在规范刑事司法行为，促进刑事司法公正，推动刑事司法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中得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