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的视角:花儿传承困境应对与应对的误区

王晓云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甘肃合作 747000)

“风”的视角:花儿传承困境应对与应对的误区

王晓云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甘肃合作 747000)

从花儿的传承困境应对入手，提出应加强对花儿传承主体的保护与培养，将花儿引进课堂，以学校教育的方式保护和传承之，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动花儿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建设规范的花儿数字化网络保护工程。指出花儿为民风之“风”，唯有西北大地上歌声如风。分析“花儿”传承的应对误区，认为只有遵从“风”的运行规律，对花儿传承人、花儿歌词、花儿生成的文化语境三方面进行优化，走保护与创新并行的两条路，社会转型时期的花儿才能良性传承，才能与社会之“风”同行。

“风”；花儿；传承困境

随着中国城镇化与市场经济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本民族文化得以传承与弘扬的文化根基，也是各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宝库的丰富。因此，全社会理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遇到的难题。所幸的是，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引起了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各方在群策群力想对策，力求解决这一历史性的大难题。

花儿是流布于西北多民族聚居区的一支山歌的统称。2009年，西北花儿流传最广的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联合将花儿作为一个整体，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获成功。这也表明花儿这种非遗保护工程已经启动，逐渐受到政府与学术界的重视。对花儿的传承与保护，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提出的对策虽然很多，但可行性不大。对策主要集中在对花儿传承人的保护，及对花儿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等，保护工作仅限于点上的努力，成效不显著，而且资金投入巨大。要真正保护与传承好花儿，应正确认识花儿作为“风”诗民歌的生存特性，“风”运行的自然规律，从“风”的角度分析探讨花儿生存的文化背景，以及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一、花儿的传承困境应对

随着西部大开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西北多民族聚居区的社会经济正在面临一个大的转型期，栖居于这片土壤上的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花儿，其传承面临失传的危境，政府与学界对此已是高度重视，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而且部分措施正在付诸实施中。就目前对西北花儿所进行的保护与传承对策，梳理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加强对花儿传承主体的保护与培养

花儿主要栖居于西北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农村。当西部大开发与市场经济在偏远农村进一步渗透，花儿栖居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作为民间文化大家庭成员的花儿，为此也受到强力冲击，其演唱主体不断流失。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包括花儿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主体“人”的重要性，因而在找解决问题对策时，首先想到对花儿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改善民族地区文化生存发展的环境，切实加大保护具有代表性传承人的力度，应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1]

而宁夏学者武宇林则在花儿传承人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方面，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建议：“建议一：有关部门继续鼓励和支持花儿传承人及名歌手到学校去、到基层去，充分发挥他们的辐射作用，努力造就一批年轻的花儿传人。建议二：在传承人年富力强之际，尽早录制其珍贵的演唱资料，为后人留下文化财富。建议三：在评定非遗传承人方面，不局限于农村，可适当考虑给予文化教育等部门中的花儿名歌手及其文化人以传承人称号，可采取少作或不作经济上补贴的特殊政策。”[2]

民歌保存的数量多，但以活态形式传世的却很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柯杨先生认为，主要是因为“缺少高水平的专业歌手、词曲作家的艺术化的提炼”,并提出艺术家的责任，“我们的音乐家、歌词作家和戏剧家，也应当在深知和把握传统‘花儿优质基因’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和再创作，拿出具有浓郁花儿韵味的好作品，以便在更大范围推广”[3]。

2.将花儿引进课堂，以学校教育的方式保护和传承之

在面临花儿传承与保护的危机之际，也有许多学者认识到了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已不可控，从而提出把花儿保护的重任交付学校，将花儿引进课堂的举措。为此，“宁夏教育和文化部门近年来积极开展‘花儿进校园’活动，在中小学专门开设课程，教唱‘花儿’。下发了《简编花儿教程》，并通过开办培训班为各地培训‘花儿’音乐教师，希望通过他们将具有宁夏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花儿’在广大中小学生中进行普及”[4]。

更有学者认为高校在花儿传承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具有明确的传承意识及实施过程中的普遍性和持续性，其完备的系统则是文化传承的有效保证。将高校传承作为民族民间音乐的主要传承方式，不仅是民族民间音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而且也是国家文化发展的趋势”[5]。

3.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动花儿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花儿艺术源远流长，更是凝聚了栖居地劳动人民的智慧，具有很大欣赏价值与很高的文化研究价值。在当今世界提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时代，大力开发生态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新思路。花儿流行区，特别是“花儿会”举办地大多山明水秀，可供开发的自然旅游资源较丰富，而且在花儿面临传承危机之时，许多花儿流布地的政府已经认识到花儿作为地方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会获取很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能促进花儿的传承。

在学术界，也有学人认识到花儿，特别是风景秀美区的花儿，其作为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李亚兵认为，“由于莲花山花儿在西北花儿中独树一帜，因此，它不但有着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和民俗学价值，而且旅游开发的价值也极高”[6]。欧阳正宇更是通过花儿在当地(甘肃临潭、岷县、康乐一带)居民中传承现状、保护措施、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实践调研，结合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对旅游业发展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关系作出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以实景舞台剧、艺术博物馆等旅游开发模式来加强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7]

4.建设规范的花儿数字化网络保护工程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建立大型的文化数字化数据库已经成为现实，而且这种大型的文化数据库对文化的保护，正在发挥着积极的意义。在花儿的保护方面，也在已开通部分较有影响力的花儿网站的基础之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数字化保护方案，建立花儿学特色数据库，开展花儿的数字化研究”[8]。在数据库中构建相应的模块，如花儿歌手模块、研究者及相应成果模块、花儿曲令模块，以及相应的视频模块等，并利用网络的强大宣传优势，加大花儿的传承保护力度。

同时，在花儿的传承与保护方面也有学者提出自身的责任问题，学者应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在进行规范化研究的同时，把研究成果引用到花儿的保护实践中。赵宗福先生的《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一文，以“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为个案，在重新鉴定花儿的族属、价值、花儿会的个性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学者的责任和理论追求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的提出‘非遗’保护中所具有的学术研究的范式意义，做一较为系统的评述”[9]。

花儿栖居地的各级政府也为花儿的传承做了一些有实践意义的探索与投入，除了将花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上级文化保护部门申遗之外，宁夏政府还更加具体地加强了对花儿歌手的保护与扶持。自2006年来，先后评定回族花儿传承人17人，并充分发挥宁夏花儿传承中的李凤莲、马汉东、张建军、王德勤等典型传承人的带动与宣传价值。甘肃岷县政府也于2005年起先后出台了《岷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岷政发〔2005〕46号文件)、《岷县二郎山洮岷花儿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岷政发〔2005〕60号文件)等政策性、指导性文件，明确“走特色之路，创文化品牌”的工作思路，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指导全县民族民间文化工作将保护花儿的重点和中心放在搜集、整理上。在甘肃临潭、和政等县，政府每年也拨付专门资金定期举办“花儿大赛”，并奖励优秀歌手。

以上政府与学人们的举措为花儿的继续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如今更多能看到的是已经搬上舞台的花儿，花儿的歌词也集中在歌颂、誉美方面；而花儿竞歌的歌滩少了，当地群众参与的热情也渐渐地消退了。总之，花儿原生态的面貌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了。

二、花儿为民风之“风”，唯有西北大地上歌声如风

风是空气流动的状态，本属于自然现象。风有风向、速度、温度、湿度，决定这一切的除了地球的转动以及地球表面受太阳加热程度的差别外，还有水、山、河流、树木、建筑物等的走势与状态等要素。总之，地域环境的特征会影响到当地的风，而风的变化又在影响着万物的变化。那么，为什么把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沿革下来的风气、礼节、习惯等文化事象称之为“风俗”？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风对自己生活的意义，遵循风的提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同季节风的吹拂，便安排不同的农事活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也便有了由农事活动的相继开展而生发的各种社会活动。这大概就是从自然之风转向社会风俗之“风”的主要过程。自然之风，决定了人间乡民的习俗，决定了世间生活的恒定模式和日常情趣，这应该就是“风俗”一词的来历。

古人很早就切实地体会到人们的生活是由四季的风来推动的。早在《诗经》十五“国风”中便有大量“风”的记载：“凯风自南，吹彼棘心。”(《邶风·凯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邶风·谷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北风其喈，雨雪其霏。”(《邶风·北风》)“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小雅·斯干》)从以上诗文描述可见风对先民生活的意义。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季风气候，夏季多刮东南风，冬季多刮西北风，春秋季节则是季风交替季节，因此风向也是交替着的。一般来说，刮东南风时，气温升高，空气湿度加大，阴雨天气较多；刮西北风时气温下降，空气干燥，湿度小，阴雨天气较少。不同地域环境的风力大小也有区别。因此，不同地域的农作物种植种类有别，乡民的生活方式也有差异，俗语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通俗”。

民歌根植于乡村，承载了更多当地的文化信息，因而古代官方把自民间采集来的民歌歌词称之为“风诗”。早在先秦时候，官方就认识到了自然之风与社会的关系，并认识到了风诗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在古人心目中，风，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决定着人间生活盛衰休咎的人文教化”[10]。朱熹认为：“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有足以动物也。故凡歌谣之体，皆风体也。”章氏潢曰：“天地嘘育万物，莫疾乎风，所以节宣阴阳之气，而万物之生机赖之以宣畅也。然吹万不同一，皆随其窍之所感，而声亦因以异焉。是本之气而形之声，气和则声徐，气劲则声肃，和则物触之欣欣向荣，劲则物触之则挠折者多矣。此又各国之风尚不同，而诗音节亦异焉。故帝王知其然，故巡守列国，令太史陈诗以观民风。可以知政治之得失，而考俗尚之美恶者，莫若乎风。”[11]

《毛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12]古代官方认识到风诗的社会功能后，便产生了专门采集风诗的乐官。先秦时候，王者就派“太师”去民间采诗，“陈诗，以观民风”。《诗经》中十五“国风”便是这些王官采集到的诸侯国的民歌，即被称之为“风诗”。《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3]《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 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14]

民歌本是民间口耳相传的歌谣，本无文字记录，以口耳相传，世代因之。只有经过采诗之人的整理，编辑成文字，方可以纸质文献的形式流传下来。读之者便知那个时代民歌诞生地的社会风俗。只要一个地方的社会不发生大的变化，民歌的生命力就如四季之风有序而源源不断。《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郑玄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这句话既表述了民歌的教化与怨刺功能，又证实了民歌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花儿是在西北多民族聚居区的土壤上生根繁衍的特有民歌，有关这一歌种的渊源、成长，学界有多种说法。现在看来，最可信的说法是，花儿无论在哪个民族的歌手中演唱都是用汉语，因此，花儿的歌种起源必然与汉族文化在西北土地上早期的流传关系密不可分，这应是花儿的“源”。而花儿在流传过程中，自受了多民族文化与多民族民歌元素的影响，这应是花儿的“流”。现在看来花儿自有确凿史料记载的明代定型，至今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什么原因使花儿得以长时间在西北大地上流传、久唱不衰？简单地说，就是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处中，精神层面的不可或缺。具体说来尤为复杂，还需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但花儿的这些功能是明确的，花儿给个体人精神层面的慰藉作用体现在消除孤独、减轻压力、娱人娱己；花儿也承担了“风诗”本应有的社会功能。西北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的严谨、规范，要求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必须遵守规范，接受制度的约束，而花儿、花儿会，则是对生活中所承受压力的逐步释放，能起到缓和社会矛盾、冲淡与调和社会生活的作用。

个体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是民歌久唱不衰的真正原因。只要社会经济之风、传统的农耕形态、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多民族共存共融的文化形态不变，西北花儿的传承方式与形态就不会发生变化。这真如西北高原的自然之风，有规律地吹动着西北多民族聚居区的山川、河流、人事。花儿栖居的自然生态环境，西北多民族聚居区的山野、林间、田间地头，花儿繁衍的文化场域花儿会、庙会、物资交流会，花儿的传承主体西北多民族群众，构成了花儿作为“风”诗的事象体。传统社会秩序的严谨与个体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也使得花儿有机会，也有能力冲淡日常生活中的紧张、压抑的心情，缓和人与社会的矛盾。总之，传统社会是花儿得以繁衍生息的文化生态环境。

三、“花儿”传承的应对误区

唯有大地上吹拂四季不变的风，才会有秩序不紊乱的季节更迭与农事活动，才会有与之相协和的社会之风，传统花儿的传承与保护才能延续不断。但是，近年来，由于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商业化使人们生存的文化场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经济利益的最大追求是人们的生活目标，西方文明的进一步侵蚀，严重地动摇了传统社会人情至上的价值观。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下，社会之风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花儿的传承，使其传承与保护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此，有关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学界提出的诸多应对措施确实出现了难以实践的困境：

(1)对花儿传承人的保护。只会使花儿由群众参与的活动，变成个别人的表演艺术。而且，花儿栖居地传承人并非是一两人，更不是一小部分人，它是全部群众参与的艺术活动，在这个艺术活动中，任何人都不是他者。因此，认定个别人为传承人或对个别传承人进行保护的做法，即如盆景花的培育，只会使花儿的流传走向更狭窄的、只能观赏的空间里，其结果只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对花儿歌词文本的保护。也只会使活态的、自然流淌的、生生不息的花儿，变成凝固的艺术展览品，只能供人把玩，无法给予花儿栖居地的群众生命的陶冶、精神的鼓舞，更使群众失去了情感的交换平台。

(3)在学校推广花儿。这看似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实则难以行得通，原因是花儿歌词以情歌为主，而且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恰恰也是这一部分的花儿，由于花儿创作群体的文化层次较低，所以歌词中表达男女恋情的，难免直露，不经过文人化或艺术家的改制，难以给青年或青少年一代灌输。再者，花儿的旋律高亢，对演唱者声嗓条件要求高，无法大范围普及。原生态的民歌本就旋律简单、单一，听惯了通俗音乐的年青一代，已不可能回到上一代对花儿的那种痴迷状态中，刻意在学校推行，结果只会是“事倍而功半”。

(4)建立花儿数字化数据库的形式。投资太大，而且需要多人进行维护，同时，这种数据库的花儿资料，下载量不大，不可能大范围使用。不可能像“中国知网”那样适用范围广，维护费用能自给自足甚至还有盈余。而且数字化的保护方式虽使这种艺术形式得以留存，但其文化场域无法保存，花儿附着的社会功能无法得以保护。

(5)以发展生态旅游带动花儿传承的方式。虽有可行的一面，但是，花儿栖居地生态本就较脆弱，保护不当，前功尽弃。而且，当地政府为了盲目发展旅游，将原生态的文化变成伪文化，对一些民歌的生存样式进行人为改造，似乎增添了一些神秘的面纱，实则失去了艺术的本真。如一些地方政府组织花儿大赛，强行给参赛者加以规制，要求唱一些谀美之词，渐渐使花儿失去了灵魂的东西，实在堪忧。

总结上述，“民族音乐学是本世纪50年代国际上逐渐兴起的一门人文学科，这门学科是在以往比较音乐学的基础之上发展成熟起来的，学科的最主要特征是研究音乐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共生关系”[15]。在当今一个开放的多元化时代，家庭结构、社会结构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花儿本应承担的许多功能，特别是社会功能被其他娱乐事象所替代。文化生态环境消失了，花儿的功能消失了，依附在花儿身上的文化承载也就萎缩了，花儿的传承自然会遇到很大障碍。

当今社会，市场化的趋势不可避免，现代文明的潮流无法躲避，桃花源般的净土已无法寻觅。新时期由于社会之风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花儿文化的生存场域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一味执著地坚持传统，营造一个花儿原生态的面貌、原生态的生存场域，是不符合“风”之运行规律的。在花儿的传承与保护方面还应与转型时期社会之风的变化步调相协和，既不盲目坚持，也不全盘改制，只有推出双向并行的路，采取边保护、边改制的道路，才是解决目前花儿传承困境的可行之路。

在花儿传承的中心区，如甘肃莲花山、二郎山、松鸣岩，风景本就秀美，而且远近闻名，政府在这些花儿传承的中心区开发生态旅游的同时，应注重花儿艺术资源的开发。开发的设想一：修建花儿休闲大茶园，游客在休息、喝茶的同时，欣赏花儿歌手的表演。开发的设想二：选择合适的景区修建“花儿大观园”，邀请当地的一些著名歌手参与大观园的活动，再现当地花儿与群众生活的关系画面，并打造一些与游客互动的歌场，让游客有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开发的设想三：打造大型的花儿实景舞台剧，如在甘肃临潭的冶力关打造“盛开的莲花山”为主题的花儿实景舞台剧。借助现代的音响、灯光、大屏幕等设备，以花儿对歌为主旋律，把当地人民的诸多民俗事象经过艺术化的打造，搬上实景舞台，让游客在夜幕降临后能真正享受到一场“花儿与生活”的饕餮盛宴。经过对花儿艺术资源的大力开发，部分花儿歌手也由原来的业余爱好者，逐渐转型为以歌唱花儿谋生的专业歌手。

在社会经济转型相对迟缓的偏远山区，从政府层面支持传统的庙会、花儿会的举办，保留或者培育原生态的竞歌场域，并给花儿传承人、花儿传承世家颁发相关荣誉证书，甚至给予资金上的鼓励，让花儿在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地方以原生态的形式继续存在。

同时，也应看到，要使花儿以活态的形式继续传承，要把花儿中好的音乐元素、优秀的民族精神传承下去，还需要许多著名音乐人的参与。但凡原生态的民歌，能广为流传的不多，只有经过著名音乐人的加工、改编，方可广为传唱，流芳百世。花儿本由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所创作，所以它的音调、旋律、歌词较为粗拙，而且地域性很强，难以获得较大范围、较多人群的青睐。只有进行二次加工，方可显出更加夺人眼目的艺术灵光。积极支持优秀的音乐人，吸收花儿中好的音乐元素与承载的优秀的文化信息，通过加工、改制，并推介优秀传承人，通过现代的传播媒介，推出西北、走向世界。

[1]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6):120.

[2]武宇林.宁夏“花儿”歌手现状调查报告[J].民间文化论坛,2011(5):42.

[3]柯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创新[J].民间文化论坛,2011(5):38.

[4]韩宏，韩煦.通过学校教育促进“花儿”的传承[J].中国民族教育,2014(5):56.

[5]周亮.民族民间音乐在高校传承的趋势——以花儿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3(1):252.

[6]李亚兵.甘肃莲花山地区旅游资源特色及开发研究[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4):110.

[7]欧阳正宇.旅游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以莲花山“花儿”为例[J].旅游科学,2001(1):12.

[8]刘勐，杨雨清.花儿的传承与数字化保护研究[J].兰台世界,2009(17):20.

[9]马寿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探析——以西北“花儿”为例[J].才智,2013(26)：214.

[10]刘宗迪.惟有大地上歌声如风[J].读书,2004(2):214.

[11]方玉润.诗经原始：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6:69.

[12]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69.

[13]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8.

[14]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3.

[15]周耘.观民风知得失与我国现代民歌研究的误区[J].黄钟,199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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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8

教育部社科基金(11YJCZH173)

王晓云(1976-)，男，副教授；E-mail：wanghaiyun3000@126.com

1671-7031(2015)01-0100-06

I2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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