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吹起的思忆

◎支 援

春风吹起的思忆

◎支 援

北方四月，不时掀起铺天盖地的大风。凶猛、强烈，像奔马，像怒涛，厚厚的积雪被吹化了，深达一米多的松花江冰层也砉然破裂悠然漂走了。迎风伫立，仿佛置身于另个天地。那迷蒙的视野好像展现诸多悠远的历史景物；那无边无际滚动着杂乱而喧嚣的声浪，似乎在倾诉着千古世事的变幻与兴衰。也许这是最能撩人回忆的时刻。每到这一时节，朦胧的眼前总要晃动一个人的身影，嘈杂的耳边也似乎回荡她那快活的声音。我索性坐在江畔的长椅上，尽力让那影子更清晰一些，声音更真切一些吧！

模糊中她逐渐走近了，近了。一头金黄的发丝，一张消瘦的面颊，年纪约三十左右，但忧患的岁月已给她蒙上一层淡淡的衰老，眼角出现细微的鱼尾纹，嘴角褶皱而干瘪。然而，充分显示她旺盛青春活力的是她那灵活而敏捷的身躯和神秘莫测的双眼。在她那深陷在眼窝里的蓝色眼珠，总在跳动着难以捉磨的机警和睿智。有时像火焰般的灼人，有时又像严霜那样使人寒栗。她会一口较流利的中国话。我们虽没有几次交谈，但却留给我极为深刻的记忆。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最后一次见面，我曾意味深长地说：“你不盼望亲人么？告诉你，你们的亲人就要来了，多么美好啊，春风刮来了春天。”

岁月流逝，说来已是四十多年了。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统治了东北十四年的日本关东军虽已向进驻的苏联红军缴械投降，然而从空中飞来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又在哈尔滨暗地纠集伪满残余，甚至招抚日本武装官兵，重新把刚刚从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人们推向惶恐不安的境地。此时，我正从事新闻工作，终日为采访而奔忙。那是四月的一个刮风天，我走在一条喧闹的街道上。这是一条颇具哈尔滨特色的街道，脚下方整的石头铺成的马路，两旁大都是苏联人的商铺。街心来往穿梭着各色行人，以及没有交通秩序可循的人力车、斗子车和三轮大马车，一切呈现出嘈杂、混乱，给人以紧张、惊悸和惴惴不安的感受。我走过一家西餐馆，忽听身后有人喊叫，心想这绝不是喊我，继续走自己的路。突然，有人拽住我的右臂，我惊愕地睁大两眼，竟是一个年轻的苏联女人。我窘极了，登时感到所有行人都把目光集中过来，我的脸热得发烫。

“你，不认识我了？忘了？”她穿着单薄的绒衣，脸色是红润的，像是刚从暖和的屋子里跑了出来。我想她是认错了人，只好摇头。

“你怎么会忘了？”她有些焦急，忽的拱起双手，缩起两肩，做出只有犯人才有的那种忍辱含垢的表情。她这一提醒，我眼前闪电般映现出一个披散着长发、蜷曲着身躯、昼夜依偎在粗实的栅栏旁的一个女犯。噢！原来是她。这个奇怪的女犯曾奇异地关在我的监室，而且又那么不寻常地和我共同度过两天一夜。

是啊，我终生也不能忘记这段离奇莫测的经历。

那是一年前，二次大战已近尾声，然而日本侵略军还在张牙舞爪，到处抓人，哈尔滨仍是一片恐怖。不幸，我竟被他们抓进了日本宪兵队。经过多次的拷打和审讯，却没有使他们获得满意的“罪证”，但是他们又不肯轻易释放，久久地把我单独监禁在地下一个监房里。终日静坐，烦闷和孤寂像条巨蛇吞噬着我的心，有时在手心玩弄一个虱子也会感到极大的欣慰。

那是一个沉寂的下午，突然一阵骚动，那个胖胖的日本看守打开了监门。我以为又要提审，不料竟进来一个苏联妇女。

看样子她像刚刚被抓，风尘仆仆满面凄惶。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要她坐在门里的一角，紧贴着木栅，她顺服地蜷曲在那里。

我极为困惑，为什么不把她收在女监，而偏偏塞进我的监房？从我被抓以来，这个监房就属于我。只有两次他们突然抓来好多男男女女，每个监房都关了许多，我这里也容纳过六七个人。有日本人、朝鲜人、苏联人和中国人。但从来没有男女混监过，更不可能在一个监房里监禁一男一女。现在倒是为什么？是女监房满员？还是对一个单身妇女不宜只身关押？我左右猜疑，最后，我认定她是暂时监禁，因我这个监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它斜对着过道里看守的座位，只要看守稍一歪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收在他的眼底。我想就是这个原因，之外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了。

不管怎样，在如此孤寂的囚禁中，来了这样一个伙伴，是十分幸运的。我默默地打量着她，揣摩她此刻的心境。凡是抓到这里的人，都在承受着巨大的惊惶和恐怖的打击，忍受着生死难卜的痛苦折磨。她深垂着头，几乎把整个脸都埋藏在竖起的大衣领里。一件褐色的翻毛大衣，紧紧地裹着她瘦小的身躯。她纹丝不动，似乎已经吓得颓瘫再也站不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胖看守带着他那沉重皮靴响声由近而远。这个苏联女犯缓缓地抬起了头。她用那蓝色的眼睛环视了一下周围，然后又久久地打量着我。她的脸是白皙的，弯卷的睫毛下流露着同病相怜的眼神。是的，在这里无论种族、性别和年龄，只要同是犯人，就会同仇敌忾，相互交流着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友好感情。我也正用同样的眼光注视着她。此刻，她竟毫不陌生地对我撇了撇小嘴，耸了耸双肩，那神情像是说，囚居在这恶劣的环境中，该如何忍受，命运之神又将做出怎样的安排呢？

不错，这里恰同一座死寂的坟墓，紧锁的狭门扼阻着生命与呼吸；面前一根根粗实的木桩，就像无数冤魂的无名墓碑。四壁空无所有，高悬在后墙上有一扇小窗，厚厚的尘埃遮蔽着坚固的铁条和密实的铁丝网。整个屋子只有一件东西，那便是躺在墙角时时散发着臊臭气味的便桶。我环视这一切，确也找不到可以慰藉她的任何东西，只好轻轻地吐出一声叹息。

她开始悄声地和我谈话了。想不到她竟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你抓来多久了？”她探着身子，伸着脖子。

我如实地回答了她，同时问她为什么被抓？

她又耸耸肩，撇撇嘴：“他们诬赖我偷了日本军官的皮包。”

我登时不禁一怔，怎么又是军官皮包？我被抓时，那个日本军曹就这样诬赖我，可是抓来之后，他再也没提皮包的事。于是我悄声告诉她，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别听它，定是有另外原因。

“我明白，我什么都明白。”她微微咧咧嘴，似乎是熟知一切地告诉我，凡是抓到这里的人，不是和军事有关，就和政治有关。接着问我：“你是政治犯？”

我摇头。想不到这个女人如此直率，并且表现出久经社会风霜、十分熟悉现实情况的样子。我想告诉她，我只是酷爱文学，发表过一些作品，从而引起他们种种怀疑……可是，这些又难以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清楚。我正在迟疑，只见她敏捷地敞开外套，从腰间拽出内衣的衣襟，不断指点着上面红红的颜色，同时射来强烈的试问目光。

她的意思是很明白的，我知道这种颜色代表什么。然而，我并非什么“赤色分子”，甚至连“赤色嫌疑”也够不上。不幸的是，这个外国女人竟和审讯我的那个日本军曹对我有同样猜疑，实在令人莫解。

我的心像压上一块巨石，不知该怎样向她解释。沉默中，她突然竖起大拇指在我眼前连连摇动，我辨不清这是她对我的真诚的赞扬还是虚伪的奉承。总之，她这种泼辣的、挑衅般的举动使我惶恐不安，大有啼笑皆非之感。

生活真像奇妙的万花筒，而人生则是毫无规律可循错综复杂的组合。多少祸福、沉浮、得失和荣辱，也并不由于你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和美与丑，它取决于时代，取决于社会。只要是强权者，他就可以理直气壮，任意颠倒黑白去判处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而被剥夺一切权力的人，就必须服服帖帖接受任何幸运或厄运的裁决……

从被捕以来，我就深沉地思索过弱肉强食的历史规律，也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丧失了任何抵抗能力被敌人死死践踏在脚下的人，会有怎样的结果。如果只为个人的不幸而痛苦，那是狭隘的；如果认识到这是承担民族的厄难、反映民族的不屈精神，那便心安理得处之坦然了。

“怎么？你不怕？”她看我心平气和、听其自然的样子，不解地问。

“你说我那么严重，怕还有什么用呢？”

“真的，我不撒谎。”她停顿片刻又说，“你的衣服不是他们发给你的吗？你是个要犯。”

唔！怪不得我看其他被抓来的人都穿着自己的衣服，可我被捕之后，便让我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换上他们扔给的一套黑色的棉裤棉袄。虽说是新的，但很粗糙，上衣没有纽扣，下身也不给裤带，行动起来要双手提着裤腰。大概这就是对要犯的待遇，也是要犯的鲜明标志吧！

“要犯不就枪毙么？”我淡然地问。

她又耸耸肩说：“往好了说也得去当劳工，再不就送‘七三一’部队。”

当时我还不知道所谓的“七三一”部队就是杀害中国人民的细菌工厂。

“可是你都招认了什么？”她又问。

我也学她那样耸耸肩。有什么招认的，我什么都没有。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他们手里也无根无据，唯一的是掌握着一篇我发表在一个公开刊物上的小说。但那又有多种解释，也可以说是根本无所谓的。我把情况简要地介绍给她，她听得十分认真，并提问了一些问题。

这时，她的眼睛里闪着光亮，再次又向我伸出拇指，赞扬我是个硬汉子。并说：“不管有什么，至死也不要吐口，坚持下去，也许有救……”

顺情说好话，这是谁都会做的。尽管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但她总是一番好心，我不能不对她抱以好感。

挨到开晚饭时，看守从门旁小洞塞进两碗饭、两双筷子。我多拨了一些饭菜给她，而她坚持要吃那碗少的。就寝前，我从木栏的夹缝接过两条毛毯，特意挑了一条比较整洁的给她。不过，所谓整洁的也难免上面仍有血污和風子，她欣然接受了。为了照顾她的方便，我便把便桶移在她附近的墙角，而我远远的贴在另个墙根睡下了。

畅游梦乡，是摆脱愁苦与忧伤的最好时刻。朦胧中，魂飞蓝天，像只自由翱翔的小鸟俯视着广袤的大地。人们常在冥想中追逐人间的美好，那是因为世上一切幸福与快乐存在于黄粱般的虚幻之中。时已深夜，在我似梦非梦的境界里，突然感到一种柔软而坚硬的东西捂住我的嘴巴，这种异乎寻常的触动立即唤回我的清醒。我猛然爬起，大睁睡眼，几粒白花花的东西从我唇边噼里啪啦地滑落下来。她忙用双手在我毛毯上急速地拾拣着。我慌忙把目光投向走廊，原来看守不在，一切是那么寂静，只有棚顶上那盏昼夜不熄的电灯对我们无声地注视着。

她二次把手中的东西送到我的眼前，我看清是一把雪白的花生蘸。这香甜的食物是馋人的，我不无感激地双手接了过来。我凝视着她，她面带微笑，在那刻有细碎皱纹的眼角和嘴角，充溢着温存体贴的柔情。我们默默对视了几秒钟，为避免看守发现，她旋即匆忙爬回原位，照例依偎在墙角。然而，这时我却禁不住产生疑问，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她带进监房的么？绝不可能。凡是抓进来的人，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搜身，收进监房时，严格限制携带任何东西。我忽然想到，能否是那个胖看守趁我睡着从木栏空缝塞给她的呢？为什么要偷偷给她？是讨好？是怜悯？还是另有什么企图？既是如此，她本应不声不响去独自享受，可为什么却又与我共尝，这是由于相处的友好？还是买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面对着墙壁闭目思索，谛听着走廊里时断时续的皮靴声。

不知又过了多久，在我睡意蒙眬中，觉得又有什么贴近我的嘴边。睁眼一看，是一只点燃的香烟。白日她曾说她瘾得难受，我说我也有两个月没吸到烟了。这里根本不可能吸烟，更不可能有火的。然而她现在是从哪儿弄来的呢？不是看守的赐予，还会有谁？那么看守又和她是什么关系？是旧友？是新友？这真是个难解的谜。

翌晨，借着例行的室内清扫的时机，我问她那些东西的来历，她面带愠色地说：“给吃就吃，给抽就抽好啦。”

她越是这样，我越是猜疑。从各方面判断，她绝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早饭过后，她被唤去审讯。一个多小时左右，她安然地回来了。趁着看守不在，我询问她的情况。

“没多大事，军用皮包的事清楚了。用不多久，就会放我出去。明白么？”她轻松地笑了。

看到她那得意神色，不由引起我几分鄙夷和厌恶。她有能量，有招数，但她使我想到沉沦和堕落的社会渣滓，在他们的心目中，无所谓美与丑，无所谓善与恶，什么国家民族，什么正义道德，只要能满足他们一时的生活欲望，他们可以吮痈舐痔，无恶不可为……

我决心不再对她理睬，只垂头闷坐。可是她却不甘寂寞，一有机会，便和我搭搭讪讪。也许是看我愁眉苦脸，尽量对我说些宽慰的话。一次，她伸出三个手指，表示德国、意大利、日本，这是当时大战中所谓的“轴心国”。接着，她捂住两个手指，表示德国和意大利已被击败，剩下一个，指了指看守的座位，然后用掌一劈，意思是说日本也快完蛋了。不知她从哪学来这套，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她的见解。我只付之一笑，不做任何表示。再有一次，她说她出去之后，愿为我帮忙，问我向外捎些什么信息。我忽而感觉到她是个魔鬼的宠儿，警觉地谢绝了她。

“难道你没有爸爸、妈妈？”

我摇头。

“兄弟、姐妹？”

我摇头。

“朋友、爱人？”

我摇头。

“真的什么人都没有？”

我无言。

当天下午，她被唤了出去，许是真的被放了。行前，她回头深沉地看了我一眼，之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转瞬一年，时光跨过了历史上重大转折的“八一五”和“九一三”。现在如不是邂逅相逢，她在我的记忆中也许不再映现了。我凝视着她，她已远非当年蓬头垢面的样子了。身穿一件酱紫色的绒衣，脖子上挂了一串闪光的项链，一脸胭粉，一团喜气……

她问我现在干什么，我告诉她在《哈尔滨日报》当记者，她似乎知道这是由尚未公开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发刊的唯一报纸，只见她喜形于色，再次竖起大拇指，这是对我的称赞还是祝贺？联想起同监时几次竖起拇指的情景，觉着她一向被虚伪和诡秘包裹着。

正在此刻，从她身后的俄国餐馆里走来一个苏联男子，径直来到她身边，默默地看着我俩。我打量这个人，有四十上下，身着一套漂亮的西装。我忽然意识到，他和她原是在一起的，大概同在那个餐馆里用餐，定是那临街的宽大玻璃窗，使她看到我才追了出来。由于我俩久伫街头，这个男人才出来看我们。现在是我告别的时候了，还未等我开口，只见她跟那个男人说了几句俄语后，两人便一齐约我和他们进餐馆。我自当知趣，再三谢绝，可是他们坚持不依，最后竟推推拥拥，像绑架般的把我拽进餐馆里。

“今天是难得的巧遇，大家认识一下，我还有好多话要和你说呢！”不知为什么，她兴奋得像只小鸟，快活地吵叫着。

我们走进一间雅致的餐室，餐桌上已摆好了六七份餐具，看样子像是请客。我还是想走，她却一把把我按在椅子上说：“我们相互还不知道名字呢！你叫什么？我叫依凡索娃，就在附近住。”然后又介绍那中年男人说：“他叫纳伯克夫，我和他也是在日本宪兵队的监房里认识的，都是朋友。”她随手拿过花道牌香烟，送我一支，“抽吧，再也用不着偷偷摸摸的了。”这时我发现她的右手缺少一个手指，但她并未注意。之后她又兴致勃勃并带有几分神秘的表情问：“支先生，你不觉得我有点怪么？猜猜看，我是干什么的？说吧，照直说，别不好意思，我不在乎。”

这坦率的言词，似乎早已看穿我的心思，尽管我对她也早有揣摩，但无论如何却不能出口。现在她又用那清澈的蓝色眼死盯着我，我真被她逼得有些尴尬。

“说吧！”她催促着，“蹩蹩嘟嘟干啥？我是流氓？是娼妓？是骗子？是害人虫？确切点说，是日本人的走狗、特务、杀人犯吧？”她边说边咯咯地大笑起来。

她无所顾忌，放浪形骸，那直爽的言词仿佛不是在说自己，而是在论述别人。我惊疑她能有这么大的魄力和勇气，这岂非不打自招么？

我只是缄默着，一个字也不想出口。

一旁的纳伯克夫搭了腔，想不到他的中国话也说得十分流利，并且咬文嚼字：“你们中国人，信奉观音菩萨，它佛法无边，救苦救难。我们人信奉东正教的圣母恲懞，她是苦难世界的救世主……”

伊凡索娃忙制止住他，郑重地对我说：“让我告诉你，我是日本宪兵队雇用的，你们叫什么？叫奸细、密探？反正是坏蛋，专门刺探你们真实情况，给日本人办事的。你懂吧？”

我感到十分惊骇！汗毛倒竖，真不知她为什么要表露这种罪恶的隐私？也许是因为当前是苏联红军的管制，国民党接收大员也接管了市政，她迫于形势，企图自首、坦白？还是要耍其他什么花招？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而她那自鸣得意的神气，又使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她为了证明所说的真实，更喋喋不休说明我是反满抗日的政治犯，宣传鼓动，以笔代刀。又说纳伯克夫是个地道的军用物资盗窃犯，破坏军运，机智过人。还说今天日本法西斯垮台了，我们非但无罪，而且有功，可她却当了汉奸、帮凶，是个饶恕不了的罪人……说着又咯咯地笑起来。

显然，她的话并不限于表面的意思，她的表情也显现问题的曲折复杂。我困惑，想询问一下纳伯克夫，不料此刻屋外人声嘈杂，纳伯克夫和伊凡索娃马上迎了出去。

大概是他们邀请的客人到了，两位苏联红军尉官和一位身穿风衣的苏联人一齐走进来。经过依凡索娃简单介绍，我知道他们都是苏联红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大家落座之后，招待员便端来各式各样的酒和菜，随后便边喝边谈起来。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宴会我不知道。只见依凡索娃陪在两位尉官中间，纳伯克夫坐在门口，紧挨着我。看来整个气氛是融洽而愉快的，可是他们相互都谈些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不过有几次听到“亚玛达”这个词，亚玛达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山田”么？联想起过去在日本宪兵队受审时，那间审讯室的门牌上就写着山田勇夫，难道说的是他？我一心想知道详情，便向身旁的纳伯克夫询问。

他告诉我，正是那个山田。他是战犯，现在正在战俘营受审……

我惊喜莫名，想不到事情来得如此迅速，可是这一切苏联红军司令部又怎会掌握得这么清楚呢？

“这也是依凡索娃的功劳。没有她，我们说不定早已见上帝去了。”纳伯克夫无限感慨，一仰脖干了一杯酒。

我奇怪地问：“可方才，她不是说她是……”

纳伯克夫斜眼看了看我，微微一笑。这一笑启发了我，猛地想起他方才说的苦难世界里的救世主圣母恲懞，心里豁然开朗，不禁重新打量起依凡索娃来。

依凡索娃精神振奋，她那涂满胭粉的面庞和洁白的脖子上佩戴的项链发着同样熠熠的光芒。她一面灵活地做着手势，一面唔哩哇啦讲叙着什么。一个苏联红军尉官还拿着小本子专注地记录着。

我急想知道这一切详情，于是再次向纳伯克夫询问。他说他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接着悄声地、断续地向我介绍了依凡索娃的身世。

她的父母原是二十年代从西伯利亚跑到这里来的。但他们并不富有，曾在八杂市做小买卖。她出生后，父亲病故，母亲嫁给一个中国音乐家。她十几岁的时候，发生了反日的“口琴社事件”，于是她的继父被日本人抓走。不久，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她孤苦伶仃，十八岁就和她继父的儿子——一个在校的中学生结了婚。丈夫喜好文学，常在报社和出版商那里拿点稿费。一天夜里，丈夫也被日本人抓走了。一周以后，她打听到丈夫的拘留地址，哪承想这时他已被日本人杀害了。从此，她成了小寡妇，人称她可怜虫，但并没有人真正可怜她。她孤身奋斗，坚定不移地和生活的困难和不幸的命运抗争。但是社会现实是冷酷无情的，有个日本宪兵队的中国特务一度缠上了她，之后，她也就不得不常被日本宪兵队使用。

刚刚送上滚开的罐闷羊肉嗞嗞作响，像是弱小者在万恶社会遭受不幸所发出的呻吟和诅咒，我的心感到阵阵灼烫。

“你听！”纳伯克夫说，“她正述说自己呢！”

我抬头望去，依凡索娃已经喝红了双颊，一面大口地吸着烟，一面痛苦而激愤地讲述着。我不得不求纳伯克夫为我翻译。

“她说，我是一个人，不是一条狗。他们拿我当亲信，让我装扮成犯人混在被捕人当中。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从这些犯人里，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继父，我的丈夫。从血泪斑斑的情景中，越发激起我对他们的仇恨。他们不单是我的仇敌，也是所有的苏联人、中国人、朝鲜人，以及东南亚各国人的仇敌，我怎能帮他们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有人说我仁慈善良，像苦难世界里的圣母，可我至少也不忍心充当一个罪恶的像魔鬼似的帮凶。他们要我窥探一些犯人的心理状态和真实情况，我想法掩护他们，蒙蔽那毒辣残忍的山田勇夫。他们有不少摸不清真实情况的犯人，抓不到罪证，我就合情合理地说明他们是无辜的、冤枉的。日本人既然把正义视为邪恶，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谎言说成是事实和真理呢？”

接着，依凡索娃指点着纳伯克夫，不难猜测，这是讲述她如何为他做掩护的。纳伯克夫时而静听，时而插言。过了一会儿，纳伯克夫告诉我说，他是汽车司机，在运输军用物资中，确实发了一笔大财。日本宪兵队拷打逼供，他拒不承认，经过依凡索娃的刺探，最后认为是人家偷驴我拔橛。释放后他非常高兴请客，今天已是他第五十三次请客了。

不多时依凡索娃又指点我，她在述说中，不时用中国话和我交谈：“你曾问我为什么被抓，我说是他们说我偷了军官提包。这是点你，你明白么？”

“唔！”我深沉地回忆起监房里的情景，想起那香甜的花生蘸和醉人的香烟，想起她示意轴心国的三个手指和什么都不要说的嘱告……这一切无一不是真情的表露，可我当时，却怀疑她是引诱和诈骗。

依凡索娃继续对我说：“他们说你思想不良，怀疑你是共产党。我说你什么都不懂，连红色表示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还说你的小说是表达民族没落的悲哀，我说你是无病呻吟，根本就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我敬佩她的辩护才能，感激她的深情爱护。不过，使我又感到疑惑的是，她这样和敌人长期周旋，就不怕露出破绽么？疑虑又稍稍爬上我的心头，我暗自忖度，在这酒席宴前，她该不是花言巧语，同样施展那骗人的把戏吧？

忽而我看到一位苏联红军尉官正在观察依凡索娃的右手，那正是缺少一个小手指的手。桌上的人都惊讶地伸长脖子在看。这时纳伯克夫告诉我，苏军司令部在审讯山田勇夫时，山田勇夫供认，他们最后发觉了依凡索娃的可疑，刑讯中是他用刺刀剁掉了她的一个小手指……

登时，一阵寒战如蚂蚁般地从我脊背上爬过，我似乎又嗅到刑讯室的血腥气味，眼前展现一柄寒光闪闪的刺刀，刀下一个鲜血淋淋的手指。但那不是一般滴血的手指，而是一颗滴血的心。这颗心是滚烫的，它散发着耀眼的光辉，刺得我的眼睛酸酸的。啊，苦难世界里慈悲的圣母，纳伯克夫的比喻并不为过吧！

弥漫了三个多小时烟雾和酒气的宴会，终于散了。会后，我来到依凡索娃的跟前，心想和她说点什么，一肚子感激她的话，可一时又什么也说不出。只说一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

她醉眼蒙眬地望着我说：“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一定又想写小说了吧？我可以提供你大量的可歌可泣的材料，哪天你到我家，我慢慢地讲给你听。”随后她把她的住址指点给我，便分手了。

一个在苦难中成长在火与血煎熬中过来的人，自然积累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其实我并不是为写小说才更多地了解她，而是她那身陷魔窟而不沾染血污的纯洁、善良的灵魂十分令人神往。我热切地想听到她的叙述，我曾答应一两天内去访问她，可是报社的工作却忙得脱不开身。因为前些日子抗日联军将领李兆麟被暗杀，各界人士大为震惊，人们背地议论，这是国民党指使特务分子干的，但政府当局总也没有破案。近日来群众游行、抗议、街头演讲，使我这个记者忙得脚打后脑勺。当稍微松了口气，我便急忙按照依凡索娃告诉的地址去访她。

那是一个拥挤的大杂院，住有好多户人家。房檐下有个晒太阳的老人，我正向她打听依凡索娃的房门，不料此刻她正随同一位苏联军官从楼上走下来。她发现了我，老远就张开双臂，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首先说明迟迟未来的原因，接着她也抱歉似的对我说，今天不巧，她要外出办事，不能接待我了，同时约我过一两天再来。

她也是个忙人，我无可奈何，只好怅然地站在大门口，默望着他们俩人的背影。那天风势很大，尘土飞扬，她头上的红纱巾，飘飘荡荡，犹如一团跳动的火焰。忽然，她回头，又匆匆走到我面前，带着机密的神情悄声说：“你不盼望亲人么？告诉你，你们的亲人就要来了，多么美好啊，春天刮来了春风。”

看她那快活的样子，好像我很理解她的话，其实，我完全坠入云里雾中，谁是我的亲人？从哪里来的亲人呢？

我久思莫解，于是也就不再去费那脑筋了。

不久，苏联红军撤离了东北，哈尔滨各界和社会团体请求人民自卫军进驻哈尔滨。四月二十八日，浩浩荡荡的东北民主联军开进了市区，全市一片欢腾。人们知道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那些打着“中央”招牌拼凑起来的军队已偃旗息鼓，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也仓皇而逃了。当我采集这些新闻和阅读新华社电稿时，忽然脑子一闪，豁然明白了依凡索娃的话，她所说的“亲人”，不正是暗示这一变化么？

她不仅是消息灵通的人，也是能量很大的人。不管是过去的相遇，还是最近的重逢，都给我这样的深刻印象。我油然产生一种焦急的心情，应该尽快地再去看她，这不只是想早些听到她的讲述，而且我不是也有许多话要向她倾吐么？

第二次走进那拥挤的大杂院，首先映入眼帘的还是那位晒太阳的老人。他射出两道灼人的目光，劈头对我说：“找依凡索娃么？她走啦，苏联红军把她带回国啦。”

这太突然了，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她是日本特务，跑得了她！”老人愤愤然。

我和缓地向他解释，她虽在日本宪兵队干过事，但是个非常好的好人，没有罪恶，苏军司令部都清楚。

“我比谁都清楚，正是苏军司令部抓的她。”老人说得气势汹汹，斩钉截铁。

我有些困惑，忙问：“那么她的家呢？”

“她有什么家，灶王爷贴在她腿肚子上。”

“啥时走的？”

“刚走，坐的是最后一艘轮船。”

我急忙跑到松花江岸，码头上冷冷落落，人影稀疏，几名苦力无精打采地清扫着杂污的路面。江风呼啸，江面翻腾着层层浪花。天边模模糊糊，混混沌沌，迷蒙的远方似乎有只水鸥在风浪中拼搏。一种孤寂和凄凉的感觉突然袭来，胸中涌起难言的惆怅。我深沉地思索着，也许她想念祖国，情急意切投入祖国的怀抱吧！也许她结束了孤苦生活，找到了幸福的归宿吧！也有可能，由于需要去做审判日本战犯罪行的证人！还有可能，出于她那机敏而又狂热的性格，探得什么重要机密而又无意地泄露的缘故吧！不管我怎样猜想，也不愿去否定她的纯洁和善良，事实证明她是洁白的。

一天，我无意中走进外文书店，只见柜台里陈列着斯大林的巨幅挂像。在柜台前，出乎意外地遇到了纳伯克夫。我急切地向他打听伊凡索娃的情况。纳伯克夫低着头，满脸凄苦地告诉我说：“她确实是被苏联红军司令部的人强行带走了。”

我焦急地说：“可她明明是个好人呀！”

“不过，跟随着好人的，往往是不幸。”

“那是为什么？”

“这我也说不清。”纳伯克夫抬起头，望着斯大林的挂像，喃喃地像是自语：“人世间就是有许许多多是非不辨、功过不分的事情。”

时光荏苒，这一切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然而每当春风呼啸，松花江开始通航的时刻，我便情不自禁地伫立在江畔，倾听着风的咏叹，江水的絮语，凝视那滚滚的风沙，抒发这绵绵的思忆。

选自《满族文学》1989年4月号第72期

支援（1919——2004），满族。1936年开始文艺创作，曾参加哈尔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读书会）。发表大量抗日文学作品，曾遭日寇逮捕。1986年哈尔滨市文联、作协召开“支援笔耕50周年作品研讨会”，1995年中国作协授予支援“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纪念铜牌。支援是黑龙江省五位抗战作家荣誉奖牌获得者之一。2003年荣获哈尔滨市“终身优秀艺术家”称号。2005年齐齐哈尔市和平广场“抗战纪念墙”镶嵌了支援的握笔铜质手摸。支援建国前曾做过编辑、记者、教员，建国后先后担任过哈尔滨市文联编审部长、秘书长、作协副主席，创办《哈尔滨文艺》并任主编。担任过多届哈尔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各种刊物报纸发表过大量作品，有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剧本等。出版过小说集《春天里的故事》《晨牧曲》《春风杨柳》等。《白藤花》（支援文集）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