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态度嬗变

[摘 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外交政策上秉承“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外交方针，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苏联全力支持，但对其联合英美的态度却几经变化，与大后方一般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有相当的差距。中共在这一问题上的因应，表明共产国际的影响及国共关系的变化是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态度嬗变的基本依据，折射出中共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曲折过程及抗战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 抗战；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英美集团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1-0077-06

[收稿日期] 2014-10-09

[基金项目] 重庆市2013年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活动研究”，批准号：2013-ZDZX10。

[作者简介] 洪富忠，男，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重庆 400067）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蒋介石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明抵抗暴日之决心。在外交上，国民政府虽未直接表明寻求具体国家支援，但在实践中奉行了“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外交方针。[1]（496～497）对于联合苏联，中共全力支持与赞同自不待言，但在联合英美方面，中共态度却几经变化，时而赞同，时而批评。有关中共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研究较为集中于中共对远东慕尼黑的揭露与斗争，李蓉、陈传刚等人对此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李蓉：《远东慕尼黑阴谋及中国共产党的斗争》，《龙江党史》，1998年第1期，第17—19页；陈传刚：《论中共对远东慕尼黑的态度演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第52—54页。中共文献中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表述一般用“加入英美集团”，故文中国民党联合英美的外交政策与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是同一含义。刘天纯则将整个抗战时期英、法、美等国对日的妥协活动均纳入到远东慕尼黑活动中进行研究；刘天纯：《远东慕尼黑阴谋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第60—70页。王建朗从外交史的角度探讨了英日关系和日美关系与远东慕尼黑的关联。王建朗：《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第192—213页；王建朗：《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第74—93页。中共对远东慕尼黑的态度侧重于国际关系的范畴，而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态度则侧重于国内政治范畴，二者虽有交错，但重点不同。本文重在考察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态度嬗变，以求方家指正。

一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共在其所发表的宣言中有关外交方面的核心表述就是要求实行积极的抗日外交，希望同英、法、美、苏等国签订军事互助协定。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对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战表示感谢，但毛泽东对于这种道义上的支持并不满足，他更希望美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对日本实施“实际的制裁”。[2]（103）蒋介石为鼓舞士气，在1937年11月19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表示，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不会坐视不管，最后会有由美、苏、英、法等国组成联合阵线。[3]（656）国共两党对抗战爆发后中国应采取的外交方针大体一致，并无原则性的分歧。为抗战大业，中共并不反对寻求国际援助，对国民政府寻求包括英美在内的各国支持也持正面态度。不但如此，在抗战初期，中共多次对英美有限的支持中国抗战行动表示肯定。

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态度，在共产国际眼中却不以为然。斯大林在1937年11月与季米特洛夫等人的谈话中认为，英国和美国是不希望中国战胜的，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出发点在于“帝国主义自身的利害”。[4]（15）这种基于帝国主义视角的分析自然会影响到共产国际，进而影响到中共。只不过抗战爆发之初英美与日本之间还未做出牺牲中国利益的交易，中共对国民党的联合英美政策也未提出批评。

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中共在10月份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表明了对此事的态度。首先，中国抗战与世界不可分割，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与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其次，中共重点对英国的妥协政策进行了抨击，认为英国如果不改变目前的政策，各法西斯国家很有可能冒险发动更大的战争。同时，中国也认为英日之间要彻底妥协还有困难，中、美、英三国走向联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再次，中共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人民的区别，争取国际援助对资本主义“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5]（633～637），中国抗战的基点应该是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争取外援。对美国则没有直接明确的评价，显然，中共将英、美有所区别。可见，此时中共把国民党联合英美政府视作正确的外交选择。

针对日本提出的所谓“亚洲新秩序”主张，英美等国在1938年底及1939年初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表示反对。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虽然引起了中共的警觉，但没有改变中共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支持态度。对1938年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共也认为其方向与中共十大纲领基本一致，全国人民基本赞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支持。

二

争取国际援助，以帮助中国抵御和打败日本是当时一般国人的共识。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及国民党执政以后同英美的历史关系使一般大众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多持赞同态度。中共对于此种社会心理并非不了解，为何自1939年6月以后改变此前的支持态度而转趋激烈的批驳呢？共产国际的态度与国共关系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双重诱因。

1939年5月底，鉴于英法在同苏联谈判中不愿合作的态度，共产国际改变了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看法。由于此时英美不赞成苏联所提普遍安全计划，不愿意在保障波罗的海三国的安全等问题上与苏联合作，英美的角色就从此前中国抗战的支持者变成了中国抗战的破坏者。既然英美不怀好意，国民党要投入英美怀抱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以“改造”和“帮助”国民党为己任的中共就不能不向这个政治伙伴发出警告了，中共对国民党奉行的加入英美集团的外交政策进行强烈批判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受共产国际影响，毛泽东反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英美政府是策动远东慕尼黑的真凶。实际上对于是否存在所谓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当时的共产国际内部也存在分歧。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的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就认为英国暂时还不会搞远东慕尼黑，其原因主要是“与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它在中国的利益过于巨大”，中国已顽强坚持了三年，“它的力量并没有被粉碎”；现在还没有理由认为来自国外的援助会停止，即便如此，“蒋介石也必将继续抗战”。[6]（253～256）这种观点是否影响到共产国际对此问题的看法，据现有材料来看还不得而知，但从中共此后的态度来看，共产国际似乎并未受到这一质疑的影响。

无独有偶，中国国内也有观点认为远东慕尼黑没有可能。其立论的依据在于中国与捷克不同，捷克没有应付国际局势的一贯方针，而中国有“坚定的态度和主张”；其次在国际环境上，英国与日本的妥协如果没有得到在远东有密切利益的苏联和美国支持，实现远东慕尼黑还只是一个“梦想”。[7]（134～135）以作者潘公展（时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当时的身份而言，不排除这种观点是国民党提振民众抗战信心的宣传之举，但其所讲也不无道理。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中共：当前战争的性质仍然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各参战国都有“罪过”，因此把这些国家分为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做法“失去了以前的意义”。[8]（284～285）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把英、法、德等国之间的战争辛辣地讽刺为“一群疯狗打架”，认为英、法、波等国反对德国的战争具有反法西斯、民族自卫的性质是“极糊涂的见解”。[9]（467～477）对于欧战的爆发，中共认为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无非是列强之间狗咬狗丑剧的再演而已。既然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中国加入英美集团反而可能有损中国抗战反法西斯性质的正义性。

与中共相反，国民党对欧战的爆发持正面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抗战“苦撑待变”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重大事件。蒋介石认为：欧战将使中国的抗日战争获得一个根本解决的“基础”[10]（478），对王世杰力主不可放弃与“英、法、美诸国之友谊”的观点[11]（152），蒋介石也深表认同，并要求郭泰祺会同顾维钧向英法政府征询中国与英法在远东进行合作的可能。[12]（202）蒋介石在1939年的军事外交宣传要点方面明确要求，对英法“应不断的促其执行国联援助中国之决议案”，对美国社会各界同情中国抗战的言论和行动，应竭力“表示好感”并随时“予以赞扬”，并加以“广泛之宣传”。[13]（6）但对于是否加入英美集团，国共两党异向而行。

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与日本三国在德国柏林签订反共协定，但这并未改变中共对国民政府继续坚持联合英美的外交政策的否定态度。联系到1940年7月英国宣布暂时关闭滇湎公路及其此前在中国海关及天津租界等问题上对日本的妥协，中共对英国的失望和愤怒可想而知。加之，此时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追随英美的国民党会不会也像英国那样对日妥协就成为中共不得不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国民政府联合英美的外交政策在当时中国普通民众中，特别是中间派人士中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中共的这种反对态度也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对此，王世杰记载道：“日德义（意）三国同盟条约后，我国一般舆论，均以远东战事今后将与欧洲战事联成一气为本。但中国共产党报纸则谓：中国应始终孤立于欧洲战争之外，不可为英美之工具。盖我如与英美接近，显然为中国共产党所不乐闻也”。[11]（355～356）中共对此间民意并非完全不知，为使自己的立场得到民众理解，中共特别强调要做“巧妙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工作”，在民众面前“揭露亲英美派所掀起的新的反苏反共浪潮实质上是放弃解放战争并使中国加入英美集团的准备步骤”。[14]（91） “巧妙”一词颇值得玩味，表明中共认为所谓中国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只不过是“掩饰投降的烟幕”，这一说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大众理解其实也心存疑问，因此强调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

对于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中共认为这是放弃独立自主抗战的表现，甚至认为这有可能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刻。中共认为加入英美同盟是重庆英美派的一贯追求，如果战事不利，即便美国打败日本，中国也会从日本的殖民地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国共合作演变为大规模内战。如果蒋介石若真的加入英美同盟，不仅国民党统战地区会变为“黑暗世界”（即殖民地），中共也要受到重大打击。加入英美集团就意味着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这是以反帝反封为己任的中共所不能接受的。

“皖南事变”前，为缓和危机，中共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态度曾经有一个较大的转变，在策略上要求暂时不要强调反对国民党联合英美。“皖南事变”后，为争取舆论支持，向英美政府及民众揭露国民党反共真相是中共政治攻势的重要一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改变了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指责。中共认为，英美派在国民党政府政策制定中占主导地位，加入英美可能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更加有恃无恐，反之则可以减轻中共所受的反共压力。

“皖南事变”余波未平，国际间又发生一件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应。关于《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在中国引起的争议，邓野先生有专文做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参见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8—141页。对于这一条约及共同宣言中有关满蒙问题的态度，重庆各界发生了强烈震动。社会舆论较为普遍地认为该条约有损中国主权，对苏联表示失望。但中共与社会一般舆论不同，认为东北问题与苏联无关，对该条约予以高度评价。中共对该条约的评价详情参见：《中共中央1941年4月政治情报——国际国内形势》（1941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8页。中共立场与当时一般民众的差距，大约可见一斑，甚至于社会上传闻不少同情中共的青年得知中共这一态度后竟然“痛哭流涕”。[15]（203）

何以如此？在中共眼中，此条约对苏联有利，必然对中共有利，特别是对于制止国民党的反共会产生积极作用。毛泽东认为，日苏《中立条约》使苏联所受威胁大大减轻，使中国问题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对防止国民党反共具有积极作用。可见，中共在对待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态度上的真正着眼点在国共关系上，在策略上将外交问题政治化，国际问题内政化，将国际形势与国共关系紧密挂钩，担心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后更加积极反共，这是我们在观察这一问题应当注意的方面。

1941年6月1日，周恩来更进一步指出英德妥协反苏是世界战争中一股“暗流”，而“美国是这个问题的中枢”。[16]（1）英美既是这些“暗流”中的“主流”，也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角”，国民党靠拢英美则意味着自己也要成为“暗流”中的“支流”，帝国主义战争的“配角”。避免国民党走到这一步是中共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力批评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在中共视野下简直就是对国民党的一种“帮助”。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是“抗战变质”。[13]（533）但就在周文发表21天后，苏德战争爆发，中共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三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共产国际立即指示中共中央，修订了此前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共产国际特别指出在目前阶段，主要讲“摆脱法西斯的奴役”，德国进攻苏联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击，也是“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打击”，[17]（192）战争的性质已从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战争，划分敌友的标准就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中共随即于1941年6月23日发出党内指示，修正此前关于反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的观点，不再批评国民党联合英美。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的政策最终完成了从反对到赞成的转变。中共认为此后的国共关系与自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得到英美政府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中共更希望通过支持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使中共有机会直接与英美接触。而在此前，中共既然认为英美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中共与英美正式接触还只能停留在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层次上，而现在，中共与英美是反法西斯盟友了，双方联系的意义已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中国加入英美集团，中共认为对中国有两大利好。“第一，日寇的敌人增加了，中国的朋友增加了，因此中国抗战胜利将更有保障”；“第二，中国与民主国家并肩作战，为了反侵略阵线的共同利益，为了使中国能够成为民主阵线中坚强的一员，中国必须加强团结，加强民主化的改革。在这种范围内，就不能不影响我国抗战建国的方向”，“中国不是单独胜利，而是与民主集团共同胜利”。[18]（1）

此后，中共不但不反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更从中发现与英美加强接触和联络对中共在国共政争中所起的作用有重要的影响。白修德曾评论中共的“基本外交政策是倾向美国的”。[19]（22）这种说法可能有夸大之嫌，但力争英美了解中共，利用英美对国民党的压力使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期望与英美尤其是美国建立直接联系以发挥更加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成为此后中共外事努力的重要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白修德的评论又是恰当的。

尽管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的外交政策直至抗战结束未再提出批评，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共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态度的反复变化成为战时国民党攻击中共的重要议题。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专门制作《论德苏战争》简报，以纠正中共“帝国主义战争及抗战变质”的“谬论”。[20]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刘光炎批评中共在欧战问题上把双方都视为帝国主义战争，“与中国死敌日本相提携，而助纣为虐的德意，并不比站在正义公道的地位，帮助中国抗战的英美坏”。既然中共否认此次欧战中反侵略与侵略的分野，把凡是参加此次欧战的都视为侵略罪魁。那么，“在德国发动侵略的时候，英法就只应袖手旁观？推而广之，在日本侵略的时候，中国又何必抗战？更进一步说，当苏联对日进行张高峰诺门坎两次战争的时候，也就不免有‘同为侵略罪魁之嫌了。”[21]（46）中共“在主张联合英法美时，它以拥护民主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为言。在主张反对英法美时，它以反对帝国主义为言”[22]（29），这种“突变”颇让时人一时难以接受。蒋介石也将中共的这种态度作为批评中共的重要依据。1941年5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向蒋介石辞行时，蒋介石就中共宣传反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一事评论，指出这是中共“专欲离间中美之感情，使美国援华不力，而使中国对美怨望，彼乃从中施挑拨之伎俩，先使中国孤立而倾向俄国”。[23]（250）这既是国民党反共的说辞，但也说明中共在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态度上的急剧变化对一般大众所造成的疑惑，从而为国民党攻击中共提供了借口。

四

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态度的曲折变化或许只是抗战时期异常复杂的国共关系中一个小“插曲”而已，但从这个小“插曲”中仍然可以管窥国共关系中一些复杂面相与中共成长过程中的曲折。

首先，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的态度变化涉及多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涉及到国共关系、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关系、中共对英美的态度、英美与日本关系及国民党与英美关系。国共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赞扬与批评，共产国际的看法又直接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政策评价的角度和视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都要从属于这两对关系。不仅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也不例外，即便国民党在抗战时期采取了许多巩固货币金融安全的政策，并取得了积极成效[24]（124～129），但在中共话语体系中也大多持批评态度。因此，从国共关系的视角观察国际问题，以国际关系的变化衡量对国共关系的影响是考察中共对国民党加入英美态度嬗变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共对国民党内政如何评价的重要依据。

其次，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政策的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从偏僻的陕甘宁边区逐渐走向了全国大舞台，但长达十年的内战及长期处在农村或边远僻静之地，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信息上匮乏，也没有相关人才。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中共除根据自身了解情况作出判断外，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往往成为中共政策、观点最主要的依据之一。但问题在于，抗战期间共产国际考虑问题时，实际上主要以斯大林的意见为归依。而斯大林则受俄国传统思想、国内外形势即巩固政权的影响，在处理国内问题如民族问题上要犯错误。[25]（84～88）同样，他对中国问题也会犯错，这种错误通过共产国际传导给中共，使中共因共产国际的影响而长期处于反法西斯战争现实与帝国主义理论相脱节的状况，进而在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态度上几经反复。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抗战时期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又为中共提供了难得的磨砺机会，大大加速了中共走向政治成熟的历史进程。面对英美等国家，中共一方面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其大加抨击，同时又根据中国抗战的实际强调对英美不同时期政策要加以区别，并以此制定中共的政策。这种区别实质上也是中共力图根据中国抗战实际出发，避免将所谓帝国主义国家一棍子打死，为以后加强与英美联系留下政治空间。

抗战时期是中共政治上走向成熟最为关键的时期，成长过程中的些许曲折不能改变这一总体趋势，中共在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态度上的变化为这个历史进程再次提供了一个见证和注解。

参考文献：

[1]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毛泽东：《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1938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3]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

[4]《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谈话的简要记录》（1937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内的中国共产党》（第18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5]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6]《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问题小组工作结果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1939年8月1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7] 潘公展：《远东慕尼黑有可能吗？》，《中央党务公报》，1940年第6期。

[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9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9]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10]蒋介石：《中国抗战与抗战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1939年11月1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

[11]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室：《王世杰日记（1939年9月19日）》（第2册），1990年影印本。

[12]蒋介石：《致郭泰祺大使电指示中英法在远东之合作希相机进行》（1939年9月12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文化（一）》（第五辑第二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4]《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0年10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9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15]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

[16]周恩来：《论时局中的暗流》（1941年6月1日），《新华日报》，1941年6月1日。

[1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6月2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9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18]《元旦献词》（1942年1月1日），《解放日报》，1942年1月1日。

[19] 鲁登·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上海：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年。

[20]《近三个月打击敌伪奸党宣传资料集广播摘要》（1941年11月13日），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特种档案，馆藏号：特19/1.3。

[21]刘光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的分析》，重庆：胜利出版社，1941年。

[22]陈匡民：《德苏战争后的中国共产党》，重庆：胜利出版社，1941年。

[23]叶慧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6册），台北：台湾“国史馆”印行，2010年。

[24]徐德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巩固货币金融安全的政策考察》，《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25]张三南，张建平：《斯大林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失误及其动因》，《东疆学刊》，2012年第2期。

[责任编辑 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