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平均主义思想研究综述

2015-03-26 16:46苑申成
关键词:撰文根源学报

苑申成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 周口 466001)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平均主义思想研究综述

苑申成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周口466001)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改革从打破平均主义开始”的论断。平均主义思想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关于平均主义思想研究的领域和成果主要聚焦在:关于平均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危害和长期存在的原因的研究,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平均主义的表现及反平均主义斗争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平均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及表现的研究,关于平均主义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关当下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及破解路径的研究等。研究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关于平均主义思想研究的理论纠偏不够,理论建构不足,现实观照不强。

平均主义;平等;政治伦理;改革开放

平均主义是一种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都具有深刻影响的政治现象、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对平均主义思想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具有相当的难度。平均主义与平等是毫不相干的,是对平等的误解。平等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平均主义则是我们所反对的。各种平均主义思潮在当下中国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通过分析平均主义思想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提出破解平均主义的路径,为全面深化改革扫清障碍,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平均主义思想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难点,是中国共产党关注的一个理论重点。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平均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对平均主义的表现、危害和实质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对平均主义存在的主客观条件作了细致分析,对如何克服平均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念作了深入探讨。

研究视域一:关于对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的探究。熊勤初在《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撰文《对平均主义的再思考》[1],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都是以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依据的,把其根源归结于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从理论上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平均主义不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而是不够发达的无产阶级。从实践看,随着小生产的改造,平均主义的影响并没有缩小。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平均主义泛滥时期,也是用革命的手段消灭小生产的时期。作者认为,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应该归结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产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按劳分配的充分实现才是对平均主义的彻底否定。赵修义在《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撰文《“平均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2],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平均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从平均主义的发展历程看不能一直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对平均主义的看法,采用20世纪1930年代斯大林对平均主义的认识,把平均主义归结为个体农民平分土地的心理,这方面的解释以大型工具书《辞海》对平均主义的释义最为典型。赵修义认为平均主义的产生至少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诉求,是下层对于上层不满情绪的表达,体现为对生活待遇的不满,以及对特权和等级制度的非议;二是“自上而下”的引导,譬如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平均主义倾向,这是一种政策上,主观指导上的平均主义;三是制度性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超越发展阶段,脱离基本国情的做法和体制,“吃大锅饭”现象等。王光霞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专辑撰文《关于平均主义的几点思考》[3],对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是平均主义产生的物质基础,自然经济是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是平均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小农思维模式是平均主义产生的文化基础,计划经济的弊端是平均主义产生的制度基础。曾勇在《华商》2008年第20期撰文《论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思维方式》[4],小农生产方式是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是平均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古代原始共产主义的历史记忆是平均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此外关于探讨平均主义产生根源的代表性成果还有:袁银传在《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平均主义的社会思潮长期存在的社会根源》。袁银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8年第8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平均主义思潮研究》。刘明华在《济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平均主义传统成因分析》。刘燕平在《华北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发表的《试述平均主义顽疾久治不绝的原因》。

研究视域二:关于对平均主义存在的类型的研究。吴传煌在《兰州商学院》学报1989年第3-4期合版撰文《对平均主义界说的若干理论思考》[5]。作者提出学界往往将平均主义囿于经济的范畴之内,实际上平均主义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政治、军事、文化、伦理和心理各个社会领域。所谓经济平均主义就是平分一切社会财富,否认一切经济差别。所谓政治平均主义就是追求政治权利的绝对平等,否认一切政治权威。政治平均主义就是无政府平均主义,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个性解放,不要制度制约。军事平均主义就是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御敌。文化平均主义就是轻视知识和人才,主张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拉平。譬如让农民人人成为科学家、工程师等。伦理平均主义主张在道德意识上人人公平,在道德关系上人人平等,在道德活动中人人趋同。心理平均主义否认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企图用一种方法、一种思路、一种模式去处理和对待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事物。周宏祎在《中国教师》撰文《论中学教育平均主义思想的特点及消极作用》[6],从一个侧面论述了中学教育中千人一面、千校一面的平均主义教育形式,实际上忽视了差异性教育,造成了培养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单一性,是一种教育平均主义。

研究视域三:关于平均主义与公平的比较研究。朱欣毅在《嘉兴学院学报》2010年第S1期撰文《公平理论与平均主义的比较分析》[7]。作者认为,公平和平均主义各有利弊。公平可以预防和消除员工的不公平感,提高管理绩效。但是,公平的缺陷表现在缺少衡量公平的标准,缺少群体公平观念等。作者认为,平均主义也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面对不确定时的一种本能反应,有利于保护弱者和社会结构的均等化,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平均主义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平均主义不利于风险创新意识,不利于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利于竞争中的强者,不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等。作者赞成合理运用公平理论提高员工积极性,有主张适度的平均以利于整个组织的稳定。作者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平均主义和平等的概念,把平均主义当作平等。曾宪玉、廉永杰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关于平均主义与社会公正的研究》。[8]作者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必须克服把平均主义等于社会公正的错误认识,坚持发扬民主,保障社会成员平等的权益,确保起点平等。

研究视域四:关于反平均主义的矛盾问题研究。卞加在《价格月刊》1988年第4期撰文《反平均主义矛盾与价格运动》[9]。作者提出反对平均主义自身存在矛盾,反对平均主义就要拉开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又导致人们产生新的平均主义的要求,这就是反平均主义矛盾。李晓茅在《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4期撰文《不搞两极分化与反对平均主义矛盾吗》[10]。作者提出,有人认为不搞两极分化,就是重新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而要反对平均主义,就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两位作者实际上都是把反对平均主义和实现共同富裕对立起来,我们的观点是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两极分化。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既体现效率又体现公平。反对平均主义和先富后富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建立在平等和按劳分配基础上的收入差距是允许存在的。

研究视域五:关于平均主义的危害研究。陈书纪在《焦作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撰文《集体化时期在平均主义的改造下农民的主体性的缺失》[11],作者认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普遍推行的平均主义导致了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使农民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主体意识才渐渐得到提升。司兆励在《理论学刊》1984年第4期撰文《略论平均主义的落后性和破坏性》[12],作者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背景,分析了平均主义的落后性和破坏性,在封建主义条件下,农民平分财富的心理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平均主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严重破坏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执行,不利于企业间的竞争,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革除平均主义,大破“大锅饭”,改革就难以推进。郭德宏在《东疆学刊》1986年第2期撰文《论我国历史上的平均主义思想》[13],其中作者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在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自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有进步作用的,这就不同于一些学者提出的平均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具有进步作用,或者仅仅认为平均主义在农民起义的初期和高潮阶段具有进步意义是不同的。作者实际上混淆了平均主义和平等的区别,而衡量一种思想观点是平均主义或者是平等唯一的标准就是社会实践,而不能简单地理解字面意思。实际上,作者在文章中已经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作者论证的是平均主义的进步作用,而在引用列宁的话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列宁用的却是“平等”而不是平均主义(在反对旧专制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理想。列宁语)。任政、冯颜利在2011年《前沿》第3期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的界限》[14]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作者想要说明的观点是平均主义在反对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的时候具有一定的程度的进步意义,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却丧失了进步性,作者同样引用了列宁的这句话作为论据,显然是错误的。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还有:赵长峰在1980年第8期《齐鲁学刊》发表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剖析》。饶任坤在《学术论坛》1989年第6期发表的《太平天国推行平均主义的危害》。罗玲玲在2008年第6期《毕节学院学报》发表的《太平天国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

研究视域六:关于土地革命中的平均主义和平等问题研究。董志凯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撰文《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和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15]。作者认为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平均主义的,党关于土地改革的阶级政策是正确的,划分农村阶级的方法是科学的。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土地改革中确实出现过平均主义的倾向,出现过侵害中农利益的问题。但是,整个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平均主义的错误犹如黄河中的几个浪花,不能代表大河的主流和方向。郭德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撰文《“平分土地”论析》[16]。作者分析了学界关于平分土地的争议,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历史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平分土地”的政策。一种是指平分一切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平分一切土地,譬如在王明“左”倾中央统治时期,在中央根据地所采取的土地政策。这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土地政策;一种是指平均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正确的土地政策。

研究视域七:关于平均主义的产生与生产关系形式关系的研究。罗爱林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撰文《俄国农村公社与平均主义传统》[17]。作者对俄国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探讨,认为传统的把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定位于小生产基础上的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能揭示平均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地理环境论者把俄国平均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归结于俄国处于东欧大平原,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产生了平均主义的观念。这种观点作者也是不赞同的。作者认为,俄国人的平均主义思想来自于农村公社这种生产和社会组织形式。农村公社是培植平均主义的温床,平均主义又使得农村公社这种形式长期存在。卢晖临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撰文《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18],认为将平均主义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妥当的。这里作者同样将平均主义与集体化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

研究视域八:关于古代农民起义中平均主义的作用问题。王兴亚在《晋阳学刊》1983年第2期撰文《李自成平均主义平均质疑》[19]。作者认为,有人提出平均主义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平均主义在农民起义的准备和爆发阶段,对起义起过很大的动员组织作用。但当革命进入高潮就比封建主义危害更甚。作者对此提出二点质疑,李自成的平均主义是否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平均主义在进入革命高潮后是否比封建主义危害更甚。实际上,在这里作者把平均主义和平等混淆了,平均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具有先进性,作者所说的平均主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阶级对于平等的要求。吴沁芳在《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4期撰文《从平等到公正的嬗变》[20],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在宗法等级社会里具有进步性和合理性,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平均主义不仅不再有合理性,平均主义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公正,也不是解决分配问题的良方。

研究视域九:关于平均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的探析。米祖旭在《重庆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撰文《论共同富裕与平均主义》[21]。作者提出,提到平均主义很多人都认为《论语·季氏》中的两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平均主义的思想渊源。作者认为,根据朱熹的解释这句话是不能作为平均主义来理解的。朱熹在注释此句话时说:“寡,谓民少。贫,谓财乏。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如果联系孔子说这句话的背景,我们认为朱熹的解释是符合实际的。当时鲁国的家臣季氏,担心鲁国的附属国壮大威胁自己,就想先发制人。孔子的学生冉由和季路就此事请教孔子时,孔子对此持反对态度。并且说:“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个“均”如果按朱熹的解释就不能理解为平均主义,而是各得其所。“不患寡而患不均”就不能理解为平均主义。徐伦臣在《理论探讨》1997年第4期撰文《毛泽东“意志决定作用”和“平均主义”思想的历史文化溯源》[22],认为平均主义来自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这种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毛泽东所说的“人定胜天”和“创造人间奇迹”实际上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平均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最高根本的来源还是社会实践和生产方式,而不是另外一种思想观念。

研究的缺失:关于平均主义思想研究的生长点。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平均主义思想研究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研究成果比较单薄,缺乏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研究成果以单篇论文为主,几乎没有硕士、博士论文,论著也极少。研究者对于平等和平均主义两个概念使用混乱,研究结论和学术观点也多有谬误。今后一个时期关于平均主义思想研究的重点领域应该在三个方面:第一,理论纠偏。一个时期以来学界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反对平均主义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时,不少学者不能正确区分平均主义和平等的内涵,概念使用混乱。一些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也存在诸多问题。未来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纠正学术研究中的概念、观点和结论的谬误,体现研究的科学性。第二,理论建构。从目前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缺乏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成果形式以学术论文为主,还没有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专著出现,博士论文也没有,研究成果较为单薄。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构建中国共产党反对平均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体现研究的创新性。第三,关照现实。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优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平等。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等目标是完全不相容的。未来的研究通过分析平均主义思想存在的现实根源和现实表现,探寻克服平均主义的路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研究的现实性。

[1]熊勤初.对平均主义的再思考[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2):46-50.

[2]赵修义.“平均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J].探索与争鸣,2013 (7):14-21.

[3]王光霞.关于平均主义的几点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专辑):28-32.

[4]曾勇.论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思维方式[J].华商,2008 (20):69-70.

[5]吴传煌.对平均主义界说的若干理论思考[J].兰州商学院学报,1989(3-4):13-19.

[6]周宏祎.论中学教育平均主义思想的特点及消极作用[J].中国教师,2008(7):319-320.

[7]朱欣毅.公平理论与平均主义的比较分析[J].嘉兴学院学报,2010(S1):53-55.

[8]曾宪玉,廉永杰.关于平均主义与社会公正的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43-47.

[9]卞加.反平均主义矛盾与价格运动[J].价格月刊,1988(4):47 -48.

[10]李晓茅.不搞两极分化与反对平均主义矛盾吗[J].学习与研究,1987(4):2-5.

[11]陈书纪.集体化时期在平均主义的改造下农民的主体性的缺失[J].焦作大学学报,2014年(2):121-124.

[12]司兆励.略论平均主义的落后性和破坏性[J].理论学刊.1984 (4):8-10.

[13]郭德宏.论我国历史上的平均主义思想[J].东疆学刊,1986 (2):13-19.

[14]任政,冯颜利.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的界限[J].前沿,2011(3):60-63.

[15]董志凯.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和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J].中国社会科学,1982(5):159-171.

[16]郭德宏.“平分土地”论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3):53-61.

[17]罗爱林.俄国农村公社与平均主义传统[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139-143.

[18]卢晖临.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J].社会学研究,2006(6).

[19]王兴亚.李自成平均主义平均质疑[J].晋阳学刊,1983(2):80 -85.

[20]吴沁芳.从平等到公正的嬗变[J].道德与文明,2007(4):26-30.

[21]米祖旭.论共同富裕与平均主义[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67-69.

[22]徐伦臣.毛泽东“意志决定作用”和“平均主义”思想的历史文化溯源[J].理论探讨,1997(4):19-22.

责任编辑:毕曼

D616

A

1004-941(2015)06-0117-04

2015-08-30

河南省教育厅201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反对平均主义思想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16-2G-019);周口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平均主义思想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ZKNU2014130)。

苑申成(1970-),男,河南周口人,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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