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民心灵秩序的实践转化

龚 超

（广州医科大学，广东 广州 511436）

公民的心灵有序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社会核心的价值观一定是在遵循个体心灵秩序内在形成规律的基础上凝练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需要遵循心灵秩序的形成规律。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公民的心灵秩序

（一）人的价值观决定心灵秩序。

有学者称“个人良心与上帝之眼一直都是最有效的警察”，[1](p274)“上帝之眼”即道德，有了道德良心，人们才会约束自己的言行、创造规范有序的社会生活。柏拉图也曾说德性是心灵的秩序，这个德性即“道德良心”。道德良心是一种带有价值导向的内在软约束力，使人的心灵有秩序。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两类，随生理谱系上升而减弱的低级或本能需要和随生物进化逐渐凸显的高级需要，这些需求按照“生理”、“安全”、“隶属”与“爱”、“自尊”、“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的路线推进。人在追求这两大类需要的过程中，就会形成相应的价值判断，逐渐建立自己心灵的秩序。

心灵有秩序就能够驾驭情欲、确立内心的准则，从而“创造和谐”，既“创造”自我内部的和谐，也“创造”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外部和谐。自我内部的和谐是物与心、灵与肉、形与神、理与欲等人格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只有物制于心、肉摄于灵、形统于神、欲合于理时，才能建立起富有道德内涵的健康生活。外部和谐主要指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整个自然、整个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每个人的自我内部和谐，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类生命的一分子，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点。个体的成长、发展、成功，都是在同他人的交往和关系中实现的，个体的快乐、烦恼、悲伤、爱与恨的情感，也同样是与他人的交往和关系分不开的。心灵有序的个体与心灵有序的个体交往，是一种和谐的交往。个体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在与其他社会成员交往中都恪守了基本的思想态度和行为规范。所以，人的心灵秩序自然构成了社会关系和谐的重要维度。

由此看来，判断个人心灵秩序的核心指标是“自律”与“和谐”。“当心灵认为必须要有不受外部压力左右的观念的时候，道德自律便出现了”，[2](p233)可以说皮亚杰涉及了心灵有序的“自律指标”。人的自律主要体现为克制非理性冲动，对本能、欲望、情感的控制和调和，自律还表现在人能够自觉将社会的道德规范要求转化为个人的内在信念、情感和良心，为自己的心灵意志“立法”。亚里士多德说：“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3](p341)这是心灵有序的“和谐指标”。人之所以能够与本能拉开距离、与社会和谐共生，是因为人能够将自我的欲望提升至社会和精神世界的高度。人这个特殊的个体，是普遍的类中一员，每一个“我”都承担类本质。因此，只有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以“为他”付出的道德伦理方式来确证自我社会生命的价值，才能展现自我存在的真正意义。如此，自我实现者才是明哲的人，他通过感性发掘自然生命的潜能，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灵魂在承担类本质中即与社会和谐交往中得到了提升。

介绍了一种基于单片机的电动车防盗装置设计，该设计创新性地将GPS和GSM功能与传统报警装置结合，使其防盗功能得到大幅提升。不仅可以对可疑行为进行声光报警，还能通过追踪定位，实现被盗车辆的迅速找回；系统同时具备智能化、结构精简、安全系数高和可操作性强的优点，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便利。该产品还可以运用于其他各领域，实现对贵重物品的监控，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引着社会主义公民的心灵秩序。

张岱年先生曾指出：“人与人之间，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发生矛盾冲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过于激烈，毫无调和之余地，势必同归于尽。为了保持社会生活的继续存在，必须对于个人利益的冲突加以调节，使人与人之间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这类准则即是道德。道德即是调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准则”。[4](p31-32)这里的准则是社会中人们共同生活的核心规范，构成一个民族国家共同的心理素质和认同感，引导着心灵自律，于是形成了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换句话说，有了核心价值观的公民，其行为才不会过于自私自利、不会损人利己、不会破坏规范，在社会交往中也会与人和谐共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之“德”。在2014 年的“五四讲话”中，习近平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国传统道德关系进行了阐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5]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厘定了国家层面的道德目标、社会层面的道德遵循和公民层面的道德要求。习近平还进一步强调：“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一个“德”字涵括了所有的德目，萃取了中国传统道德政治之魂。由此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我们日用常行的方方面面，是社会主义公民在“修齐治平”中都要遵循的“德”，它规范着社会主义公民的心灵秩序，既是我们生活、工作和交往的内在指导，也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外在规范。

毋庸置疑，社会核心价值观只能在塑造人们的心灵秩序中找到落脚点和归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入脑入心，也需要遵循个人心灵秩序的形成和发展规律。最终，在有序心灵的指导下，人们才有能力去运用政治秩序规划社会生活，并自然运用社会规范来修正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尺度和价值原则，并最终形成与整个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理想、价值信念、价值信仰相一致的核心价值观。

文献[13]中对该协议的安全性进行了详细的证明。在半诚实模型下，该协议是（m-1）-隐私[14]的，即前m-1个参与方共谋，也无法推测出第m个参与方的有效数据。

二、个体心灵秩序的形成遵循一定的规律

总之，外在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体心灵秩序，其形成过程应该遵循着从强制遵从、自觉遵从到自然遵从的规律。相应地，一种价值观的形成也遵循着从强制遵从、自愿遵从到自然遵从的规律。从个人角度看，价值观是人们心中深层的理想、信念、信仰系统，在人的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导向、情感激发和价值标准的作用，它是构成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内容。因此，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处理某类事情做出判断和选择时有了一定的标准，也就是维护个人心灵秩序有了准绳或依据，那么，他的心灵秩序形成之际，也就是价值观形成之时。

那么，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体，享有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个不同于抽象的“我”的个体，如何保证在内在心灵有序的前提下，外在社会秩序又内化为个体的主观意识？荀子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轨。虽又槁曝，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荀子·劝学》）心灵秩序是可塑造的，就像木头在外力的作用下可塑为人们理想的器物一样，只要有外力持续作用，人们就会习惯成自然，从而“自觉”地把习得的社会秩序践行到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王夫之说“习与性成”，[8](p962)强调只有通过长期的实践才能形成自觉的习惯，最后内化为自律的信念，如此，这种规范才算养成。不过，外在约束内化为个人道德自觉非一朝一夕，一般会经过被动遵从、自愿遵从和自然遵从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被动遵从”。“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9](p19)人们常随大流去做同样的一件事，但人们并不知其中深意，个体规范意识的形成也恰恰如此，规范意识始于对某种规范的被动遵从。心理学研究指出，在3 岁～12 岁，个人受他人评价和环境的影响、制约最为显著，这一阶段的人们对社会规范等几乎没有什么理解和辨别能力，一般都是被动地服从社会习俗、规范，并将之转变为习惯性的遵守。[10](p66)事实上，多数成人也不知道规范或德性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遵守，关于规范的观念常常来自社会教育，例如认为遵守某种习俗是社会习惯、风俗或个人良心的要求。故这个阶段培育人们的心灵秩序需要制定一系列有明确的培育目标、有需要习得的具体细则、还要有鲜活的教育载体的诸多社会规范。如过马路要遵守交通规则，要告诫人们必须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违背规则会造成交通事故，给生命健康带来隐患。

一方面，国家制定政策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马克思指出“国家的真正的‘公共教育’就在于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公共的存在。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合乎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12](p217)在这里，国家的教育责任重大，国家制定教育政策引导其成员融入国家中，并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改造国民，使他认同并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提升自己的精神境地，从而达到个体意识与国家与社会整体意识相融。一句话概之，国家的教育责任之一在于培育公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这一点来说，每个国家都特别重视民众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如美国先后颁布了《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1990 年）、《全美服务信任法案》（1993 年）、《赋予家长学校席位》（2007 年）等，希望通过立法形式促使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培育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英国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全过程，6 岁爱父母、7 岁爱朋友、8 岁培养同情心、9 岁学助人、10 岁会敬人、11 岁爱家乡、12 岁懂爱国，特别在2007 年《课程检视：多样性与公民权利和义务》白皮书中，英国把核心价值观内容渗透到历史、地理、数学、英语、科学及现代外语等课程中去；澳大利亚颁布了《公民教育评价范围》（2004 年），政府从1997 年逐年递增投资，资助关于价值观培育方面的论坛、开发课程资源、制定评价体系等，并在国家设立专门评估机构督促落实；新西兰政府成立专家讨论小组（1986 年）、颁布课程方案（1988 年），专门研究如何把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文化与传统、语言、创造性与审美能力、数学等课程中，探究核心价值观与实践能力、社会生存能力、科学技术和环境、健康与幸福的关系。日本不仅发表了核心价值观《理想的人》（1966 年）的咨询报告，而且把“自由、发展个性、珍惜自己、坚强意志和敬畏之念”的教育融入个别咨询与团体咨询过程，把这一核心价值观细化到公民教育体系中；新加坡不仅发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1991 年），而且专门制定了“敢于负责、助人为乐、关怀他人、善于分享、学会合作、慷慨救助”的社区服务计划。

效度分析显示，2个空间层次的各个测量单项与其对应的分量表的得分总和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84～0.880，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出显著相关，说明量表的内容效度比较好，测量内容具有一定适当性。

第三个阶段是“自然遵从”。经过理解和被个体实践证实了的规范，个体将之演化为自觉遵从甚至形成一种规范意志。正如孔子所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四十不惑就是对周礼的自觉遵从，这是理解后的信之弥笃。其后，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内化为自然遵从。张载对此进一步描述“无我而后大，大成性而后圣”，“大可为也，大而化不可为也，在熟而已”。[11](p17)“大”到无一毫私意，自己的行为与天理一致，仍觉境界不够，直到“熟”才达到极致，成为自然之态。那么，“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是外在规范与心灵秩序合而为一，这是一种“自然遵从”。

一个有序的心灵，是自律和谐的。它是社会共生规范发展的产物，“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6](p15)可见，个人认同和接受了社会的道德规范，有序的心灵就会自觉遵从社会规范，也才会对这些准则敬畏和践行。有序的心灵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外化”为自己日常生活的道德义务，这是由人的道德本能决定的。人本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是追求美好幸福人生的能力，一种是和其他人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社会合作的能力（运用正义感的能力）。[7](p89)在公平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可以去形成、修正和合理地追求美好人生。但是这个标准是比较高的，意味着人在实践中要形成生活规划并不断调整自我心态，而且社会有序运行是个体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当然，无论“正式的”或有形的法律制度，还是“非正式的”或无形的伦理道德规范，其价值都在于确认和维系一定的社会秩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公民的心灵秩序，要遵循心灵秩序形成的规律。首先，强制遵从阶段，国家制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宣传的政策，使之在组织制度上有保证；同时，政府要敏感于不良的社会思潮，果断地对负向的社会环境说“不”。其次，自愿遵从阶段，由政府组织、各级教育媒介、虚拟社区等共同营造全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环境，并使之常态化，致力使之成为人们自愿遵循的价值准则。最后，自然遵从阶段，政府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持续性平台，国家在开放包容的心态下，汲取文明精髓，丰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初，张仪在西边兼并巴蜀的土地，在北面扩大了西河之外的疆域，在南边夺取了上庸，天下人并不因此赞扬张仪，而是认为大王贤能。魏文侯任命乐羊为将，带兵去攻打中山国，打了三年才攻下。乐羊回到魏国论功请赏，魏文侯却把一箱子告发信拿给他看，吓得乐羊行跪拜大礼说：‘攻下中山国不是我的功劳，全靠主上的威力啊。’

发达国家政府主导的教育、宣传核心价值观的做法，对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借鉴意义。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政策中，我们看到了西方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不是理论家在殿堂里高谈阔论的话题，也不是书斋学者在象牙塔里揣摩精研的玩赏物、束之高阁不打算实行”，[1](p43)而是努力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中灌输核心价值观。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立足于马克思关于国家教育理念的启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是仅凭某一种教育机构就能完成，而是需要全社会有意识、有过程的精心培育，其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尤其巨大。“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13](p760)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问题上，政府不仅要通过教育、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人们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要时刻关注政府在民众中的认知度、美誉度、诚信度，通过改造自己来引导民众、教化民众，制定出教育和宣传的政策和规划，引导民众逐渐认识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为公民心灵秩序的规律与路径

本文基于路堑边坡定量风险评估框架，对工程高边坡开挖及加固阶段进行定量风险评估，并对比边坡加固前后定量风险评估结果，得到如下结论：

（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并引导社会思潮。

第二个阶段是“自愿遵从”。即对所遵从习俗、规范的理解和反思。所谓理解，在此是指对已有社会知识的消化吸收，明白遵守已有规范的意义。如果已有的规范滞后于时代，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主体就会对已有的规范、习俗产生怀疑，从而重新定位自己原来坚定的“信念”。这种重新定位，参照物的选取至关重要，如果在此过程中发现了新的、可信的、可替代的参照物，他们就会舍弃旧的规范；反之，没有怀疑就用不着去重新定位，于是选择强化习俗、规范。一般来说，3 岁～12 岁期间人因被动遵从养成的习惯，常在13 岁～15 岁或者更晚又经历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10](p66)这个阶段重新定位的结果取决于社会的反馈，积极的反馈会坚定他们对已有规范或习惯的信念，消极的反馈就会强化他们反思所接受的规范，可能导致对已有习惯的抛弃。所谓社会的反馈是指社会规范、习俗与时俱进的程度，如果个体所习得的规范与社会风尚趋向一致，那么个体习得的规范就可得到现实的确证，于是个体会强化自己遵从这个习俗和规范。反之，他们将询问自己依循的规范的价值所在，即使多年灌注养成的习惯也会因现实的碰撞碎裂，而毫不留情地将它抛弃。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参照物尚未形成，个体会盲目选择一种价值观当作生活的全部目标，如此盲目的个体就被抛入了一场思想危机中。还以交通规则为例，人们虽已经养成了遵守规则的习惯，但是看到周边不遵守规则的人并未付出代价，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践踏这一规则时，他们难免会质疑自己以前养成的习惯是否合理。

本区位于北领地中部地区，分布有Warrego(已闭坑)等大、中小型金矿14处及无数的金矿化点。Tennant河地区主要为铁氧化物型(IOCG)金-铜矿，本区之前已开采出140t以上黄金。金矿资源较为丰富。

另一方面，政府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社会思潮 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求中正也。”（《荀子·劝学》）美国心理学家华生也谈到，“给我一打健全的儿童，我可以用特殊的方法任意地加以改变，或者使他们成为医生、律师……，或者使他们成为乞丐、盗贼……”。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社会本身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虽然我们对“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有过批评，但谈起影响我国青少年成长和成年人心态的社会教育环境现状，我们难有轻松的心情。我们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激活了人们的市场主体意识、财富创造主体意识，同时也带来了利己主义和“向钱看”的倾向；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赋予社会活力的同时增强了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但社会思想的“分散化”加剧了；加之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旧的腐朽没落思想的泛起，一些人的精神世界蒙上了灰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身上时有再现，少数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蔓延，损害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了冲击，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究其原因，众多“负面”环境无不对人们的心灵健康产生着巨大的消极影响。由此看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中泛起的这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逆的思潮，已经深深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政府要对这种负向社会环境说“不”。政府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14]向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思潮说“不”。为此，从国家层面来说至少要做到三点：一是国家的宣传教育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不顾国情大唱共产主义赞歌的倾向，这种倾向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种倾向即否认共产主义理想的唯钱论，这会导致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泛滥；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动摇；三是坚决通过主流媒体抨击、批判某些否定社会主义的文化潮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同时，政府也要“充分利用社会环境和多种渠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社会化、立体化”。[14](p201)

（二）在社会道德实践中涵养公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非一日之功，每条规范成为民众的内在道德追求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践行在日用常行中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核心价值观需要得到民众的认可与遵循，此时需要榜样为普通民众起到引领方向的作用。古人说，时势造英雄，当下中国从国家层面对公民提出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而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合乎个体心灵秩序的人生指南，那么一定会有道德模范来为民众现身说法。例如每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感动中国人物”栏目就有鲜活的感人事迹，而且在这片诞生儒释道传统文化的沃土上，一定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道德模范。我们要利用各个级别的道德讲堂、论坛等平台，宣传道德模范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表率作用，组织关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强化公民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可与遵循。道德讲堂在榜样定位、表扬先进的过程中对大众起到心灵鸡汤的作用不可小觑，在聆听道德榜样事迹的过程中，个体理解道德模范、反思自我德性就会心生惭愧。一次次聆听，一次次刷洗心灵的污垢，这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就深入了，对自我就会有一个重新定位，自然就有了德行标准的再一次调整，如果个体能在日用常行中以榜样为指引来观照自己，这就是涵养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过程。

其次，可以通过一系列活动来涵养公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围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道德领域，充分利用媒介广泛宣传先进事迹、表彰道德模范，营造礼让宽容、崇德向善和修身律己的道德风尚。其次，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及志愿服务和诚信建设制度化等活动。在群众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时，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在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的建设活动中，也要把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考核条件，通过礼仪教育把全民规范意识推广到社会各个层面。再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健全志愿服务制度，把志愿服务活动推到城乡社区、推进家庭，并促使服务社会、相互关爱、帮扶残障、救助急难的实践活动常态化。同时着力推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突出道德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司法、企业和个人信用制度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诚信、仁爱、友善、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最后，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开展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掘工作，萃取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解读文化遗产精华，完善传统文化体系的重构，开展的传统文化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蕴；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大文物和非遗保护力度，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让传统文化“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并不断发扬光大。

（三）在虚拟社区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语言交往模式、社区群落和文化生态，强化了符号生产和传播的能力，面对我国6 亿多网民的庞大群体，打造良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网络意义重大。互联网话语领域的开放性、文本信息的互动性、传播速度的迅捷及超文本化等特点使得核心价值观很难被凝固为特定时间及空间中的思想符码，它们随着交流语境、运作策略及传播意图的变化而变化。近年来网络炒作、网络营销、网络水军、网络打手、电子“暴徒”的出现，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带来了严重挑战。更有甚者，利益集团、极端组织和海外反动“政治集团”对网络舆论进行操控传播蛊惑人心的观点，足以扰乱网民视听。“由于网络是多重的，在网络之间操作的符码和开关机制，就变成塑造、指引与误导社会的基本来源”。[15](p435)虚拟社区是一个宽容的平台，它接收、存储、检索、转换和发送无穷尽的信息，其中不乏混淆网民视听的错误符号和意义表达，这将给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制造大量的噪音。因此，加强网络监管和实现网络立法至关重要，要组织宣传教育网民，与现实生活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一起形成传播正能量的合力；另一方面还要加大网络监管，制定法律，竭力过滤反动思潮、腐朽思潮和错误思潮文本，加强网络执法力度。特别在评价社会焦点问题时，要引导网民正确评价。虚拟社区相较于物理社区而言，成员间的沟通、互动便捷且容易，更易达成共识。针对网络普及化、生活化、日常化的特点，政府及社会媒介要时时关注网络热点事件和思想运动，要吸引网民加入讨论，导引网民对利益诉求、意志选择、价值观念等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面临虚拟社区中过度利益化、政治化及反社会倾向恶性膨胀的干扰，特别是负面事件会直接影响网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针对虚拟社区的张力、多维和混沌无序，要加强对虚拟社区公众舆论的调控、引导，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虚拟人群中的影响。

为打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要借助虚拟技术和网络空间，延伸传播通道，在不同网民层次间建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寄居盘，从而把典型模范的业绩、生活、工作和全部的日常生活，以镜像的方式投射到网络社区，在最短的时间内呈现在网民面前，让网民看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者的鲜活事迹。引导网民真实表达同现实世界一致的利益诉求，也导引网民自由地发挥能动性联合那些兴趣、利益相同的网民，共同分享核心价值观践行者的快乐，共同创造网络社群价值。思考如何在虚拟社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固为特定的思想符码传播。虚拟社区为网民的话语提供了平台，也为大众社会心理的实践提供了新空间。例如思想主张相同或相似的人可以利用博客互相推荐、召唤形成博客的链接文档，他们因互访而建立稳定的朋友关系，人们围绕关注的热点议题而建立博群，或因情趣相同而创设博群，有的博群组较短时间内就凝聚成暴风骤雨般的力量，甚至影响到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行动。因此，要充分利用这种虚拟世界的网络议题瞬息组合的特点，创设传播正能量的议题，在网络高速运转过程中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

（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公民行动的自然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深深扎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家精神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就是遵循着这12 个字的心灵规范而完成“修齐治平”的伟大事业，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刻下了他们光辉的身影。习近平在“五四讲话”谈到了价值观的变迁，中国先人的核心价值观“国有四维，礼义廉耻”，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先进价值观是“五四精神”即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如是观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各种历史先进价值观发展、充实、沉淀、凝练而成，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文化互动的结晶。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传统之“德”做了细述：“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习近平倡导全社会“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传统文化为根，遵循心灵秩序而凝练出来的价值观，是继往开来的价值观。当它外化在人们的日用常行中，成为普通民众“安身立命”的共同价值观，成为人们行动的自然规范，它就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邦定国”的主导价值观。马克思曾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16](p146-147)这意味着我们要创造自己时代的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与时俱进的，同时又是相对稳定的开放体系，鲜活、变化而普遍存在。

但是理论再完美毕竟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有用理论掌握群众，理论的魅力才得以彰显。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7](p20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掌握群众，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们来说很值得信服，它必须体现我国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本质需要，并能反映他们之间最小的共识，如此多数成员才能够、才愿意以之为指导。习近平在多次不同级别会议中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问题下达指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因此，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中社会的主导力量都使用这一理念来解决民生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和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持续动力和平台，就能激起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用”的思想革新运动。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之有效且可推广的传播路径和经验要给予精神鼓励和资金支持，协助推广普及；对于没有办法或缺乏推广平台的领域要创造机会、创设平台，助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转型时期农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首先需要使老百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其然”，接着借助政治社会化网络媒介使老百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其所以然”，最后以利益为主导解决农民需要使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以为然”。如果各级地方政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一切工作，并使之这一理念“自然而然”成为常态工作，那么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然和谐社会就在眼前了。

[1][英]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瑞士]皮亚杰.儿童道德批判[M].傅统先，陆有铨，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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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0]曾欣然.德性培育心理学[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

[11]（北宋）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4]侯锁生.侯锁生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

[15][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