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学术研究的基础原点和基本方法

木 斋

倏忽之间，已经到美国普度大学学术访问一年时间，快要转到休斯敦大学的时候了。在美国期间，由于资料携带的不便，我的许多学术研究和学术写作不得不暂时中断，但为《琼州学院学报》的《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专栏写作主持人语的工作却一直没有中断，从去年第3期到今年的第3期，正好是五期的主持人语。我曾笑称，在美国没写什么，只是写了几期的主持人语。不过，为这一专栏写主持人语，确实是令我颇感快乐的事，几乎每一期的主持人语，都是一个上午一气呵成、一挥而就(当然，这需要动笔之前花费几天时间打腹稿，还需要寻找一个心境俱佳的清晨)。在这里，我感到了某种写作的自由，思想表达的自由，我可以从我在美国种地享受陶渊明的快乐写起，也可以写我的悲哀或是我的沉思——若是给那些所谓核心期刊写作，可能我会板起面孔，正正经经写一些庙堂文字。在这里，我可以将生命的体验融入学术话题中——我原本就是以生命融入学术，并以学术表达生命的追求的，因此，这样的自由写作，更能释放出我生命深处、灵魂深处、学术思想深处的语码。曾承蒙朋友指教，说我近几年经常在普通刊物上举办专栏和发表言论，这本身可以成为我的学术研究不够权威、不够正确的证据，劝我还是多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为好。这自然是善意的，但这也是令我异常讶异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刊物级别的区别能够说明论文质量的优劣，在我来看，《琼州学院学报》这两年大约八期专栏，其所发表的论文基本都堪称国内外一流的论文，至少都是很有创意的一批论文。我自从走上探索的学术之旅后，就很少关注或是阅读那些所谓的权威核心刊物，偶然一次，某核心期刊邮寄给我一期，上面赫然刊登着一篇论文，说是曹植的《洛神赋》的主旨是比拟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受到宋玉赋的影响，看过几行，只觉得陈腐不堪，皆为拾人牙慧之语，如此核心，实则在自我边缘化!此外，《琼州学院学报》除了对创新精神的接受，对专栏主持人和作者的尊重之外，发表时间的快捷也使我感受到写作的快乐，如果投寄给所谓的核心，常常要等候较长的时间，就像是新闻稿件的采用，新闻早已成为了旧闻，学术研究虽然不像是新闻那样，但学术研究也是不断的创新过程，较长时间的等候发表，会将论文中原本富有的鲜活的成分扼杀而枯萎，从而泯灭了学术创造过程中体现的生命信息。还有一点，就是在这里写主持人语，不必拘泥于引文和论证，天马行空，思想在这里可以得到浓缩的、顺畅的表达，有学者曾经笑谈，说我这是创造了另外一种学术体裁，类似于学术随笔小品。对我来说，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已经使我几乎泯灭了文学的创造，不用说如果让我写作小说、剧本，我会感到力不从心，即便是让我将学术研究的成果写作成为通俗化的大众化的作品，我也都不适应了。我已经习惯于言出必有证据的引经据典式的行文方式和思维方式，譬如将曹植甄后的人生历程、恋情历程通俗化地写出来，是很有必要的，但我总是扭转不过来由学术向文学表达方式的转型，而在这里写作主持人语的自由度，还是给予了我不必引述经典直接表达的轻松和快感。

这样说来，似乎我更为强调思想和思考，而忽略史料的重要性，其实不然，可能当下没有人像我这样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这样重视对所研究对象原典的重视(姑且用原典这一术语来概括所研究对象的本身，包括研究对象的生平、作品、时代背景、家族背景等的原始材料)，如果不是对原典的重视，也不可能成就我对汉魏古诗、曲词发生包括诗三百研究的创新性结论。“原典——学术研究的原点和基本方法”，几乎可以说是我的学术方法论的一个概括，或说是一种心得。这一方法似乎是老生常谈，此前也似曾在某个学术会议上听到某些学者这样总结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但在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形上，却并不如此。如果说是对“重回原典”或是“细读原典”的方法倡导，自然不是我的独家秘诀，但如果将重回原典和不以前人之说作为研究的基点这两个方面整合起来，却似乎凤毛麟角。关键是:两者之间具有的内在联系，如果不能做到前者，则后者势必成为一句空谈。如果不能在阅读原典和研究原典之前，放弃前人成说，不能做到空纳万境、虚怀若谷、澡雪精神的状态，势必对原典的阅读和研究，自画牢笼，拘泥成说，只能将此一次的阅读和研究，成为此前无数次群体学说的重复和效法，而不能成为一次崭新的探索历程。而我的研究，前二十年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此前写作的《唐宋词流变》等系列专著，虽然也有创新，终究是在镣铐之下的舞蹈，是在陈旧体制内部的创造。自古诗和曲词两个研究之后，也就是近十年来的研究，方才总结和升华为新的学术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就具体操作过程而言，首先要将此前的说法，一一辨析，皆不能确定为是，当然也皆不能确定为非，就像是作为侦探，接手案件，前代侦员之所判断，不可不知，但不可全信，信与不信，一切都需要从作家作品及时代的实际出发，换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典是检测历史真相的唯一标准，否则，不论是哪位大师所说，均不可作为先天的原则或是法则，即便是法则，一切需要重新论证。正是在这种新的方法论下，我研究原典，得出了词体的起源发生与民间无关，与燕乐无关，反而是相反的江南清乐和宫廷文化，是词体起源发生的两大基本渊薮;得出了《十九首》为代表的汉魏古诗，与民间无关，时间方面不在两汉，而在魏晋，同样是从原典出发，我找到了曹植甄后恋情和汉魏古诗密切关系的内在逻辑关系。

今年春节前后，由于要回国办事，顺便给我的博士生做一些论文指导。其中给一位博士生指导曹操的研究，我要求她要深入研究曹操之前文人的演变史、音乐演变史、乐府诗演变史，深入研究曹操生平中体现出来的内在矛盾和这种背景对于曹操的决定性影响。这位博士生在按照我的思路阅读和研究之后深有感触，说她阅读此前相关的研究，发现各种各样的研究，几乎说的内容和说法都相差不多，而且，几乎都仅仅是说一些表面化的、人人皆知的话语，而对很多具体的问题，都不去涉及，不去阐发，而我对她指导所要研究的这些问题的纲要，本身就具有创新和深度。她问我其中的原因，我告诉她，一切要从原典出发，这不仅仅意味着总体研究的前提条件的改变，也意味着一切具体问题都要从原典出发。至于为何此前的学者都喜欢这样抄来抄去，其中除了大家习惯于先听听别人意见这样的所谓谦虚谨慎的文化习惯之外，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譬如不够自信，按着别人说过的说法再说说，总不会出错，所以，大家都没有说过的话语，没有研究过的具体问题，也就自然无人来阐发;还有就是缺乏学术的责任感，这与民族文化中的某些文化习俗，可能也同样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美国普度大学这一年时间，由于身在逆旅，图书资料不可能背负到美国来，因此，主要阅读了两三本书，但也正由于书少，使我的阅读更为细腻和深入。去年下半年，主要阅读《李太白全集》，这是在普度大学借到的，令我惊喜异常。我将李白诗作逐一细读，发现了李白词的代表作，如《忆秦娥》《菩萨蛮》的代表性词句，几乎都在李白诗中有极为类似的表达，几乎就是同一境界的诗词不同表达，而细读李白入宫之后的两组乐府诗《宫中词八首》《清平调》以及《清平乐》词四首，其中清晰显露了分别写作于早春、仲春和晚春的季节特征，同时，也显露出主题的一贯性和一贯性之下的变化。这样的阅读令我感到异常惊喜，以前我已经多次论证过李白词的真实性问题，论证过李白词为词体形式的首创问题，为何如此清晰明确的证据以前竟然没有读出来?——即便是我，特别重视原典阅读的人，也同样常常会错过对原典原作的深入细读，错过在思考之下的细读精读，错过重要的、伟大的发现。

今年的几个月时间，我手头主要能读到的资料是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乐府诗集》，对这两套书细细阅读的结果，同样是让我惊心动魄。在陆机的五言诗作中，我看到了大量曹植诗作和古诗十九首代表的汉魏古诗在西晋的痕迹，或说是陆机对古诗的深度阐发和解读，我此前对古诗和曹植甄后恋情关系的研究成果，在陆机五言诗作中一一得到了验证，不仅仅如此，陆机披露了更多的两者之间关系的细节;而对《乐府诗集》的此次重读，使我对汉魏乐府诗的演变历程又有了飞跃性的认识，对所谓民间乐府诗的由头和甄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飞跃性的认知。由于这一阅读、研究和写作尚未完成，具体细节暂且不必细说深说，读者随后自可读到这些新的信息。总之，我是想说，原典的阅读是何等的重要，当然，在阅读之前，暂且摒弃那些陈腐的说法，以一种全新的心态、视角去阅读和研究，你才能读出来此前全被遮掩法遮蔽了的历史的真相。换言之，把所研究对象原典放置在深刻思考之下的细心品读视为一切学术研究的始发点，这是获得学术研究成功的基本方法和不二法门。

本期专栏推出的两篇论文，一篇为对律句观念史的研究，此一篇论文让我喜爱的，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是将律句作为一种流动的、流变的观念来加以研究，以一篇论文的篇幅而容纳自六朝而至明清而至现当代，可谓是观古今于须臾，咫尺而有万里之势;其次，作者很有自信心，观点鲜明，将六朝而至现当代漫长岁月的律句观念形成历程，清晰地概括为“肇于永明，约于文心，蔓衍于诗、词、曲，规模于清，概括于王力，升华于启功”。先不论这种概括是否准确或说是精确，能够在一片混沌之中清理出来基本的发展脉络，其本身就有筚路蓝缕、开辟新路的作用。是故，做学问必要有自信心、责任心，有开拓意识和清晰阐发的意识。另一篇为对曹操士人情结的研究，将曹操宦官家族的背景与其本人拥有的浓郁的士人理想、士人情怀整合在一起加以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当然，两文也都还有不足之处，前者的研究，似乎可以向前伸展到建安时代，从建安时代五言腾跃对后来律句因素的实践和探索，到永明时代的律句观念的理论形成，可以视为律句观念的起源演变历程，可以另作一文详加阐发;曹操一文，则立论较好而具体阐发不足，对曹操早期生平研究有余而对后期这种士人情结的衍变研究不足，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