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学派”与“分配学派”民国农村经济落后根源之争

“技术学派”与“分配学派”民国农村经济落后根源之争

张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对于民国时期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源，学术界历来颇有争议，而其源起则来自20世纪上半叶以卜凯为代表的“技术学派”和以陈翰笙为代表的“分配学派”之争。两派根据各自不同的探讨提出民国农村经济落后根源不同的解求思路与方案。本文围绕两派在民国农村经济落后根源这一问题所给出的论点及论据进行阐述，力争还原这段时期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争议的历史概貌并略加评议以期寻求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民国农村；技术学派；分配学派；落后根源

在20世纪上半叶，围绕民国农村经济落后问题，学术界曾发生过一场针峰相对的争论。争论的发起者为美国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卜凯是第一个建立起中国近代农业经济比较完善的调查资料，他从技术角度解析当时中国近代农业经济落后的根源，被称为“技术学派”；卜凯的观点提出后，引起国内学者的猛烈批评与热烈讨论，以陈瀚生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分配视角寻找民国农村经济落后的原因，被称为“分配学派”。尔后，还有一些学者就民国农村经济落后问题进一步展开了讨论和研究，并在历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民国经济研究中，对卜凯和陈翰笙两人的经济思想研究比较多。例如，对于卜凯农业经济思想的研究，有盛邦跃的《对卜凯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再认识》和《卜凯视野中的中国近代农业》等等；对于陈翰笙农业经济思想的研究，有候建新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汪效驷、郑杭生的《史学和社会学视野中的陈翰笙无锡调查》等等。到目前为止，学界大多限于对二人和两派分别进行研究，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其中有影响的是美国学者陈意新的《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介绍几十年来美国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郑京辉所著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学兴起述论——以卜凯与陈翰笙代表的农业经济学为侧重》中是从农业经济学的方法和路径方面考察两派分析民国农业经济的不同。

聚集到民国农村经济落后根源这一根本问题上探讨卜凯与陈翰笙的两派之争，不仅对于深刻认识当时两派争论的内容与本质，窥探民国经济和民国经济思想的概貌与特性十分必要，而且对于寻求历史启示与借鉴，推进今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经济思想发展也不无裨益。

一、历史背景

在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农村经济仍然是小农自然经济，没有进入现代化的轨道。近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据1922年华洋义赈会在浙江、江苏、安徽、直隶4省9县的调查，大约150元为养活一家人口所必须的最低收入，而农户在这一贫困线以下。据1930年朝阳县的记载说，“近二十年来，大户为中，中户为小，小户流亡，不知凡几。其由贫而富者，则百不见一也”，以上所举材料中的地区在当时全国还不算贫穷，且所反映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可见当时全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何等之苦，也因此才有许多学者对这一贫困落后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寻求解决良策。

针对其农村经济落后和农民贫困生活状况，很多学者进行了客观描述和深入探讨。例如，傅建成通过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的研究指出中国农民的贫困，他认为土地分配不均、人均占有地太少和灾荒太多，是农民负债增长和生活贫困的原因。王玉茹、李进霞从近代中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角度分析认为其近代中国农民收入微薄，入不敷出，生活水平十分低下。而当中的研究分析最有特色的是郑起东从流通货币的角度说明农民个人经济的下降，他指出，1908～1933年间，银元的价格比制钱的价格上涨了四倍，更加有力说明由于农村使用的是制钱而民国政府征税是银元，造成即使政府不加税，农民的负担实际也加重了。

可见，当时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农村问题引起越来越多人们的广泛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25～1935年间，中国出现了一股农村调查的热潮。当时，太平洋学会赞助了卜凯、陈翰笙等人的一系列农村问题研究活动，引发了以卜凯、陈翰笙为代表的“技术学派”与“分配学派”之争。

二、两派观点介绍

（一）技术学派的观点

卜凯1914年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毕业，1916年到安徽淮北传教，然后受康乃尔大学的校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斯纳（John Reisner）之邀于1920年担任了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的教授。不过，卜凯在1924年回到康乃尔大学在1925年完成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回到中国。19世纪30年代，卜凯出版了两本经典著作——《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

卜凯在对民国农村经济落后根源进行探讨时所采用的是农户抽样调查法，主张采用“随机抽样法”从事农场调查。卜凯所采取的方法是以农艺方式的不同选取一个村庄为代表，按照之前所定的调查表格详细调查田场100家，然后又以本村庄或邻村取250户以上进行人口调查；凡调查之地区，再选取农户20家进行食物消费调查。在对农户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卜

凯对农村人口根据其是否租种土地将其分为地主（出租土地）和农民（不出租或租入土地）两大类。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农民耕种土地产权的不同，将农民进一步划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三个层次。他调查了2866个田场后得出：“自耕农平均要占百分之六三，半自耕农占六分之一，佃农占五分之一。”因此他认为近代社会的中国农村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的不均，仍是以小自耕农为主。另外卜凯反驳了一些学者认为的佃农率的高低与农业生产落后与否之间的必然联系理论，中国的佃农率为20%，远远低于美国的38%和英国的89%，尽管英美的佃农率很高但是他们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这样，卜凯就基于农村人口结构的分类分析，做出了否定从佃农率高即从农业生产关系角度寻找民国农村经济落后根源的论断。卜凯认为应该从纯技术的角度即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进行探寻其落后的根源：生产技术、农产品贸易和土地利用等问题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卜凯来说，解决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提高其农业生产效率即生产力方面。

（二）分配学派的观点

卜凯主持的中国农业经济调查一开始就受到了以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家的批判。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认为以卜凯为主的“技术学派”对人口结构的分类标准忽视了租佃关系，进而未能考虑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生产关系这一重要的基本国情。

“分配学派”首先对卜凯的调查进行质疑。陈翰笙认为其表格不能详细说明田权、租佃制度、雇佣制度等。钱俊瑞认为卜凯因人决定调查地点的方法受调查者的乡土关系、自身的经济地位等因素影响太大，使得调查中取样出现很大的偏差。因此“分配学派”在调查地区的选择上，采取了区域抽样调查和村庄农户的全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由于中国地域之广，各地农村生活状况都有很大得差异，所以陈翰笙选定江苏、河北、广东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三省作为调查对象。“分配学派”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之后，开始对“技术学派”在对剥削进行定性最主要的地权和地租率两个方面进行批判：（1）地权分配。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性质是以土地私有为主导的小农经济。而陈翰笙等人认为中国近代农村地权集中程度很高；（2）地租率。卜凯认为地主收取的地租并不算高，只占年利润的8.5%。而陈翰笙研究认为有的地方须由佃农与地主分担的赋税，地主却摊派到佃农身上，所以地租实达年收入的40%～60%。

陈翰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分析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正如几次调查中的内容范围很广，涵盖了农民各阶层的土地分配比例、租佃、借贷、雇佣制度等具体情况，另外还将许多人类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引进到经济调查中。通过对江苏、河北、广东三大地区进行调查后，陈认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土地分配不均所造成的，一切问题的根源是土地分配。

三、两派之争的后续探讨

两派的激烈争议引发了越来越多学者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关注，随着中国国情的改变，学者们的倾向也有所之转变。在中国土地革命之前，支持“分配学派”的学者占多数，之后的土地革命证实了分配学派的观点；但是当土改之后，特别是人民公社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逐渐展露出来后，支持“技术学派”的声音越来越多了。

马若孟、黄宗智、Mark Elvin（伊懋可）这三位学者对两派之争的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例如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在书中他基于陈翰笙调查时间之短而且其调查正好处于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特殊时期，批判了陈翰笙的调查结论，认为若把研究范围延长，确定在1890～1949年之间的话，那么他也认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是主要是技术的落后。但是马若孟这一观点立即遭到黄宗智的反驳，黄利用满铁资料，举出河北沙井村的农民杜乡为例说明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穷人期望改变和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而伊懋可并没有直接卷入两派的争论，而是专心致志的研究中国近代农业经济，他在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范型》一书中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经济落后的原因在于农村经济达到“高度均衡陷阱”，缺乏资本进行工业革命，因此不能进而带动农业的发展。

以上各位学者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落后根源的探讨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提供了多方位的视角，从而在两派之争对这个落后问题分析上不局限于他们给出的论断。

四、对两派之争及后续探讨的简要评析

两派之所以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其实能从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指导思想、主要内容上寻得源头，而他们的研究又给后来学者以及农业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从出发点上看，卜凯其进行调查最初的目的不过是使学生得到实地调查的经验和所得材料作为教材之用。而陈翰笙进行农村经济调查的原因是通过对中国农村经济各个侧面的研究、剖析和评述，宣传解释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从指导思想上看，由于卜凯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因此其研究不可避免采用西方学者主流的实证科学方法和社会调查的原理。而“分配学派”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阶级分析方法，采取实地调查。

从研究内容上看，卜凯的调查主要是在田场的大小、分布等客观条件上，而陈翰笙主要是土地分配、雇佣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调查。

总的来说，在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社会的根本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指出当时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认为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因而，此时卜凯“技术学派”的观点不合时宜而陈翰笙“分配学派”的见解却大有用武之地。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后，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农业生产成了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此时陈翰笙“分配学派”的见解则时过境迁而卜凯“技术学派”的观点却颇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