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南北朝家训和遗令看当时的士风变化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战乱连年政权频繁更替的时代。在这369年的时间里，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门阀割据导致了士人的心态产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比较一下汉、晋士人的心态，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思维方法，他们的人生理想，他们的生活风貌和生活情趣，都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士风的变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本文仅选择当时的家训和遗令这个角度对魏晋六朝士风的某些层面和特征进行分析，以就教于大家之方。

遗令是临终前的告诫或嘱咐；家训表现形式为诫子书或敕子书，是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有时也用遗令的形式出现。家训和遗令的创作离不开社会现实，其中的告诫和教诲在某种程度上更反映了当时士人的生存状态和处世态度，也体现出士人的思想与智慧，表达了他们对后代人的期待。而这些家训的创作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士族兴衰以及士人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因此从家训这一角度去剖析当时的士风变化和士人心态的某些特征是有必要的。

一

魏晋南北朝家训和遗令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分裂动荡，官学的颓废不兴，九品中正制为主的人才选拔制度，自东汉以来家族势力的迅速发展，门阀士族制度的盛行，都导致了个人的发展与家族势力密切相关。各家族更加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也为家训的繁盛提供了现实基础。从数量上来看，这个时期家训和遗令数量大幅度增加，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共约有90余篇。从文章内容上看，这个时期的训诫思虑更加周详、全面，从修身到治学，从处世到事君均以告诫。从思想层面上分析，这个时代士人潇洒豁达，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浮夸荒诞行为反对名教，在任情纵性中寻求解脱苦闷。但是在训诫中却又从多角度，多层面告诫后人为人处世应该是：“论议贵无贬”、“进仕尚忠节”、“取人务道实”、“处世戒骄淫”、“贫贱慎无戚”、“进退念合宜”、“行事加九思”。这种为人处世之道既老练圆滑，深思熟虑，又谨慎巨细。如王肃《家诫》从饮酒方面告诫弟子喝酒需要适可而止，结尾更道出：“祸变之兴，常于此作，所宜深慎” ①就连嵇康这样刚直峻急，纵情傲物之人也在《家诫》中告诫儿子，在平时与人交往时，要十分注意自节，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士人们言行上的不一或者说他们的人生态度与他们教导后辈子弟该持有的人生态度上的矛盾是与社会现实密不可分的。魏晋时期大一统政权的崩坏和现实政治生活中君臣之义的错乱，使得儒家思想建立的一套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准则失去权威。魏晋名士找不到归属，对社会家国感到迷茫，正始玄学的兴盛又为他们纵情肆意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他们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的、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生命的朝不保夕，又把他们拉回现实，他们的理想抱负、对家族繁衍的使命以及社会责任感又使他们不能摆脱所有束缚真正做到庄子的逍遥游。因此他们把这种野望交给了下一代，希冀后辈能够做到他们所做不到的。正是由于士人在家训中的这种矛盾心理使得我们看到了魏晋士人更加丰富和细腻的情感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衰微，玄学风气日盛，老庄道家思想经常在主张薄葬的遗令中出现，如沐并《豫作终制戒子俭葬》中说到：“夫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寿为欺魄，夭为凫没，身沦有无，与神消息，含悦阴阳，甘梦太极。”从道家同祸福、一死生的角度说明了薄葬的必要性。而道教和佛教的兴盛导致了薄葬中掺入道教和佛教的丧葬礼法。如南北朝时期有名的医学家陶弘景在《遗令》中就说：“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这种葬礼就掺入浓重的道教礼法。后魏时期裴植的《临终遗令子弟》 [1]表示葬礼需要：“命尽之后，剪落须发，被以法服，以沙门礼葬于嵩高之阴。”这就明显带入了佛教礼法。从写作主体上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世家小族，都有丰富家训和遗令著作存世。这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训和遗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二

这一时期家训和遗令特点，与其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这一点，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有论：“由于大一统政权崩坏，现实政治生活中君臣之义错乱不堪，由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一套人伦关系，一套行为准则。一套是非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也就是说，儒学的权威地位下降了。儒学权威地位下降的同时。诸子思想便重新活跃起来。” [1]如上文所说的王昶，他教子，杂用儒、道：“遵儒者之教，覆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而他的这些是非准则：“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则与当时的普遍的风尚有许多是很不相同的。“议论贵无贬”，与人物品藻的褒贬风尚大异其趣；“进仕尚忠书”，与当时事主不忠的现象正相反对；而“处世戒骄淫”，则完全不同于其时的纵欲奢靡之风。曹丕《典论》有一段话，论桓、灵之际的社会风貌：“恒、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命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天定检，事无定价，长爱思，兴朋党。” [2]

其时正处于一个变动不居、各种思想、各种价值观念、各种是非标准杂处并存的时期，儒家的道德准则已经失去了约束力。杜恕的《家事戒称张阁》文中就称赞一个叫张阁的人，说他：“张子合视之如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间何者为美，何者为恶，毅然似与阴阳合德者。”这种混淆善恶的道德观念本不应该提倡，但他又说：“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贵，然而患祸当何从而来?”从这里就可以明白，原来这种处世圆滑的态度是为了避免祸患。可以想见在这样一个战乱不断、人命危浅的时期，士人们为了保全自身，适应政局的需要，做了多少挣扎与努力。与此相同的还有殷褒的《诫子书》里面说：“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尔其念之，尔其念之。”这是告诫后辈要言、行不出离自己的名位，也就是慎言慎行。向朗在《遗言戒子》中道：“师克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他认为凡是要以和为贵，这种心理也是保全自身的产物。陆景的《诫盈》中劝导儿子要持德守善、急流勇退保全自身的方法：“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窜，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脱屣者，何哉?盖居高畏其危，处满惧其盈。”西晋重臣羊祜《诫子书》也说道：“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这种言则忠信，行则笃敬的诫语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然而他又说道：“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后动。”连大将羊祜都告诫后人需慎言慎思。李秉在《家诫》里更是通篇论述处世需谨慎，并且推崇阮籍为人处世的方式，说司马昭之所以认为天下之至慎者唯阮嗣宗。盖就其不评论时事与不评沦时人而言：“上曰:此诸人者，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运，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入物，真可谓至慎矣。”嵇康刚直峻急，纵情傲物但是也与文提到的王肃一样，在饮酒方面告诫后人需要适可而止：“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已。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见醉熏熏便止，慎不当至因醉，不能自裁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通过这些家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士人慎言慎行的表现绝非是偶然，外在政局动荡，战祸连年，民不聊生，内在玄学思潮的冲击，儒家残余观念的冲突，都导致了士人自身矛盾的冲突。他们一方面在乱世中寻求出世的保全之道，一方面又割离不了与这个社会的联系，从而又寻求入世之道。所以在这样一个士无特操的时代，士人不论是行为上的不婴世务，还是于牵涉个人安危之关键时刻，宁舍是非而依违两可的心态，都是他们心理矛盾的表现。

人士在寻求保全之道的同时，也对显扬名声显得格外关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里，出世入世实为一体。前文所提到的如王昶《家诫》开篇第一句：“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就是说要行善保身的同时也要显扬父母。羊祜《诫子书》也用：“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要求子侄做到“恭慎”、“忠信”、“笃敬”，以成就大名，光宗耀祖。这类诫训既表现了求全自保的心理，又有求仕进取的意味。在魏晋六朝家诫中，这种进取态度的诫文还是很多的，如诸葛亮的《诫子》、《诫外甥书》这两篇中告诫后辈立志当存高远，其中：“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则成为千古名句。十六国时西凉的当政者李暠就评论过诸葛亮家训，说：“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他让其子嗣学期诸葛亮家训，用以治国，可以使国家安定，用以立身，可使自己成名。王祥《训子孙遗令》认为信、孝、悌为立身之本，主张：“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书中提到了德与名，财与孝、悌之间的关系，可见当时士人求名求财之心的迫切。王僧虔《诫子书》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倾向：“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认为父与子，兄与弟名声不同之处在于读书的多少。由此可见当时士人对名的看重，通过这种求名心理也可以看出名教对士人的影响。

在士人求全、求名的同时，在其家训中我们还看到了当时士人的另一种心理状态，即求和心理。曹衮《令世子》中讲兄弟和睦相处：“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向朗在家训《遗言诫子》中突出一个“和”字，他教诫其子道：“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道：“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他希望后辈子嗣能和睦相处，具有崇高的德行。颜延之在《庭浩》也中强调父子、兄弟之间的和睦关系，他说：“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梯，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梯非期友，而友亦立梯。”并且这种慈孝与友梯的关系是互为依凭的。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更加详细地阐释这点：“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 [3]杨椿在《诫子孙》中也强调兄弟之间要团结和睦，不要谀上欺下。“和”者才能团结，才能凝聚力量，集体的力量永远大于个体。在这样一个战乱频繁，门阀割据的年代里，士人的生命朝不保夕，曹植在《送应氏》诗中说：“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 [4]在这样悲凉浓重的情思中，有些人肆意纵乐，放荡不羁，有些人却不懈的寻求希望，于是小到家族团结和睦，大到社会和谐和顺，这野望便留在了士人文章的字里行间中。

三

我国早在在战国时期墨子就反对厚葬，提出节葬的主张。《吕氏春秋》亦对厚葬之风多有抨击：“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两汉以来，虽然厚葬之风盛行，也间或有人主张薄葬，但并未对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厚葬形成冲击，薄葬仍然属于反对传统的个人行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薄葬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其施行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以及社会响应之广泛使得薄葬行为形成了一种风气。

魏晋六朝士人的遗令和家训中，关于薄葬的有：曹操、曹衮、韩暨、斐潜、沐并、王观、郝昭、司马懿、司马孚、王祥、庾峻、杜预、杜夷、石苞、明岌、慕容垂、张轨、张茂、王微、萧嶷、王秀之、张融、孙谦、沈麟士、陶弘景、顾宪之、周弘直、袁泌、谢贞等遗令或敕子书中都要求后辈对其进行薄葬。与之前不同的是，对薄葬身体力行的带动者，从士人转向了统治者。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曹操在建安十年即“令民不得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 [5]后来又下令指出“古之墓者，必居瘩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并在遗诏中说：“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比，皆除服。其将兵屯卫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晋宣帝司马懿也在临终作《顾命终制》：“山陵不设明器，以贻后则。”受统治阶层影响，当时的世族官僚也纷纷效仿薄葬。如韩暨临终遗言说：“若尔曹敬听吾言，殓以时服，葬又土藏，穿毕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王观死于家中，《遗令》：“藏足容棺，不设明器，不封不树。”；裴潜《遗令子秀俭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枚，其馀一无所设。”；沐并：“夫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寿为欺魄，夭为凫没，身沦有无，与神消息，含悦阴阳，甘梦太极。奚以棺橔为牢，衣裳为缠？尸系地下，长幽桎梏，岂不衰哉！”他在《又敕》中又道：“豫掘坎，戒气绝令二人举尸即坎，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抟治粟米之奠。”；王祥《训子孙遗令》：“气绝但洗手足，不烦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臂石，勿起坟垄”，“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使得薄葬之风压倒了厚葬之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主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士人在主张薄葬的同时，对于这种行为，又心怀顾虑。如曹衮《疾困敕令官署》、沐并《豫作终制戒子俭葬》、杜预《遗令》、石苞《终制》、孙谦《临终遗命》、顾宪之《终制》等，他们在其遗嘱里先着眼于古人薄葬之事，进而用朴素的唯物生死观论述人死神灭，神灭而棺无用的道理，最后才谈及怎样对待自己的后事。他们用古代先贤薄葬的事例，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上的依据。这反映出了当时士人的一种心理，他们对自己俭葬行为既肯定，又感到不自信，害怕这种行为不被社会认可，以至被世人所讥。士人的这种自卑心理，与魏晋六朝薄葬之风兴起、流行的原因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魏晋时代经过长期的战乱纷扰和政局动荡的社会环境，统治者对薄葬的推崇，使薄葬之风势在必行，士人在求全、求名的心理下对于薄葬别无选择。另一方面，由于汉末的大动乱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经济，造成土地荒芜，生产凋敝，所以受制于当时的经济水平，大多数士人就算想要厚葬，也不可能实现。经济水平的下降，也促成了士人薄葬自卑心理的形成。

四

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内心是矛盾的，魏晋南北朝政局的动荡，社会的混乱，让他们看不到希望，从这些家训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儒家的齐家、修身、处世、治学的方法，却无一例外的找不见治国的方略。人生的险恶，处世的艰难，让他们消极的选择了逃避，求全的态度随处可见。而为了家族的延续，也为能在乱世艰难的生存，却又告诫后人要勤奋攻读，博取功名。求全、求名、求和的观念贯彻在他们对子孙后代的诫诲之中，既孕育着希望的萌芽，又暗藏他们这个时代的悲怆。对薄葬的身体力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士人的潇洒风姿，却又在洒脱的背后，看到了他们的自卑。魏晋六朝士人内心的矛盾，使他们更像是一个独立的人，从故纸堆中跃然现于眼前。

注　释：

①文中引用遗令和救子书皆出自：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