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目录中“地理类”的设置与演变

张晚霞

（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淮北235000）

传统目录中“地理类”的设置与演变

张晚霞

（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淮北235000）

我国早期目录分类无地理类目，阮孝绪《七录》始于“记传录”设“土地部”，以地理著作入之。《隋书·经籍志》在史部列“地理类”，使之成为我国传统目录体系中“史部”的固定类目。随着地理类文献的不断增加，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于“地理类”析分子目，为后世目录学家继承并发扬。清嘉庆间孙星衍自创新法，“地理类”得以独立为大类。进入近代，伴随着西学东渐，以科学分类体系为主的西书或中西书合收目录出现，地理文献的分部编次更加明晰。

地理类；《七录》；《隋书·经籍志》；《通志·艺文略》；孙星衍；梁启超

我国古代地理知识萌芽于先秦，出现了以记山川为主体的自然地理著作《山经》《禹贡》和最早概括自然地理研究内容和技巧的《周易》，《管子》里也有综合性自然地理学的篇章。“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唐人孔颖达正义：“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1]77《管子·形势解》亦云：“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故天予之时，地生之财；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2]633所谓“地理”，就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理环境。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其内容以疆域政区建置的沿革为主体，以山、川等变化规律为从属，标志着古代地理学的形成。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地理学，本为历史附庸，盖自《汉书》创设地理志，而此学始渐发展也。”[3]276此后，地理类著述如图经、方志等渐次丰富。知识体系的变化也反映在古代目录分类体系中，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在“记传录”设“土地部”，以地理著作入之。《隋书·经籍志》改“地理类”，入“史部”，从此“地理类”成为传统分类体系中“史部”的固定类目。直至清代，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创设“地理”大类，与其它各类并行，成传统目录地理独立分类之始。进入近代，受西方科学分类体系与西书目录或中西书合收目录的影响，地理文献的分部编次更加明晰。

一、《七录》始设“土地部”，地理目录初具雏形

图书类目的设置，取决于学术渊源和该类书籍的数量。西汉末，刘歆所编《七略》中，史书没有独立分类，只附于“六艺略”“春秋”之后。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七略》为蓝本编成，将为数不多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等，与《宫宅地形》《相人》《相六畜》之类堪舆、相法的书列为一类，系于“数术略”的“形法”之中，小序云：“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4]1775南朝宋、齐间王俭《七志》把“地域及图书”纳入“图谱志”，表明这一时期地域书籍的数量与性质都有突破，从《汉志》“形法”范围分离了出来。只可惜我们仅能看到《七志》的一级类目，无法获知其二级类目的详情。所幸齐、梁间阮孝绪《七录》二级类目“土地部”专录地理著作七十三种，171帙八百六十九卷。（据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所附《古今书最》）可见魏晋以降，地理著作不仅自成体系，且已有相当积累，《七录》于“记传录”设“土地部”，以地理著作入之，从而使地理类目初具雏形。近代目录学家姚名达认为：

地理书之有目录，当始于南齐。《隋志》称“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梁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此二书者，搜罗宋齐以前之地理书。既达二百四十四家之多，其引书目录殆可视为古代地理书籍之专科目录。阮孝绪《七录》所以特立地理部，即得助于陆任二家之书。《隋志》又承其业，故其地理类录书至一百三十九部，而在陆任二家所记之内，别无单行者，尚不与焉。[5]290

阮孝绪《七录》奠定了“地理类”隶属于史部的分类思想，《隋书·经籍志》称“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6]907特别是它的二级类目，对《隋书·经籍志》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隋书·经籍志》设“地理类”，成为“史部”固定类目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完整保存至今的最早的四部分类目录，对阮氏《七录》的类目设置进行了合理调整，在“史部”之下设立“地理类”。《隋志》撰者非常重视地理文献的重要性，在小序中追溯了地理学的学术源流，叙述了自晋以来重要的地理著作：

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今任、陆二家所记之内而又别行者，各录在其书之上，自余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7]988

《隋志》记载“地理类”录书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实际录入一百三十八部一千三百二十卷，其中有：《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澄本之外，其旧事并多零失。见存别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今列之于上。），《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其所增旧书，亦多零失。见存别部行者，唯十二家，今列之于上。）[6]983-984，显然，这两部书应当是最早的地理丛书，对保存我国古代的地理学文献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图经十多种，如《黄图》一卷、《洛阳图》一卷、《江图》二卷、《齐州图经》一卷、《隋诸州图经集》一百卷等，充分体现了地理学的学科特点；著录了不少国外地理文献，如释智猛撰的《游行外国传》一卷、释僧佑的《世界记》五卷、裴矩的《隋西域图》三卷等，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另外，《隋志》中还出现了一些地理学著作的注本：郭璞注《山海经》二十三卷、《水经》三卷、张华注《神异经》一卷、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原来与地理著作混在一起的堪舆、风水类著作，如庾季才《地形志》八十卷等，被归入到“子部”“五行”类中，表明人们对地理文献概念有了更严格的界定，这是我国古代知识体系与图书分类的一大进步。

所以，《大唐六典》给《隋志》四部的四十个类目下了定义性质的说明：“十一曰地理，以纪山川郡国”[7]219，包括地形地貌，也包括行政区划，地理文献目录的含义更加明确，对后世目录著作地理文献的分部入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志、图经大量涌现，“地理类”阵容扩大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重要历史文献，“伟烈亚力(Wylie)曾写道，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8]44-45唐、宋以来，统治者为及时掌握全国各地的新情况，十分重视方志、图经的编纂工作。《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著作63家，1292卷，录有唐代著名地图学家贾耽的《地图》十卷、《黄华四达记》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地理学家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五十四卷、《十道图》十卷、《古今地名》三卷、《删水经》十卷。李吉甫认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9]2所以《元和郡县图志》除“辨州域之疆理”外，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经世致用的目的很明显。《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10]595。唐人对外国地理知识也相当重视，像《新唐志》中顾愔《新罗国记》一卷、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高少逸《四夷朝贡录》十卷等，都是往来使者的行记之作。

宋代修志，方兴未艾，徽宗“大观初，朝廷置九域图志局，令州县编纂以进”[11]。最高统治者与中央政府的推动，使宋代方志修撰蔚为风尚。“仅以北宋一朝来看，曾三令五申要各地编修图经，这自然就推动了各地编修图经、方志的普遍开展。……对全国各地的山川形势、风俗民情、水陆交通、物产贡赋等都能全部掌握，这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需要，而且于军事上显得尤为迫切。事实证明，能够承担这一任务者只有图经或方志。”[12]181陈正祥曾作分类统计，认为现在尚有书名及编纂年代可查的宋代方志中，“以志为名者计有383种；以图经为名者176种；此外尚有记82种，图志22种，全部合计约达800种。”[13]32南宋目录学著作《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的“地理类”，均著录了不少方志，特别是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方志达100多种（山水志20多种）。方志、图经数量激增，“地理类”书籍阵容扩大，方志中丰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资料已成为今天人们从事古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文献。

（二）《通志·艺文略》“地理类”析分子目，延续至清

我国书目分类，于类下再析分子目，始于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郑氏详别类例，把古今所收之书分为十二大类，类下区分为一百五十五个小类二百八十四目。如“史部”“地理类”又细分为：地理、都城宫苑、郡邑、图经、方物、川渎、名山洞府、朝聘、行役、蛮夷十目。郑樵在组织地理图书时，不仅考虑了图书的内容，还考虑到了图书论述的地区国家之间的地理关系，按照自然地理关系来安排图书的先后顺序，体现了地理目录所需要的地域系统性，即所谓“九州者所以分地之纪，……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14]831郑氏这种“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分类思想为明清两代的目录学家所继承。

明代焦竑就非常赞同郑樵“类例不立则书亡”的观点，他取法郑樵《艺文略》通记古今、类例详明的编目原则，撰成《国史经籍志》，部类之下再细分子目，史部“地里类”照搬郑氏分为十目，只是焦竑沿用传统四部法：“今之所录，亦准勖例，以当代见存之书统于四部，而御制诸书则冠其首焉。”[15]282焦氏顺应当时之学术发展及图书实情，在郑目基础之上进行增删，将所见图书分为四部四十八类，撰成我国第一部四部三级（甚至四级）目录，很有借鉴意义。姚名达说：“此其精神注重之点惟在分类，故于名数多所忽略耳。在目录学史中，惟竑能继郑樵之志，包举千古，而力不足胜其任，故为《四库》所讥也。”[16]180不失公允。

明代祁承（火+業）关于图书分类编目的理论和方法，颇具创见性，被誉为我国图书馆学、目录学的先驱者。“统观有明一代中，对于《隋志》之修正，分类之研究，比较肯用心思，有所发明者，允推祁承（火+業）为冠军。”[17]106他所撰《淡生堂藏书目》四十卷，分四部四十六类二百四十三目，既增减类名，复详分细目。将“图志类”（地理类）展开为：统志、通志、郡志、州志、邑志、关镇、山川、揽胜、园林、祠宇、梵院十一个子目。子目略仿郑、焦二家，虽以四部为依归，类目却与前大不相同，属目编次更为合理缜密。祁目史部收书最多，“图志类”仅方志就有535部，其中统志、省会志、边镇志共66部，府志82部，州志56部，县志322部附录9部。而清初黄虞稷所撰以著录明代著作为主的《千顷堂书目》大抵仿祁氏《淡生堂藏书目》，“地理类”下虽未标举属目，然编次明晰，首载总志之书，次列舆图、府志、边域、海防、河流、水利、海塘、游记、域外（朝鲜、琉球、日本、土司诸夷）、山岳、祠志、书院、寺庙等，尤为详密。

到了清代，学风丕变，经世之学兴起，地理学名家辈出，地理文献越发洋洋大观。随着文献数量的扩大、种类的增加，图书分类体例更趋完善，乾隆（1736-1795）间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下设立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十个三级类目，收录地理著作达五百八十一部上万卷（著录一百四十九部四千七百九十卷，存目四百三十二部四千八百八十二卷，另有无卷数者），范围涉及全国各行政区域的现状沿革情况及大量记述边疆、域外各种地理环境因素的著作。特设河渠、边防之属，录入傅泽洪《行水金鉴》、张蔼生《河防述言》、于靳辅《治河奏绩书》等来自名家实践的著作，体现了清人提倡实学的学术风气。清代新兴的政治地理学著作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即被列入存目。

自《汉书·地理志》开创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以来，至明清两代，以传统地理志、方志为文献载体的沿革地理学依然是地理学发展的主流，因古代沿革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二者在文献表现中往往相互交织，界限难明，故地理学从属于历史学成为必然。

三、孙星衍首创“地理”专类，与其它学科类目并行

随着传统地理学逐步走向繁荣，其内部也萌发出一些近代地理学的新思想，即在自然地理学发现方法上，出现了具有高度重视实地考察和力求探明地理现象成因的作品，最引人瞩目者当为明末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该书涉及到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创造了地形之分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梁启超曾作评价：“《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桂、蜀、贵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3]6后来的以游记、行役记为代表的游记类文献中以实测为基础的趋向愈加明显，这种以科学精神研治地理的独特治学方法，使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不比之前那样密切，而是逐渐向着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地理学科方向发展，正如周振鹤所言:“其中的少数人进而认真观察自然和社会，写下许多有见地、有价值的地理笔记，在客观上使地理学从历史学的附庸下解放出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6]学科分化日益明朗，以往的分类不可能反映此类图书的客观情况，依据目录分类对文献做出划分，是厘清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及地理学内部诸多不同学术倾向的必要手段，地理学单独立类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清嘉庆（1796-1820）间，孙星衍编撰《孙氏祠堂书目》，打破四部成规，创立新分类法，把图书分为十二大类：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说部，下共设四十四小类。孙氏依据明末清初以来天文、地理、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著述激增的实际情况，将其列为大类，符合各自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曰地理第五。先以统志，次以分志。或总纪区宇、或各志封域。《禹贡》古文说及周地图之言，存于列代地志及《水经注》、《括地志》诸书。宋元方志，多引古说，证经注史，得所依据，宜存旧说。地名更易，今古殊目，兼载今志，以资博考。”[17]236孙氏能在前代目录基础之上，遵照学术地位和学科发展的实际来决定取舍，针对图书的类型性质立类收书，深得叶德辉的好评：“通《汉略》、《隋志》之邮，变《崇文》、《文渊》之例，体近著述，读者不仅以书目重之。”[18]187孙氏不拘四部成法，矫然立异，“不慑于《四库总目》之权威，胆敢立异，勇壮可嘉，不愧为别派之后劲矣”[5]103，尤可称道。他不只推进了我国图书分类法的改革与创新，甚至于对近代图书分类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开拓作用。

伴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外国地理研究成了热点。张之洞编《书目答问》，其史部“地理类”“外纪”之属，专录介绍国外情形的作品或译著，突出者如《海国图志》（林则徐译，魏源复位）、《地理图说》（蒋友仁译）、《新译地理备考》（玛吉士）等。加之西方先进的制图技术已经传入，中国地理学的近代转型已迫在眉睫。1896年梁启超为宣传新学而创制出新型的分类体系——《西学书目表》，按科学分类体系去考虑图书类属，将三百多种中译西书分为学、政、部三大部类，下设二十八个二级类目，学部：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地理）、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十三类）；政部：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家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十类）；教部（宗教，不收书）；杂部：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五类）。可以看出以上三大部类，实为当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形。梁氏单列“地学”（地理类）入“学部”，体现了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科属性。

梁启超的目录学研究和实践，开我国近现代按科学分类体系编纂书目之先河，迈出了创立现代科学的目录体系的第一步。1910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旧书兼用《答问》及《四库》法归类；新书分部为：（1）哲学（2）教育（3）文学（4）历史地理（5）政法（6）理科（7）数学（8）实业（9）医学（10）兵事（11）美术（12）家政（13）丛书（14）杂书十四部，第四大类“史地部”，兼含本国史、西洋史、本国地理、外国地理等，类目安排上更显完密、科学，将地理类与历史类并行列于一大类，类同于《中图法》之第十一大类“K历史、地理”。总之，在杜威“十进法”未兴之际，随着文化的综合趋势，我国近代目录在注重读者与编目法的基础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目录，“地理类”的分部编次也愈加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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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金秋

K92

A

2095-0683（2015）06-0009-04

2015-11-13

张晚霞（1965-），女，甘肃通渭人，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