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家族化”困局

任建明

随着令计划落马，其家族腐败的一系列事实也不断被媒体披露。令计划案并非孤例，梳理近两年来披露的一系列腐败要案可以看出，“腐败家族化”的表现非常明显。“腐败家族化”是指官员家族成员中有多人在政府任职，他们相互勾结，把岗位所赋予的权力用于侵吞国家、社会财富，以谋取家族私利。“腐败家族化”实质上与“权力家族化”紧密相关，家族化的权力通过家族成员的血缘或亲属关系形成联盟，并互相保护、共同影响，甚至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腐败家族化”与 “权力家族化”相伴而生，腐败者既获得了实际的好处，又建立了腐败的家族关系网，其危害应当高度警惕。

“腐败家族化”危害严重

中国古代“权力家族”是非常多的，典型案例有外戚专权、门阀政治等。中国古代的大贪官，无一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几乎每个贪官的背后都围绕着一个家族。贾似道是宋理宗贾妃的弟弟，不是科第出身，因姐姐飞黄腾达，掌文武大权二十年，成为宋朝第一巨贪。明朝的严嵩父子等官员腐败和“权力家族化”，不仅仅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同时也侵犯了封建君主的利益。按道理，君主对这种现象是极其痛恨的，但是他们往往出于种种考虑，对官场的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历史上，“权力家族化”的情形各国均有。即使到了近代，一些西方国家也曾实行过“恩赐官职制”或“政党分赃制”，这些都可看作是“权力家族化”的新变种，例如19世纪美国的“强盗式贵族”，日本的三井家族等。

有研究者将“权力家族化”分为三个类型：一部分是官，一部分是商，合作共谋利益，为合作型；多人当官，共同谋取利益，为参与型；家族成员从中协助，为协助型。其中最常见的是官商勾结的合作型，这种勾结敛财非常疯狂。原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利用公司上市、房地产开发疯狂敛财。李启红的丈夫、弟弟等家人齐上阵，编织巨大关系网，形成巨大家族势力，很多家族成员几乎是一夜暴富，这是合作型的典型案例。山西运城“房媳”张彦因两个户口和多套房产被停职调查，她的背后是以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官员家族”——“房媳”丈夫孙宏军是原夏县公安局局长，孙家成员及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这是参与型的典型案例。上海房管局原副局长陶校兴涉嫌受贿案开庭审理，陶被指控受贿财物达人民币一千多万元。庭审旁听席上陶妻失控大哭，原来其子也参与其中，多次为父亲跑腿“拿钱”，这是协助型的典型案例。这三种类型还有可能相互交织，同时出现在一个“权力家族”之中。

在封建王朝时期，“权力家族化”会迅速发展，逐渐超出君主的控制范围，从而造成两种恶果：一是强权的“权力家族”直接推翻旧皇室的统治；二是“权力家族”互相勾结，横征暴敛，腐败泛滥成灾。当社会对于腐败越来越无能为力，民众的不满越来越集聚，那王朝的灭亡也就不远了。因此可以说，“权力家族化”是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家族将公共权力和公共财产据为己有，都是腐败，都是人民所无法容忍的。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贪污腐败、结党营私、不得人心，共产党人廉洁清明得到群众的支持。清廉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和武器，而“权力家族化”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会蔓延到制度和观念层面，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

中国人一直相信通过自己的诚实奋斗可以改变命运。不少“贪官二代”依仗父辈权势，聚敛数千万甚至上亿家财，如果“权力家族化”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人们的心态将会失衡，不再崇尚诚实与劳动，而是崇尚权力与金钱。当腐败变成一种世俗的风气，无疑是社会的巨大倒退。当前的腐败，大部分是个人行为，“权力家族化”造成了腐败的家族式行为，为了不暴露，“权力家族”要继续贿赂官员，拉更多的人下水，进而演变为全面、系统的贪污行为，后果是灾难性的。“权力家族化”会造成资源的垄断，贫富差距拉大，利益链条层层缠绕，甚至能够控制监督部门和媒体，造成社会各方面蜕化堕落，社会秩序混乱，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动摇国家的根基。

“腐败家族化”产生缘由

“腐败家族化”和“权力家族化”现象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法治和监督短时间无法跟上。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就会分化，腐败与“权力家族化”就可能会出现。另外，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未完全形成，利用权力寻租甚至恶意竞争比较突出，这为“权力家族化”的蔓延提供了空间。一些家族化的腐败势力甚至是以推进改革和发展地方经济为借口，依靠权力打击对手，中饱私囊，投机取巧，大发横财。

“权力家族化”与我国特殊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有关。目前普遍实行的是类似于“伯乐相马”式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权力很难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带来许多弊端，曾经热烈讨论的“火箭提拔”、“萝卜招聘”等现象就是例子。在这种选拔制度下，很容易近亲繁殖，形成权力家族化。

“权力家族化”还有深层次文化上的原因。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家庭，家族是社会中最顽强的力量。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权力家族化”形成的土壤。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提到：“中国人的生活，既一向倚重于家庭亲族间，到最近方始转趋于超大家庭的大集体；‘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而家人父子乃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姐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日本人稻叶君山也曾说过：“中国家庭制度之牢固，古今任何强劲之敌未能突破之。”一个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政治家族”，满足了贪官社会或家庭归属感的需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人情、重视家庭，中国“权力家族化”的情况就更容易出现，而“权力家族化”在中国也为祸更烈，甚至别国遏制腐败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中国可能变了形。这是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所导致的。

“腐败家族化”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