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平
(上海政法学院 刑事司法学院,上海201701)
随着社区矫正的全面推行,监狱与社区“一体两翼”的行刑构造已然形成,两种模式的交互发展成为我国行刑领域不可逆转的变革趋势。然而,现行《监狱法》许多规定与这一“双轨制”难以兼容与衔接,有的条文仍显滞后,涉及部门之间执法协调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社区矫正立法亦如此,各地矫正执法标准不统一、程式不规范,出监、收押或解除刑罚等刑务交接显得粗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并尽快重启《监狱法》的修订工作,实现行刑立法的内部协调及与其他刑事立法的对接。
在我国,社区矫正的本土化采取“先实践、后立法”的路径。试行期间,社区行刑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两部”)联合或单独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各地出台的试点工作章程。从2003年试点至2014年全面推行,“两院两部”先后颁行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关于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加强法律监督的通知》、《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等指导性文件,逐步明确社区矫正的主体、内容与程序,不断推动社区矫正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发展。作为我国第一个地方性法规,2010年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