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的人民主体性

张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论文学的人民主体性

张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论文针对文学只与少数人有关的片面观点，提出人民才是文学存在的主体，并对文学人民主体性的内涵和理论根据、文学人民主体性的复杂历史表现以及社会主义为文学人民主体性开辟了新的时代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论述。

文学;人民;主体性

问题的提出

曾有种观点，认为文学只与少数人有关，是少数人在创作，也只供少数人观赏。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从文学史上全面来考察，我以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历史事实表明，文学并非与大多数人无关，相反，人民才是文学存在的主体。文学的人民主体性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关系到文学如何对待人民大众，文学为什么人服务，文学是否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声、意志和愿望，文学创造过程中人民起过什么作用并将继续起什么作用等问题的探讨。

今天，就这个问题，我讲三层意思:(一)文学人民主体性的内涵和理论根据;(二)文学人民主体性的复杂历史表现:(三)社会主义为文学人民主体性开辟了新的时代。

一、文学人民主体性的内涵和理论根据

所谓文学的人民主体性，指的是文学的创造主体、表现主体和接受主体都离不开人民。尽管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在不同时代并非完全一样，但总体而论，文学与人民存在密切的联系，人民的命运、心声和愿望总为历代作家所关切、所描写。人民不仅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也是文学艺术的主要创造者和主要接受者。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归根结底是属于人民的。文学被人民所接受并满足人民对艺术美的需求，才获得自己的崇高价值。我们正是在上述涵义上来认识文学的人民主体性，也是在这个涵义上，我们认为人民主体性是文学的本质特征的一重要层面。

我们的上述认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的。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的历史尽管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历史进程中，人民的涵义虽然有变化，但人民群众的活动始终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任何时代，人民都是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并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

人民创造历史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人民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如恩格斯所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人类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人民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只有物质产品的积累，才使人类精神创造的分工成为可能，才为文学艺术的生产和传播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第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民也常常是精神财富、包括许多文学艺术的直接创造者。虽然在阶级压迫的社会中，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机会往往被剥夺，创造的才能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民间文化和文学一直存在着发展着。第三，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对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的贡献也往往从人民中汲取力量，得益于人民的创造。因为，人的一切实践都是社会实践，都必须从社会实践中汲取群体的成果和经验。精神财富得以产生与继承和汲取人民群众、包括前代人的实践智慧和经验正分不开。

从文学的创造和发展，我们同样能看到人民所起的主体作用。

大家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有了语言，才会有文学。而语言就是人民所共同创造的。文学从原始社会起就与人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阶级没有产生之前的数千、上万年中，原始人群以部落和氏族聚居，共同猎取和收集食物。他们在劳动中，在自身繁衍中，发生交往和交流的需要，逐渐发明了语言。他们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常常借助想象和幻想将自然拟人化，将祖先神化，并通过语言传播，产生了神话和传说;而为了在劳动中减轻负担，或在与其他部族争夺生活资料的战争中协调一致，或在男女相互的性吸引中引起对方的爱悦，需要发出有韵律的呼号，于是从中产生了最初的歌谣。这些最初的文学不仅表现的是人民的生活情状，而且都是人民的口头创作，并依靠群体的口头流传和不断再创造，在文字产生后才被固定下来。远古时代，即使在祭祀、游戏中，酋长或巫祝在传播神话、传说和歌谣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但仍然不能遮蔽普通的人群在文学创造和传播中的贡献。须知，原始神话、传说、歌谣的受众乃是普通的人群。

后来由于阶级剥削与压迫出现，文学艺术曾经被统治阶级相当程度地垄断，广大人民多被剥夺了广泛创造和享有这方面成果的权利。但第一，民间的文学创作及其活力仍然代代薪火不绝。远古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固然是人民的创造;古代印度和欧洲的许多史诗以及我国《诗经》中的“国风”，以及后来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等大量的文学瑰宝，也都属民间的创作。《诗经》“国风”所收集的十五国民歌，题材十分广泛，有描写男女爱情的，有表现征夫与怨妇的，还有许多发泄对剥削统治阶级不满的。像《硕鼠》这样的诗歌:“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肥大的老鼠啊肥大的老鼠，我们多年养活你，你却不肯照顾我们，我们誓将离开你，去寻找我们的乐土，乐土啊乐土，那里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还有《伐檀》一诗:“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狟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意思是“坎坎声中伐下檀木，放在河岸上，河水清碧泛着波纹，你们不种庄稼也不收获，为什么取走我们的粮食三百捆?你们冬天和夜里都不打猎，为什么庭院里挂满了猪獾?你们这些君子啊，不是白吃白喝吗?!”这些诗歌表达的就是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愤恨情感，说明即使在奴隶社会时代，人民的创作仍然存在。阿拉伯的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我国曾译为《天方夜谭》，实际上也是民间创作。其中有来源于波斯、印度、伊拉克等地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创作的诗歌和故事更是代代不绝!

第二，历代伟大的进步的诗人和作家，也总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从人民中汲取自己创作的精神力量和艺术养分。历史表明，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中，人民群众既直接创造出无数优秀的精神产品。同时，民间创作还成为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基础和依据，历代杰出的艺术家多从人民中汲取精神的营养和艺术表现的素材、技巧、方法。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所创作的《离骚》《九歌》等千古不朽的诗篇，所以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很大原因是因为他被流放到湖南后，从与人民交往中得到精神升华，从三湘民间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养分的缘故。西方的希腊史诗的作者荷马也是民间诗人，像《伊利亚特》《奥德赛》这样的史诗也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加工的。实际上，历代文人文学也不断地从民间文学去汲取养分和灵感。如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是在《宣和遗事》和许多传说与水浒戏的基础上创作和发展的，《三国志演义》之前就有《三国志评话》和多出三国戏。德国文豪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也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加工创作而成的。这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可谓不胜枚举。

第三，即使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尽管出现许多歌颂统治阶级的作品，但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仍然是人民的生活。《诗经》是如此。楚辞中的大多题材也是如此。如《九歌》大多都是民间的祭祀之歌。《汉乐府》收集的也是民歌，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像《陌上桑》歌颂的民间采桑的妇女罗敷，像《孔雀东南飞》中描写的焦仲卿夫妇感人的爱情悲剧。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封建时代的伟大诗人，他们的诗歌也大量描写人民的生活。宋代《清平山堂话本》编集的许多短篇小说，大多都是描写市民的生活。在西方，像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以及狄更斯的《大卫·哥伯菲尔》、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农民》等大量作品，描写的也都是底层的人民生活和遭遇。有许多作品即使写到统治阶级，也往往站是在人民的立场去加以揭露、讽刺和批判。

第四，不同时代，文学的传播者欣赏者也主要是人民。在原始社会，神话、传说、歌谣作为人民的口头创作，其传播者和欣赏者固然是人民。在古代希腊、罗马的行吟诗人，还有那时的戏剧，面对的也大多是民间听众和观众，即使后来出现的雕版印刷及在其基础上行销的文学书籍，其生产、接受和保存的主体仍然是人民，而不全是统治阶级。历代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即使最初并不普及，接受者不一定是人民，但其最终的接受者却必然是广大的人民。文学艺术所以能够千古不朽，根本上就因为获得人民的喜欢，被人民所广泛传播和欣赏的缘故。不被人民喜欢的作品，往往被历史所湮没，很难流传下来。

对于阶级社会的文学艺术仍然存在人民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论述。早在19世纪中，马克思曾在抨击当年德国统治阶级的辩护人时，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讲了下列一段话:“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出版物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出版物，成为haute yolee(上流社会)的出版物，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3］马克思这段话值得注意:马克思不但肯定当时与封建诸侯等统治阶级相对立的人民出版物的存在和发展，而且他把人民性与表现人民精神相联系，把人民性与民族性相联系，还把构成民族主体的人民称作“精神上的天体”。可以说，这段话对我们理解阶级社会中仍然存在文学的人民主体性有深刻的启示。

恩格斯也曾经指出，爱尔兰几百年间都一直存在民间的弹唱诗人。他说:“不少弹唱诗人也作为流浪歌手飘泊在全国各地，遭受着英格兰人的迫害;英格兰人把他们看作是民族的、反英格兰的传统的主要代表者，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恩格斯称赞这些民间弹唱诗人保存了爱尔兰“人民不朽的记忆”。①恩格斯《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转引自1982年1月13日《光明日报》，锡诚，昌仪译，曹葆华校。大家知道，近代的几个世纪里，英格兰人侵入爱尔兰，将它沦为自己的殖民地。那时英格兰人是统治民族，爱尔兰人则沦为他们的奴隶。但爱尔兰民间文学并没有消亡，更没有丧失当地人民的民族主体性。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的历史中，与统治阶级和统治民族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学创作始终存在和发展着。人民性与民族性虽有区别，却又密切相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阶级社会中，民族虽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广大劳动人民，但任何时候，人民总是构成民族的绝大多数，属于民族的主体。文学具有民族性，是文学的人民主体性的一种体现，因为民族文化与文学中的许多内涵和形式，往往都是全民所共有的，如民族的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趣味等，其中呈现有人民文化的成分及其特征，也是必然的。在一定意义上，民族性涵盖人民性，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一般都会表现出某种民族性，特别是民族的形式。

根据以上的事实，把人民主体性看作文学的一个本质特征，从学理上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正是人民群众世世代代的物质和精神实践活动创造着历史，推动着社会前进，其中，也包含文学艺术创造的实践活动，推动和决定着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历史上文学人民主体性的复杂表现

不必讳言，历史上的文学人民主体性存在种种复杂的表现，这自然影响到人们的认识。对于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必须分清主流与支流。

如上所述，非阶级社会与阶级社会中，文学的人民主体性的表现是有差别的。作家与人民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有变化的。正是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使阶级社会的产生，促使统治阶级能够相当程度上把持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他们自然也创作过不少反人民的文学作品。但阶级社会中不仅仍然存在反映人们心声与意愿的民间文学，而且作家也并非与人民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相反，当时许多作家仍有意愿和条件与人民保持不同程度的联系。我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虽然还难以称为专业作家，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包括许多伟大的作品。由于他们受到儒家的“民本”思想的影响，许多人都自觉地同情人民的疾苦，并反映人民的心声。我国文学史上许多伟大的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即使出身贵族或当过官吏，但他们不但与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许多人还产生身份的改变，后来降为普通的人民大众。屈原如此，陶渊明如此，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李清照如此，关汉卿、王实甫、曹雪芹、蒲松龄也如此。应该说，这并非偶然。像屈原咏《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像白居易自白“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都正是他们作品的人民性的表现。他们在一生的经历中，由于宦海浮沉，走过许多地方，像屈原被流放，成为平民，与百姓多有交往，所以对平民生活习俗与艰辛多有了解。像陶渊明之归隐田园，躬耕垅亩;像杜甫、李白和苏轼、辛弃疾的漂泊足迹遍及大半个国土，他们的作品富于人民性应不足为怪!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喊，都可以见到这种与人民联系的传统的绵延。宋代的话本、元代的杂剧、明清两代的小说，都广泛地以人民生活为题材，如明代冯梦龙、凌濛初所编的“三言二拍”①指《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一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以及《水浒传》《西游记》等。虽然仍有封建时代的思想局限，但已出现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叛逆思想。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已潦落到“绳床瓦灶”，“举家食粥”的地步。蒲松龄更是乡村教书匠，能够从邻里乡亲那里收集到许多素材。上述许多作家的作品都由于具有深刻的人民主体性，才广为流传，乃至千古不朽!有些作品被统治阶级列为“禁书”，到头来还是禁不住。到了近代，我国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先后被输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作家觉悟到必须走向平民，提倡“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左翼作家更觉悟到要走向工农兵，以工农兵为写作和服务的对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革命作家更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努力表现人民的斗争业绩和思想情感，使自己的作品更好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都说明，在历史过程中，作家与人民的关系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和变化。

对于作家必须接近人民的生活，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人民的代言人，这是历史上中外许多伟大作家都认识到的。杜甫的诗句“穷年忧黎元”，自居易的诗句“唯歌生民病”，固为人们所熟知。巴尔扎克认为:“活在民族之中的大诗人，就应该总括这些民族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应该成为他们的时代化身才是。”［4］别林斯基则把文学看作“人民的意识”，他要求文学“象镜子一般反映出人民的精神和生活”。［5］列夫·托尔斯泰更期待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他说:“……生活于人民中间或者象人民一样的人们，不宣告任何权利，却给予人民以自己科学与艺术上的种种贡献，而这些贡献之采用与否，又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到那时候．科学与艺术才能为人民服务。”②见《那么我们怎么办》，《文学研究集刊》第4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6年编印，第338页。而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便曾呼吁作家做社会公众的喉舌。他大声疾呼:“做他们的喉舌吧。当他们听到你们说话时，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你们在表达自己的性灵时，就会创造你们民族的性灵。”［6］这些话，都说明尽管许多作家处于不同的社会时代，他们的认识也不乏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但他们还是不同程度地意识到文学的人民主体性，意识到文学与人民关系的重要!

应当说，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作家对文学的人民主体性已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然而，50年代后期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作怪，我国文学艺术竟一度走向与人民利益和意愿不同程度地背离;“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控制下的许多“瞒和骗”的文艺，更与广大人民的心声背道而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先是天安门革命诗歌发出人民心胸的呐喊，作为人民斗争的旗帜，人民理想和激情的花簇，对于校正文学艺术与人民的关系无疑具有历史的启示意义。而新时期文学艺术发展的初期，由于广大作家、艺术家从与人民长期同甘苦、共患难的生活激流中走出，他们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揭批罪恶的“四人帮”，歌颂革命的老一代，反思历史的深切教训，讴赞改革开放的时代波涛，创造了为人民所喜爱的大批优秀作品，也使文学艺术从“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困境迅速走向复苏和繁荣，开创了一个使我国文学艺术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广泛注目的时代。

但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认识，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和偏差。不仅有人鼓吹文艺“从来是就贵族的”，主张作品“只写给几个人看”，“只供自己或几个朋友玩赏”，更有人极端鄙视文艺家向人民学习，与人民相结合，对此极尽冷嘲热讽，将之攻击为“民粹主义”，“农民化”，“导致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性的丧失”和“主体性的沦落”。在诸如此类的舆论导向影响下，脱离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躲进象牙之塔专事“自我表现”、“自我宣泄”，乃至于胡编乱造的作品逐渐增多。这样的文学作品只在“圈子”里热，而在“圈子”外却是凉的。这些文艺脱离了人民，人民自然也就冷淡这些文艺，而且对这类现象表现了深刻的不满。之所以如此，当然与这股思潮的代表者对文学艺术的人民主体性缺乏应有认识分不开。

诚然，历史上并非不存在只为贵族和少数人服务的文学作品，也并非不存在与人民相对隔绝的作家，但它们毕竟不属于文学艺术的主流。这样的作品难以被广大人民所喜欢，也难以长久流传是必然的。这不应妨碍我们对文学整体的人民主体性的认识。

三、社会主义开辟了文学人民主体性的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批判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主张发展生产力，消除阶级压迫与剥削，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走向共同富裕，走向消除工农、城乡与脑体劳动的差别，从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因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为人民并使人民的潜能获得充分释放的。它的实现必然为文学的人民主体性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20世纪初，列宁在俄国人民革命高潮中曾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7］列宁的这些教导，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新时代文艺与人民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也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正确认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深刻阐明文艺的人民主体性，曾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但认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指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太众的”。他还具体解释当时人民的内涵:“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新中国建立后，他对人民所涵盖的对象又做了新的论述，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为了实现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他还辩证地阐明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指明了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从人民中汲取精神营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反映人民的生活斗争，站在人民的立场去对现实进行歌颂或针砭，去创造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的宽广道路。

从历史的回顾中，深刻认识文学的人民主体性，自觉地做到在与人民群众的结合中更好地反映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心声与意志、情感与理想，并以自己的作品去教育人民，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从而促进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正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条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性的体现。在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时，邓小平在《祝辞》中指出，“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生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人民主体性的本质与规律，值得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反复学习和记取!

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人民主体性是与文学的社会主义性紧密相联系的。社会主义体现人民的愿望，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时代，也是文学生产力获得大解放的时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那样拥有这么多文学的作家和读者。几十年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大发展，使全民的文化水准大大提高。文学艺术书籍的发行量据说几乎占整个国家图书发行量的2/5。可见，文学读者的数量惊人!而我们的作家也不限于作家协会的会员。“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仅剩九百多人，现在发展到近万人，加上地方作家协会的会员，几近10万之数。而业余创作的作家更多，从国家领导人到打工仔都有许多人从事文学创作。数量超过百万。随着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学的兴起，使得人人都有可能创作文学作品并把它发表到网络上，也有可能使文学获得更多读者的阅读和欣赏。有的作家的网上点击率达到10个亿。可见，我们已进入真正的人民文艺的时代。作家为人民而创作，人民也为自己而创作。这正是前所未有的文学新时代。但遗憾的是，对社会主义时代文艺的人民主体性，我们今天还不能说在实际创作中已经解决得很好很理想了。由于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仍然要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社会仍然存在着多种利益的集团和阶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社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都仍然是多元的。我们的文学艺术，不仅题材、主题、形式、风格十分多样，其思想导向也存在多种向度。我们有许多体现文学人民主体性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并不体现人民主体性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对于文学人民主体性的认识和自觉，就格外必要。我们不仅要鼓励广大作家艺术家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坚定方向前进，而且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创造机会，帮助作家艺术家有可能深入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人民的心声与愿望，从人民中汲取精神和艺术的营养。中国作家协会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组织采风团，使作家有机会到各地参观、访问，了解社会基层情况，接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沿，或帮助作家到基层挂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斗争，更深入地体验人民群众的心声与愿望;同时，加强文学评论的导向，多向作家反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让作家更多了解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和他们对文学艺术的期盼与要求。总之，我们需要努力使我国文艺的主旋律突出文艺的人民主体性，应当有更多的作家和作品能够反映人民时代的历史脉搏，表现向未来社会主义前进的强烈愿望和呼喊!我们要努力促使社会主义时代成为文学的人民主体性最昂扬的时代，也是人民最广泛地参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新时代。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2］〔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4．

［3］〔德〕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C］//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恩思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

［4］〔法〕巴尔扎克．论历史小说兼及“费拉戈菜塔”［C］//巴尔扎克论文选．李健吾，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104～105．

［5］〔俄〕别林斯基．1840年的俄国文学［M］//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74．

［6］〔法〕罗曼·罗兰．致美国作家［M］//罗曼·罗兰文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3．

［7］〔德〕蔡特金．回忆列宁［C］//〔俄〕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912．

(责任编辑:毕光明)

O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 in Literature

ZHANG Ji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In view of the one-sided view that literature is only related to a few people，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people are themain body for the existence of literature．Moreover，the paper alsomakes a thorough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the theoretic basi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mplex histor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 in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initiation of a new era for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 in literature by virtue of socialism，etc．

literature;the people;subjectivity

I021

A

1674－5310(2015)－04－0001－06

2015－02－25

张炯(1933－)，男，福建福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