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从《〈昭明文选〉应用研究》说开去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从《〈昭明文选〉应用研究》说开去

胡光波(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 湖北 黄石435002)

唐人著史，对六朝文学诋评不已。嗣后文论家，一片声讨。至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之中，即如此赞韩愈贬前人：“文起八代之衰。”八代言何？逆而推之，乃“隋、陈、梁、齐、宋、晋、魏、东汉”也。此八代，隋虽一统，而祚命不永，其他朝代亦多征战杀伐。政权犹如走马，才人命若草芥，文化无暇经营，反遭百般摧折，英华零落堕隳者，不知凡几。故后人言六朝文学，不明就里者，多袭古人之说，以至于谓其“衰世之文”。

阙于独立思考，真相弥趋恍惚。今人如欲彰显历史本原，须独具只眼，排闼众议，肃雾荡霾，收拢吉光片羽，以还其真容。惟其如此，方能借镜前贤，以补时人之阙。可喜的是，田晓菲教授《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经多番考量，首发新声，揭橥梁代文化久为人忽的成就：该朝虽国运短促，但武帝视政四十七载，鸠集文士，商略诗骚，援佛入汉，化夷为夏。其时，虽偏安江左，而政局稳定，商业繁荣，文学的创作、编辑与整理，规模空前，故梁代的“恢弘气度、文化胆识和想象力”，绝非人言所能蔽。

以文章编撰来说，据《隋书·经籍志》，从晋到隋，总集有二百四十九部之多，达五千二百二十四卷。最早的总集，是晋代杜预《善文》五十卷。此后，续有虞挚《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和刘义庆《集林》等名人辑本。可惜，因时势屡遭变乱，文士心血泯然不存，所幸梁武帝之子萧统所编《昭明文选》流传至今，成为现存最早的中国诗文合集。

萧编《文选》三十卷，存梁以前作者一百三十家，作品五百一十四题，实录七百六十一篇，依文体分为三十九类，其中赋、诗依题材各分若干细目。本书编撰，虽有众人襄助，但总其成者则为萧氏一人。据史书言，他对同代文论巨擘刘勰“深爱接之”(《梁书》勰本传)，故其文体分类之举，刘氏极可能参与机谋，若参综《文心雕龙》，则可见其时吾国文学发达完备之状。

今人重《文选》，固在其保存文献之功，但细忖萧氏本意，恐非如此单纯。该书序追溯吾国文字、文化史，以明乎人文之生，以化天下万民为的。时势推移，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为常态。社会生活领域愈广，文体需求愈亟，而分蘖愈众。诗骚赋文，纪事咏物，摅情达意；箴戒论铭，补阙匡弊，美刺异功。至于诏诰、表奏、书誓、吊祭之类，亦为各色人等所不可缺。因之作者详察分类，使士人写作仿习有迹可本。再者，厘清文笔，剔除“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之经史子，看似武断，而实昭“纯文”与“非文”界限，其心炯明。虽然书中收入大量应用文，但其流采溢秀，已破槛入纯文艺苑，实为文学衍体，可资写作之助。

明乎于此，则知《文选》之所以为人所重。唐人承六朝余风，科考诗赋尚“典赡工稳”，故齐梁文学为其范式。李杜二子，虽明斥齐梁，而暗袭其迹：李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五十九首》)，但“前后三拟《文选》”(《酉阳杂俎)；杜“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却饬令子“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就是到中唐，琢辞摛藻、獭祭故实亦为人所尚。北宋前期仍诗赋取士，学子诵《文选》不辍，有“《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之叹。王安石经学取士，《文选》暂废。一俟王氏新政被黜，研究之风抬头，后起之画论家郭思即言：“苟为诗，则《文选》不可不熟也。《文选》是文章祖宗……”(《苕溪渔隐丛话》)明人诗文，多学唐宋，《文选》相对冷落。至有清，实学勃兴，《文选》研究骤起。近现代文人倡白话文，斥选学为妖孽，过于苛责，乃一时风习所致，并不能撼泰山般《文选》。

[收稿日期]2015—09—10

[作者简介]胡光波，男，陕西蓝田人，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员。

以研究而言，历代续有。萧该、曹宪各著《文选音义》，不幸佚失，但“文选学”之名流布。现存最早、影响最巨者为唐李善《文选注》，析原书为六十卷，引书近一千七百种，以明语源与揭典故为要。因其引书多流失，故利于后人辑佚参验。后虽有李延济等五臣注，由于学力不济，荒陋不堪，不可望李善项背。清代以来，研究者夥，但多致力于考据、音韵和训诂，如张云璈《选学胶言》、梁音鉅《文选旁证》和胡绍煐《文选笺证》之类。近代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最精博，可惜半完。骆鸿凯成《文选学》，具学术史发凡之功。今人成立文选学研究会，除版本渊源外，作者传记、论著索引、专题论文，层出不穷。

在《文选》研究成果山积之际，青年学人张鹏飞竟以此为博士论题，看似“不慧”，实则早有所备：攻读硕博，培植坚实小学根柢；与师校注唐人律策，既练释典元功，亦谙学术规范；前期所发论文，以《诗经》、《文选》、策文和试律为中心，其学术能力得以强化，也可视为此课题已“卧底”多时。现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昭明文选〉应用研究》，经数年修订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5月)，乃水到渠成之事。从成书看，力避先前的版本校考辑佚之学，立足宏观的选学史，考察后人在辞书编纂与创作仿习时，对《文选》的融纳化用，标志该书并非蛊众祸国之“妖孽”，实乃文人顾盼萦心之“佳人”。笔者以为，语言研究虽为选学本务，但应用研究则更符原作编纂的初衷。若囿于已有学术格局，仅以补订旧说为尚，虽于细微处启人清思，但选学久蕴的活泼生机则难以凸显，更无从令其参与当下的文化建设。

该书分为五章。首章历述隋唐至今的选学史，概述版本流布、章句考释、评点类纂等，让读者对《文选》研究有大致了解；末章言文选对古书辑佚、校勘、注释、辞典编纂的价值，主要谈其原文与李善注文，对文献考证、引用的意义。此两章内容的设置，古今论述不绝如缕，因全书体例不可或缺，但乃非本书重点。我认为，第二第三章追索唐人科考与李杜韩对《文选》的接受，第四章评述重要《文选》辞藻类纂书，与《文选》文学上的“应用”关系更大，是全书重心之所在，阅此书者务请留意。当然，因宋元明清四朝《文选》应用的阙略，亦留下悬念与遗憾。我期待作者能续辑史料，于再版时补全，使全书更趋完善。

本书论《文选》在后代的应用，绝非仅关语言学，实际涉及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自铸伟辞为尚，还是借用前人名言、典故为行文必备？对此问题，从锺嵘、杜甫、皎然、黄庭坚到严羽、王国维，人们一直争论不休。锺嵘论创作，以为“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即应用文若不引征古事旧迹，则易陷于空疏，而抒发情感的诗歌，本求空灵流动，则当不以用典为尚。因为纵考“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明言隽语凭个人寓目悟解，而非拼凑前人已有之辞。可见，作者并非全然弃典，只是反对为典所迷，用典过密，导致“文章殆用书抄”。(以上见《诗品》)至于杜甫，要求借鉴古人“清词丽句”(《戏为六绝句》)，主张“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强调博览群书，领会其精神，创作时才能融会贯通，得心应手，而不求一枝一节肖似前人。继其后，皎然《诗式》专论用事，认为“诗人皆以征古为用事，不必尽然也。”显然，作者不完全反对用典，但更重比兴，亦即更重诗人自己性灵的抒发。韩愈虽要求“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进学解》)，但主张“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惟古于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重在习古文法，不以剿袭文辞为要务。但是，到宋之后，媚古炫典者众，黄庭坚作诗“以故为新”(《再次韵杨明叔小序》)，甚至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不过他强调“点铁成金”(《答洪驹父书》)的点化，亦即用典的灵活创新。到严羽痛斥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之非，主张援禅入诗，讲求妙悟，恢复诗歌“吟咏情性”的特质，将空灵之境作为最高追求。但是，创作师古还是师心，正如宗唐还是宗宋，在文学史上始终未解决，以至到了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隔”与“不隔”之说，以为语言自出机杼，则“语语都在目前”，而用典则所绘情景如雾里观花，未能真切。这种论说，使用典的讨论又回归原点。因此，文学就在这尴尬的窘境中，艰难地演变。

其实，观古代文论两造异说，虽各有理据，令人难置可否，反倒不如观察文人创作用典实况。第二章运用具体的统计数据，为我们说明这一问题，提供了明鉴。《文苑英华》所收唐人试律四百六十首，考题二百八十一道，约四分之一的考题取自《文选》诗赋原句或李善注，试律诗句辞藻常沿用或衍用《文选》诗赋原语，试律化用《文选》诗赋篇旨者比比皆是。由此可见，《文选》在唐代已非一般文学总集可比，因为士子若非娴熟《文选》，临场连题意也无法理解，作诗赋难免左支右绌，而这关乎个人的仕途和人生标向，岂可小觑！因此，同时代文论者对用典的种种议论，并不能改变大家“手揣《文选》，与之偕行”的大局，何况场屋之文，贵在中规中矩，代拟人情者多有，发己心声者也难辨其真，关键是符合科举作诗赋的“公则”——借用、化用《文选》之典，使其诗文格式合乎考试要求，以求跻身政坛，达其安邦之志。至于像祖咏《望终南山馀雪》，不符试律五言六韵程式，仅四句即以“意尽”搁笔，而为考官所赏，那纯属侥幸，试想若恰遇颟顸之官，务必以破体黜之。(《唐诗纪事》卷二十)同样，唐人试策，贵在提拔政才，考察士子的政治谋略和用世心机，除要表一己之见，还须出之以四六骈文，用辞考究得体，音韵铿锵悦耳。故《文选》的诏策表启，就成了士子平素仿习的范本，而考官亦以《文选》范文绳之。

通过考察唐人科考诗赋实况，作者得出结论。《文选》一经生成，即为人不断传播、注解、学习，广为朝野所知，再加上科考诗赋既要有见识，又要合诗律赋例，外加文采，《文选》就成了实用速效的诗文典范，一步步上升为儒道释之外的“亚经典”。当然，唐人学《文选》，虽不全在“采词”，还在主题、意旨等方面模拟。诸如作者所举的宋玉《九辩》，其“悲秋”经代代累积，成为中国文学化解不开的母题，成就了多少名作。可见，《文选》所蕴涵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艺术格调、创作方法、用词习惯，已全方位为唐人所接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人诗赋的艺术品位与兴趣，已与《文选》结着化解不开的血缘关系。由此可见：一个时期的文学面貌，犹如纵横连绵的山脉，虽每个山峰各有其妙，但合而观之，却趋于一致走向，这由众多文人各自独立的创作无意识所造就，绝非一两个理论家振臂呼号就能左右，虽然其观点在后世看似合理得体，但也许在当时，他们势单力薄，并不为大家所拥戴，那几声呐喊只会淹没在呶呶的众声中，回天乏力。袁行霈先生对初唐文学受制于六朝，造成“百年徘徊”的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倍感惋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正是由于初唐近百年的渐次积累，才引发盛唐文学突然爆发，诗歌天才像放焰火，一拨又一拨，射向茫茫天宇，绽开璀璨的光焰。古语言“勤读书胸中有本”，创作非海市蜃楼，不能凭虚捏造，而要吸纳天地精，涵养万物性，胸怀千古史，铭记万年师，只有伫立于巨人之肩，才能眺望到天边那万道霞光。试举例来说，没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的谢朓，也可能产生诗仙李白，但是否能达“飘逸雄浑”，就难以确定，而没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诗圣杜甫是否能“沉郁顿挫”，也是两可之事。当然，历史是单向度的，这种假设并无实际意义，但古于今、人于我的影响，谁也不能否认，除非你狂妄恣肆，背祖叛亲，自认为是石中蹦出之孙猴子。

考察了唐人试律策文，作者又把镜头聚焦于其时三大诗人：杜、李、韩。第三章不同于第二章仅用创作评说，而是把诗人的创作思想与写作实践结合，从义理、章法与语言三方面，具体分析。比如对杜甫“熟精《文选》理”的“理”，作者充分动用语言知识，细辨寓意，分为四方面：学《选》以丰文采、学《选》立意创新、学《选》取精用弘、学《选》笔法布局。为了更感性认识杜如何取法《文选》，作者从杜诗中择取多首典型诗例，将其承用现象分为直用、翻用、套用、衍用、缩合用、裂用、反用、概用及综合化用。这些繁多的细目，是否贴切暂置不论，但都有大量诗例作为支撑，绝非面壁虚构之物。有张著在此，恕不一一说明。同样，李白、韩愈虽处不同时期，个人才性各异，政治命运迥别，创作旨趣差异较大，但在文学的“学徒期”，都将《文选》作为案头物，得其浸润，受益无穷，虽然在他们诗名远扬后，都已挣脱前人窠臼，但没有早年的“亦步亦趋”，他们断难后来“华丽转身”，更不可能成为一代文宗。

如果说第二第三章着眼于断代文人的《文选》接受状况，那么第四章则评述《文选》成为文学宝典之后，历代学人所编的《文选》各种辞藻类纂书，像《文选双字类要》、《文选类林》、《文选锦字》等六种。从总体看，这些书门类多样，纲目繁琐，如《文选类林》十八卷，各卷或以自然，或以人事，或以禽兽，或以草木，分为几十类，标志辞藻类纂细密，这为士子研习选用，提供了便利。正如作者所言，这些书辞藻有如下优点：收录具根系性，类属明确；所录之辞雅化、形象，偏于文学创新；所引注释，保留古注原貌；分类合理，查找方便；大量缩略片语，反映新词更新；各类目辞藻形成关系语族，利于汉语语义场研究。但是，必须指出，《文选》辞藻类纂书的编辑，虽于初学有指引作用，使其明确如何在创作时，向前辈学习文学用语，但若一味迷恋辞藻之书，易把他们的目光引入故纸堆，以为从中找到诗文所用的嘉言，就能写出杰构，而忘记文学创作成功的根本，关乎作者的天赋资禀、家庭教养和文化熏陶，而最重要的，乃在作者独立成人之后的生活践履，以及对生活的敏感反应和对自身生命体验的澄汰。反之，若一个人寡情冷面，对周遭发生的一切迟顿，心无所悟，即使他坐拥书城，也只会寻章摘句，面对史海文山的琳琅珠玉，亦不会有效驱遣，只能令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袁枚言“万卷山积，一篇吟成”(《续诗品》)，旨在说明读书蓄积之重要，并非要人抄书以为作，而高适“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答侯少府》)，更昭示创作之道：当以超尘的人格品性为基石，充分发掘性灵的潜力，把想象与联系发挥到极致，因为创作时往往是虚纳摄景，神驰成象，语言的妍媸并非首要，而真情的流露是当务。如果心胸狭小，精神空乏，堆出似锦繁花之辞，掩饰不了你人格的卑微。要知道，成篇之后的“语言润色”，虽能使文章优美，绝不能改变性灵主宰的“生命底色”。故时至今日，《文选》辞藻类纂之价值，恐怕更在于保留了珍贵的语料，为语言研究提供资料库，而不能成为激发情思的“灵石”。文渊阁里固然图书充栋，但绝非创作借助的天然利器，如果你没有驾驭思想的高超车技。一言以蔽之：经典如千古涌动之积潴，若适量汲吸，可浸润我们的心脾，使我们的情志与传统血脉贯通，使我们的言行出处有矩可循，增加我们的文胆，提高我们的见识，郁勃我们的文气，但真正创作之时，则要“推倒群山，斩截巨川”，启吾灵思以出智，拓吾才情而感人，或如古人反复所言——“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文赋》)、“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搜尽奇峰打草稿”(《画谱》)，而不是手摊黄卷，寻墨数行，堆砌饾饤，敷衍成章。白石老人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即充分说明创作是“我与我周旋”，是自我调动人生体验，以从心底流出的鲜活语言，达眼观耳闻的情思趣味。

综括第二三四章所论，也使我们想到中国古代文论一个令人困惑的传统——“复古”。刘勰虽以“文源于道”为立论之基，但要做好文则须“征圣宗经”。一个人要想在创作上有所成，光知晓文学的根源远远不够，如果你的内心空虚，那么即使面对丽山秀水，也毫无所感，更不能以优美的笔触将其刻画出来；进而言之，当你面临淫威施加的压力，虽郁忿不堪，也不能用文字揭己“块垒”，以表征你的不屈之志。因此，要想人格之成熟，性情之完善，行事之老练，必须时时聆听千古圣人诫言，作为你修身养性的前提。《尚书》首倡“诗言志”，即言文学在于寄寓政治志向，《论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圣人把经邦济世作为人生主旨，退而求其次则以文遣志，此志乃绝非游戏笔墨。既然要修养心志，最好从经典吸取，因为它是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后人不仅从中学到遣词用句的手段(形而下的)，还可培植品格、磨砺意志、发育情感、强化毅力(形而上的)，更能扩大“民胞物与”的广阔心怀，这是作为人，也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应具的条件。依中国文化传统，我们的一生，行要循内圣外王之道，言则要引经以自律。一旦我们独善与兼济双修，则触目所及，心怀善念，平等万物，平素所习之经典，就会在心中自然发酵，从而发言不屑于袭人成语，而必从己慧心流淌，此时也可说一己诗文之成，乃合古今众人之思。如明乎此，就知为何千百年来，人们崇尚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和《史记》、《文选》，因为这些经典承载着我们民族流荡不息的魂灵。古人言：“反古曰复，不滞曰变。”(皎然《诗式》)在此，我非借机为“复古”正名，而是主张变应以复古为基，只有胸罗千古风云，才能随意指点江山，但变中有不变者在。这不变的就是世代传承的经典精神，它们是插入我们民族命脉的定海神针！

张鹏飞求学曾费一番周折。大学毕业后，回鄂西执教中学，不因地卑而堕志，动心且能忍性，暗中自励求索，终为名庠所取，幸得高师督教。他一向为人谦卑，治学勤勉，为我所罕觌之青年。今读其《〈昭明文选〉应用研究》，我不仅喜其初出“山门”，即斩获累累，更佩其临事以敬，治学不苟。近来有些年轻研究者稍懂西学，即不分青红皂白，动辄借西洋之刀，狂斫吾国古典，岂料古典乃千锤百炼之浑铁，那些妄人只落得刃崩刀断，目瞪口呆，徒唤奈何！鹏飞承继先贤实学，治学步步为营，涓滴累积，无凌空蹈虚之势，有实事求是之风。愿鹏飞静养心气，饱蕴学力，待机而鼓翮轩翥。

(责任编辑：王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