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视角看秦代文学到汉赋的发展与流变

2015-03-28 15:10李婷婷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5年10期
关键词:汉赋流变发展

从文学视角看秦代文学到汉赋的发展与流变

李婷婷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241003)

[摘要]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早期封建社会,其政治、经济都较之前的奴隶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这一背景下,秦汉文学发展也显现出自身的特点。从秦代文学起步到汉代赋自成一体,这一过程都与当时社会发展有紧密的联系,而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李斯、司马相如等的文学作品不仅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从而流传至今,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

[关键词]文学视角;秦代文学;汉赋;发展;流变

[中图分类号]I206

[收稿日期]2015-05-05

[作者简介]汪垠涛(1990-),男,四川省剑阁县,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小说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5)10—0075—03

秦汉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迈向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繁荣期,这一时期,统治者们致力于封建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经济,文学发展依托于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也逐步繁盛。本文拟从文学角度出发,对秦代文学到汉代赋的发展变化过程作详细阐释。

一、时代背景对秦文学的影响

从春秋战国过渡到秦朝,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学术思想纷乱,各个学派兴起,直到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开创了“六王毕,四海一”的新局面。[1]当时为了维护和巩固专制独裁的局面,秦始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他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府,推翻原有的旧的封建制度;其次,他推崇法治、独尊权术,以求废除百家之学;再次,为了消除社会对他不利的舆论影响,开始焚书坑儒,以达到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统一。据《史记》载,李斯上书:“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2]“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3]

由此不难看出,秦朝在政治上的专横与独霸。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初期阶段,北方文学已经发展到了强弩之末,再加上这种政治上的打击、文化上的摧残,文学发展自然也就销声匿迹。至于南方文学的发展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也是不敢直陈其事。这样一种时代环境的影响,可以说是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的阻碍。另外,就时间上来说,秦朝当政不过短短一二十年,从理论上来说其文学发展难有辉煌成就,不过这一阶段还是有非常优秀的文学家及代表作,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李斯。

二、李斯的《谏逐客书》与刻石文

李斯是战国时楚国上蔡人,曾经追随荀子学过帝王之术,后来见楚国不足以成就大事,自己的抱负难以实现,便西入秦国投靠吕不韦。李斯是一个严格的法治主义者,也是一个极富文采的纵横家,从《谏逐客书》中我们就可以发觉他非凡的文才和辞令。

《谏逐客书》是李斯针对太子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因发现奸细而错误地下逐客令而写的一封奏章。此时的秦国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十分强大,特别是在商鞅变法之后,综合国力更是跃居七雄前列,时刻威胁着东方六国的安全,而临近强秦的韩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更是首当其冲。韩国苦于秦国强大的军事攻伐,便派水工郑国入秦,名义上是帮助秦国兴修水利,实际上是想通过修渠等事使秦的注意力转内,并逐渐消耗秦国国力,借此减轻秦国对韩国的军事压力。秦的宗室大臣就这一问题趁机向秦王上书,掀起驱逐其他六国客卿的运动。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接受了秦国原本地贵族的意见,对客卿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他在东归的路上,为自己,也是为其他客卿抱不平,十分激愤,向秦王写了这篇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看了这篇《谏逐客书》,很受感动,撤消了逐客令,李斯又返回了秦国。这对秦国的发展及对统一以后的中国,无疑是有好处的。

文章首先通过论述历史事实来歌颂六国客卿的功绩,历数自秦穆公以来,各朝君王都以重用客卿而成就霸业,所以用人惟才,不必限于本土,分析了客卿为秦国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提出对客卿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排斥。其次,在以历史事实论证之后,李斯又以各国进贡的器物说理,列举种种器物,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借以比喻君主重用各国人才,以此阐述事理,述说利害。再次,文章指出秦王不分青红皂白而一概“非秦者去,为客者逐”[4]的错误观点。文章最后进入议论说理阶段,李斯从正面进一步阐述留客之利与逐客之弊,明确提出秦王下逐客令实际上是削弱自己,帮助敌人,点到问题的要害之处,故使陛下改逐客之令,恢复李斯原来的官职。

李斯从小生长在文风极盛的南方,所以直接承受了南方文学风气的熏陶,从这篇文章来看,无论铺成排比,还是气势上都显得极为豪迈奔放,不仅是秦代散文的佳作,同时更可以透过它看出当时散文逐渐赋化的趋向。刘勰《诠赋》篇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汉志中记载的秦代杂赋共有9篇,内容虽然早已失传,但散文融合赋体形式,的确就是秦代文学发展的普遍趋势。而这篇文章中铺陈直叙的作风也是当时形体赋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除了《谏逐客书》,李斯的几篇刻石文也是秦代文学代表作品之一。继位之后的秦始皇为了宣传天子的德威,到处刻石勒碑歌功颂德。李斯便用他雄伟的气魄,典雅的文字,把秦帝国的政治武功、皇帝胸怀以及版图的广大、六国破灭等事迹,以刻石文的形式记载下来,供世人敬仰膜拜。据载,李斯的刻石文以《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最为著名。有关《泰山刻石》原文如下: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後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後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6]

这是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郡县时封泰山所刻,刘勰在《文心雕龙》封禅篇说:“秦始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泓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7]这种评论在肯定其价值之余也反映了秦代文学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特点。

秦代虽然时间不长,但在文学发展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秦代文学到汉赋的转变不仅仅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型,其形式、内容的丰富与发展都为后来文学的发展创作奠定了基础,在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交互影响之际,更是秦汉社会大变革的一个缩影,成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三、汉赋兴盛的缘由

任何文学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它与当时社会背景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由先秦到汉代,文学的形成与演变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不论其本身还是政治、经济等因素来看,都在迫使汉代文学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汉赋兴盛的缘由。

(一)文学本身的演进

《诗》大序说:“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8]赋作为六艺之一,原本是属于诗的范畴。屈原虽然被后世称为赋体文学的鼻祖,但他的作品却没有直接用赋来定名,在形式方面也仍然明显的体现诗歌的风格。中国文学发展到荀子,才有正式以赋做篇名的记载。这时的赋,不论就其体制还是内容,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而重要的文体。秦代由于推行文字统一,淘汰怪异方言,全国通行简化后的文字,这虽然对知识的保存与传播很有助益,但也导致文学和语言分化,贵族化的赋体文学便应运而生。《文心雕龙》说:“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又说:“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5]由此可见,当时贵族宫廷文学可以说是汉代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只服务于上层会社,多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顾炎武说道:“《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降为汉赋者,势也”,[9]这也是赋体演化的必然趋势和过程。

(二)时代环境的影响

除了汉赋本身的演化,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首先,汉代继秦得天下之后,鉴于秦朝的暴政,统治者在政治上面崇尚清简,经济上轻徭薄赋。《史记·平准书》:“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0]可见汉代国富民安。在经济繁荣、人民富足的基础上,山川之祭、宫殿之建也接踵而来,由此才能产生杨雄、班固、张衡等人以描写汉代帝国物质文明和贵族宫廷生活为主的赋体文章。

其次,据《汉书·礼乐志》记载:“高祖乐楚声,其房中乐为楚声”,[11]从高祖的《大风歌》可以看出是受楚地文学的影响。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封国郡王如淮南王刘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等喜好文学,武帝受他们的影响,也喜欢艺文,他曾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而任命他为郎,可见,汉代帝王对赋体文学的爱好以及当时文人雅士的倍受邀宠。

再次,由于汉代帝王本身的喜好,因此大多重用文人,《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百有余年,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11]司马相如、东方朔、枚臬都是以辞赋得官的。汉宣帝时期王褒、张子侨,汉成帝时期的扬雄,汉章帝时期崔骃,汉和帝时期的李尤等人,也都以辞赋入仕。这种君王提倡于上、群臣鼎沸于下的结果也助推了汉赋的兴盛。班固《两都赋·序》说: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12]

在当时以赋取士制度下,文人雅士认为有利可图,都视之为仕宦之路的终南捷径,如此一来笔墨文章自然盛行一时,汉代赋体文章发展到此时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

四、汉赋的特点与代表作品

汉代的赋体文章无论是体制结构还是内容表达都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完备的阶段,较之前的文学而言其本身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赋形体近似于散文。赋原先是古诗六艺的一种,借诗表达。后来通过不断的发展演变,诗的范围扩大,篇幅加长,逐渐与散文融合在一起而构成了新体诗。汉代的赋结构上以散文形式表达,内容上多偏重歌功颂德,在这种情形下抒情浪漫主义成分减少,如果将其与楚辞相比,两者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第二,内容表达多空洞且不切实际。汉代赋家大都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加上钻研六书训诂风气极盛,为了迎合君王的喜好,只得在辞藻上多下功夫,这样一来文辞虽然华丽,但却失掉了根本内容,舍本逐末。

虽然汉代赋体文章流于形式,但这一时期也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例如,贾谊的《鹏鸟赋》、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王褒的《洞潇赋》,这些文章或咏物抒情,或说明事理。其中,王褒的《洞潇赋》中骈偶句运用非常多,开启了后代骈文学先锋,部分原文如下:

“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纷以扶疏。徒观其旁山侧兮,则岖嵚岿崎,倚巇迤,诚可悲乎其不安也。弥望傥莽,联延旷荡,又足乐乎其敞闲也。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礚礚而澍渊。

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庰兮,密漠泊以猭。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可谓惠而不费兮,因天性之自然……”[13]

自《洞潇赋》以后,创作咏物赋的风气才真正兴盛起来,它在整个汉赋流变过程中来说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它开创了一个新的赋体文学创作风格。

五、汉末赋体文学的转变

东汉中后期可以说是赋体文学发展的转变期。从和帝到献帝共一百三十年间,宦官外戚相互争斗,贵族奢侈成风,民生凋敝。受大环境的影响,汉赋在此时也出现转变,一洗之前大赋繁重凝滞、虚夸堆砌的形式,转为文句平淡清丽、结构短小灵活的小赋。如张衡的《归田赋》: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魦鰡。

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14]

《归田赋》是东汉辞赋家张衡的代表作之一。它主要描绘了田园山林那种和谐欢快、神和气清的景色,反映了作者畅游山林、悠闲自得的心情,又颇含自戒之意,表达了作者道家思想的超脱精神,这是这一时期是描写田园隐居的代表作品。

另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一些针砭时弊、借古讽今的赋体文章,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逾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诌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竬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柂,积薪而待燃?荣纳由于闪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桡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鲁生闻此辞,系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15]

这是一篇讽刺不合理的世事,憎恨社会上邪恶势力的作品,龚克昌先生评价此赋:此赋艺术上的独特之处是篇幅短小,感情喷发,铺陈夸饰之风尽弃,从而使赋风为之一变。铺陈叙事的汉大赋,从此以后就渐渐为抒情小赋所代替。[16]可见,在汉末文坛,小赋迅速发展起来,取代僵化的大赋占据了文坛的主体地位。

两汉之后,文学思潮随着社会的变动而发生了转变,到魏晋南北朝,赋体文学已不再是主流,六朝的古诗和唐宋的新体诗开始兴盛,再加上玄学清谈的影响,文学写作的题材范围扩大,思想内容上也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此时文学作品也多以表达真实的个性与生活为主,相继出现阮籍、陶潜等一批新的文学代表人物。

从上述秦代文学到汉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当一种旧的文学在发展的同时也孕育着一种新的文学,新事物的产生不可能完全抛弃旧事物而突出。[17]就秦代文学与汉赋的发展演变来说,除了自身的演化,它们更多的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些文学演化的过程和趋势,就不难了解秦汉文学的发展与流变,也为我们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镜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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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斯.谏逐客书[A].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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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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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6]龚克昌.汉赋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17]丁玲.汉代赋颂关系析论[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11).

责任编辑:李新红

Qin Literature and Han Prose From Literary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LI Ting-ti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3,China)

Abstract:Qin and Han period made early feudal society in China,when there were great changes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comparing with the earlier slave society. Under this background,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t this period was also marked with unique fe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from Qin to Han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development. The masterpieces,written by LI Si,SIMA Xiangru,etc.,are of great artistic and realistic value.

Key words:literary perspective;literature in Qin Dynasty;Han prose;development;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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