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文明生成发展的文化与价值观基础

李艳华,王雨航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论生态文明生成发展的文化与价值观基础

李艳华,王雨航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几个阶段之后，正在面临着一场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革命。这既是人类生产方式变迁的结果，更是人类生存方式优化的必然选择。从历史的纬度看，原始文明的图腾文化体系是生态文明生发的历史基础，农业文明道法自然的生态平衡观是生态文明生成的伦理基础，工业文明及其科技精神是生态文明生成的技术基础，生态文明及其顺天应人的和谐共生观是人类生存方式优化的必然选择。

历史维度；生态文明；文化体系

人类要实现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必然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矛盾，而文明就是人类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开化程度和进步的状态。一般认为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其创造和积累文明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自身的文明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而特定自然环境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又构成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内核。在延绵不断的文明演进历程中，人类不断地调整着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从蒙昧蛮荒的渔猎采集时代被动适应自然到精耕细作的农业时代主动适应自然，从机器轰鸣的工业时代改造、征服自然再到后工业时代对自然生态的反思，人类自身生存方式的优化诉求不断引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同时又沉淀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生成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生态文明的展望与建构是人类扬弃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文化自觉与自身文明化的现实路径。

一、原始文明的图腾文化是生态文明生发的历史基础

生态(Ecology)一词通常是指一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提出生态学的概念，之后这一概念逐步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并被广泛借用。2007年4月，我国人学家张荣寰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具体概念和相关理论，认为以提升人格文明、生态文明、产业文明为发展方向，走生态文明发展的国家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至此，生态文明的概念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在党的第17次和第18次代表大会上被正式明确为国家发展战略。

从历史渊源来看，生态文明概念的生发可以追溯至原始文明及其图腾文化。

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特殊部分，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使在人类社会形成以后，依然以自然界的存在为前提条件，依然是自然生态大系统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切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说到底是人类与环境资源的关系问题。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问题是伴随人类社会存在始终的基本问题。作为脱胎于自然界的高级灵长类动物，自然属性是人类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同时，人类又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积极自觉地解放自我，并最终形成人类所独有的抽象思维能力、自我意识能力。在此基础上，人类创造了神话、宗教、哲学、艺术、科学、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文化形式，并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界的现象，改造自身的生存环境。于此同时，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也就随之产生了。

原始文明的图腾文化正是这种基于人类情感的价值和意义产生的历史逻辑起点。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食物是初民与大自然之间根本的联结。因为需要食物，因为需求食物的丰富，所以才进行经济活动，才采集，才渔猎，而且才使这等活动充满了各种情感”[26]。在原始人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地位的，“只是有用的东西——主要是可吃的动植物”。此外，很多动物有与人相似的地方，并且有优于人类的地方，“同时再加上动物是人与自然界的必要食品——凡此种种，都使动物在野蛮人的世界观里占到特等的地位”[1]27。因此，“人们经常观察、思考的是人与动物及植物之间的关系，各种动物的习性有什么不同？各种动物的栖息特点有什么不同？对不同动物应采用哪些不同的狩猎方法？何时狩猎哪种动物合适？……什么时候采哪一种野果？等等”[2]49。于是，人们逐步形成了“人类社会—自然界”、“人—动物”、“人—植物”这一基本的二元思维结构。原始人希望“将危险、有用，或可吃的品类加以控制，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信仰，相信我们有支配它们的能力，相信我们与它们同源，相信我们与它们有个共同的要素”[1]28。这样，具有价值意义的图腾观念便逐渐产生了。“图腾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取决于该地区的动物群和植物群。……最早的图腾是动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动物图腾中，最早的又可能是哺乳动物，因为哺乳动物的形貌、生理特征和行为与人较接近，较容易被人认为是同类”[2]9。在图腾观念产生的基础上，图腾信仰、图腾制度、图腾仪式、图腾艺术等一系列“畏天敬神”的图腾文化应运而生，并成为原始人类社会基本架构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内核。换句话说，原始文明的图腾文化也是作为具有价值属性的生态文明的历史开端。

二、农业文明道法自然的生态平衡观是生态文明生成的伦理基础

在原始文明阶段，相对于动物界，人类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和解放，处在文明化和进步之中。而相对于整个自然界来说，人类依然显得那么渺小和脆弱。在人力与自然力的较量中，自然力处于绝对的上风，人类在巨大和神秘的自然界面前，虽然也有积极的抗争，但更多的是被动的适应。因此，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基本上没有影响，人与自然也形成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与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人类对自然生态规律的把握进一步增强，在反复尝试并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人们从原始的采集活动中逐渐总结出农作物的种植技术，从原始的渔猎活动中逐渐总结出畜牧技术，人类最终从蒙昧蛮荒的渔猎采集时代迈向主动利用、改造和开发自然的农业时代。

从原始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原始文明的渔猎、采集生产方式是攫取性的，获得物质资料的多少首先取决于人们所居住的区域中动植物资源的多少，然后才取决于人们的渔猎、采集经验和水平。因此，人对自然界的被动依附状态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其主体性的一面表现得不够突出。农业文明产生以后，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种植业和畜牧业不再是“偶遇”性的寻找生存资源，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可控制的生产性活动。特别是金属工具出现以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更是有了质的飞跃，于是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大大增强，随之而来的是人在主观认知上希望驾驭自然、做自然主人的思想有所强化，在生产实践中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进程也有所加快。

同时，农业文明时代依然是人类自身解放的初级阶段。由于人力和畜力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动力，这就决定了无论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产，还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畜牧生产，都必须遵循自然地理条件的特点。土壤、水源、气候、季节更替等因素都成为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人们必须长期密切关注这些自然因素，不断积累经验，并尽量利用这些因素。这种对大自然日积月累的经验性认识积淀为人的价值观念，逐渐形成农业社会朴素的生态平衡观，例如农耕生产中的轮作、畜牧生产中的轮牧等。在这方面，以中国农耕文明为代表的农业生态伦理价值观最为典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中，人要根据土地的条件来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是“人法地”；大地上万物生长、盛衰的变化受制于日月运行、四季流转、风风雨雨，所以是“地法天”；天之上还有更高的存在，就是作为世界本原的道，所以是“天法道”。那么，道效法什么呢？道无所法，它以自身为法，故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是指非人为的、不受外力干涉的状态，即“自然而然”。也就是说，事物依循其自身特性发展变化的状态乃是最为合理的状态；一切人为设计的规则，从外部强加的东西，其实不具有真正的价值，倒是很有可能破坏了人与社会的自然性，带来无穷的困扰和麻烦。

毋庸置疑，这种以中华农耕文明为代表的，经过长期观察实践凝练出来的朴素的生态平衡观对现代人类社会生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罗素所说：“从人类整体的利益来看……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他甚至认为不借鉴东方智慧，西方“文明就没有指望了”[4]。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农业文明道法自然的生态平衡观是生态文明形成的伦理基础。

三、工业文明及其科技精神是生态文明生成的技术基础

农业文明无疑是人类自身解放的又一次质的飞跃。人类不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力求生存，而是积极主动地影响、改造自然为我所用。这一过程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张扬。然而，农业社会依靠人力、畜力自给自足，简单重复，靠天吃饭的基本生产格局决定了其生产力的局限性。人的主动性发挥的空间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的程度上。因此，农业社会依然属于人类文明的低级形式，生存问题和温饱问题依然是社会的核心问题。对创造财富和占有财富的渴望，激发着人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到了18世纪60年代，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最终打破了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体系，将人类推进到工业文明时代。

工业文明完全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大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权取代了神权，人的理性取代了神的意志，人类开始真正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机器生产像一个巨大的漩涡，贪婪地吞噬着各种自然资源。在短短的300多年时间内，以机器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创造出巨额的物质财富，极大地稳固了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也正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上的巨大进步，使得人类第一次开始真正决定自身的命运，人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

事实上，西方的游牧文明自古就孕育着一种“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这种精神指的是全方位开发人的潜在能量,用以无止境地控制、主宰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外在世界，从而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内心世界的调控，特别是精神、道德品质的提升，横决天下的动力、自我肯定、积极行动、无限扩张是这种精神最珍视的价值[6]。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人类对自然界前所未有的“征服”，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也被彰显为“人定胜天”的科技精神，即主张通过积极的探索认识并掌握自然规律，在此基础上创造相应的科学技术手段，充分利用自然规律，进而使人类脱离动物式的低层次生存，使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由低层次的被动控制，变成高层次的主动控制。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人类对自然界内在规律的认识大大加深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人类自身的文明化也具备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与此同时，工业文明及其科技精神也为生态文明的最终生成提供了技术基础。

四、生态文明及其顺天应人的和谐共生观是人类生存方式优化的必然选择

在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人的生存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人类从被动适应自然走向主动适应自然，从敬畏、依附自然走向改造、征服自然，人类在自然面前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特别是300多年来的工业文明史，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科技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迅速扩张，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利益、虚荣心和自信心的驱使下，人类甚至把自然界当成要征服的对象，喊出“向自然开战”的口号。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类疯狂地向自然界索取，进而引发了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恶化、世界性人口膨胀、社会危机、自我异化等一系列恶性问题。人类的创造力正在摧毁自己，使人类陷入不能自拔的艰难境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末，以罗马俱乐部的成立为标志，人类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此开启了文明转型的一扇新大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环境宣言》《21世纪议程》《东京议定书》等有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制定，这标志着建立新的人类生存和发展模式问题，已经在全球范围引起广泛重视，并达成共识。有人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生态文明是“绿色文明”。这个比喻形象地道出了三种不同文明生产模式的核心要素。在农业文明阶段，生产力的高低关键要看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在工业文明阶段，生产力的高低关键要看对能源和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程度。而生态文明阶段，生产力的高低关键要看人类对自然生态内在规律的认知程度和利用水平。2007年，中国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这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概念，并将其上升至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事实上，这也是传统的东方农耕文明与近代的西方工业文明在现当代中国交汇后，矛盾、碰撞、冲突、借鉴、交融后的结果。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生态文明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自然生态是指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状态。经过亿万年演进的自然生态有其隐秘的和谐、内在的平衡以及自在自为的规律性。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改造的范围之内为我所用，这就形成了文明。一方面，无论人的创造力多么伟大，他都首先是自然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7]“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8]。因此，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9]。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把自身的需要和自然规律结合起来，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实现人类社会良性健康的发展。在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阶段，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的人类力量非常薄弱，与之相比较，自然的力量就显得异常强大。先民们必须学习如何去顺应自然，才能够更好地生产、生活、生存。在文化层面，对自然的恐惧和敬畏促生了自然崇拜的文化体系。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基本上是顺势而为，例如中国古代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因此，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保持着一种原始朴素的生态平衡。从结果的角度来说，生态文明的建设恰恰需要实现这样一个生态平衡。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还面临着一个推动原始生态自发向现代生态自觉转型的使命。另一方面，文明的历史是人类自我解放的过程。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是其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工业文明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科学技术手段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途径。只是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一个推进传统功利科技向现代生态科技升级换代的使命。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及其顺天应人的和谐共生观，是人类生存方式优化的必然选择。

[1]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2]何星亮．图腾与中国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老子.道德经[M]．李正西,评注．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33．

[4]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7-8．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31．

[6]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插图本)[M]．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

2014-03-12

2013年河南省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KS006);2013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13-DJ-23)

F062.2

A

1000-2359(2015)01-0097-04

李艳华(1963-)，女，河南辉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