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统治建立过程中的文化因素

洪 卫 中

(许昌学院 魏晋文化研究所，河南 许昌 461000)



论曹操统治建立过程中的文化因素

洪 卫 中

(许昌学院 魏晋文化研究所，河南 许昌 461000)

汉末曹操在征服群雄、争取全国统一过程中，文化因素在其统治建立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对儒、法文化的利用使曹操有效地稳固了统治，整顿了吏治和扭转了社会风习；对道教等文化的接受和利用不仅使曹操整合了黄巾军、臣服了张鲁，也使他以之为代汉的舆论工具；对兵家和形名思想的吸纳利用不仅成就了曹操的军事才能，也使之更为有效地进行国家治理。

文化因素；曹操；统治

汉末，曹操从一个宦官之后最终成为统治北方的霸权者，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驾御时局的决策力和因时制宜的军事才能外，与他采取的用人策略以及赏罚严明措施也密切相关。这里要说的是，曹操的成功固然离不开其本身锻炼起来的才能，但也和他对外部环境和条件尤其是文化因素的善加利用分不开。对此，尽管也有不少学者从其他角度有不少论说，譬如有言曹操法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也有说曹操杂家思想、道家思想的，等等，但这些都不过是在论说曹操具有某种思想和这种思想影响下他具有了某些言行，总体上还不是或不完全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说曹操建立统治过程中文化因素起到如何的作用。本文旨在揭示在曹操统治建立过程中文化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一、曹操对法儒等文化的利用奠定了霸权建立的思想基础

曹操占据许昌后，接受了荀彧、程昱的建议，将从长安逃回洛阳的汉献帝恭迎至许，这使他在政治上赢得奉迎天子、“匡翼汉室”[1]209之名的同时，也取得“收河南地，关中皆附”[1]194的实效。然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固然为他带来群雄争霸上的某些外围优势，同样也给他带来了政权建设中的不少内部滞阻。在政权内部，不少士人因此竭尽诚心效忠汉室，这本无可厚非，但一些人因此却积极要求对曹操权力和地位进行削弱，甚至先后做出反曹的事来，这和曹操拥戴汉室、平定天下的宏愿背道而驰，也就为曹操所不容和极力避免发生。

法家文化认为，“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2]，又说：“自卿相、将军以至士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者，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3]100。在法家看来，只有推崇法治才能加强统治、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威，才能保证臣属对君主效忠的专一，因而它主张不能以功枉法、以善蔽法，要求对损害政权统治行为以法镇压。以此故，在汉末政治走向分裂到军阀割据这一过程中，当儒家思想无能振衰起敝的时候，为重建统一秩序，曹操较多地将法家这种文化思想用于统治，不但早年为官洛阳、济南时推行严刑峻法以整肃，在重建北方统一过程中也依法镇压颠覆、动摇其地位者。因此针对拥汉反曹者他除了使献帝“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4]、禁止大臣与献帝内外交接外，对那些企图发动叛乱者便毫不犹豫地“以法诛之”[1]55。尽管因此杀了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名士，但他却保证了统治的稳定。加上在社会管理方面他同样推行严刑峻法，如平定河北后推行“重豪强兼并之法”[1]26来禁止豪强对弱民的侵并，以“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1]27来扭转社会风气，等等。这样，在他统治下便形成了“上下知制”[1]431的局面。也正是在这样形势下，“拥有强大的宗族、部曲、宾客的人，像李典、臧霸、孙观、田畴等，都纷纷把子弟、徒属送到邺城居住，向曹操表示忠诚不二”[5]。可以说，正是因时之需对法家文化思想的积极利用，曹操既整顿了吏治，恢复了社会秩序，同时也维护了权威，巩固了自己的霸权统治，由此他的统治时期也成为一个“法治”突显的时代，以至被后人评曰“魏武好法术，天下贵刑名”[6]。

然而注重法治不过是曹操接受法家文化因时施政的一个方面，“好法术”与“明法术”[1]439并没有使他因此撇开和舍弃两汉以来高居思想界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思想，也没有“并不以儒学为务”[7]10和“鄙弃儒术”[7]13。秦王朝实行单一法治二世而亡留给世人的教训是深刻的，那就是单纯地依靠法治虽能震慑一时，并不能完全解决人们观念意识上的问题，也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相反有时还会激化矛盾。而且法家的某些文化思想，譬如所强调的“壹教”[3]104废学问思想也不适合社会的发展，因而这也就使得法家文化思想在一定时期内或某个特定环境里用来辅助驾驭属下、防止和解决矛盾、巩固统治能发挥较大功效，但用作长久地维护统治的主要方法和改变人们意识形态的观念的手段则并不能起多大作用。而儒家强调教化、重视“德”，认为“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得民心者民从之”[8]，加上两汉以来奉行儒家文化思想实行的数百年统治使儒家文化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成为人们以之为价值标准来思维的习惯。这种社会环境使本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曹操在建立统治过程中无法抛弃儒家思想，不能不以之为指导实施某些政策。如坚持以儒家标准择用人才、兴学校、推行儒学教化、重祭祀、倡导仁义礼让之风等。特别是在汉末仍然继续遵守和重视掾吏和府主为“君臣”并“尚名节”[9]这样一种政治伦理关系的情况下，曹操不但大大发挥儒家的忠孝理念，还以儒家所倡导的这种政治伦理道德理念广纳人才，聚之于麾下，使越来越多的人士在遵行着这种“君臣”关系中以他为效忠对象，从而他的臣属下僚越来越多，而效忠汉献帝的则在他严厉控制和对异己的镇压中不断减少。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已如陈群、桓阶所说，“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而曹操则“十分天下而有其九”[1]53，天下已然多归曹氏所有了。这时不但南方的孙权劝曹操称帝，陈群、桓阶、夏侯惇等士族也都鼎力支持。到曹丕禅代时，已鲜有不向曹氏称臣者。可见，在曹操的政治里对先秦儒家文化的利用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它既是曹操依现实情况用以治国的必要举措，也是他建立取代汉室统治的必要手段。由此不难看出，在先秦荀子鼓吹“治之经，礼与刑”[10]461等为政思想后以及西汉施行“霸王道杂之”[11]统治模式影响下，儒、法文化也成了曹操政治上积极重用者。正如其谋士郭嘉所谓：“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1]432

除了法、儒文化外，曹操也利用墨家文化为其霸权统治的建立服务。这其中他对墨家的“兼爱尚同”和“节用”思想便有所继承。面对汉末不断战争下的凋敝经济和民不聊生的现实，曹操除了发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伤乱惜民的感慨外，作为统治者，他也将墨家“兼爱尚同”和“节用”思想践行于现实：一方面“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一方面在兴屯田增加生产基础上积极推行节俭之风于全国，崇尚以俭为德的文化，而这与东汉以来统治阶层多行儒家主张的“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芋、弹琴瑟以塞其耳”[10]185的锦衣玉食、钟鸣鼎食生活作风是不相容的，因而在较大程度上对抑制、“摧破豪族的奢侈之风”[7]10起到了一定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树立起良好社会风习，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的支出，增强了国力。相对于袁绍、袁术、刘表和孙权等诸多军阀的豪奢行为而言，曹操这种为政尚俭的行为和思想无疑也成为他利用墨家文化的一种标识。而其所谓“侈恶之大，俭为共德。……兼爱尚同，疏者为戚”[12]可以说也正是他接受、利用墨家文化的心理表述。

二、道教、占星术、五行、谶纬等为曹操统治的建立起到了舆论先导作用

自西汉末期以来，道教就已在社会上兴起流行，不仅下层贫苦百姓对它多有虔诚信奉，中上层统治者也多受其影响。东汉末期更是如此，如“章、和、灵诸帝对原始道教的高道都曾采取接触和利用的态度”[13]，因此陈寅恪先生论曰：“后汉之所以得兴，及其所以致亡，莫不由于青徐滨海妖巫之贼党。”[14]可见道教从其兴起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而据杨宽先生研究，曹操家族中自曹腾开始就已信奉黄老道，受家庭影响，“曹操早年就信奉‘黄老道’”，并且“一直到死，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道’的信仰”[15]。因家庭影响而对道教接受不仅使曹操走上了信仰道教之路，也使他在汉末提升自己地位、增加势力中获益不少。如曹操能在兖州降服黄巾军并将其改编为青州兵，姜生就认为，能以万余兵众受降30万黄巾军，原因就在于曹操和黄巾军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即曹操比较了解黄巾军，能知其道而用之”[16]7。许晓晴也说：“三十万黄巾被曹操收编……应当说，其共同的信仰应为此之基石。”[17]

除了道教文化外，这时期占星术、谶纬和五行文化在曹操统治建立过程中也都起到了舆论先导作用。史载：

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间，其锋不可挡。[1]22

而官渡之战，曹操以小灭大，以弱胜强，不但打败了当时势力最大的袁绍，其一时“天下莫敌”也成了人们眼中殷馗之言的征验，由此曹操也顺利成为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眼中“黄星”的代表，是降世“真人”。这种“真人”在汉末正是道教徒终末论中“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中能率领和引导人们实现天下“更受命”获太平的领袖，由此曹操也就被当时不少名士豪杰看作“安天下”和“承汉”的统治者人选。曹操对己为应天代汉之“黄”家“真人”舆论并不否定，在与各地军阀进行政治、军事斗争中，他甚至还以各种行为、方式来符应和强化人们的这种看法：一方面扶持汉室，并积极通过战争谋求天下统一；另一方面则利用法、儒文化来拨乱反正，使衰乱的汉末社会从吏治、礼制、风俗、教育等诸多方面都得以更新而走上有序发展正轨，从而给人一种曹操执政、天下革新的认知和事实。

在后来对张鲁的征服中也显示出，不仅曹操对道教的信仰，这种有关曹操为“黄星”征应者、“真人”降世的舆情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征服张鲁起初尽管曹操也遇到强烈抵抗，但综观整个事件，张鲁与曹操之间因存在道教这个共同信仰点，且“张角、张鲁等，本因鬼言‘汉末黄衣当王’，于是始服之”[18]，因而当曹操为“黄星”征应者、“真人”降世等相关舆论在社会上传播时，张鲁虽还割据汉中为治，但内心已有了“归命国家”之思想，只不过“意未达”而已。故而后来遭曹操攻击逃离汉中时，张鲁认为自己不过是“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藏仓库，国家所有”而拒绝“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1]265，并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1]63。可见，在内心张鲁不但把曹操看作同道中人，也认同了曹操就是“黄星”征应者，是“真人”降世。基于此，张鲁才最终不去归顺近在咫尺并以汉室正统自居的刘备却臣服了曹操。

事实上，在官渡之战之前，当汉献帝落败曹阳时，太史令王立就对宗正刘艾说：“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魏必有兴者。”在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王立又数次对汉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1]14以占星术、五行循环更替论附会人事政治变化的言论自西汉末就已盛行。作为太史令的王立私下传播“汉祚终矣，魏必有兴者”“能安天下者，曹姓也”等有关言论自然在统治阶层产生很大导向作用，而这些言论在汉末天下分裂、豪杰并起的时代无疑有利于曹操在政治上的崛起并建立曹氏统治，故而曹操虽表面上遣人对王立说“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1]14，其实不过是他意欲使此事更为神秘，使更多的人都来传播此事。从兴平初年下邳名士陈珪所说“曹将军神武应期……信有征矣”[1]209到后来孙权上书“称说天命”和陈群、桓阶劝曹操即位所说“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谶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1]52等综合来看，曹操的做法可谓达到了他预期目的。

特别是在灭袁绍占据邺城后，由于邺不仅是冀州政治中心，其所在地域也为天上星宿对应的魏的所在地，因此为符应“《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之解释“当涂高者，魏也”[1]1020以及“汉祚将终矣，魏必有兴者”和所谓“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之五行循环更替天命论，曹操因此移治邺城，以应合“汉行气尽，黄家当兴”[1]53这一谶语。后来曹操封公、封王皆以“魏”为号而曰“魏公”“魏王”也正是有意附会这种谶纬、五行和占星文化有关他代汉的言论，从而以这种方式更好地宣示和强化曹氏代汉乃天命所归之理念。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在群雄角逐的环境里，既有舆论认为曹操是承汉而统的“黄”家，也就不免有人认为他人是这样的人选。如河内张炯即以这样“符命”说袁术，故而“术以袁姓出陈，陈，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又见谶文云：‘代汉者，当涂高也。’自以名字当之”[1]209。因此，为了避免类似的这种潜在不利因素带给自己政治不良影响，曹操不但“科禁内学及兵书”[1]660，对当时活跃在北方的一批方术之士也采取了集中他们于京城予以监督的做法，“诚恐此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19]。然而事实上一如姜生所说：“这种做法在本质上实非‘聚而禁之’，而是以曹操之力量规范、引导、利用他们为曹氏鼓吹。”[16]13

由此不难看出，两汉以来儒学在盛行发展过程中并未排斥掉五行、阴阳、占星术和谶纬等方术文化的发展，相反还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渐融进它们的某些内容，这使得一方面儒学到东汉时逐渐发展为神学，另一方面也使五行、占星术、谶纬和道教等在东汉时期得以发展并取得举足轻重的位置。尽管它们并非社会主流意识，但却对社会政治、人们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曹操在建立霸权统治并力争统一全国过程中，对它们一定程度上的重视和利用无疑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

三、兵家和形名文化为曹操征战和施政提供了有益指导

在汉末初始以军阀出现的曹操最后迅速崛起并统一北方，与他在军事上善于指挥、不断取得胜利是密不可分的，而这又不能不得益于他对先秦以来兵家文化的继承和利用。

据东晋孙盛《异同杂语》载，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1]3。《隋书·经籍志》也载，曹操著有《〈孙子兵法〉注》二卷、《〈孙子兵法〉集解》一卷、《〈太公阴谋〉解》三卷、《续孙子兵法》二卷、《兵书接要》十卷、《兵书略要》九卷等。且不论这些书的内容如何，曹操对古代军事思想有哪些体会和发挥，至少由此可看出曹操的军事理论和才华除了战争实践累积起来的经验外，即主要来源于对先秦以来兵家学说的学习和继承。而曹操对先秦以来兵家文化思想的吸纳利用是多层次的，既有直接继承，如《孙子·九变》曰：“城有所不攻”，曹注曰：“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操所以置华、费而深入徐州，得十四县也”[20]170，也有因时利用的变化，如《孙子·谋攻篇》曰，“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曹注曰，“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20]52，等等，可以说，曹操在汉末与众多军阀作战中，不论是对未来战事的“计于庙堂”运筹帷幄，还是临敌当机立断和因地制宜，抑或是为严明军法、整肃军纪而颁发的教令等都有吸纳利用先秦以来的军事文化因素在内。

事实上曹操对先秦以来兵家文化学说的吸纳利用不仅体现在军事战争上，也表现在政治上。如在《孙子序》中，他说：“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20]310这句话是就用兵而言，但通观曹操政治思想和举措，他其实也以之为政治借鉴：既力求避免一味依靠军事穷兵黩武危害社会和不恤百姓，也避免在军阀争斗时期片面强调执行修文崇德之思想。因此在建立统治过程中他不但法、儒并用以拔乱反正，也战争、文化并行重建统一秩序。大的方面如此，小的方面亦然。如《孙子·谋攻》曰：“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也。”本强调不懂用兵之法的人不要干预用兵打仗，而曹操注曰：“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治兵也。”[20]57这就不单是就治军而言，也含蓄了对政治的看法，那就是用于政治上的礼教是不可以用来治理军队和指挥战争的，同样用作战争的谋略手段也不可用以治国。因此军事上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曹操“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多用所谓谲诈手段，但政治上又强调忠孝仁义，颁布并实行“令郡国各修文学”[1]24等遵奉儒家文化的教令，并“能够用忠于故君、孝顺父母和崇尚信义之士”[21]。

与此同时，曹操对两汉以来刑名之学也有吸纳和利用。在《孙子兵法》里，首篇《计篇》论述五事七计曰：“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也。”可在题注中曹操提出了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六项作为先计之要，将“选将”放在首位。这固然如某学者所说曹操有“对自己的战争实践的总结与提炼”以及可能的“已不便言‘主’之优劣与赏罚的问题”[22]，但笔者以为这更多反映出东汉以来刑名之学对曹操的影响。形名之学又叫名家之学，“根源于汉代的政治思想”，汤用彤先生认为它主张“人君有最大的两种任务：第一是要设官分职，安排官职恰如应有之位分，使‘名实相符’。第二是人君应有知人之明，量才授官，认得如何样的人做如何样的事。”[23]曹操六计中强调重点为“选将”无疑正突出了这点。事实上不单是曹操对将帅的选择突现了这点，对任职一方的官员择选，这种“量才授官”的意图和行为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如选曹植家丞时他就以“渊深法度”而选用邢颙，选留府长史镇守长安则以“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而用杜袭，其他如用刘馥任扬州刺史、杜畿为河东太守、钟繇镇督关中、苏则为金城太守以及命张辽、李典、乐进镇合肥等也莫不出于此，甚至为历来不少史家学者所诟病的“求才三令”如果用心审视也莫不是曹操量才授官思想的体现。也正因此，曹操才被陈寿评曰：“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1]55。

综上，在曹操建立统治过程中，于不断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的同时，对先秦以来的诸多文化也多有利用，史书所谓其“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可以说也正是对他一生不断接受和利用先秦以来文化的反映。而也正是对先秦以来文化思想的学习、接受和利用，曹操不但走出了一条既区别于以前也有别于后来者的既继承传统又有诸多现实改变的独特而又具多面性的政治之路，且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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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Factors in Caocao Established His Rule

HONG Wei-zhong

(Xuchang University,Xuchang 461000,China)

Cao-cao’s enabled to overcome other countries not only by his political attachment but also by cultural factors to the unity, such as using Confucian and legalist culture to enhance his governor and his officials supervising, change the social customs at the end of Han Dynasty. Cao-cao received Daoism to unite the Huangjin Armies and overturned Zhanglu, especially made Daoism become the instru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stead of Han Dynasty. Cao-cao’s military abilities formed by the thinking of military commander and the schhol of logicians, at the same time he effectively run the country.

cultural affections;Caocao;rule

2014-08-12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BLS)

K235

A

1000-2359(2015)01-0101-05

洪卫中(1967-)，安徽池州人，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