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回老家去
——记誓死抗日的民族英雄、国民党中将师长常恩多

文 王 霞 孟 佳

——记誓死抗日的民族英雄、国民党中将师长常恩多

文 王 霞 孟 佳

上图：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大会，提出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等八项要求

一个人，深得张学良和郭松龄嘉许，虽位居国民党中将师长高位却一心向往共产党，在国民党数次“反共”高潮中率部坚持抗战、团结友军、反对倒退，为中华民族立下赫赫战功，被苏、鲁、皖人民誉为“常胜将军”；发动的“九·二二”锄奸被誉为第二次“西安事变”；率部“八·三”起义、生命最后时刻把部队交到共产党手中，罗荣桓称誉“他所起的作用，特别艰巨和非常伟大，是我们一般革命同志起不到的，是不可比拟与无与伦比的”；“文革”时，周恩来总理十分怀念他，指示谷牧副总理“照顾好他的家人”。他，就是国民党57军111师中将师长常恩多！

誓死保卫“西安事变”成果

1936年12月10日清早，西安城天寒地冻，大街上人疏车稀。常恩多在卫队护卫下，打马向东大街金家巷一号疾奔而去。

马蹄踩踏冰雪的纷乱声响，和着呼啸的北风冲撞在空旷的街头。可在常恩多耳中，这坚硬而冰冷的声音仿佛就是三千万东北同胞悲凉的哭泣和哀号。自“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已五载有余。五年多的时间里，东北军虽长城英勇抗日，但不久就退守华北，之后便转湖北“剿共”，今又围红军于陕甘，可就是不能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不是他们不想，也不是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不愿，而是，蒋介石不许！

在这五年多的岁月里，蒋介石不言抗日，也竭力阻挠、破坏其他军队抗日：热河抗战中，蒋介石训令东北军“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其后，他一面向日寇投降，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把东三省、热河、冀东等大片国土让于日寇，一面调集百万大军围剿红军，对红一方面军连续展开了五次围剿，并最终将红军围追堵截到了陕甘宁贫瘠之地；他一寸一寸地向同祖同根的红军“收复失地”，可谓“寸土”必争，同时又在向日寇一省一省地出卖国土、交出主权，也实谓慷慨大方。半个多月前，蒋介石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三原则，承认伪“满州国”，并欲实现日、满、华关系正常化、经济合作及与日共同防共。蒋介石对日卖国求安，却在东北军、西北军包围陕甘宁的基础上，又调集30个师的中央军精锐部队和百余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将陕甘宁围了个水泄不通，大有摧枯拉朽、斩尽杀绝之势。

常恩多

更大的内战一触即发，东北军何时才能打回老家去？常恩多悲从心起。

此次从合水前线赶回西安，常恩多是奉张学良之命准备接受蒋介石召见的。常恩多急于要见到张学良，并不为接受蒋介石召见做准备，而是要向张学良重提他数月前的建议——兵谏蒋介石！

金家巷一号，西安人称“张公馆”。常恩多匆忙走进，张学良持信迎上，说：“常师长，你12日9时动身去临潼，蒋总司令中午宴请你。对于总司令的垂询，你相机回答就是。”

比起几个月前在王曲军官学校，张学良憔悴了许多。那时，张学良慷慨激昂、疾言厉色演讲了《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日》，常恩多和所有军官都是流着热泪听完的。演讲完，张学良带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常恩多深知，正是无数次苦谏蒋介石抗战未果，业已耗尽他的全部精神，而危在旦夕的华北及中国，已没有时间再等候蒋介石的醒悟了——张学良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忧心如焚啊！

常恩多心情压抑：“副司令！总司令还是死心踏地打内战、不抗日吗？”张学良竭力克制愤怒：“是的！前天，我再次力劝总司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可他，还是那老一套！”常恩多说：“蒋总司令置民族于水火不顾，实在误国咎深！眼下东北人民、东北军队都眼巴巴地看着副司令，乞望副司令为国家、为民族、为东北三千万同胞、为几十万东北将士，开一线生机啊！姓蒋的不抗日，我们东北军跟着你干！你领着我们起事吧，把姓蒋的抓起来，逼他抗日！”张学良克制激动的情绪：“常师长！你告诉弟兄们，我张学良决不当卖国贼！”

1936年12月12日上午，常恩多正欲去往临潼，忽闻爆发了“西安事变”。他冲上大街，迎着游行的队伍跑去。融化在由歌声和欢呼声汇聚的海洋里，常恩多激情澎湃。东北军终于可以抗日了！我们终于可以打回老家去了！张副司令，你干得好啊！

常恩多料定中央军不会善罢甘休，便立即赶往新城大楼。为防御中央军进攻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正在部署军事力量。

张学良看到常恩多，高兴道：“常师长，你来得太好了！这回，你可不必再到临潼去见总司令了！”常恩多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坚决支持。

张学良断定南京政府会派重兵进攻西安，恶战在即，他指示常恩多：“我派飞机把你送回合水，你火速率部赶到渭南县东、渭河北岸，誓死抵御中央军进犯西安，越快越好！”

常恩多返回合水，派出先头部队、动员官兵，将多余的辎重、武器弹药和给养交给了红军后，就率111师顶风冒雪一路小跑向渭南县东疾进。

恰在此时，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驻守河北的53军军长万福麟，接到张学良电报后拒不执行命令，还把去扼守黄河大桥、截断陇海铁路的副军长黄显声扣押起来；驻守在洛阳的炮8旅旅长黄大定也投机叛变，中央军威逼潼关城下；17日，驻守大荔县的西北军冯钦哉部也被南京收买，让出潼关，“讨逆军”大举向华阴、渭南逼近。同时，中央军的飞机在华阴、三原、富平及西安附近狂轰滥炸……

20日拂晓前，战斗打响，渭河北岸十余里的战场，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中央军的数架轰炸机在111师阵地上扔下无数炸弹，数十门大炮轰击而来的炮弹也掷落在阵地上。一阵轰炸后，装备精良的中央军桂永清教导总队官兵气势汹汹，蜂拥冲来。111师阵地上，东北军官兵严阵以待。常恩多情绪激昂地高声动员：“眼前的敌人，就是专好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嫡系部队，消灭不了他们，咱们就别想打鬼子，别想打回老家去！保卫西安城！保卫张副司令！宁死勿退！打啊！”众官兵怀抱“誓死保卫西安城、誓死保卫张副司令”的誓言，把仇恨的子弹射向中央军。一个拂晓，桂永清的部队被打得尸陈遍地，溃不成军，不久就全部退到了渭河以南。

捷报传进新城大楼，张学良甚是振奋，权衡整个战场，遂调111师到铁路以北、渭河以南的渭南至潼关之间的正面战场，接替西北军警备2旅和东北军105师一个旅的防务。

21日，常恩多率部进入正面战场，立即命部队在原阵地基础上深掘堑壕，加固掩体，部署作战方案。下午，数倍于111师的中央军向阵地发起疯狂进攻。111师阵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一时间成了死亡的火海。常恩多把指挥部搬到了阵地上。忽然，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副官刘万胜喊着“师长”，猛地将常恩多扑倒在沟里。炮弹在附近爆炸，掀起的硝烟、沙土扑面而来。见常恩多毫发无损，刘万胜哀求：“师长，回指挥所吧！”常恩多说：“不要劝了，我的指挥所就在阵地上！”111师打得英勇顽强，一日之内，连续击退中央军三次冲锋。

25日傍晚，前线官兵忽然看见张学良的专机冲他们的防线飞翔而来。飞机在天空盘旋了半圈后，扔下了一个通讯袋朝南飞走了。常恩多和众人正困惑不解，只见侦察参谋孙立基跑来报告：“师长！张副司令送蒋介石回南京了！”常恩多惊诧万分，众人也大惊失色。

对于蒋介石一贯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常恩多和东北军将士都十分清楚，他们担心张副司令羊入虎口，再也回不来了。果然，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继而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二·二”事件，王以哲将军被害；57军军长缪澄流拒不执行于学忠和杨虎城命令，借口“西北不安全”，全军东开。恰在此时，传来了缪澄流清除异己的消息：109师627团团长万毅被捕。同时，也传来了120师汲绍刚团长带656团投奔红军了！

常恩多把跟随自己多年的孙立基叫到身边，指示他连夜去三原红军指挥部找彭德怀，他要带111师去当红军！黎明时分，常恩多终于盼回了孙立基。在三原红军指挥部，孙立基见到了彭德怀、任弼时和徐海东，他把常恩多要带111师当红军的情况报告后，几位红军首长一致反对。常恩多一听急了，孙立基赶紧说：“师长，你听我解释。几位红军领导说，为了维护目前刚促成的联合抗日的新形势，不宜接受常师长参加红军。几位领导反复叮嘱我，一定表达他们对您的安抚之心。他们希望您继续留在东北军里，和红军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并表示红军愿意随时和您保持联系，永远做您最好的朋友！”看到常恩多失望的表情，孙立基安抚地说：“师长，别难过，只要能抗日，咱们迟早能加入他们！”

1937年春节刚过，东北军临时统帅兼甘肃省主席于学忠担心57军还会发生哗变，就从西安匆忙赶到渭南，在高坎镇召集缪澄流和四个师长开会。

于学忠，字孝侯，1890年生于山东蓬莱，先后服务于北洋军、东北军。1922年被授予陆军少将，1927年晋中将。1933年热河失守，张学良被迫下野，把东北军的重任交给了于学忠。这一次，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把东北军的重任再次交给了他。自张学良离陕，尤其是“二·二”事件发生后，为抵制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分化瓦解，他千方百计做东北军的团结工作。

为稳定军心，于学忠特别要求军师长们要安抚官兵，营救张副司令的事情等待上峰寻求良策。几个师长回到部队，把于学忠的指示精神如实传达。部队中惶恐和阴森气氛稍有缓和，但“上峰”营救张学良的行动却石沉大海，再无音信。

就在常恩多和很多东北军将领为张学良的安全忧心如焚，为东北军的前途思虑焦心时，缪澄流正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无足轻重，而已成为东北军重要实力派之一；他也再无需像在张学良面前那样唯唯诺诺，及在王以哲面前那样低人一等、亦步亦趋，而是展首张眉、光满神足。他不听于学忠招呼，不愿维护东北军团体，对杨虎城极其不满，对共产党更是戒备防范，最根本原因，是他已与蒋介石拉上了关系。在东北军中，缪澄流早有“缪大混蛋”、“土皇帝”等绰号，此时的他就更不可一世。对于57军的财权、人事，他一把抓，吃空额、抽鸦片、组织聚赌、讨小老婆等等，无有不能，无拘无束，更无所畏惧。

3月初，驻高陵一带的57军徒步走向渭南，然后在那里登车东开河南周口。等待他们的名为“整编”，实则“缩减”。东北军命运多舛，他们什么时间能打回老家去？

找个共产党员当秘书

1937年3月，东北军东开河南周口镇后，111师师部设在镇北的关帝庙里。常恩多的家属住在打蛋厂，常恩多有时回家抱抱女儿育平，了解打蛋厂女工饥寒交迫的生活，每天都吃住在师部。他整日沉默不语，愁容满面。

部队已开始清理装备和兵员。又是几个月欠饷，各团都有开小差逃跑的事情发生。这天，常恩多抛开这些烦恼的事，回到古庙倒头就睡。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大学长啊，你真是高枕无忧啊！”常恩多猛然起身，一看是东北军总部参谋王再天。常恩多焦急询问共产党那边的情况，王再天说：“我听朋友说，周恩来指示他们团结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推动东北军继续与西北军、红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抗日复土，并争取张副司令早日恢复自由！”常恩多受到鼓舞。提到东北军正在缩编，王再天问常恩多有什么打算。常恩多说：“当个师长而不叫抗日，我感到耻辱和羞愧；不叫当正好，我就到东北去拉义勇军！”王再天真诚道：“我希望常大哥一定要坚守111师师长的位置！学长啊，东北军像你这样的师长不多。你如果再走，那东北军可就真的希望不大了！”

常恩多满怀遗憾地问：“老弟啊！我几次求你给我找的共产党员秘书，你找到哪儿去了？”王再天面露歉意：“学长，师弟没敢忘啊。别急嘛，那些人比咱长白山里的宝还难寻！”常恩多焦急：“我能不急吗？我天天盼啊，尤其是现在，我需要啊！越是走投无路，就越想身边能有个共产党员指导帮助我，你懂吗？”

前不久王再天赶回蚌埠东北军总部，找到东北军中共负责人苗勃然，先是汇报57军及111师人心惶惶、军心浮动的情况，后把常恩多迫切要找一个共产党员做秘书的情况作了详细报告。两个人在西安事变前就讨论过常恩多加入共产党的事，只是因为常恩多官阶太高，一时没有找到对等的介绍人而被搁置了。

几天后，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秘密接受东北军工委指示，准备进入111师组建57军工委。他们就是中共党员王振乾和张士琦。

王振乾，辽宁沈阳人，东北大学毕业。张士琦，山东长清人，北平朝阳大学毕业。他们都积极参加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入党，后受党指派进入东北军工作，参加了“西安事变”。

5月中旬，王振乾化名王维平持王再天介绍信，张士琦化名张苏平握张政坊推荐信先后来到111师。常恩多见罢信异常兴奋。他把王维平放在身边任少校秘书，把张苏平放在师部参谋处任上尉书记，两个中共党员在111师扎下根来。常恩多有空就向王维平介绍57军和111师情况，向他倾诉内心的苦闷。

王维平想起在蚌埠接受任务时苗勃然的话：“摆在东北军面前的道路是，要么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要么被蒋介石驱赶当炮灰、最后被吃掉，要么投向共产党，团结一致，抗战救亡。三者必居其一。而东北军走向光明，关键在于我党引导！”王维平感到了在57军组建地下工委会的必要和重要，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王维平和张苏平，只要有时间就找副官刘万胜了解常恩多师长的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噩耗传来，宣化兵营里一片涕泗怒骂。蒋总司令“绝对不准抵抗”的命令，让常恩多和所有东北军官兵惊骇和悲愤。常恩多集合全团官兵说：“弟兄们！我们是东北父老拿血汗武装起来的队伍，誓死保卫东北国土是我们神圣的天职！可是，我们的中央，有人别有用心以‘不抵抗’的命令限制我们，我们不能马上对日本予以打击。我们决不容忍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家乡，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把日本鬼子赶出东北去！”可是，无论常恩多和众官兵怎样请战，上级就是不许提对日作战。到了1932年1月，关外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全部撤进山海关，东三省全部沦落日寇之手。经历了开始痛失家园后的愤怒和惊慌后，那些将军们渐渐麻木而继续花天酒地、荒淫奢糜。常恩多找不到杀敌报国的途径，终日把自己关在房内反省忏悔，他挥毫写下：

堂堂七尺躯，何颜立于世？

枉持手中枪，不得战豺狼！

常恩多找不到答案，便给张学良写信，乞求张学良做一个救国救民的统帅，率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

常恩多生活俭朴，节衣缩食，倾其全力资助逃到关内的同乡、同学，并积极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一次，为帮助他的同学贾斌久筹集抗日资金，他把刘万胜身上仅有的30元也要去了。

1932年夏，日本侵占朝阳，热河防务吃紧，张学良组织援热军，调王以哲第9旅和董英斌第11旅参战。常恩多接到命令，异常激动。官兵情绪高涨，都以为杀敌还乡的日子到了。633团由宣化出发，车运南口，后徒步经昌平抵顺义。就在常恩多准备率部队出古北口入热河时，忽然传来了“停止前进”的命令。原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害怕援热军借机抢他的地盘而反对援热；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暗中与日军勾结，明里却发表艳电攻击张学良丧失东北，逼其下野，以阻挠援热；正忙于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早把许诺给张学良六个师北上抗战的事丢到了九霄云外。就这样，常恩多和他的633团在顺义整整待命两个月，也未能实践抗战的愿望。紧接着，传来了蒋介石的训令：“侈谈抗日者，杀无赦！”不久，633团调天津外围，归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指挥，第11旅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步兵第111师”，常恩多继任633团团长。

1933年3月初，在全国人民一片抗日呼声中，热河抗战却失败了。日军进攻不到一周，朝阳、凌源、平泉等重镇相继陷落。面对日军和伪军的进攻，汤玉麟一筹莫展，他把数十年搜刮来的财宝、鸦片，装满了数十辆卡车急运天津租界，就率部逃向滦平。4日，128名日军侦察兵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张学良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代蒋受过，不久就被迫下野了。

1933年，长城抗战打响，东北军参加了当时的战斗

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阻挠并破坏了所有的抗日作战，致使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就失去东北四省。1932年初，蒋介石出卖并扼杀了上海“淞沪抗战”，把对日英勇作战的第19路军调到福建打红军，迫不及待地跟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转年初，由于蒋介石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相继失败，日军于5月12日占领通州，威逼平津。31日，蒋介石派员与日本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这实际上，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非法侵占，而中国丧失了主权。华北再无险可据，从此，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大门便朝向日军洞开了！

进入1937年6月，整编方案公布。7月初，57军宣布整编结果，111师师长常恩多、112师师长霍守义，两位师长均晋升中将。

检阅整编后的111师，常恩多看到队伍里只有阎普营、李亚东营和林学骞营三个营的官兵是原111师的人马，其余的几乎全是新人，那些经过他多年教育、培养，作战勇敢、思想进步的年轻军官也被调走或是编余了；最令他恼火的还有，除了661团团长宋光弟在编外，其余几个团长不是缪氏红人，就是怯战怕死之徒；对于缪澄流派进来的两个旅长，常恩多更是心知肚明。常恩多仰天发问：“为什么想救国，就这么难啊！”

鲁南锄奸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常恩多率部参加了凇沪、徐蚌、武汉会战，1939年初奉命进入山东开展敌后作战。

转眼到了1940年9月中旬，常恩多率部准备迎击日军的又一次“扫荡”时，逃难百姓捎来话：“小鬼子说了，他们只打八路，不打东北军！”

难道东北军上层与日军有协议？联想时下国民党党政军伪化严重，降官、降将，就鲁苏战区，沈鸿烈、韩德勤及所部暗地里均与日寇勾结，专做与八路军摩擦之勾当；又惊闻缪澄流派亲信频繁往来桃林镇，与曾任缪澄流副官长的汉奸李亚藩勾搭，常恩多惊骇：“难道军长缪澄流已投敌？”虽然抗战三年来，缪少有抗日言论，且一直称道“汪精卫是曲线救国”但他依然不愿相信他的这位上司别藏祸心！

为了抗战大业不被汉奸出卖，他带上刘万胜等20人快马奔向70里外的东盘，一探究竟。

恰逢9月18日，常恩多心情悲痛，走进军部后，与缪澄流没说几句话就传来了“临沂、莒县、大店等据点的鬼子大量增兵”的情报。常恩多准备回师组织反“扫荡”，缪澄流却说：“他们那是打八路的。他们若来了，咱们躲一躲就是，不要紧的！”常恩多断定：缪澄流与日方一定已密谋什么条款，可究竟到了哪一步，他还把握不住。

深夜，常恩多返回东盘外的草房，意外看到半年多未见的333旅旅长万毅。万毅已等候多时，见到常恩多就说：“师长，有些紧要事情要报告你！鲁南游击区总指挥部上校科长于文清，今天从桃林镇南的北琴口回来说，他同665团董团长在9月12日那天晚上，在朴副军长家里，缪军长给他们命令去领前时期跑到李亚藩那儿去的两个连，并与鬼子商订条约！”常恩多震惊。他终于找到了事情的根源。

万毅继续说：“9月13日，董团长带665团2营，还有于文清、李光烈一同去北琴口。14日，在马家窝铺见了日本鹫津兵团代表大尉参谋辛修三，与李亚藩顾问新容幸雄等，订妥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两条件。于文清回来报告军长，军长说下回还要去订细则。师长，这是投降当汉奸啊！怎么办？”常恩多愤怒地说道：“不！决不能穿黄马褂！对于这一背叛国家、背叛民族的罪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它！缪澄流定于9月21日移防，我们可以在行军途中将他捉住！”

在临沭井家沟村662团团部，常恩多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此时对于锄奸，他仍需严格保密。待会后众人离开，常恩多交代孙焕彩说：“我决心锄奸，你听万旅长的指挥。怎么抓缪澄流，你们研究，但注意不要打死他，留作人证！”

9月21日，由于战区参谋长王静轩等在112师荣子恒旅长护送下，从阜阳返回路过57军军部，缪澄流要摆宴唱戏，因此，常恩多、万毅把抓缪的计划改在了当天晚上。锄奸能否成功，常恩多无法预料。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要不惜一切，为国家为民族铲除缪澄流这个卖国求荣的汉奸！

当日黄昏，常恩多走进王维平住处，见抗敌演剧第六队队长陆万美也在，就从口袋里掏出老婆王树军和小女儿的照片递上，神情严肃地说：“军人就是披血衣衫的。我若不幸牺牲，身后别无牵挂，‘老烧火的’不用管，只是这个丫头交给你们了，请你们一定帮我把她教养成人。”

王维平和陆万美都很诧异，他们清楚，这个“你们”指的是“共产党”，可常师长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他们都没想明白。之后，常恩多部署孙立基、赵开云、刘万胜秘密抓捕知情不报的331旅旅长唐君尧等人。

傍晚，333旅旅部，万毅正在部署抓捕缪澄流的任务，营长彭景文一马当先要去执行，万毅考虑到戏台下坐着看戏的112师韩子嘉营，万一交上火肯定影响锄奸计划，再者如果有112师的部队参加，那政治意义、社会影响将会更大。万毅遂将捉缪任务交给了韩子嘉。

在韩子嘉要求下，万毅写下手令：

57军军长缪澄流，通敌有据，着667团1营营长韩子嘉逮捕归案法办！

万毅

九月二十一日

入夜，东盘圩门外，彭景文带四个连官兵到达指定位置。按照计划，他命传令兵打了三发信号弹。等了片刻，见戏台那边没有回应，彭景文就带官兵向军部冲击。

小丁家庄剧场，台上正在演小话剧《打倒汉奸汪精卫》，缪澄流、宋迪玺等人丝毫没有察觉异常，边观看演出，边谈笑风生。坐在观众席中的韩子嘉冷汗淋漓。他终于下定决心掏出万毅手令，交给了荣子恒。荣子恒接过一看，大惊失色，起身走到缪澄流身边耳语了几句，把万毅的手令交给了缪澄流。缪澄流看罢手令，惊恐万状，突然站起，浑身发抖却挪不动双腿。荣子恒架起缪澄流连拖带拽就往外走。韩子嘉振作精神，举枪打灭了几盏汽灯，带部队掩护缪澄流等人紧急撤退。

待彭景文率官员抓获了参与投敌叛国的副军长朴炳珊、参谋李光烈，及日本女特务徐春圃等人后，直奔小丁家庄。

戏台上下漆黑一团，彭景文得知缪澄流、宋迪玺等在韩子嘉营保护下已仓皇逃窜，便立即追赶。翌日黎明，彭景文率部追到沭河边的夏庄，听老乡说五六百人已过河好几个时辰了。

闻知缪澄流逃脱，666团已捣毁军部，常恩多通电全国，并给蒋介石去电汇报此事。

常恩多将军率部锄奸，打跑了缪澄流，捣毁了以缪为中心的“只打八路、不敢抗日”的“十七县游击总指挥部”，鲁苏人民欢欣鼓舞。整个9月下旬，方圆百里的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111师慰问犒劳。

可是，沈鸿烈要仰仗57军搞山东独立的儿皇梦灭，因此扬言要联合其他部队讨伐常恩多；日寇也多次派飞机轰炸111师驻地，以此发泄愤怒；同时愤怒的还有蒋介石，他先是连发数电要“撤职查办”常恩多，被于学忠挡住，继而怒斥常恩多：“虽云忠党爱国，亦难免犯上误国之咎！”

此时，为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给投降派以回击，在“工委”建议下，常恩多组织部队展开“东攻西击”——东攻碑廓，西击大店！111师攻克了日寇占领的重要据点大店和碑廓后，常恩多命令部队立即撤出，并把地盘让给共产党、八路军发展抗日根据地，以此断绝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乘隙建立伪政权的妄想。碑廓和大店的收复，是常恩多领导的111师锄奸运动的延伸和继续，它使抗日根据地向东西方向拓宽了约百余里，上百个村庄的20余万人民群众获得了解放，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战况报到战区总部，于学忠十分振奋。他电令嘉奖常恩多和111师，还综合111师的战况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请求给予常师嘉奖。孰料，国民党中央非但没有采纳于学忠的请求，反而加紧了对常恩多的打击。就在鲁南人民欢天喜地，常恩多指挥部队准备扩大战果时，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发来电报，撤消57军建制，并再次指责常恩多“犯上误国”，还假惺惺宣布“免于处分”。

常恩多是继“西安事变”张学良遭惩处后的第二个含冤的东北军将军！

这天，待愤怒的众人离开，夜已深沉。常恩多挺着虚弱的身体走到屋外。晦暗的夜色里，寒风凄厉，枯枝摇曳。回想起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拘押，东北军连遭蒋介石压制缩减，常恩多心情悲愤，一阵急促的咳嗽，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常恩多在1941年元旦的军人大会上做抗战动员时再次吐血，便一病不起，由参谋长陶景奎代行军权。不久，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皖南事变”震惊中外。王维平接到山东省委转来周恩来的指示，命他“立即撤退”。临行前，他向病中的常恩多告别。常恩多拿出自己的戎装照要王维平转交“从未谋面，但十分倾心的朋友”徐向前。王维平告别常恩多，在陶景奎抓捕他之前，胜利逃出了111师。

蒋介石给111师连发了三封攻打八路军的电报，陶景奎请示常恩多遭到拒绝后，就决定绕开常恩多，直接指挥两个旅长攻打八路。这天，他把孙焕彩和万毅召到师部，说：“委员长要我们打八路，两位旅长表个态度吧！”孙焕彩兴高采烈地支持，万毅态度坚定地反对，二人面红耳赤针锋相对。陶景奎暗自得意，他等的就是这个结果。他把万毅打发走后，就与孙焕彩密谋抓捕万毅。

2月17日，他们把万毅骗到了孙焕彩旅部，逼他写下“因病请调附员”的呈状，然后，扣押了万毅。当日，张苏平、曹建华、翟仲禹等共产党员被捕，战时服务团的共产党员邹强、刘祖荫等，和队员刘学仁、周丕炎、孙卜菁、吕梦林、王英才等被捕。从重庆总部来的“抗敌演剧第六队”队长陆万美、副队长秦霜，队员章烙、张葳、张育品等共20人被捕。这就是史称“二一七”反革命事件。

待常恩多知晓此事，万毅已被押到山区后方软禁，于总部也批来了“同意调附员”的批示。常恩多无奈，指示刘万胜叫上孙立基、关靖寰、李鸿德等一批思想进步军官到陶景奎、孙焕彩处闹。终于在几方面努力下，战时服务团的绝食斗争取得胜利，而被送到战区总部的抗敌演剧第六队得到周恩来的解救，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宣布“就地解散”。

常恩多对恢复健康、重新工作一直充满了信心。可是，他的病情不见好转，相反却越来越重。他心急如焚，在笔记本上写道：

余为除压迫，争真理，博取人类自由，哪想所处环境日非，不见成绩，精力已将尽，不能工作，令人焦急！

回想蒋介石及其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他写道：

扶持封建，以为爪牙，犹想成功，千古安有是理？

台上贪污满布，包而不办，党人结党营私，施政先求利己，扶持古董，压抑青年，教育力求奴隶化，假公造就一群爪牙。

恶势力不去，欲求民族解放，断无是理。文化是超过时代的一条光明导线，到现在呢，时代是已经紧跟着这条导线向前发展着，那本图谋自己发财的经济，亦快成废物了！

“是起义，也是革命！”

1942年2月初，于学忠率鲁苏战区总部突破2万余日伪军的包围后，到达甲子山区111师防地。于学忠在政务处长郭维城陪同下来到纸坊探望常恩多。看到常恩多瘦骨嶙峋，于学忠满怀愧疚地说：“常师长，‘9·22’锄奸后，我对你的处置不公，很觉得对不起你啊！”

几天后的一个风雪夜，日军分东西两路袭击于总部。日军一部穿过333旅防地，抵近111师师部纸坊时与警戒官兵接上火。参谋长陶景奎惊慌失措，常恩多被抬在担架上指挥战斗。他派出工兵营抵挡敌人，又在刘家东山集结部队，以掩护于总部转移。待日军东路部队赶到，于总部和111师均跳出了日军包围圈。八路军得知战区总部和111师遭到日军奔袭，命令一些部队向边缘地区转移，空出的防区让给总部和111师休整。常恩多硬挺起身体，教育官兵说：“我们打人家八路军，可八军路在我们111师危难的时候，却主动让出地盘给我们休整！大家都是有良心的中国军人，再不要打友军，八路军是我们东北军永远的朋友！”

年轻时的郭维城

3月的一天，于学忠接到重庆总部国民党政治部电令：“奉总裁谕，万毅通敌叛国，着即就地秘密枪决！”

于学忠进退两难，郭维城决意力保万毅！于学忠遂决定派参谋长王静轩征求常恩多意见。

郭维城匆忙回到住处，草草写道：“获三兄，上峰要处决万毅，我难以顶住，请您死保！郭维城。”信很快交到常恩多手上。不一刻，王静轩也来到纸坊。王静轩话没说完，常恩多怒吼道：“这不是处决万毅，这是镇压每一个杀敌锄奸有功的人！万毅是我的部下，他没有罪！你告诉于总司令，要杀万毅，就先杀我常恩多！就先解散我111师！”于学忠知道了常恩多的态度，遂回电蒋介石：“处决万毅，碍难执行！”

常恩多期盼郭维城，郭维城心有灵犀，再访纸坊，他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山东乃至全国的抗战形势。自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山东的东北军也相继卷了进去，在111师“反共”摩擦愈演愈烈时，51军更是变本加厉，于九里山一带活埋地方干部、群众70余人；配合顽军大举进攻沂蒙根据地；突击中共鲁南区党委，残害赵镈书记等20余人。常恩多沉痛地说：“蒋介石再三逼迫于总司令反共，东北军和八路军的统战局面难以维持，最后必然兵戎相见！为人民、为东北军着想，我们都不能把111师交给蒋介石打内战！”

郭维城说：“看来，也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常恩多用颤抖的手抓住郭维城：“咱们起义吧，参加八路军！”郭维城意志坚定地说：“起义，投奔共产党！”两个志同道合的兄弟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郭维城，1912年出生于辽宁省义县，满族，满姓“富查哈拉”。1932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考入复旦大学后加入共青团，第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获法学学士学位。这中间，他两次被捕入狱，又两次被组织营救出来。毕业时，因敌人第三次抓他，紧急逃离上海后，在王卓然力荐下进入东北军，负责东北军青训班和西北临时军委会宣传工作，并负责给张学良摘译英文报刊。经过数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后，张学良非常喜爱郭维城，他及夫人都称呼他 “大个子”，并任命他做机要秘书。

西安事变发生，郭维城被连夜接进指挥部，草拟捉蒋新闻稿、宣传提纲，向全国同胞、世界发布新闻。之后，郭维城奉命接收国民党《西京日报》，将其改为《解放日报》，并主管《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还特请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帮助进行国际宣传。“七七”事变后，郭维城随于学忠参加了淮河、台儿庄、武汉等战役。在武汉，他曾找到高崇民、阎宝航、刘澜波要求去延安，回到革命队伍。几位领导转来周恩来意见：东北军领导机关当年在张学良身边的亲信就只剩下郭维城一人，硕果仅存，是很难得的联系人。就这样，他继续留在东北军于学忠身边工作。到了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郭维城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数年，在常恩多欲带111师投奔八路军的危难时刻，他决定协助常恩多起事，并回到共产党阵营继续抗战。

1942年7月7日，是全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常恩多自觉将不久于人世，满怀郁愤写下《遗嘱》：

一、欲求民族解放，除打倒侵略者外，尚须铲除国内封建余毒。此毒之组织系利用财阀，构成军阀，专为自私，它是不能谋求民族独立、民权自主、民生幸福的。要认清楚是必消灭它，抗战胜利全在乎此。

二、希“九·二二”锄奸精神贯彻到底！

三、余病已呈不治，实不愿徒作消耗者。

常恩多 七·七

8月2日，医生宣布常恩多不治，并停止用药。郭维城闻讯来到纸坊，走进草房他惊呆了。常恩多已奄奄一息，看见郭维城就哭了。可是，他只是嘴动，不能成声，且泪已流干。郭维城奔到床边，几乎要放声大哭。半晌，常恩多拼尽全力，说：“如果不能把部队拉回到共产党一边，我死不瞑目……”

虽然预料到起义可能失败，他们可能被俘甚至死亡，但为了国家民族，为了张汉公，为了常获公，郭维城决定不惜牺牲一切作最后的努力，即使失败也愿与垂死的常公同命！

傍晚，郭维城带上妻子，借口看望熟人拐进了关押万毅的小院。他趁看守松懈，对万毅说：“常师长病已不治，并写下遗嘱把部队交给了我。我将坚决执行张副司令的八项主张，近日举事。你要警觉点，到时刘万胜带人从西南小门进来救你！你出来后帮我掌握部队！”

蒋介石“秘密处决万毅”的命令已第二次下达，周复也从重庆赶回鲁南监斩，战区军法处对万毅的审讯已过三堂，而此时郭维城告知常师长病危，万毅心情悲痛：“常师长一旦故去，一切将不堪设想。起义能成功吗？按郭维城的那个安排，拿不到什么东西，反而还可能搭上老本，万一不成功，必将招来杀身之祸！” 夜半，万毅乘哨兵不备翻墙逃走。

3日清晨，周复接报后暴跳如雷，一面下令围追堵截：“一旦发现，就地正法”，一面威逼于学忠交出郭维城。

常恩多闻讯万毅已经逃走，十分欣慰，他叫刘万胜把印信交给郭维城，对刘万胜说：“万胜啊，这是起义，也是革命！干不好，你就先把我打死。你若不忍心，就把枪给我，我自己打！”

郭维城用常恩多师长的印信撤换了警卫连长，升张德福（中共党员）任连长。刘万胜用电话把陶景奎、刘晋武以及关靖寰、孙立基、孙维嵩、张绍骞四位团长叫到了师部，下了众人的枪后，刘万胜庄重宣告：“几位长官！常师长和总部郭处长，于今天领导我们111师起义了！”众人皆惊，有喜的，有忧的，更有恐惧的。

常恩多用尽气力对手下四位团长说：“我活不长了，我不能把部队交给敌人，我和总部郭处长带领111师起义了。我们要贯彻张副司令八大主张，不打内战，和八路军团结抗战！我们东北军是东北三千万父老养大的，武器是乡亲们用血汗钱买的。如果你们想当汉奸、卖国贼，就去找蒋介石、汪精卫，跟他们走，那将受到全中华民族万代子孙的唾骂！如果你们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还没有忘掉受苦受难的三千万父老，还想一心打回东北老家去拯救亲人，你们就去找共产党，找毛泽东，找周恩来，就去联合八路军！……告诉弟兄们，抗战总有一天会胜利。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我坚信，光明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以后，一切行动听郭处长的！”几个团长热泪盈眶，纷纷表示：“师长，您放心！”

662团团长孙立基被留下帮助郭维城指挥起义，关靖寰和张绍骞、孙维嵩返回各自团里，掌握部队。

当晚，起义指挥部调动部队包围于总部，并解除了李延修、李保元等反动武装。在郭维城动员下，于学忠卫队营（原张学良卫队）两个连和自动步枪连在侯宜禄、程书麟带领下也参加起义；于总部的政务处、机要处、通讯大队的刘瑞华、张尊山、孙少卿、郭金城等数十人也追随而来，并携带一批德国造枪械及20多部电台。郭维城的警卫员刘洪斌原是109师的，在直罗镇一仗曾被红军俘虏，闻讯郭维城领导起义，他动员了机关一群马夫带着骡马也参加起义。

是夜，常恩多从昏迷中醒来，以颤抖的手写下《致蒋介石书》。

4日，郭维城指示张苏平、刘祖：起草起义通电和宣言；立即派人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联系，请万毅速归，协助郭维城、孙立基指挥部队；撤换干二、三队队长，武装干二队。常恩多强挺身体，接见营以上军官和军士代表，他说：“我们没有两份资本，既打日本人，又打八路军。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打到渤海湾，就连111师的番号也丢掉了……你们可别忘记东北老百姓正在受苦受难，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有骨头的小子，就跟着郭处长干吧，要打鬼子，不打八路，不能当汉奸……”很多官兵流着泪听完了常恩多的教诲。

5日，张苏平派往山东分局报告情况的曹成镒到达朱樊村，朱瑞、罗荣桓、黎玉、谷牧等中共领导听取了汇报。次日，分局决定让万毅、王维平返回111师，并肯定起义是进步的，应大力支持。

6日凌晨，孙维嵩派兵给三位团长送去策反信后，带着661团连夜叛逃，而张绍骞则在阻止部下叛逃时壮烈牺牲。

7日深夜，刘晋武带已叛变的工兵营攻打起义指挥部，扬言要活捉常恩多。在张德福指挥下，警卫连打退了叛军。陶景奎、刘晋武等见抢不到常恩多，又怕驻扎在不远的起义部队前来支援，因此向北逃窜。起义部队连夜向南转移，从此，111师一分为二：常恩多、郭维城领导起义的部队走上了为民族求解放的光明大道；向北叛逃的111师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8日中午，起义部队进入八路军抗日根据地。

9日凌晨，常恩多逝世，英年46岁，身后无遗产，仅有的60元钱送给了照顾他的勤务兵徐文斌。临终时，他的夫人王树军和女儿常征在侧。

这便是发生在法西斯最猖獗、中国抗战最艰苦年代，由常恩多将军、郭维城将军领导的史称“八·三”起义！

常恩多在几十年拼杀、探索中找到了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认定只有追随共产党才能打回老家去；为了扼制山东国民党军政全面伪化，为了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42年，毛泽东主席在常恩多、郭维城率111师起义后指示：“一定要建设好这支部队！”

111师起义后被称作新111师，于1945年9月与八路军某部合编为东北挺进纵队，终于实现常恩多将军遗愿，打回东北老家！叛逃后的孙焕彩、陶景奎所部，于1948年7月在兖州战役中全部覆没。在共产党领导下，新111师成长为“万岁军”的一支劲旅，先后参加辽沈、平津、渡江、解放西南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战役，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建立卓越功勋。20世纪末，被编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责任编辑/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