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炉匠之乡”到“银都水乡”
——一个白族工匠村“景区化”发展的省思

段银河，王海燕

（1.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2.大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从“小炉匠之乡”到“银都水乡”
——一个白族工匠村“景区化”发展的省思

段银河1，王海燕2

（1.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2.大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和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实施，引发了民族村落对依托民族特色资源、实现经济建设与文化保护互动发展模式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以大理新华村为个案，尝试分析以工艺历史构建为核心的民族村落景区化过程，以加深对旅游景区化开发方式下的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促进对村落景区化发展效度的重视和思考。

景区化；小炉匠之乡；银都水乡旅游景区

云南省由“建立民族文化（旅游）大省”走向“建立民族文化（旅游）强省”的发展性目标表明：民族文化开发作为经济建设和文化保护双重目标兼顾的重要方式，是云南广大民族地区综合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大理州鹤庆县的新华村，正是通过旅游景区化，从一个以农业为主、民族工艺为辅的白族传统村落，发展成为一个以民族工艺和自然景观资源为基础的“银都水乡”景区。在此过程中，村落经历了以民族工艺为核心的民族文化构建及资本化、村落空间景区化、外来文化在地化及村落人文和自然资源的优化整合历程。这样的持续性运动，“必定要涉及当地自然和文化资源归属权的转移，涉及对民间知识产权的认可或剥夺，更涉及了当地人民的生存权利。”[1]所以，在对新华村旅游景区化发展历程的考察中，我们既要关注各参与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对村落地名、工艺历史、民族历史、传说故事、村落空间等的景观化构建及强化过程，同时也要重视村民对这种构建行为的认同与参与度及双方潜在的利益或矛盾问题。

一 “小炉匠”之乡景区化的背景及资源基础

（一）“小炉匠”之乡形成的历史背景

新华村位于鹤庆县城西北部凤凰山脚下，旧称石寨子，1961年改名为新华村。据《云南省新华白族旅游村村史》[2]记载，早在新石器时期，新华村就有先民居住，是典型的农耕村落，有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村落现隶属于云南大理鹤庆县草海镇，有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5783人。村落处在云南滇西北旅游线上的大理、丽江两大旅游热区之间，距离县城5公里、州府大理141公里、丽江市38公里，交通便利。

1949年以前，村落生计方式以农耕为主，工匠在农业生产之余加工一些自家所需的铜铁制品或拿到鹤庆县城销售换取其它的生产生活用品。后来，村落人口不断增长，村落田地数量却有限，而且村落没有捕猎或获取辅助性森林资源的条件。在生存压力下，匠人们选择了以挑着担子“走夷方”做手艺的方式来弥补生存资源的不足，即以到其它民族村落走村串寨流动作业的方式作为辅助性谋生手段，而且流动的距离不断扩展。有的老工匠曾走遍了云南省大多数村寨，部分工匠沿着茶马古道到了四川、西藏等省区乃至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新华村因而也被民间称作“工匠村”和“小炉匠之乡”。

（二）“小炉匠”之乡景区化的政策及资源条件

1953年至1967年期间，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新华村的手工加工活动一度被迫中止。1979年起，鹤庆县委、县政府积极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在政策鼓励下，新华艺人纷纷恢复或扩大了自己的铜银加工规模并迅速突显为地方经济增长的典型。1996年，新华村被列为鹤庆县第一个州级小康示范村和省级文明示范村，云南省委及旅游局相关领导深入考察后建议把新华村建成一个民族旅游村和旅游商品集散中心。在此基础上，省、州、县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华村召开现场办公会并制定了关于开发、建设新华村的项目规划和可行性报告。同年，鹤庆县开始实施旅游业非均衡发展战略，针对新华村提出了“搞活一村、炒热一村、开发两线、带动一片”的规划，试图通过扶持新华村来促进沿线乃至全县旅游业发展。新华村以手工艺品为依托的民族旅游开发被列入鹤庆县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除了政策的支持，村落独特的高原水乡景观、典型的白族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工艺技艺及规模化的铜银制作与销售体系，共同构成了村落景区化的资源基础。从自然资源看，村落水资源丰富，传统农业景观氛围保存较好。村落背靠凤凰山，村内丰富的沟、河将沿着凤凰山脚分布的星子龙潭 、石寨子龙潭、世庄龙潭及铺陈在村落东南侧，与海尾河、漾弓河纵横相连的1600余亩的草海水域串联起来，形成水草丰茂，盛产海菜花、莲藕、菱角、鱼虾等产品的水资源景观地，为打造高原水乡景观和休闲度假胜地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源基础。从民族文化资源看，村落98.5%的人口为白族，是典型的白族聚居村落。白族传统信仰、服饰、民居、节日和语言等习俗保存完好。村内的古戏台、广场、本主庙等公共场所也保存较完整。从铜银工艺文化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宗教政策的宽松化，藏区在铜银宗教用品和生活用品方面的需求复苏并不断增长，吸引了村内艺人在上世纪80年代大批进入藏区。这种群体性的入藏经历，使新华村的工匠在藏区市场打出了名声，促进了自身经济资本的积累和工艺品牌的塑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各地旅游景区工艺品需求市场的发展，吸引了部分工匠前往加工和销售铜银工艺品，刺激了驻村铜银加工业的规模化发展。同时，新华村先后获得的“民间艺术之乡”和“民俗文化村”的荣誉，还有先后被命名为“国家级、省级和县级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大师”的众多工匠大师的影响力，也是新华村的旅游开发能积极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

二 从“小炉匠”之乡到“银都水乡”的景区化历程

（一）“银都水乡”景区的打造历程

新华村从一个“小炉匠”之乡走向“银都水乡”景区，是一个政策、资源和利益相互契合基础上的博弈性结果。从1998年开始，由政府主导，新华村开始了一系列迈向旅游景区的建设工作。

初期，新华村的开发目标是打造一个依原生态自然村落建成的国家AA级景区。1998年5月，政府投入资金修通了大理至新华、鹤庆城至新华的两条三级旅游路；完成了占地10380平方米的停车场和工艺品交易市场；修复了古戏台、古磨坊、古照壁；新建了新华门、旅游厕所、民族文化广场和游客接待中心。在此基础上，新华村被命名为省级旅游村并被指定为“99世博会”的旅游接待景点，开始正式运营。2000年，新华村分别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民俗文化村”。2002年，新华村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AA级旅游景区，实现了初期建设目标。

2003年，县政府将村落开发经营权转让给云南新华旅游商品开发公司。该公司提出了建设国家4A级景区的新目标，确立了以民族文化、铜银工艺和高原水乡为主要核心资源的“银都水乡”旅游景区开发思路。2007年，国家4A级景区创建项目被列入省、州旅游二次创业的重点项目之一。 到2010年初，新华村先后完成了旅游商品交易市场、村内小桥流水景观、旅游主道改造、游客服务中心、门禁系统建设、水磨房改造、新华景区生态园、寸氏庄园 、三市街等工程。2010年，大理“银都水乡”新华村国家4A级旅游景区推介会和首届中国大理银都水乡艺术文化交流节分别在昆明和新华村成功举行，标志“银都水乡”新华村国家4A级景区的全面建成开放。

（二）“银都水乡”景区化的主要参与主体

“银都水乡”的开发历程表明，地方政府是村落景区化的重要参与主体。从1998年旅游村的开始建设到2003年引入旅游公司前，地方政府一直是村落开发的主导性规划者与投资者。在2003年新华旅游村经营权转让给新华旅游公司后，地方政府也一直坚持协助和监督。因此，以地方为主的各级政府是新华村景区化的主要支持性话语。

新华村精英人物寸盛荣组建的新华旅游公司则是村落景区化和景区模式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另一话语力量。自2003年接管村落旅游经营权以来，新华旅游公司不仅在地方政府建设的基础上扩展和完善了景区基础设施和景点，挖掘和重建了新华村历史上曾有的一些民族文化遗址，而且旅游公司结合现代旅游的发展趋势，利用新华村丰富的水域资源和悠久的工艺历史，优化整合了三项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千锤工艺历史、高原水乡休闲度假胜地和白族文化生活体验地，并相继打造了“石寨子”和“南诏银”两个银器工艺品牌。

最后，以董中豪、寸发标、洪玉昌和母丙林等民间工艺精英为代表的艺人群体，以他们的声誉、工艺技艺和富有传奇色彩的工艺生活史，一起为新华村文化旅游建构出了工艺文化生活体验的现实场景，强化和佐证了景区开发中塑造的“小锤敲过一千年”的沧桑工艺历史形象，成为村落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之一。

由此，这几方主要力量一起，共同构成了村落开发的支持性话语结构并完成了新华村“银都水乡”旅游区的基本构建。

三 村落景区化的表现特征及其影响

（一）工艺文化历史的重构及资本化转换

关于新华村的宣传资料显示，村落工艺历史始于唐南诏时期。然而，在进行文献查询及对村内民间工艺精英和周边村落村民的实地访谈中可以推测，新华村有确切记载并有清晰记忆的工艺历史是较晚近的事。

据《鹤庆县志》记载：鹤庆“县内工业发端较早，远在元、明以前就有造纸、冶炼业。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采金、炼铁、炼铅、铸锅、织布、食品加工等业，在云南工业史上均占有一定地位。”[3]3此外，该县志“大事记”中有部分关于明代时期鹤庆银矿开采、管理和铜铁加工技艺方面的记载；但民国时期一直到1949年鹤庆解放，都没有关于鹤庆银矿方面的记载；1958年出现关于“大炼钢铁”的记载；之后一直到1985年都没有关于鹤庆地区铜银加工的记录。只是在该县志的“矿藏”部分里，提到了鹤庆金、银、铜、铅和铁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分布情况。由此，结合笔者的实地访谈，可以推测鹤庆地区在历史上是矿藏较为丰富的地区，新华村的铜银工艺历史可能与此有一定的渊源。而且，新华村民间艺人早期主要应该是从事铁制和铜制生产生活用品的加工以作为农业生产生活的辅助和补充。一些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流动作业的艺人也会应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需求打制或重新加工一些少数民族金银饰品，但早期为数较少。

20世纪40年代开始，新华村的铜银加工工业慢慢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政策的开放和藏区经济的复苏，藏区对铜银器宗教和生活用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导致大批新华村的艺人相互结伴或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大批进入西藏、青海和甘肃等地的藏区。新华民间艺人在藏区的金银铜加工和销售开始快速的发展起来，构成新华村工艺品市场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藏族宗教和生活用品就是在这一阶段积累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华村进行旅游开发，在政府的号召和扶持下，部分在外的民间艺人带着自己所积累的工艺和经济基础回到了村里，以前店后坊的方式开始了在新华村的驻地工艺生产加工。同时，在本地或本村的民间艺人也凭借自己原有的工艺和经济基础，加入到新华村旅游开发的进程。

1998年，云南省民族民间美术及美术艺人调查活动开始，“鹤庆县文化馆的专业人员深入了解情况、调查了新华村民族手工艺品加工制作的历史和现状，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向省、州申报”。[4]2000年，新华村分别被国家文化部和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民俗文化村”，并先后有一批民间艺人相继获得了国际、国家和省等各个层次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而后，新华旅游借助这些命名和荣誉，着力重构了新华村工艺文化中“敲过一千年”的历史悠久性和“小锤敲打”的纯手工价值。基于工艺历史的社会和经济效应目标，在面对外来者、尤其是对游客的宣传和讲诉中，很多艺人也逐步把这种重构的历史认同内化为自己村落真实的历史，并以此来理解和阐释自己的工艺祖源、工艺传承和工艺价值。新华村的工艺历史记忆也到此完成了其内外双重认同的建构过程，并以其日益增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为基础，逐渐在新华人心中激起了新的村落工艺自豪感和工艺历史认同感。

由此，新华村的民族工艺历史实际经历了一次复杂而动态的重构过程。通过这种再生产，民间艺人的技艺及信誉得到制度性的肯定及宣传。村落民间工艺由谋生技能提升为一种特色工艺文化，村落名称“新华村”超越了原来的“新生荣华”这样一种对生活的简单期盼而变成具有悠久工艺历史的古村落，由现代视野走向了远古的历史。最终，在景区化背景下，民间工艺及其它民俗文化实现了商品化，由日常生活和技艺转化为文化和经济资本，部分民间工艺精英甚至实现了工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化。[5]村落和政府之间，也形成了一种资本的交换、转化关系，新华村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当地州、县两级政府名副其实的对外文化展示的窗口”，[6]同时也是新农村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的窗口。也就是说，在新华村被置于“民间艺术、民俗生活”旅游区的话语下进行生产和建构时，“村落和政府之间形成了文化符号、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交换、转换关系。”[6]12

（二）村落日常生活事项的景观化

和周边村落相比，新华村的景区化逐渐让其从传统的日常生活空间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集购物、休闲、度假和白族文化体验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村落的日常生活被视为表现白族传统民俗生活的景观，村内的铜银工艺加工被视为千年工艺的传承和展示，村民的服饰、语言和民居等都成为了白族民俗文化的延续和展演，新华村的生活空间成为被游客凝视的景观资源空间。

新华旅游公司在村落原有的建设基础上，通过文字和视觉手段对历史时期小炉匠沧桑的游历生活和相关的老照片进行挖掘与整合，塑造了新华村“小锤敲过一千年”的手工艺历史 和“银都水乡”这一主题旅游品牌。这一品牌实际是包含了两个层面的资源重构和整合。首先是以新华银器博物馆为载体的“银都”形象的塑造。馆内所陈立的展品从种类到年代来说都远远超越于新华村工艺文化的范畴，而且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新华村甚至有些艺人也从未参观过馆内陈列品；其次，水乡的范围从行政和地理区划上也超出了新华村所包括的三个自然村的范围，至少已经包括新华村所隶属的草海镇范围内的水资源整合。此外，新华旅游公司依托寸氏庄园重建对凤凰山的开发及门票制的实施，在新华村入口处设置收费口等措施，事实上都体现了村落的景点化发展。

此外，在2012年初通过专家评审的《鹤庆县休闲度假旅游地总体规划》中提出了把鹤庆建设成“一极、两地、三中心、一强县”的目标，即：把鹤庆建设成为滇西北旅游区的新增长极、云南重要的休闲度假旅游基地和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连接大理和丽江的游客集散中心、云南旅游商品研究开发加工中心、中国面向西南的国际旅游商品物流中心及中国旅游经济强县。此规划的确立，至少从理论上意味着新华村将被进一步整合进鹤庆县总体的旅游规划中。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有效的资源整合发展方式。但相比较新华村这一村落过往的界定，实际体现了新华村已超越了其单纯的自然村落意义，已不仅作为新华旅游公司所着力打造的“银都水乡”的重要依托载体，也是当地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中心，成为一种可供选择性加工和开发的资源。

（三）藏族文化的在地化[6]14-15

在董中豪、洪钰昌、寸发标、母炳林和段六一等民间工艺精英对自己从业经验的讲述和回顾中，都一再的提到他们在藏区长时间的铜银工艺加工生活和藏族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有些民间艺人还认为，藏族民间艺人对待其工艺的虔诚和认真态度对他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感染。藏族文化对新华村民间艺人的影响及藏区宗教和生活用品的大量需求，使得新华村民间艺人无论在技艺还是产品种类方面都始终保持了较多的藏族工艺特色及产品数量。目前，西藏已经形成了新华民间艺人的聚居街区，在中甸、青海、四川、甘肃、宁夏等地都有新华艺人驻地加工。

最近几年，由于旅游业的影响，很多入藏的艺人已经回到新华村进行驻地加工，但其还是为藏区加工产品。由此可见，藏族文化在技艺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影响了新华民间艺人，而民间艺人则通过在自己村落生产加工藏区所需的大量宗教和生活用品，而从技艺和文化两个方面使藏文化实现了在新华村的在地化生产。这种外地文化的传入，均有一个在地化的过程。这种在地化的结果，可能只是成为部分村民的谋生手段和工具，但是，在当地村民对该外来文化进行模仿或重复的过程中，实际这种外来文化就已经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通过村民出于各种目的将原生的文化、外来的文化转化为村落“被发明的传统”[6]14-15。

纵观新华村景区化的历程及其表现，由于村民有自己坚实而成体系的工艺技艺及政府和开发商的有效规划，得以幸免于只顾经济发展而无序盲目开发的命运，为其民族工艺文化的建构和顺利向旅游景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发展到今天，村落在顺利建构“千年小锤工艺历史”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一户一品”、“前铺后坊”的工艺生产格局。村落工艺人才规模和工艺品生产规模不断增长，村落其它民俗文化资源不断被挖掘和重塑，基本完成了由普通自然村落向旅游景区的身份转变。从发展的话语目标来看，新华村的发展也的确体现了省、州和县政府本土文化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双重努力。

四 余论：民族村落景区化的再思考

在关于村落文化的旅游景区化发展中，“村落文化的建构”和“村民文化认同变化”问题是被研究者关注较多的议题。而这两个问题实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的关键性基础都在于村民的自主权在开发中是否得到重视和体现。

新华村的景区化过程中，村落文化建构一直是开发的主题。甚至可以说，新华村的旅游开发就是各种文化不断建构和展演的过程。以民间艺人及其工艺文化认同为例，新华村先后经历了国家对工艺的制度化认同到民间艺人自我认同再到外来者对其认同的建构过程。参照张建世教授对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的研究，新华村的铜银工艺基本上可以划入“变异和延续并存”[7]的模式。只是，在新华村这样一个具体的村落场景中，这种民族 工艺的发展模式，除了和它自己的文化生态系统有关外，更重要的是和各级政府力量、外来投资公司和游客的密切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在新华村工艺文化历史和品牌的实际塑造历程中，政府和新华旅游公司是其主要的引导和操作者，而这样一种工艺文化的建构，对于以铜银工艺为生的广大民间艺人群体及其工艺技艺的传承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其他少数不从事工艺生产加工的村民也通过工艺品销售或旅游接待等方式参与到旅游中。所以，新华村目前的景区化发展，从政府、旅游公司到村民，都因工艺文化品牌所带来的经济和文化效应，在工艺文化建构中达成共识。也就是说，在对外的形象和宣传中，村民是认同“小锤敲过一千年”这个工艺品牌，而且在这此过程中，村民是这一品牌的受益主体和参与主体之一，村民在工艺文化的建构中具有一定自主权。

工艺品牌建构成功后，新华旅游公司又相继推出了“银都水乡”这一旅游景区品牌。此品牌依然是以新华村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为依托，内容主要以休闲、购物和度假为主。但无论是从地理范畴的角度还是从经营管理范畴方面，品牌的主体权力已经属于新华旅游公司。在这之后，新华旅游公司又相继打造了“石寨子”和“南诏银”两个工艺品牌，这无形中在原有统一的“千锤工艺”品牌基础上又塑造了新的银器工艺品牌形象，并以其较强的经济和社会资本支撑逐渐突显出来。在2012年 《鹤庆县休闲度假旅游地总体规划》中，新华旅游景区又被纳入鹤庆休闲度假旅游地的建设范畴内。这样，新华村未来的发展方向，实际是在新华旅游公司和地方政府双重的规划下展开。在此过程中，因为多元和动态的开发目标，新华村将会面临更多的机会和挑战。当下，新华村的文化还在随着发展目标的变化而不断的被整合建构，而村民如果不被作为村落文化的主体，在未来的发展中，村民是极有可能发展成失语状态的。因此，民族村落旅游景区化开发中，文化的建构未必是坏事，而且在建构过程中，政府和外来投资力量的支持很重要。但是，如果这种外来的支持性话语在结构中的比重持续过大，当地人的文化自主权就极有可能不被重视。而村民一旦在村落文化建构中丧失自主权，其文化变迁或者说文化的认同也就陷入危机，甚至会颠覆村落原有社会经济文化秩序，引发村民与政府、村民与旅游投资者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华村的个案其实也代表了一些正在发展中的民族地区景区化发展中存在的某些普遍性问题，尤其是村落景区化发展中核心文化的构建与村民文化自主权的占有与否等问题，其所带来的对这些民族地区的潜在影响值得我们深思和持续性关注。

[1]郭净.去远方[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2]新华民族村村史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新华民族村村史(油印本),2000．

[3]云南省鹤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鹤庆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4]赵根虎,周学凤.小锤敲过一千年[M].载政协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大理文史资料选编第五辑:手工艺 工艺.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5]张晓萍,等.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的再认识[J].旅游研究,2009,(1):16.

[6]杨正文.从村寨空间到村寨博物馆:贵州村寨博物馆的文化保护实践[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7]张建世.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变迁及成因分析:以贵州台江塘龙寨、雷山控拜村为例[J].民族研究,2011,(1).

[责任编辑 龙倮贵]

From “the Little Tinker Town” to “Yindu Shuixiang”——Reflection of the Scenical Development of A Bai Craftsman Village

DUAN Yin-he1,WANG Hai-yan2
(1.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Beijing100081,China；2.Dali University,Dali 671003,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olicy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e heri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areas which sparked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pattern relying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resources to achiev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Xinhua Vill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cenic spot as a case,trying to analysis the process of the scenic spot,participants,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performance around the core of construction to crafts history .Aim to deepen understand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on ethnic culture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ali area villages,to promote attention and thinking the validity of scenic spot.

Scenic spots；The tinker township；Yindu shuixiang area

G124

A

1008-9128（2015）03-0031-05

2014-10-13

段银河（1978—），女（白），云南剑川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