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超
(淮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从20世纪初,“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着绝对强势的制高点,而“西方”文化圈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由于国力的劣势,而默认了西方的时间与历史进程体系(如中国在解放后就采用了“公元”纪年),在世界上处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面对这种现状,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写道:“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从“西方”拿来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并取得了胜利,而且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从“西方”拿来了现代科学知识发展我们的工业和农业。但是“拿来”的同时,还有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艺术怎么办?难道也全盘西化?”全盘西化肯定是不行的,因此,近百年来,中国的艺术家们苦苦地寻找着一条中西结合的路径,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吴冠中等老一辈艺术家们。可是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各种原因,这些“拿来”的东西“消化”得很慢,而“西方”的发展又很快,一个又一个新风格、新流派、新观念层出不穷地涌出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一大堆不同时期出现的,中国艺术家们和老百姓们没见过、没想过的新东西同时涌了进来。一下子“吃”进如此多的“东西”不免会产生“消化不良”。按西方的说法,我们把这些“新风格、新流派和新观念”称为“现代前卫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