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跑到了队列之首
——关于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叙事策略

刘　琼

中国文学

它跑到了队列之首
——关于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叙事策略

刘琼

《耶路撒冷》对于长篇小说写作至少有两点特殊的贡献。一是超越具体的七〇后的经验，机智地呈现了整个理想主义集群的生命体验——精神的负重和救赎，对于终极价值的探讨和追求，使小说可以被看作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部心灵史，特别是围绕中心事件，描写当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的激流中的痛苦和出路，对于新时代里“零余”姿态的发现和表现，非常有价值。二是不惜用中篇的写作匠心谋划长篇，针脚细密，结构精致，充满了象征主义符码和魅力，在结构上有两点用心值得关注；以气味为符号，结构故事线索和节奏，写气味的寓意以及与气味有关的人和事；发明一篇中心人物事件加一篇专栏文章的1+1结构，既便于直陈核心事实，又可广泛勾连社会背景，在处理现实生活的经验时，拥有了认知的跨度。

徐则臣；《耶路撒冷》；理想主义；气味；结构；寓意

由于《耶路撒冷》，去年一年，徐则臣得奖得到手软。写作是一种天赋，比如想象力和感受力。但同时存在技巧，比如语感以及对生活经验和生命经验的处理，我倾向于认为它们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才能。知道徐则臣的写作功力扎实，但说实话，看完《耶路撒冷》，还是感到意外，意外在于《耶路撒冷》这部作品已经超越了某一年龄段的经验，比如所谓“七〇后”的生活经验，它不仅机智地呈现了理想主义这个集群的生命体验，而且在长篇小说叙事样式上特别是结构和语感形态方面体现的自觉和能力，已经超越了同时期的诸多作品，远远地跑到队列之首。

在这里，只想谈谈《耶路撒冷》的几点叙事策略。

气味和气味中的人

急刹车后，在“一股隔夜的口臭，还有变质的酒味”中，由京城还乡的小文人初平阳睡不着了。为什么？他“怕酒，也怕酒糟味和酒臭味”。这又是为什么？“酒”，一个意象由此开始结构，埋下伏笔，在后文中不断地增厚、增长。从上铺爬下来的初平阳在走道的窗边坐下来，“他试着把窗户拉下来一条缝，一天里河流的最好的味道侧着扁身子挤进来。他抽着鼻子深吸几口，清冽、潮润，加上植物青涩的腥甜，这味儿在北京一百年都闻不到”，在这个清甜的气味的蛊惑下，初平阳从车窗爬出火车，顺着小河，向运河和家走去。气味和家，让我们想到了什么？想到了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开头。“一百年”，这话说得有点大，从一条河流和它的气味，小说开始了极致的乡愁。

地点从小河、入河口、运河北岸一点点迁移，雷阵雨越下越大，为了避雨，初平阳躲进了河边的小屋，船老大何伯和他的儿子出现了，并出现了两股气味：何伯的“屋里有股湿霉的鱼腥味，门槛上粘着星星点点的鱼鳞”，儿子“满屋子臭脚丫子味”。在两股气味和油腻不净的碗筷中，初平阳尝到了老何家至为独特的“白大雁”鱼汤味：“刚入口是一个味儿，咽下去又是一个味儿，咽完了留在舌面上的还有一个味儿，张开嘴两口气进来，出现第四个味儿；分层次，立体感很强”，“他喝了四碗，舌头差点咽下去”。徐则成的同乡江苏籍当代作家中不乏“美食作家”，比如汪曾祺和陆文夫，高淳鸭蛋和苏州美食在他们的文字里滋味十足。汪曾祺和陆文夫是美食家，所以能享受到食物的各种美妙，并能写出美味之文字。描写美味和美食，徐则臣显然不是对手，但徐则臣聪明，对于美味细节这个弱项他避而不沾，这个极简做法又极厚味道的鱼汤，在《耶路撒冷》里处理为记忆的线索，是作品安排叙事节奏的一个重要的音符。老何一直想请恩人初医生喝这个鱼汤，初医生在他老婆难产时救了母子两条命，初医生不曾喝，初医生的儿子初平阳喝上了。也由于这份恩情，老何划着船，在风雨中，把初平阳送回花街。

老何在小说里是花街诸多故事线头的起点，由他的嘴，拽出了一串重要的元素：花街、御码头、沿河风光带管委会。这些地理人文是小说的内容，也是人物生长的环境。老何还拽出了初平阳的家世，拽出他从京城回家的原因，拽出了“耶路撒冷”这个词。显然，苏北运河边的老何，这个老派本分的渔民，不同于贾平凹笔下那些个口若悬河、仙中带妖的商洛老人，他是花街历史的见证者，是一个节制的讲述者和对话者，古意，细致，沉稳。他叙说的苦恼——花街大兴土木之际父子两人为是否参与新修的御码头旅游项目意见分歧，引出了“守成和更新”这一对既具体又宏泛的概念。守成不是简单的守旧，更新也不是粗暴的新造，但在淮海的政治环境里，包括整个中国的大环境里，从十八世纪末以来，守成和更新始终是一对响亮的矛盾，宏大细微，既可能推动社会进步，又可能损害人们生活。小说一开场，锣鼓点儿就敲响，镲儿一打，这个调门基本铺陈清楚。

这场戏怎么开唱？生旦净末丑，一个个如何上场亮相？

跨进门槛老何吸溜一下鼻子，说：“这药味！”初平阳也吸溜一下鼻子，说：“淡了。”药味，是初家的象征。舞台转到初家。一句“淡了”，引出了现状和变化：初家正在卖花街的房子，筹资供初平阳去耶路撒冷留学。初家不是叙事的重点，但是初家代表了花街上守正的力量。气味到了初家，到了花街，又到了易家，易家是酒味和霉湿味。色彩浓烈的易家父子出场了。

可以把易长安看作小说的男二号，也可以说，保持“零余”姿态的易长安是《耶路撒冷》对当代文学最有贡献的一个人物形象。易长安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父权文化高压下的另类代表：在父亲易培卿嗜酒好嫖暴力的阴影下，易长安的人格中潜伏着叛逆、任侠好义和孤独感，他在对抗父亲意愿的前提下，上了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一所边远的农村中学作为职业的起点，在工资发不出后辞职进京谋生。这样一个内心十分敏感并充满斗志的易长安，进京后完全可以从事一些被社会接受的正当职业，但他选择了造假证这个风险系数很大的行当。这是他内心的“不安全”导致的“不安澹”和冒险意识——父亲的影响再次隐性地出现。

父是子的前身，小说的第三章，易长安即以父亲的面目出现了。此处，再次开始了气味描写，并照应到小说开头初平阳对于酒味的敏感。

他戴上老花镜伸着脖子往外看，抽两下鼻子，说：“一准是平阳来了，我闻到牛栏山二锅头的味儿了!”后面还有一段气味描写。这个院子半荒废，只有堂屋里有点人气，易培卿住着，兼做书房。其他房间更潮，没人进，霉斑和苔藓慢慢地往墙上爬，门一打开霉湿味儿简直成了半流质，让人窒息。

易培卿的霉味来自哪里？易培卿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点儿文化，本性却无常性和恒心，怀才不遇化为牢骚和下流，把生活包括职业过成一团揉皱渍黄的纸团。“狗日的真流氓！”这是少年易长安评价易培卿的话。成年后的易长安一心摆脱父亲的任何影响，不结婚，不从事“正常”职业，选择独身和自由，追逐女性并被女性追逐。表象上，这是对传统秩序的颠覆和父权的反叛，其实这种对于边缘角色或者非主流生活的主动选择，恰是父亲不安分和下滑的人生表现对易长安内心社会感的覆盖，与父亲的被动选择不同，易长安主动进行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放逐，保持“零余”姿态。造假证这一显然“非法、地下、不能见光”的职业，生活方式的“漂泊、不安定”，情感状态的“不确定”，等等，这些都是对“零余”生活的主动选择，对社会现有价值标准的放弃和背叛。从花街到乡下再到北京，在地理上，易长安的这种自我放逐的行走路线，是以故乡甚至是以父亲为原点向外移动，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易长安逃跑的路上，他不断地化妆，不断地隐蔽，最终却是故乡这个原点把他拽回了返乡的火车，掉进了追捕的牢笼。可以说，是乡愁最终把易长安送进了没有自由的牢房，可见，易长安的自我放逐是有“线”放逐，这条线上结着一个小镇青年男性的生活理想和生命理想。

有文章把“七〇后”称为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这个说法的公信力与否不论，但它的出发点至少是想对“七〇后”成长中的精神负重进行探讨。相对于后来的“八〇后”、“九〇后”而言，“七〇后”的成长恰逢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因此，在这一代人的集体潜意识里，对于变革的大时代和个体人的命运的休戚关系多少还存有记忆，大时代和小悲欢不曾断裂，因此，他们的身上也多多少少还保持着精神的高蹈特征，还最终会抬起头看看天。“七〇后”有没有住房的问题？有！有没有户口问题？有！有没有父母赡养问题？有！其他如升官发财等问题也都有。这些问题，在“八〇后”、“九〇后”可能是困扰的核心，但是在“七〇后”，这些不是核心困扰，核心困扰是精神的自在感和满足感。小说里，作为商人的杨杰做水晶生意发财后，不朝资本“做大做强”的惯性轨道走下去，而是开始研究水晶挂件，从佛像艺术的精雕细刻中获得意趣；初平阳读完研究生，为了一个特殊的语词“耶路撒冷”将离乡背井；秦福小这样一个开电梯的女工，面对公司副总这样的“绩优股”的追求，拒绝的理由是不能勉强自己和孩子，这种不太现实的择偶观，也是抬头看天的习惯所致。逆世俗价值标准而行，便是一种所谓的理想主义在作祟。

造假证的易长安原本是一个嫉恶如仇、责任感强的乡村中学教师，因为工资发不出，辞职进京，选择造假证作为职业，一是谋生，二是享受冒险的快乐——当然这个快乐使易长安付出了自由和安稳的代价。看似玩世不恭的他，内心怀着故乡，怀着故人。这个故乡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气味的描写，第三章后从文字的层面断了，直到第九章《易长安》中易长安作为主角再度出现并在家乡淮海的火车站被公安抓捕，再一次在书中出现。而整部作品从第九章之后，故事的主要情节已经大致讲完，剩下的最后两部分《舒袖》和《初平阳》，不过是从叙事结构呼应一下开头，对于人物命运的完整性有个交代而已。好吧，来看看第九章是怎么交代“气味”，又为什么要交代这个“气味”。易长安从逃跑的路上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与初平阳一样，也是在临时停车后的“喧嚣起来的抱怨声和桶装方便面的香味里突然醒来”，易长安发现被跟踪，从卫生间窗户爬下火车，他打开窗户，一股混合着泥土、青草与河流清香的清冽的风吹进来，熟悉的、故乡的味道。气味，这根线头，在此合拢了。

写舒袖的出场，也写了味道，不过这里写的是“前调”——如同舒袖是初平阳的前女友这一关系。以《舒袖》为人物本纪的第二章，一上来就写网吧和网吧的气味。粘稠的汗味、脚臭味、荷尔蒙味、烟味、酒味、口臭味、酸腐的打嗝味、劣质化妆品味、屁味，以及众多初平阳找不到来路的气味，这就是“地球村”。地球村，这个宏大的词汇，被毫不羞涩地用在一个小集镇的网吧身上，极具反讽意味，是对转型时期整个社会好大喜功的文化心态的反讽，同时，也是这个城乡结合带不甘一隅的一种表达。故乡最让他怀念的人和事里，好空气是其一……夜晚十一点刚过的故乡空气潮湿，他点上一根烟，天上没有星星，烟雾带出了他肺里的浊气。他开始往回走……往回走的路上，初平阳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耳朵，想起了最喜欢自己耳朵的舒袖。锣鼓点敲得这么密，重要人物舒袖要出场了。在这部还乡的作品中，如果没有爱情和感情，男主人公会不够传奇，是缺乏感性魅力的。舒袖对初平阳而言，是言情剧里真正的女一号。舒袖是一个富有性格色彩的女主，她活在现实和内心感受中，能为爱抛弃既有，能为爱吃苦，能投身并享受两性关系，也能从两性关系中抽身。在舒袖和初平阳的关系中，舒袖是主动者，初平阳则是被动者。初平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漂移和不羁，舒袖无法始终同步并追随始终。也是在初家的老屋，初平阳见到嫁作他人妇的昔日恋人舒袖和她的一岁多的儿子。两个人毫无悬念地做爱，又最终渐行渐远。

渐行渐远，是这一场感情的必然结局。写一段忧伤的爱情，显然也不是徐则臣的本来目的，虽然在《耶路撒冷》里，也曾写到未名湖畔的爱情，写到电梯里的爱情，写到运河边的爱情，但是，那句话怎么说的——“爱情都是传奇的，生活都是现实的”。舒袖跟着初平阳从家乡到了北京，又从北京独自回了家乡，嫁了人，生了孩子，这里面当然有忧伤，是那种难忘初心的忧伤，但有没有大悲伤？没有。《耶路撒冷》里老老少少，凡是用墨详细地拎出来的过去和今天的感情、婚姻，总数不下十几对，几乎没有一对获得“并行”的快乐，除了几处不太明确的描写，比如初平阳的父母。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作家爱情悲观论的潜意识吗？和谐不等于并行，A和B可以和谐，A和A才会并行。正如同秦福小和吕冬的关系。秦福小和吕冬相约出走，吕冬最终错过约定，秦福小独自远行，两条线无法相交，也是必然结局。吕冬和秦福小由于成长环境不同，性格反差深入骨髓，如果说反差在情感的初期是一种魅力，那么在深入期则会成为裹足不前的阻力。两人最终成为两股道上的人，即便吕冬依旧在怀念秦福小，但他怀念的只是初恋，而不是真实的个体，因此他一直在躲避与秦福小的见面。这就意味着，秦福小即便回到淮海，吕冬即便离了婚，他们还是不会走到一起。显然，在作家笔下，孤独是常在的，不仅仅是感情生活。对于初平阳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对于易长安，甚至杨杰、吕冬、秦福小，无不如是，出走是常态，或思想，或行为，所以要去耶路撒冷。

以气味为线索或者符号的这几场，针脚细密有致，去冗笔赘言，见机心，甚为难得。

出场和不出场的安排

在三个寻找秦福小的男性中，秦福小的初恋吕冬缺席。着墨不少的吕冬在小说中没有人物“本纪”，表层原因，吕冬是作为出走的男人的反衬存在。他的性格表征是成长顺利、家世较好的乖孩子，在强势母亲的照拂下，既没有离开家的动力——连秦福小相约私奔被他放弃了，也没有出走的勇气——想到母亲的恼怒他就不安。如果我们简单套用“缺钙”“未断奶”来判断吕冬的人格，这个形象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价值，但吕冬这个小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小说中显然比中产阶级的杨杰有质感。想，而没有行动力，因此痛苦，恰恰是众多知识分子的特征，作家对于这类人物的把握更真实从容。吕冬进精神病院，与其说是作家对平庸人生的惩罚，不如说是对痛苦人生的关切。

关于吕冬的文章，小说其实做得很充分。吕冬的出场也是唱足前戏。老婆齐苏红和青梅竹马的秦福小都已经提前登场，甩下了很多线头。齐苏红临出院门之前说：“忘了跟你说，吕冬他，进三院了。听说你们家的房子要卖？”吕冬进精神病院和初家卖房子，齐苏红把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看似无意，其实是潜在的关联。交代完这句话，文章没有顺势引出吕冬，而是欲说还休。因为火候不够。说吕冬，绕开吕冬，写他的“心结”：秦福小。秦福小在第四章《秦福小 夜归》出场。当然，如果从篇幅和用墨多少来讲，这本书的女主人公似乎应是秦福小，“找寻秦福小、帮秦福小还乡”被认为是这本书的线索。从小说的结构看，也是这样。但在作家的本意里，也许淮海镇的秦福小和舒袖在角色的审美定位上是“互补”，是一人两面，最后结局也相似。秦福小的出走、游历、还乡，与舒袖的出走、还乡，虽然表现为一个带着养子回来，而一个是回来后结婚生子，但是，她们其实都选择了“回归”：地理的回归和母性角色的回归。

还是来看看秦福小。秦福小的出走是纯粹意义上的出逃。傻弟弟景天赐在自己的眼前用刀子割断动脉死了，父亲的济宁老家断了这支香火，深刻的内疚和父母的忧郁压迫她逃出了家门。逃出家门的秦福小在无数个地方比如南京、杭州、九江、长沙、昆明、潮州、深圳、郑州、西安、石家庄、银川、成都、北京“跳来跳去”。

她在数独的小格子里看见了一个个城市，她正在从一个城市奔赴另一个城市的路上。助跑，起跳，腾空，落地；助跑，起跳，腾空，落地；每一个动作都很艰难，每一次都仿佛连根拔起，每一次也都成功地助跑、起跳、腾空、落地；吃了多少苦，忘了，时光流逝就到了今天。

秦福小具体的打工经历，作家是大写意。这就好比传统说书里经常用“话说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十余年”或者“弹指一挥间，十年过去了”这种句式来虚写。在这弹指十余年里，除了秦福小以外，初平阳从淮海到南京到北京，易长安从淮海乡下中学教师到北京办假证，杨杰当兵到了北京并在北京当了老板。为什么作家把大家出走路线的终点都放在北京？这显然是一个有现实指向的表达。大家都知道，从笼统的价值观来讲，近二十年中国社会虽然经济水平快速发展，但是价值的空间变小了，人们可选择的目标不是多了，而是单一了：物质的层面，无非是买房买车买奢侈品，人们对于生活的物质指标更加明确；精神的层面，升官发财成为显性的集中的价值诉求。与这种价值取向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资源分布越来越集中，区域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从沿海发达地区这种带状发展集中到“北上广”这种点状超大发展。这些年，由于行政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社会发展机遇高度集中，“上广”的许多优势也被首都北京大大遮蔽，北京成为全国条条大道杀将而来的罗马，人们蜂拥而至。考学的初平阳，打工的秦福小，当老板的杨杰，造假证的易长安，等等，都来了。十六年后，到了人生的中期，初平阳回淮海卖房，秦福小回淮海定居，杨杰回淮海谈生意并载送秦福小母子回淮海，易长安在隐姓埋名逃窜之际回到淮海并被抓，尽管出于不同的理由，但结果是他们又陆续回到淮海。出走和回归，在这里形成了所谓的轨迹，而对于人生来说，某种角度上，轨迹即意义。

小说还写了两个特殊的人物：铜钱和景天赐。这两个人们眼中的傻子，在审美定位上也是互补的。不同的是，一个正面出场了——比初平阳大六岁的铜线是正面出场，一个没有出场或者没有正面出场——童年小伙伴天赐是在大家的转述和记忆中出场，但天赐有人物“本纪”，为什么这么安排，后面的话题会谈到。

脑子被猪踢坏了的铜钱表现得像一个意味深长的巫师。初平阳刚回到家，东大街的傻子铜钱就出场了。他能迅速地认出并招呼初平阳：“平阳，你从北京回来啦？”

这些年，我从小学校回来，从初中回来，从高中回来，从大学回来，从教书的大学回来，从北京回来，他见着我都会说：平阳，回来啦？他从来不问我是从哪里回来的，但他显然知道，他什么都知道……重要的是，他知道我去了外面的世界。

“去外面的世界”，在一个傻子的身上，赋予如此哲学意味，未免过于传奇。抑或是作家的“陌生化表达”？哪怕是一个傻子，也想“去外面的世界”，他想表达的是这层寓意吧？我是不太相信传奇的存在。许多作家喜欢虚构生活的时候，赋予人物一些过于传奇的色彩，如果不是性格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传奇会妖魔化，会损伤可信度。当然，传奇有时候能改变故事的走向或者审美的情调，但须合乎“或然率”，否则缺乏说服力，降低写作的格调。淮海城里，有两个傻子的存在也许是合理的。这种合理，却产生了一种忧伤，一种在逼仄的环境里扭曲成长的忧伤。

至于景天赐，在《景天赐》这一章只在末尾出场，开头说的却全是初平阳的“耶路撒冷”，跟塞缪尔教授的交往，对于耶路撒冷向往的由来，“自从你知道《圣经》和耶路撒冷都是从这种神奇的语言中来，十几年里你就对这种语言满怀好奇。你想知道《圣经》和耶路撒冷用希伯来语精确地念出来时是何等奇妙的声音”。那么，为什么在景天赐这一章用五分之四的篇幅写初平阳怎么发生去耶路撒冷求学的念头？仅仅是因为语词的神秘吗?从初平阳的导师顾念章嘴里说出的那句“语言让我们得以自我确证”，让我们想起了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在《小说的方法》一书里，第一句话就是“我经常以语言为中心来思考人的问题，基于这样的思考方式，我意识到自己对于人持有一个基本值得信赖的观点。那就是暗夜语言相隔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对于语言有着深刻思考的人终将达成一个共识，我为此而受到鼓舞”。是语言直接勾起了意义的向往吗？不完全是这样，大江健三郎的意思是语言建构的陌生化意象，产生了关联和意义。景天赐和敬奉耶稣和十字架的秦奶奶出现了。耶路撒冷由秦奶奶嘴里吐出来，传到少年初平阳的耳朵并驻扎下来。忏悔没有及时挽救景天赐的生命，长久背负的十字架让初平阳对耶路撒冷产生渴望。耶路撒冷不是理想主义者眼里求而不得的圣地，而是伤感主义者的救赎和安心之所。

写长篇要懂得节制和裁剪。许多长篇小说原料很好，但料理不得法，结果虎头蛇尾，最后出来的作品缺盐少糖，关键原因是取舍不对，该用老抽着色红烧，结果只勾了芡，形象不入味；该大火煸炒，结果文火长炖，整个作品柴了。写长篇也不能完全是外科医生，只有剪裁，没有生长。生长这个关节，充分体现小说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高明的作家善于把素材生长成汁水丰饶的细节，生长成密密麻麻的线索，最终生长成枝繁叶茂的形象。写作是冒犯和偏执，主张解放创造力，进行多声部写作、多样式写作，多声部是一团线索，一团线索很难驾驭，条条线索要有落脚，功力弱者往往有始无终。徐则臣年纪尚轻，但老成、厚道又机智，懂得取舍。写中短篇时不觉得，写长篇，作家这种取舍的才秉就显得格外重要。说四十五万四千字的《耶路撒冷》结构谨严细致，一个突出的证据是，整部小说可以从各个角度拎出一条完整线索，比如从人物的角度，围绕初平阳展开各个有关系的人物及命运；从事件的角度，围绕初平阳为去耶路撒冷留学回乡卖房；从故事的角度，有人把它提炼为三个男人寻找一个女人还乡的故事。这三条线索，条条线索贯穿始终，股股相连，触类旁通，枝繁叶茂。对于中心线索的交代，作家布置、埋伏了很多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建构和讲述，就是作品线索延伸的节奏和节点。《耶路撒冷》的这种叙事机智和讲究，是对近年来长篇写作越写越杂乱的一个极有力的反驳——篇幅不是问题，长不代表芜杂、无序、无度，一条线索也不代表浅薄、单一。

专栏和专栏的寓意

在《易长安》这章后面的专栏文章，题为《时间简史》，其中这段关于一个叫黄青州的人的描写，我理解为是理想主义的“活化”：“跑一项不喜欢的业务，腿都跑细了，总挨人白眼，那感觉就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参加了反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游行；不过就走了不到两个街区，遇到一个老乡，他刚到北京，饿得头晕眼花，我想还是救人要紧，就请他吃了驴肉火烧。不能让人饿死在队伍里，是不是。回了一趟老家，家里遭洪水了，波浪滔天，百年不遇的大水，修大堤时差点被淹死。”明白了，所谓理想主义者，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责任感，是能意识到责任并能积极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与个体有关但通常大于个体的利益，为了这项责任可能牺牲掉自己。这么说来，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活在精神和远方的人，耶路撒冷就是远方，因此，有评论认为《耶路撒冷》是为七〇后一代理想主义书写心灵史。没错。但不仅仅如此。

也是在初家的老屋，初平阳写了一篇专栏《到世界去》。铜钱，一个六岁被猪踢坏脑子的傻子，追着火车跑，“也想到世界去”。这个形象的描写具有特别的寓意。透过他的眼睛，给出了有别于恒常普通的世界。有没有想到《尘埃落定》里的土司的傻儿子？在淮海，从前是一条运河的长度决定人们的世界有多大，“四条街上的年轻人如今散布各处。中国的年轻人如今像中子一样，在全世界无规则地快速运动”。写味道，是写记忆。写记忆，是为了写乡愁。写乡愁，是为了写回归。写回归，是为了写出走，写耶路撒冷。是这个逻辑吧。怎么写出走，是这本书的强项。如果仅仅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乡愁”写出走和回归，即便有了文化反思，也落了陈词滥调。也有人说这本书的核心是三个男孩寻找并带回一个女孩。媒介宣传可以这么简单地去介绍。但作家的本意复杂得多。这个女孩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对象，比如秦福小。但秦福小只是他们一个少时朋友的姐姐，因为弟弟横死，离家出走。对于这个朋友也即女孩弟弟的死，大家各自有愧，但情感的厚度和伤感程度、内疚程度，并不足以让他们长时间地花费时间寻找死者的姐姐，秦福小甚至也不承担异性审美对象的责任。三个男性寻找和出走，其实是形而上的追寻，是审美化的追寻。

翻开目录，一共十一个章节，每个章节都以一个人物命名，同时这个章节也是以这个人物为核心展开叙事。

先看前五个章节的标题，“初平阳 到世界去”、“舒袖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易长安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秦福小 夜归”、“杨杰 第三十九个平安夜”，每个章节的前半部分是一个人物本纪，后半部分是“我”写的发表在京城某报的一篇专栏文章，这篇文章看似与前面这个人物无关，是一篇文化随笔，但我们现在看完整部小说就明白了，专栏文章的题目是对这个人物的一个注释、补白，如：初平阳的理想是“到世界去”；舒袖的性格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人生经历也如此；易长安这一章是从他父亲易伯卿写回忆文章写起，正如易长安自己所悟，自己的一生在竭力逃脱父亲的影响，却在遗传学上无意识地暗合、互文，故曰“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秦福小的“夜归”，是这个表层寻找主题的结局；“三十九个平安夜”关于生和死的彻悟，杨杰人生事业的转型情同此理。

再看后五个章节的标题，除了最后一章，每个章节的结构依然如故——前半部分是一个人物，后半部分是专栏文章，只是人物本纪出场的顺序与前五章正好相反，依次是“杨杰凤凰男”、“秦福小 恐惧”、“易长安 时间简史”、“舒袖 你不是你”、“初平阳”。“凤凰男”最终湼槃成凤凰，是杨杰的人生；秦福小的恐惧是她离家十六年的直接原因；易长安的时间简史到此为止，他在故乡被抓捕；你不是你，是舒袖和初平阳再次见面后的结果，所以，最后，初平阳还是要去耶路撒冷，至于杨杰所说“再别说故乡跟你没关系了”，“我看你就是到了毛里塔尼亚、厄瓜多尔和长城空间站，半夜里醒过来，脑子里转的可能还是这地方”，“只要她在，甚至她不在，同样成立；忘不掉的爱情是你的第二故乡”，那只是精神的怀恋。

这部小说总共十一章，在前后五章正中间，还有第六章《景天赐 我看见的脸》，这一章很特殊，这么安排也很特殊，似乎是一个交通枢纽。前后十章涉及到的五个人物，都是正在进行时的活人。景天赐或是这五个人的朋友，或是兄弟，他傻了，并在十二岁的时候用刀片割破血脉死了。因为他的死，每个人都有了负罪感：他割破自己的手术刀是杨杰送的礼物，他在秦福小眼前挥舞着刀子并倒地，他让初平阳和易长安对于死别产生切肤之疼，他的死让秦福小拉着吕冬想逃离故乡。从精神书写的层面讲，景天赐是每个人潜在的一个情感的心结，是大家逃离故乡的内驱力——除吕冬没走成外，其他人都走了。从结构层面，这一个章是一个中点。前五章里，除了易长安由他的前世父亲易培卿代替出场，其他人相继出场，叙事的重点落在铺陈时间和事件的逻辑：外出的游子，开始明里暗里向故乡进行地理和空间的回归。第六章景天赐在转述中出场后，所有外出的人开始站在故乡的土地上。第七场，杨杰和秦福小开车回到了淮海，老婆崔晓萱带着孩子已悄悄地提前“潜回”婆婆家。关于杨杰父母，有一段寓意深刻的描写，是精彩桥段。写杨杰的母亲李老师，这位李老师是北京知青落户当地，充满着神秘感或者未知信息，一则来到这个叫棉花庄的乡村后，她常年往北京寄信，却没见一封北京回信，后来人们发现她写给北京的信也只有四张白纸；二则，她所谓的休假探亲只是到别的地方转一转，根本没往北京去；三则，她的北京口音，被从北京回来的儿子、儿媳怀疑。因为这么一个“北京情结”的母亲，所以杨杰成为北京的凤凰男，最终娶了一个正宗的北京媳妇，因此，第七章后面的专栏题目就叫《凤凰男》。第八章，吕冬的老婆齐苏红再次提到吕冬和大和堂，她请求初平阳“看在吕冬的份儿上，若有可能，考虑一下”。这里开始说到吕冬、初平阳和吕冬的初恋女友秦福小。住进精神病院的吕冬出现场了。秦福小抱着养子天送也出现在大和堂。

这章的精彩人物是秦福小的奶奶秦环，她依然深有寓意。在整个作品里，或者整个花街，与宗教关系最密切的应该是秦奶奶。也是秦奶奶，让耶路撒冷这个词在初平阳的内心产生响动。妓女出身的秦奶奶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最终在宗教里获得精神自救，因此得以抗拒生活的各种不幸，最终也因为抢救和背负一个一百六十磅重的槐木十字架淹死在暴雨中。为什么把秦奶奶处理成这样的殉道者的结局？这是作家本人对于生命和理想的悲观。这个理想，是个宽泛的概念，代表对生活的要求和追求。在强大的现实机器面前，理想主义者除了殉道，还有别的出路吗？作为理想主义形象的书写也好，作为作家的理想主义的表达也好，我们看到的是理想主义的现实悲剧。话说回来，信仰本身意味着献祭，向死而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乡村的唐吉诃德如此，淮海的秦环如此，初平阳、易长安、杨杰、秦福小包括吕冬，都是如此。

这正是作家高级的地方。没有一种生活是天衣无缝的圆圈，总会合不拢，好吧，这就是生活的魅力，生活的滋味，所以上帝说人在这一世是通过身体受苦来忏悔和解救灵魂，灵魂因为远方和来世而有了不竭的力量。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多数人没有宗教感的国家，通常只有经历坎坷、对生活有深刻体察者才能有这样一个通透的思想。这种宗教感，在秦福小的奶奶身上表现为显性特征。徐则臣令人惊讶地超越了年龄段的具体经验，从哲学的层面达到了这个认知，使他在处理现实生活的经验时，使具体的死板的素材拥有了思想的价值。

至此，这是不是一篇充满象征符码的现代小说？

有人说，徐则臣让“七〇后”的作家紧张起来。我觉得远非如此。在写作不再讲究终极意义和叙事策略之际，一个有能力又有坚持的作家，一定会站在高处。

刘琼，《人民日报》文艺部评论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