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的青春——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专家访谈录(三)

孔寒冰　张　卓



无悔的青春——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专家访谈录(三)

孔寒冰张卓

摘要：20世纪60-70年代是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蜜月期，中国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全方位、多行业的援助。本文实录在这段时期三个不同行业援建人员的口述：援建阿尔巴尼亚拉齐磷肥厂的原南京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郭克礼、曾在中阿轮船做翻译的宋启明、援建阿尔巴尼亚电台和电视台工程的工程师张世民。透过他们对当时援建事件的回顾和个体感受的表达，凸显了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友谊，也展示了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国情民生。

关键词：援助；阿尔巴尼亚；友谊；文化大革命

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是全方位的，也是不遗余力的。本文实录的是三个不同行业援助阿尔巴尼亚专家的讲述。郭克礼先生是原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的总经理，1966-1967年是中国援助的阿尔巴尼亚拉齐磷肥厂的中方负责人，1989年再一次到阿尔巴尼亚负责考察和筹建费里氮肥厂。宋启明先生是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总公司前党委书记，1964年7月至1967年2月在地拉那学习阿尔巴尼亚语，1968年5月至1974年在中阿轮船公司工作。张世民先生是中国广播电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的工程师，1969年和1971年两次参加援建阿尔巴尼亚的电台和电视台工程。透过他们的讲述，人们不仅可以了解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一些具体项目情况，而且能够感受到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以及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特别关系。

郭克礼：援建拉齐磷肥厂

中国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发展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时，两国有所谓的“反帝反修”共同任务。也就是说，在所谓“反美帝，反苏修”上面，当时的阿尔巴尼亚跟中国观点是一致的。由于这种政治关系，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了很多需要给他们支持的项目。据我了解，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助是全方位的，有工业，有军事，有文化教育和体育。比如说，在军事工业方面，据我所知，中国派出空军人员帮阿方修飞机，帮它培训驾驶员，派人帮阿方海军修潜水艇。我在地拉那都见过中方派的这方面专家，不过他们都是穿便服去的，不能穿军服去。其他的工业项目就更多了，有重工业也有轻工业。我知道比较大的是爱尔巴桑钢铁厂，是由鞍钢，还有包钢、上海冶金局等许多单位承包建设的。中国在贝拉特帮助修建了一个毛泽东纺织厂，这是由无锡承建的。这个工厂建成之后，阿尔巴尼亚没有棉花，当时中国的棉花产量也很少，于是就花外汇从埃及给阿尔巴尼亚进口，做生产纺织产品。中国还帮阿尔巴尼亚建了一个毛泽东水电站，一些重要的化工项目，如拉齐磷肥厂、费里氮肥厂、法罗拉碱厂。氮肥厂在中国基本是用煤做原料，但在阿尔巴尼亚是用油和煤气。中国没有这个技术，花外汇从意大利买了成套的设备帮它建设。它南方的一个港口城市法罗拉的碱厂是天津承建的。另外还有一个油漆厂，也属于化工系统，是北京油漆厂承建的。阿尔巴尼亚没有磷矿，拉齐的磷肥厂所用的原料也是中国花外汇从摩洛哥买的磷矿。所以，当时我们国家的负担很重。根据当时我到使馆了解的情况，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的专家大概有七百多人。60-70年代中国在阿尔巴尼亚援建的项目总投资几百个亿人民币，具体数字我记不准确了，好像是八百多亿，数量相当可观。

我记得当年李先念副总理去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时候，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问中国援助这些钱将来我们怎么还？李先念副总理知道阿尔巴尼亚还不了，就很幽默地讲，这个债让我们的孙子辈去处理吧。我理解就是不了了之。所以，阿尔巴尼亚当时对中国的依赖是很强的，而我们国家可能出于政治原因，对它援助力度也很大。其实，那时我们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是在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援助的。后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阿尔巴尼亚认为我们不反美帝了，霍查就开始骂我们了，中阿两国关系就逐渐冷下去了，中国援阿人员也就逐步撤回了。这是我了解中国援阿的大概情况。

我是1966年到1967年去帮助阿尔巴尼亚建设拉齐磷肥厂的，这是我第一次去，后来又去过一回。拉齐磷肥厂这个项目是1962年确定的，是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凯莱齐来中国签订的援建协议。协议签订之后，凯莱齐还到我们公司参观过。当时，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南化公司来承建。根据国家要求，我们公司组建个专门机构，当时叫做援外办公室。根据任务需要，公司内部抽调了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接下承建项目的任务后，我们公司的设计院派设计人员到阿国去选定厂址，分析建厂的条件。建设这样一个厂子的条件很多，如交通条件、气温条件、水文条件、地质条件等等。这些都清楚以后，再搞设计。我们公司是总承包，就要负责整个设计，设计完以后要在国内订货，包括全套设备材料，两年备件。这些都给订好了，再发运到阿尔巴尼亚。按照协议规定，我们公司要派设计专家、施工专家、生产专家到现场去工作。大概是1963年下半年，组织上决定让我也参与这项工作，当时我是车间主任。到了援外办工作后，我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参加整个技术方案设计、对施工图进行审查，到各个工厂去订货、催货和验收。当时，建设拉齐磷肥厂所需的设备国内没有现成的，需要试制，如硫酸用的一种风机就是由沈阳鼓风机厂试制的，试制出样品又在大连的一个硫酸厂试运转。我就是参加这些具体工作，从开始设计一直到订货。另外，为了将来到国外工作方便，我们还要编制大量生产技术文件，工作量很大。我们准备去的专家就集中起来进行分工，分别编写各种各样的技术文件，工艺的、设备的、分析的、管理的、岗位操作法，开工方案，操作规程等等，都很详细，大概写了二十几本。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培训阿尔巴尼亚来的实习生。

上面说的这些工作，我们做了大概两年时间。在做这些准备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在进行出国前的培训。当时选派援阿的人，得符合三个条件，一个是政治条件，第二个是技术水平，第三个就是身体状况。被选上并决定由我负责一些工作后，我可以根据需要再选一些人。准备工作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一是出差多，而出差最大困难就是花销很大，出差补助又很少。在当时工资水平下，我们在经济上都比较拮据。二是经常出差，对家里照顾就很少。

经过两年的准备，1966年3月中旬，我到了北京，开始做些出国的准备工作。我们是3月20号离开北京，经过莫斯科，布达佩斯，到达地拉那已经是3月30号，大概走了十天。到阿尔巴尼亚以后，我们的工作任务一个是配合施工专家搞设备安装的收尾和验收，就是检查设备安装符合不符合生产的要求，另一个就是要配合阿方人员编制开工生产方案，第三个是组织我们专家对阿方二十多个车间主任、值班长进行培训。在中国全力支援下，这个工厂开工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当然也遇到一些问题，但我们专家都在现场，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施工期间，阿方二号领导人谢胡总理大概去过两次。有一个情况值得特别指出，参加施工的阿国技术人员都是些政治犯，即都是过去在苏联留学的，阿尔巴尼亚同苏联反目之后都成了政治犯。但他们业务都很精通。所以，整个施工现场像个监狱一样，周围全被围了起来，有军人岗哨一个挨一个，我们进出都要经过检查的。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谢胡每次都是一个人到现场看，好像也看不到保镖警卫员。1967年5月份投产后，这个工厂各方面条件不错，被阿国政府评为“红旗厂”。所以，霍查也去现场视察了一次，还跟我们几个在那里的中国专家合了影。可惜，这个照片后来被我丢掉了，没有留下来。当时，霍查对我们表示很感谢，讲了很多友谊的话。临走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大中华香烟，请我们抽，并说他的烟跟毛泽东抽的一样。我回国以后，到上海出差时还专门打听过，他抽的叫中华牌的特级香烟，烟纸不是白颜色的，而是粉红色的，细细的软软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对这个磷肥厂项目非常关心，一把手和二把手都去视察过。

1967年9月，工厂整个运转都正常了，我们提出应该回国了，就向使馆做了汇报。使馆同意后，我们就跟阿方谈。但是，阿方当时希望我们多待一待，希望能待到年底。我们说没有必要了，阿方就说万一生产方面再发生事情怎么办。我对他们讲，我们待到年底没有事情，但我们年底走了，工厂隔年也可能会发生故障，这种可能总是有的。你们都学会了自己处理，没有必要指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在9月份正式撤离了阿尔巴尼亚。我们离开的时候，阿方人员从工厂一直送我们到飞机场，厂里的主要领导人都去了，中国使馆的人也去了。

我在阿尔巴尼亚工作了一年半，1966年3月份去的，1967年9月份回来的。在这一年时间里，除了工作之外，我们业余生活比较丰富。每天晚上七点必须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广播，大概半个小时。其它活动主要是要政治学习，有时候还要检查外事纪律执行情况，还可以下下棋，打打羽毛球，打打乒乓球，有时候打打篮球。我们去的这些人当中，有几个篮球打得不错，经常跟他工厂的甲方，施工的乙方，当时的驻军举行篮球比赛。每次比赛我们的球队都获得胜利，没输过。但是，我们跟阿军队打球很困难，你不能赢他。我们哪怕赢他一分，对方那个中校炮兵司令总要提出再打5分钟。后来我们摸到规律了，跟他的球队打平就算完事。否则，这个球赛永远不会结束。我们在那工作时，阿尔巴尼亚人对我们还是比较热情的，有的工人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做客，部队的军官和当地市政府的官员也有人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

拉齐在地拉那北边，城市不大，我们去的时候全市只有八千人。当时中国正好在搞文化大革命，我们也是按照使馆的指示礼拜天还到农村去割麦子，戴个草帽拿个镰刀去割麦子。当时中国国内红卫兵走长征路，搞串连。阿尔巴尼亚也模仿中国，但不叫大革命，叫文化革命，也要求学生走游击队员之路，在山上转来转去。中国搞破四旧，阿尔巴尼亚也搞。但是阿尔巴尼人80%是伊斯兰教徒，就把基督教的教堂改成图书馆，或改成电影院。阿尔巴尼亚虽然没有像中国那样搞上山下乡，但把机关里的和大学里的知识分子送到工厂劳动，如拉齐磷肥厂就有两个大学教授在这儿劳动。另外，中国当时有毛主席的小红书语录，阿尔巴尼亚也到处都是霍查语录。反正中国怎么做，阿尔巴尼亚就怎么学。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期间，只是感到形势有些特殊，但对国内的具体情况也一无所知，从《人民日报》上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既不能讲也不能问，书信也不准谈。回国之后，我才知道国内当时有多么热闹。我回来时，我们公司也分成了两派。我进厂门的时候，从国外带回的箱子也被打开检查，我在国外买的西餐餐具全部没收了。当时的气氛是极左的。

我再一次去阿尔巴尼亚是在1989年。我是4月22号离开北京的，那天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这时去阿尔巴尼亚的交通条件仍然很不方便，是经过瑞士转机过去的。在我去之前，阿尔巴尼亚一个企业的厂长那希普伊·布拉希米到我们公司来过两次，商谈一些合作项目，其中之一就是要在费里建一个新的氮肥厂，布拉希米60年代曾在我们公司实习过。所以，我们公司决定到阿尔巴尼亚参加投标，当时投标的有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家公司，最后我们公司中标了。但是，这次就不是援外了，而是一个商业活动。我们公司中标的额度大概是3200万美元，帮阿尔巴尼亚建一个中型氮肥厂，生产尿素。1989年4月份，在项目收尾阶段，我到了阿尔巴尼亚，主要任务一是准备开工了，到现场看看我们施工和生产人员，另一个是同阿方商谈双方合作项目。这次双方共谈了11个合作项目，谈得很成功，大部分都是对原来老厂技术改造，但也有些新建的项目。当时中国驻阿大使是范承祚，我们去了阿尔巴尼亚，他非常高兴，说南化公司在阿尔巴尼亚的这些经济活动对两国关系来说就像是艘破冰船。阿尔巴尼亚方面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地拉那市第一书记亲自陪我们到南方去旅游了一次，动用了三辆奔驰接待车。我记得很清楚，这三辆车的牌号分别是003、004、005。我们三辆车走到哪里，军队警察见了以后都立正敬礼。

第二次去阿尔巴尼亚，我总的感觉是阿国人对中国还是比较信赖，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帮助他们。对我们来讲，上一次是执行国家的援外任务，而这一次却是我们企业的商业活动，一定要符合双方的利益才能进行。虽然只逗留了半个月，但是，我能够感觉到，阿国人没有忘记我们，也时刻想念着我们，希望我们跟他们多做些项目。为什么呢？就是过去我们援阿专家的一言一行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我认为，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朋友，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开拓这个市场。

宋启明：在中阿船舶公司工作的六年

我年少的时候受居里夫人故事的影响，梦想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原子能领域的专家。因此，1964年复旦预科毕业前夕，我就准备报考本校新建的核物理系。就在这时，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要选派我出国学习外语。尽管父母十分希望我能留在他们身边，但是我想到组织上的信任和需要，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志愿，选择了“服从”，赴阿尔巴尼亚学习，从此与阿语这个我从不了解的语种结下了不解之缘。两年半后，我回国并被分到中阿轮船公司工作，从此我的人生又与航运这个我完全陌生的行业连接在一起。

我是1967年2月份回国的，11月份被分配到了交通部，交通部又把我安排到中国远洋运输局，后来改成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年初，我就在天安门附近的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国际部实习，主要是熟悉情况。我原来是学语言的，现在一下搞航运了，很多情况都不知道，包括什么叫航运，什么叫轮船公司，它们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等等。当时正值中阿关系比较好的时期，有一个中阿合办的轮船公司需要翻译。所以，1968年5月，我从北京飞往阿尔巴尼亚，到了杜拉斯，因为这个轮船公司的总部就在杜拉斯，分公司在中国的广州。开始时，这个轮船公司只有两条船，但都是万吨轮，主要任务是运输中国到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物资，同时也从阿尔巴尼亚把外贸物资运到中国。所以，从这时开始，我就接触了远洋运输业务。开始的时候，我是当翻译，后来由于精简人员，我除了做阿语翻译之外，还到了航运部，主管航运调度。也就从这时起，除了阿语以外，我又接触了英语。从1968年5月到1974年年初，我一直在阿尔巴尼亚杜拉斯工作，杜拉斯不大，但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在亚得里亚海是一颗小的明珠。我们公司在港口有两栋小红楼，它们是杜拉斯的标志性建筑。我就在左边小红楼工作了将近六年的时间。1974年年初我回来之后，当时中国分公司决定从广州搬到上海，我就参加了公司的搬迁工作，到1976年才搬完了。此后，我又在中阿轮船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了两年。在这期间，中阿关系发生了恶化，中阿公司也办不下去了，后来就关门了。我因为搞过一段远洋航运业务，1978年10月就从中阿公司调到了中波船舶公司。中波公司和中阿公司在性质上差不多，是中国和波兰两国政府组建的一个轮船公司，所不同的就是时间比较早，1950年组建的，而中阿公司是1961年或1962年组建的。

60年代初中阿关系比较好，经贸关系也比较密切。当时很多援阿的物资主要是靠中国的远洋运输船来运输，所以，阿方需要一个海上交通中枢来解决它的运输问题，阿方要两国联合成立一个船舶公司。中方考虑到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也同意这样做。于是，这个公司就成立了，总部在阿尔巴尼亚的杜拉斯，分公司在中国的广州。由于台湾海峡的问题，远洋船不能北上，只能到广州。所以，很多货都是从广州的黄埔港运出的。不像现在，台湾海峡畅通无阻。当时只能从黄埔港启运，经过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经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进入亚得里亚海，最后到阿尔巴尼亚的杜拉斯港。杜拉斯港水比较深，能停泊万吨级轮船。中国的远洋轮船从黄埔港起航，中间到新加坡加油，到达杜拉斯港，然后再返回黄埔港。有的时候因修船或者其他方面的需要，轮船也停靠过周边的意大利港口、南斯拉夫港口。但是，轮船主要是航行在中阿两国之间。那时候中国援阿的货物很多，光靠中阿公司的船是运不完的，所以还有不少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船。我当时既做翻译，又参与航运业务。船到了以后，我们要上船提供服务，包括给船员送信，送报纸，联系货载等等。中阿关系密切的时候，挂五星红旗的船到了杜拉斯港以后，阿方都会安排一些参观活动，参观杜拉斯港口周围的工厂、农庄和风景区。中阿公司开始时只有两艘船，挂五星红旗的叫“五星号”，挂阿尔巴尼亚国旗叫“法罗拉号”。“法罗拉号”的船长和船员多为中方培养起来的。中方的援助，无论是物资方面还是对阿尔巴尼亚人员培训方面，对阿尔巴尼亚的发展都起了关键作用。

中阿船舶公司因为是两国政府组建的，中方这边是交通部下属的远洋公司，阿尔巴尼亚那边是交通部。中方人员多的时候有7-8个，少的时候只有4-5个。公司实行的是双岗制，总经理、航运部经理、机务部经理都是中方一个，阿方一个。当然翻译就我一个，同时，我还要兼任航运部的工作。杜拉斯港门口有两栋楼，左边一栋二层的就是中阿船舶公司中方的办公楼，另一栋是阿尔巴尼亚方面办公楼，相距不到一公里。我们的宿舍是港口北面山坡上的一栋小楼，它是20-30年代意大利商人造的，楼小巧玲珑。我们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去的，所以，每天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早学习，主要是念念报纸，听听广播。然后吃早饭，早饭后就步行去上班。中午12点，我们下班回来吃午饭，完了再去上班。作息时间一般是早上8点到12点，下午1点到5点。每周三，我们有一个政治学习，周四上午有一次劳动，其他时间就是正常上班。上班时，我们和阿方共同办公的主要是航运部门、船机部门和财务部门。由于是翻译，我自己有一个办公室。中阿的总经理是分开办公的，但一道上班，有什么问题，双方互相商量。中方人员业务能力强一点，因为中国的远洋航运起步比阿尔巴尼亚早，但还是比较尊重阿方的。双方经理定期会商，有重要问题也进行经理会谈。在这些时候，翻译工作都是由我来担任。

除了留学以外，我在阿尔巴尼亚工作了将近六年，整天和阿方人员在一起工作，平时下班回来以后也和阿尔巴尼亚人聊天。我深深地感到了阿尔巴尼亚当地民众的淳朴感情，应该说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人的感情还是蛮深厚的，也是发自内心的。不论是在街上走还是出去参观，阿尔巴尼亚人见到我们都喊shoku kinez(中国朋友)、miqёsi popullore(人民的友谊)。在工作方面，他们更是尽可能地支持我们。比如，我们的船卸完货后要装阿尔巴尼亚的货运回中国。要是有泊位的话，阿方总会安排我们先靠码头。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少停泊一天，就少一天的成本，这是很大的一块。我们船装货时，如果发现货仓里还有空余位置，我们就给同样是中国援建的杜拉斯卷烟厂打电话，希望装些烟。烟厂的厂长非常好，马上安排工人加班，多生产几箱香烟，然后送来装船。这样可以使我公司轮船仓容不浪费，增加了海运收入。

我后来去了中波船舶公司，主要是因为中阿两国关系变了。这不是中国方面的原因，而是阿尔巴尼亚方面的原因。阿尔巴尼亚认为中国不像以前的样子，实际上是它还坚持比较偏左路线，这就导致关系变化了。就我们公司来说，是阿尔巴尼亚方面提出不再继续合作下去了。搞了这么多年，这个船舶公司对中阿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特别是阿方，好处更大。但是，阿方不愿意再合作了，公司也就解散了。

当然，今天回过头去看，大的方面来讲，帮助总是互相的。但具体来讲，这个公司对中方和对阿方的意义还是不一样的，中阿轮船公司更多地是体现了中国在海运方面对阿尔巴尼亚的支持，帮助它发展了海运业、远洋业，帮助它培养干部。援阿的物资主要是通过我们中阿船舶公司、远洋公司船舶运到阿尔巴尼亚的。同时，我们也将许多外贸物资运了回来。这是双向的，只是从权重方面来讲，咱们给阿尔巴尼亚的肯定比他们给我们的多得多，我们这个公司对援助阿尔巴尼亚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我个人来说，阿尔巴尼亚是我除了祖国以外第一个学习的地方，也是第一个工作的地方，前后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六年。阿尔巴尼亚人对我非常热情，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还是不错的。阿方总经理、工作人员、司机对我们帮助也很大，在各方面提供便利。尽管四十年过去了，尽管我以后再也没去过，但是，我对阿尔巴尼亚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希望两国正常交往。

张世民：援建阿尔巴尼亚的广电工程

我第一次去阿尔巴尼亚是1969年。当时，中国与苏联、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开始缓和，而中阿两国的关系出现裂痕。不过，我是从事具体技术工作的，似乎没有感觉到中阿两国关系有什么变化。我当时工作的单位广播事业局安装队，是全国广播电视行业唯一的电视设备安装队。1969年10月，我们去阿尔巴尼亚，援助的具体项目叫6333C，这个号码是设计代号，实际上就是安装中波电台发射机。1969年9月底，领导对我说：小张你来一下，组织上准备派你去阿尔巴尼亚。我听后一愣，因为那时候我在国内搞战备工程比较多，非常忙。我问我具体做什么工作？这位领导说，你到援外处报到以后，具体事情你会知道的。第二天，我就到援外处报到了，接着是照相、制装。那时候出国人员都给一定的费用，做衣服，做大衣，买皮鞋。王府井192号有一个出国人员服务公司，全国的出国人员都上那儿做衣服、制装。所有出国需要的内外衣，所需用品都在那里购买。

知道要出国，我还是非常高兴，感觉到国外去工作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安装队一直在做国内的战备工程，大家也有一些意见，“我们老跑战备，出国的老是出国”。1963年开始，我们安装队就有马里的援外任务。这回轮到自己能够出国工作，当然是很高兴的。于是，我就给家里写信，告诉家人要出国了，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制的装。凡是亲人都告诉了，他们都很高兴。

那个时候被派出国，首要的是政治上必须可靠。我们安装队是保密单位，因为搞的是战备工程，人员本身就要求家庭背景要好，出身要好。那时候讲究查三代，包括搞对象对方是什么成分，政治背景。如果对方在这些地方不合格，组织上就不让你搞对象。这就跟部队一样，跟军人一样。除了政治条件要好之外，本人品质也要好，要表现出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上要积极努力，技术上要能拿得起来，能独挡一面。我刚好符合这些条件。在出发之外，我还参加了援外处举办的短期培训，主要是遵守外事纪律、出国人员注意事项方面的，包括言谈举止，接人待物，坐飞机应该注意哪些事情，说话不要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尊重对方生活习惯等等。我记得特别清楚的还有一条，即到国外后工作条件可能会比较好，生活待遇也比较优厚，但是，一定不要沾染上资产阶级思想。具体的注意事项，我们到了阿尔巴尼亚以后每星期都要学习的，针对出现的具体问题再做些纠正。总之，那时候管理是很严的。

当时，中国的航空业比较落后，外行基本上都是包机的，各单位的出国人员集中起来包一架飞机。我记得，先是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到上海虹桥机场后再搭法航的包机经金边、开罗到法国，然后再从法国到地拉那。这是所谓的南线。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起飞之前就问这飞机上怎么吃饭。别人告诉我，你不用发愁，保你吃什么有什么。我记得到了虹桥机场，大肥肉可劲儿的吃。当时的航班上是一小时开一次饭，我们开饭就吃。那时候已经有可乐了，瓶装的，也不知道什么牌儿的，喝着都是药水味儿。大家说别管什么味儿了，喝吧。送上来就喝，我记得我们几个人喝了一宿。到了开罗，我们下飞机看了看，感觉开罗还非常漂亮，古香古色的，印象非常好。那时候法航飞机上都是中国人，我们非常开心，旅途非常愉快。法航的空姐都是过去的跳伞运动员，或者是伞兵，身体挺魁梧的。她们问：你们上哪去啊？我说去阿尔巴尼亚。

到了地拉那后，阿尔巴尼亚人看我们都很年轻，就不太看得起我们。他们说，呦！怎么来的全是年轻人？后来，和我一起去的有个叫王大兰的天线设计人员，开始时阿方人员也瞧不起他。但是，他把天线设计问题解决了，阿方人员非常佩服。打那以后，他们就说中国的年轻人技术好，不能小看。1969年这个时候，中阿关系的分歧虽然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在下边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广播局同阿方的相关官员以及我们下边的技术人员还是非常友好的。我记得，我们安排的活动也很多，每到周六和周日，阿方都安排人向我们介绍阿尔巴尼亚历史和现状、旅游景点和阿尔巴尼亚文化什么的，中间休息时还安排茶点。有时，晚上阿方还安排跳舞什么的。但是，我们谁也没敢参加，那时候中方是不允许的。我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好。我们住的是部长楼，生活条件非常好，条件非常优越，感到阿尔巴尼亚人给我们的真是专家待遇。吃饭在餐厅里头，每顿饭都可以点菜。你需要什么东西，人家马上去安排。班车每天准时准点，没有耽误过一次。两国人员见面非常友好，打招呼，拥抱，非常亲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服务人员给我们房间打扫卫生，都趴地上擦，没有用扫帚的时候。每天你脱衣服放在床上，他们就认为是要洗的，拿走洗完再给你熨好，叠好拿回来。这是什么待遇啊！阿尔巴尼亚确实是我这么多年援外经历中待遇最高的国家了。

1969年我们援建中波发射台的时候，开始住在杜拉斯海边的克鲁亚饭店，这个饭店非常高级的。后来，我们觉得上班往返、换衣服等耽误的时间太多，一天工作不了三个小时，所以就要求搬到工地现场。但是，阿方说住在这里可以照顾你们的生活。我们又说，饭店里每天都是西餐，我们吃也不大习惯。特别是那安装天线的中方人员，体力消耗大，面包这些东西吃不饱，还是想吃馒头。最后，阿方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大约过了半年，我们就搬到工地了。阿方专门给我们找了一个房间做厨房和餐厅，找了一对夫妇做厨师。他们俩据说到上海专门学过中餐，一日三餐做得非常可口，非常好。这两口子对中国人非常热情，我们爱吃什么，跟他们说一声就行。记得有一次，我们说中国人喜欢吃饺子。结果，他们整整包了一天，包了300多个饺子，煮了一大锅。阿尔巴尼亚人热情，做事是全力以赴、真心实意的。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大部分时间是独立工作，但有时候阿方人员也参加进来。他们说让他们参加一下安装有利于将来的设备维护。我们觉得这样也挺好。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阿方人员是非常认真的，也挺虚心，但有时候也坚持自己的意见，挺固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互相交流，讲清楚怎么样做是最好的。

6333C项目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1971年初我就回国了。不过，回来刚三个来月，我再一次被派往阿尔巴尼亚帮助援建阿尔巴尼亚国家电视台。领导对我说，你去过阿尔巴尼亚，那里的情况你了解，你多少也学会几句阿尔巴尼亚语。所以，你再去一次吧。为了援建阿尔巴尼亚国家电视台，中方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技术人员，有二十多个。他们分别来自贵州、山东、广东、天津，从专业上说，有搞微波的，有搞传输的，有搞摄像的，有搞供电的，还有架塔的。我再一次被派出国，自己感觉非常自豪，因为这是领导信任我，援外处也认可我了。这就等于注册了一样，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留下档案了。党对我信任，领导也对我信任，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那时候，我也没有挣钱的这种想法。就是觉得出去以后光荣，一人出国全家光荣么。

我们这次去阿尔巴尼亚走的是北线，先乘飞机到苏联伊尔库茨克，然后转成德航的大飞机。我记得到伊尔库茨克转机后，大家都很高兴，当然是因为坐着德航的大飞机了。从北线去阿尔巴尼亚就慢多了，因为北线是一礼拜只有一次航班。我们从伊尔库茨克起飞以后先到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星期，再起飞经匈牙利布达佩斯、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到地拉那。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这段飞机颠簸得非常厉害，我们晕得连血都吐出来了。我感觉这飞机真不怎么样，我们的座位在最后面，大家都不舒服。所以，我们提出能不能到莫斯科住两天，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机票上写了先到莫斯科。到莫斯科后，中国驻苏使馆派专人来接机。我们就偷偷问，我们能在这儿待几天吗？这位外交官说，你们在这儿待一礼拜，我们非常高兴，觉得可喘口气了。我们就住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据说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馆，里边有人工湖，篮球场，网球场等。我记得，使馆做的饭特别好吃，晚上还能看电影，放映电影的地方叫孔雀厅。在那么大的豪华的孔雀厅，就我们五个人看电影，驻苏联临时代办安志远陪同我们看。我看了两场电影，那叫高兴啊！外交官陪咱们看电影，真是不容易。后来，大使馆还安排我们参观列宁墓。参观的时候，我鞋带松了，就弯腰提了一下鞋。一个苏联警卫马上过来盯着我看了半天，见我没有其他的动作，就没说什么。但是，我还是感觉到很紧张。列宁墓在地下，阴森森的。但是，第一次瞻仰列宁遗容，我感到非常荣幸的。另外，我在莫斯科红场照了很多像，但都照得很严肃，因为那时候中苏关系很紧张。

一个星期后，我们从莫斯科飞到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也是中国大使馆派人到机场接机的。我们住得非常好，吃得也好，晚上也放映电影。白天使馆安排我们到街上玩，结果我们几个也没听话跑山上去逛了一圈，从山上看到布达佩斯全城。使馆的人找了我们半天，告诉我们不能乱跑。我们离开匈牙利之前，大使馆又给我们放了一个纪录片电影，名叫《送瘟神》，讲的是消灭血吸虫病的事。后来大伙说起来这件事的时候开玩笑说，这可能因为我们不听话到处乱走，才给我们放这个片子。在匈牙利的一周里，我感觉挺好玩，挺有意思，大家玩得非常开心，还看见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张海峰。

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工作时，援建的电视中心在城里头，马路对面就是中国大使馆。市区里年轻人比较多，一帮年轻女孩看见中国专家来了，一天到晚围着你。你这干这活呢，她们也凑过来跟你说两句话，拍拍你肩膀啊，表示友好。有一段时间弄得大家都没法干活了。这些女孩子有好奇心，而我们也都是年轻人。那时候，我也没有对象。所以，有人问我，你是搞对象呢吧？我赶紧说，哪儿有的事啊！当时，在阿尔巴尼亚搞对象是绝对不允许的，制度和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大使馆也一再向我们强调，对外交往要有分寸，不能随意乱来。有一点苗头，有关领导就警告你。所以，我们极力回避与阿尔巴尼亚女孩的接触。尽管一再回避，有时候阿尔巴尼亚的女孩中有胆大的还是上来亲你两下，弄得你都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了，那时候中国人非常正统的。所以，有好几次，我都非常冷落她们，不客气地让她们到一边去。可是，她们不在意。有一次，我听见演播室里放音乐，就说这音乐挺好听的。一个阿尔巴尼亚女孩马上说她爱听这音乐，多放几遍。我们的翻译黄惠群和广播事业局带队的董林都提醒我说，你这方面可绝不能犯错误啊，可别违反外事纪律，是绝对不允许的，下次也别想出国了。可是，当时援建阿尔巴尼亚的这个电视中心的中方年轻人比较多，而且对方参加的年轻人也多。所以，这方面很热闹的，但我们都是很守纪律的。

然而，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在这次援阿工作过程中，中国工程师张宝玉的牺牲。当时我们正在建一个微波机房，要在阿尔巴尼亚很高的达伊特山上架天线。我在微波机房搞安装，有时候也爬到山上去看一下。山上地方很小，长宽也就十几米，但要架一座电视发射塔。1971年9月27日，张宝玉在地面指挥，那会儿没有做什么防护，也来不及，工程进度的时间很紧。张宝玉在地面指挥的时候，我还看见他了，因为我不时地要看看他们架塔的进度。就在往塔上安装桅杆的时候，他一边看上边的安装情况，一边往后倒退，在倒退的过程中不小心掉下山去了。当时，我听见山上喊了一声，一看半山腰有一个人血呼啦地躺在那里。我大声说，不好，可能有人掉下去了。就在我慌忙往外跑的时候，几个阿尔巴尼亚人快速爬了上去，把张宝玉抬下来，赶紧往山下跑。我这边赶紧叫人。塔上头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奇怪张宝玉怎么不见了呢。阿尔巴尼亚人把张宝玉背下来后，车很快就把他送到了医院。我非常感动，背他的阿尔巴尼亚人也是一身血，背他的人和受伤的人都分不清了。不幸的是，张宝玉因伤势过重牺牲了。29日，阿尔巴尼亚为张宝玉举行了国葬，非常隆重，也是最高级别的国葬了。我们都感到震惊，阿尔巴尼亚为中国援外人员举行国葬！当时，我们几个中方同事轮流守灵。送葬的时候，全城老百姓几千人送别张宝玉，场面非常感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追授张宝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社论，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专门到张宝玉家慰问。这个事情也体现了中阿友谊，我甚至感觉不到中阿有什么分歧。

我第二次去阿尔巴尼亚是帮助建设电视中心，大概干了7-8个月。这个电视中心建成后，我回国了。这段历史非常值得回忆，我也非常自豪。我在阿尔巴尼亚的工作条件非常好，生活待遇也十分优厚。我把这些写给我哥哥，他回信说，你们要好好给人家工作，为国家争光。我记得，当时我们援阿人员伙食费每人一个月200块钱，而在国内的月工资才三、四十块。耿飚当时是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看了我们的食堂之后说，你们这比我吃得还好。那时候，耿飚大使每月的伙食费也有40块钱。我记得有人说过耿飚大使抽烟还得借钱买呢。

我两次回国都是正常回国。所谓正常回国，就是工作完成了需要你回国了。虽然我还想在阿尔巴尼亚继续工作，但任务完成了就得回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第一次离开阿尔巴尼亚时还挺留恋的，而第二次任务完成回国时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我觉得，回国后还有其他任务，阿尔巴尼亚这儿该看的地方也都看过了，而且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再来。所以，我离开阿尔巴尼亚的时候，也是和阿方同事简单地告别一下。我记得，一个值班人员通过翻译说，我们希望你们再来，你们工作非常辛苦。

许多年过去了，我对阿尔巴尼亚还是有一些美好的回忆。阿尔巴尼亚毕竟是欧洲国家，文明程度比较高。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阿尔巴尼亚人很懂礼貌，接人待物都很讲究礼仪。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到阿尔巴尼亚，也养成了一些阿尔巴尼亚的生活习惯。比如，到现在我都是蹲着擦地，认为这样最能达到干净的程度。以后我又多次去阿尔巴尼亚，印象都非常好。阿尔巴尼亚人愿意和我们交朋友，待人很真诚，对工作也认真负责，敬业精神很强。2004年，我到了阿尔巴尼亚西雅克，到我70年代帮助建设的机房，还是老样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70年代那台红灯牌收音机锃光瓦亮。我问，它还能用吗？阿尔巴尼亚朋友说，能用，非常好用！机房里的发射机被擦得都能照人。阿尔巴尼人的敬业精神令人佩服。我有机会参加援阿工作是件荣幸的事情，也很幸运。不管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但是，阿尔巴尼亚也是支持过中国的。

(责任编辑：赵彩燕)

中图分类号：D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5)04-0111-12

作者简介：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张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尔巴尼亚语部记者、翻译(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