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档案记忆研究综述

2015-03-30 05:26吕颜冰
档案与建设 2015年8期
关键词:档案学社群范式

吕颜冰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上海,200444)

档案记忆研究作为一种新近的理论研究范式,已逐渐成为国内外档案学者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2013年,加拿大著名档案学者Terry Cook 在Archival Science 发表了《证据、记忆、认同与社区:四种转换的档案范式》一文,将档案记忆研究提高至范式的高度,这引发了国际档案学者的深度思考与讨论。本文旨在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国外档案记忆研究的经典文献进行分析,增进国内档案学者对于国外档案记忆研究情况的了解,探寻国内外档案记忆研究的差异,增强国内档案记忆研究的自觉性。

1 国外档案记忆研究概况

1.1 20 世纪70年代:档案记忆研究缘起于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参与

二战结束后欧美各国开始关注自然历史遗迹的保护,后来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领域。1972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1975年,加拿大皇家学会联合加拿大文化遗产司举行了“保护加拿大遗产”的专题讨论会。随后,欧洲与北美地区开展了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工程,档案馆作为公共记忆机构也参与其中。这促使档案学者重新思考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和档案实践传统。

1.2 20 世纪80年代:档案记忆研究始于集体记忆理论的传播

1980年,集体记忆理论开创者法国社会学家Maurice Halbwachs的《论集体记忆》英文版在美国出版,此后集体记忆理论开始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关注。1982年,Hugh A.Taylor 首次指出档案是一种定格于时空的集体记忆。但档案馆并没有拥有垄断“集体记忆”的权力[1][2]。档案馆不仅是档案保管的场所,还是积极塑造社会记忆的场所,也是历史重构的场域。1989年,法国历史学家Pierre Nora指出现代记忆最重要的是档案,档案馆是拥有建构历史记忆或者现代记忆的场所[3][4]。1990年,K.E.Foote 明确提出档案是记忆而不仅仅是比喻,呼吁档案学者重视档案记忆研究[5]。

1.3 20 世纪90年代:档案记忆研究发展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

20世纪90年,电子文件开始大量出现,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一些档案学、社会学、历史学学者开始审视后现代的档案学与档案职业,档案记忆研究趋向国际化。电子时代档案再次成为组织记忆和文献遗产领域的主角并为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提供建构方法[6]。1994年,在伦敦召开的题为“记忆:档案的问题”国际会议上解构主义创始人法国学者Jacques Derrida 做了“档案的概念:一种弗洛伊德派的印象”的报告,从否定后现代主义立场解构了档案的意涵、揭露了档案权力对世界文化的影响。1996年,第一届国际记忆会议在挪威奥斯陆召开,会议围绕“文献遗产是人类理解过去与洞察未来的基础”展开讨论,保护人类记忆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4 21世纪以来:档案记忆研究趋向成熟源于库恩范式理论的引入

21 世纪以来,档案记忆研究形成范式,档案记忆研究群体迅速扩大并形成了核心作者群,学术交流增多,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形成了“后现代档案学”与“后殖民档案学”两 种 研 究 路 径[7]。Terry Cook 与Eric Ketelaar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范式。该范式借鉴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强调在社会情景中理解和分析档案活动与档案文献[8]。“后殖民档案学”研究则以Jeannette A.Bastian 为代表,研究内容涉及殖民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与档案选择伦理、非传统档案研究、土著居民的档案信任、社群记忆。

2 国外档案记忆研究主题分析

2.1 档案与集体记忆关系研究

(1)档案是否是记忆的基本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档案是记忆并且档案记忆具有建构性。如Terry Cook认为档案馆保存着一个国家、民族、组织、活动、个人的记忆,档案是关于过去的、建构性的记忆,还指出档案继承了记忆的选择性[9]。另一种观点认为档案本身不是记忆而只是记忆恢复的来源,档案馆并不存储记忆,如Angelika Menne-Haritz、 Jeannette A.Bastian、Caroline Brown 都持这一观点。不过两种观点都认为档案与集体记忆是相互构建的关系,如Jeannette A.Bastian在《霍姆斯特德之花:档案与集体记忆案例研究》中的研究结论表明档案的长期保存有助于集体记忆重塑,同时集体记忆又能增加档案的价值。

(2)档案参与集体记忆建构的途径

档案在集体记忆中的角色主要通过档案鉴定和档案开放性访问实现。在《记忆未来:档案鉴定与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角色》中,Terry Cook首先指出档案塑造社会记忆主要是通过档案鉴定工作实现的[10]。Jean-Pierre Wallot 提出“建造记忆的宫殿”的观点不仅描述了档案馆保存集体记忆的潜在使命,并且指出了历史档案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有力联系[11]。Laura A.Millar 与Jeannette A.Bastian则进一步强调了档案的可访问性对于集体记忆塑造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历史档案的获取,一个社群在面对和理解群体的历史、形成社群认同时就会受到局限[12]。

(3)档案作为塑造集体记忆来源的局限性

集体记忆具有口头传统、行为表演、文字记录等多种表现形式,Hugh A.Taylor 理性地指出档案只是反映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13]。Verne Harris也指出档案只是记忆之窗的一瞥[14]。一些学者通过案例研究档案与集体记忆的其他表现形式做了实证性研究。如Marlene Ruth Warshawski 的博士论文《纳粹大屠杀纪念中档案的角色》表明不同组织机构对于同一事件的集体记忆可能会互相矛盾,对于记忆的代际传递仅仅依靠物理实体设施是不够的,需要建立机制加以强化[15]。Jeannette A.Bastian则以狂欢节为例研究了文化档案范式下集体记忆、档案、社区与认同之间的关系,从文化与传统保护视角将文化表达置于更为广泛的全面的档案框架之中。在此基础上她还进一步研究了档案馆作为文化话语场域的情况下如何建构一种适用于文化表达的档案框架[16][17]。

2.2 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

(1)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界定

“认同”是后现代档案学范式的核心话语,档案在构建历史、集体记忆和国家与民族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个体身份、集体身份和社会身份[18]。身份认同最早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的“异之物”(unheimlich)的概念,现代的身份认同是指对于期望已久的物体、群体或个人不约而同对其绝对的同一性和一致性做出声明的一个确认身份的过程[19]。集体认同是基于记忆选择性的过程,因此一个特定群体能够通过其共有的过去的记忆来认识自身。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实际上是将档案、社会/集体记忆、身份认同三者联系起来,实现了档案记忆属性在身份认同中的价值延伸[20]。档案保存是群体认同产生与保护的核心。档案与博物馆的馆藏、艺术品,口述历史、家族与社群、风俗与传统是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依赖的工具,这些是我们个人和集体感存在精髓的组成部分[21]。

(2)档案记忆与非主流群体的身份认同

档案通过参与集体记忆建构来实现集体认同,集体认同的核心是身份归属感。传统的档案收集与鉴定工作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策略体系,虽然在塑造国家认同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优势,但却忽视了边缘化群体对于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需求,导致土著居民作为小微群体同主流群体之间缺乏文化认同与集体认同。一些社区成员开始自发地管理和保存族群档案,一些族群、土著社群、同性恋群体、艾滋病群体、黑人群体及难民移民社群建立了社区档案馆。这些成员享有获取社区档案的权利,通过社群筹集资金,自愿加入管理社群档案保护与利用的方式,用实际行动中来保护他们的集体记忆,寻求社群共同的身份认同。社区成员自主决定对于他们而言什么是档案,应当如何利用,由谁利用,但他们大多没有受过专业技能训练,对于如何收集、整理和利用社区档案也是需要解决的难题。一些社群拒绝外界援助,认为非社群成员不值得信任而且不会对社区档案内容保密。虽然社区档案馆已经建成但是也存在访问者寥寥无几的尴尬局面[22]。

(3)档案权力与档案信任研究

此外,当前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网络文化受到大学生普遍欢迎。要充分重视并利用好网络资源和各类新媒体平台,如微信、QQ、微博等。习总书记提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可以通过网络建立支部联系平台,通过网络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分享学习心得等。通过微信或QQ群,还可以展开线上党组织生活会,发布学习主题和讨论议题,分享学习感悟等。

1.档案权力与档案记忆的关系

(1)档案与记忆间的结构性权力关系。Francis X.Blouin 指出了权力在档案与记忆之间的结构性关系[23]。他认为档案与记忆的内在联系在于结构性的权力关系,档案归档与阐释的过程常常间接地反映了档案权力,档案反映的权力关系是动态性的而不是静态的或固定的。

(2)档案与档案记忆的社会建构性。首先档案是社会知识框架的关键要素,它是一种社会建构[24]。强调档案所属的文化框架是理解档案馆作为社会记忆的机构和场所这一本质的关键,通过共有的文化理解框架我们才能理解过去,而档案正是构成这种文化理解框架的一部分。其次档案记忆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反映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25]。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统治阶级通过档案使权力合理化并通过一系列档案制度影响社会记忆的塑造。

(3)档案接待伦理与档案权力选择。Verne Harris认为档案权力的使用决定了档案所呈现给我们的历史记忆印象,他根据Jacques Derrida的接待伦理提出了“档案接待伦理”,将对于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接待伦理扩展为对于档案物理实体的接待,档案接待伦理实质上是档案权力如何使用的问题,表现在对档案的接收、鉴定与销毁时所表现出来的选择权。

2.档案可信性遭遇危机

档案馆因为能够提供可信的档案才赋予了档案作为证据并保证主体行为持续记忆的能力[26]。2012年,第十七届国际档案大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信任与档案”成为大会议题之一,这说明目前档案、档案馆、档案记忆遭遇了信任危机。

(1)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档案的产生。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档案收集策略导致了官方群体和非主流群体产生隔阂,社会边缘群体对于国家档案馆缺乏信任,因而也互相排斥。在欧洲殖民以前,土著居民的澳大利亚主要是口头文化,记忆通过诸如讲故事的叙述形式在代际间传递。为此,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承担了“信任与技术:为土著人口述历史建立档案系统”的项目,通过口头采访在本土人群体与档案服务间建立信任,以此促进记忆与知识的安全、可靠与真实。

(3)电子文件对数字记忆带来的挑战。20 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档案的研究逐渐成为档案学界的研究热点。因其具有易变性和可更改性,电子文件的可信性保证研究成为数字记忆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如何保证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可靠性、可读性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方向。电子文件的四个特征实质上也就是为了确保数字记忆的长期可读性、完整性、可信性。著名的国际间电子档案长期保存研究项目Interpapers第四期(2013-2018)就以“互联网下电子档案的信任”为主题。

三、结论与建议

(一)档案记忆研究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档案记忆研究带给档案学界的影响是显著的,它促使档案学者重新审视档案学科的基本概念、档案职业的角色定位、档案实践中的传统话语。档案记忆研究体现了由国家范式向社会范式的转换,它促使档案学者重新思考档案的本质与来源的定义,并为档案学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型、方法、理论与资料,但这种重新定义也并不是无限制扩展的,必须要考虑实践适用性与现实可操作性。

(二)档案记忆研究赋予了档案学新的社会功能

档案记忆研究作为一种参与式研究的社会实践,以档案社会融入的特殊方式而具有了现实意义。知识分子的特色一个就是批判,另外一个就是从事一种所谓的改造。档案记忆研究是一种理论建构式的研究,旨在评估现存的档案理论以形成新的理论方法,通过构建新的档案学理论影响档案实践最终促进社会民主与公平。此外,通过阅读经典文献可以发现国外档案学者具有强烈的档案职业使命感与显著的人文关怀气息,在行文用语方面力求简单,使用读者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阐释抽象的理论并且善于运用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理论假设的论证。

(三)应强化档案权力在档案鉴定与开放工作中的运用

国内的档案鉴定工作一直以来是薄弱环节,虽然已经纳入国家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国内部门省市档案馆馆藏甚至实现了100%数字化,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文件数字化也仅选取馆藏的5%。美国《联邦文件法》规定只有2%-3%的联邦机构文件能最终移交国家档案馆进行永久性保存。在这种制度规定与文化背景下档案鉴定与开放获取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性影响尤为突出。今后档案部门应当强化档案权力在档案鉴定与开放工作中的运用,更加大胆地遵循从严不从宽的原则,凸显档案部门影响社会记忆的过滤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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