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

杜子腾

法律在大多时候下的严肃与冷静可能在某一点处成为无情与绝望。本村就是那个体验到法律无情与绝望的倒霉蛋。但同时他也是幸运的，因为几年的努力他终究让残忍的杀人凶手F得到应有的惩罚

看过电影《告白》的读者一定会对片中进行复仇计划的女老师森口留下深刻印象。一句“虽然法律保护着你，但是我不会饶恕你”表达了一个受害人亲属的全部愤怒与无奈。面对蓄意杀害自己女儿的未成年罪犯，法律无能为力，森口只好借助自己的力量施行了被现代法治社会所摒弃的“同态复仇”。这样的剧情虽然夸张，却真实地反映了日本法律之中有关未成年保护部分不合理的地方。在道德、伦理与法律的交叉地带揭开了顽固存在很久的伤疤。

《与绝望抗争》反映的就是日本社会中真实存在的这块伤疤。书里同样讲的是有关未成年犯罪的问题，但作为纪实文学，它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日本社会面对业已习惯的法制体系受到道德、伦理考验时的艰难转型。其中个人命运的抗争，社会组织的努力，媒体的持续跟进都紧紧抓住了人心。以至到后来惊动了日本首相，牵动整个社会的神经，并由此开启相应法律体系的修改与完善，使得正义终得伸张。整个过程既有小人物的坚持，又有大背景的改变，司法体系因一点而改变所引发的转型阵痛都完整的记录下来。难以置信，这竟然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本书依据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案件之一“光市母女被杀案件”而写成，全面还原了这起震惊日本社会，引发日本司法改革的案件。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四日，日本山口县光市积冲田地区七栋四楼，年仅二十三岁的本村弥生与其仅仅十一个月大的女儿夕夏被人杀害于家中。发现现场的人是与弥生同龄的新婚丈夫本村洋。仅仅四天之后，也就是四月十八日，年仅十八岁的犯罪嫌疑人F被警察逮捕。而自从逮捕F之后，怪异的、不合情理的事情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媒体报道不允许直呼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同时受害者弥生、夕夏以及本村和他的家人的名字却一再被媒体报道；对案件的陈述也因为F的存在而隐去了其中残忍的事实部分，同时对于本村一家的各种情形却一再的曝光；F手段再多残忍都极有可能依据“量刑基准”判处无期最后再减至七年的刑期，同时本村作为受害人家属却无法陈述其意见且没有为妻女伸张正义的合理地位。一切的天平似乎都不可思议的向杀人者倾斜！

判决结果被认为是不可理喻，但这就是事实。因为F的“未成年”身份，因为“量刑基准”的存在，因为“先例”的存在（日本是大陆法国家，不存在判例，但此处的先例特指同类型案件对本案件的指导作用，类似于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继承了战后民主主义的日本奉行了保护犯罪者权利的法律信条，并将其与人权几乎画了等号。由此确定了日本刑事法律中对于犯罪者权利的保护。这种保护在遇到犯罪者为未成年时强度之大超出了正常人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是日本独此一家的做法，通行的法系中这是被各国都接受的。但是，普遍接受并不意味着其存在的合理性。

其实这起案件涉及一个很深的法哲学问题和很复杂的法律技术问题。首先一点，要知道法律的存在是力量博弈的结果，但这种博弈处于永恒的动态之中，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不同的力量比；其次一点，要知道法律的存在具有滞后性，大多数时候法律是能跟上社会的发展，但新事物的发展总会先于法律而出现，法律从制定到生效再到运行总会迟到；最后一点，整体的法治运行肯定避免不了局部的不公正的发生，因为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来讲，既有中间环节过多而效力式微的问题，又有个体间法律素养差异的问题。所以很难保证完全的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在很多时候都会让人失望；尤其是当其受制于自己的迟滞与组织拖累时更像是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

在本书所谈到的案件里，涉及这样的博弈：一方是杀人凶手，另一方是被害人及其家属；法律严惩消灭他人肉体的行为，所以逮捕了F；此时的法律与我们的常识没有出入，站在了被害人及其家属一边。一方是“未成年”犯罪人，另一方是国家公权力机关；法律保护人权，所以制定未成年保护法并依据其对F进行必要的保护；此时的法律受卢梭等人思想的影响，为了极力避免公权力的滥用，站在了F一边，看似公平，但恰恰因为忽视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权利而造成了困境。这是本案之所以发生的法律症结之一。一方是坚持“废除死刑”的律师团体，另一方是极力要求死刑的个案正义伸张者；法律的来源——社会及其哲学思想并没有给出唯一的答案，所以自由裁量权全部落在了法官的手里。一方是业已制定的法律，另一方是符合道德与人性却独独不合法的行为；依据现行法还是依据公理判定？执法者很难抉择。

当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机器下的法律前景交织在一起必然是带血的。法律在大多时候下的严肃与冷静可能在某一点处成为无情与绝望。本村就是那个体验到法律无情与绝望的倒霉蛋。但同时他也是幸运的，因为几年的努力他终究让死去的妻子与孩子瞑目，让残忍的杀人凶手F得到应有的惩罚。有时候法律是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可是顽强的本村却“驯服”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