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盎格鲁和诺曼时期教会与王室在对外贸易中的影响

2015-04-01 22:11蒋继瑞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6期
关键词:盎格鲁诺曼王室

蒋继瑞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英格兰盎格鲁和诺曼时期教会与王室在对外贸易中的影响

蒋继瑞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讨论了英格兰盎格鲁和诺曼时期的对外贸易,认为其延续了罗马时代的部分活动,但教会、王室对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有明显的影响力。从当时的进出口商品中可以窥见,奴隶、呢布和葡萄酒等商品的对外贸易在教会和王室的消费需求下逐渐走向发展,同时这一时期的贸易发展也推动了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对外贸易的发展。

盎格鲁和诺曼时期;英格兰;教会与王室;对外贸易

英格兰的对外贸易,从罗马时代开始已经存在。而到中世纪早期,即本文提到的盎格鲁时期,其贸易活动已经开始越来越频繁。虽然在11世纪城市复兴之后英格兰的对外贸易方显示出其影响力,然而有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有一些影响贸易活动的因素在盎格鲁和诺曼时期已经开始发展。

盎格鲁和诺曼时期的对外贸易,国内外学者大都在论著中提及,但是较少进行专门的论述。例如英国学者波斯坦认为英格兰的出口贸易从盎格鲁时代就存在,贸易交换的商品基本延续自罗马时代[1]。洛恩指出,虽然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国,常常被定义为萧条、停滞,但是海外贸易是真实存在。而在弗里斯兰人和丹麦人到来之后,贸易情况有明显的发展[2]82。马克垚的《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对这一时期工商业有整体论述[3];罗淑宇在论文中提到,不论是国内的地区性贸易还是国际性的长途贸易,都为当时城市的兴起提供了长足的动力[4];崔洪健在论及盎格鲁时期的货币体系时提到,与欧洲大陆之间贸易客观上刺激了银便士的铸造[5]。

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些材料的整理和解读,讨论对外贸易中教会、王室对它的影响,证明他们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中世纪的政治和外交等领域,同时也推动了当时的贸易发展。

一、盎格鲁和诺曼时期对外贸易概况

在讨论英格兰这段时间的对外贸易时,需要特别注意:当时存在着一部分的海外交换,并不属于贸易的范畴,即教会或者修道院之间的礼物交换,或者贡品、战利品的获得,不属于自由贸易范畴。按照波兰尼的分类,认为当时的贸易主要分为三部分:①礼物贸易,建立在互惠基础上贸易;②管制贸易,建立在分配控制和价格管制的基础上的贸易;③市场贸易,类似后来的资本贸易[6]。

这一时期的贸易,由于参与生产和消费的人群主要是王室、贵族以及教会等,因此其贸易商品既与12世纪之后存在一定交叉,也表现出与之不同的特点。

1.出口贸易商品方面

主要是奴隶、金属及金属制品、呢布等商品。盎格鲁和诺曼时代的英格兰存在奴隶贸易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战争的需要,中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欧洲就已经存在奴隶军队或者雇佣兵;另一方面是由于合法惩处沦为奴隶,或者是迫于经济压力而进行的自我出卖。7世纪时,法兰克人已经建立奴隶买卖的路线,在约克也有专门的奴隶市场。当时法兰克的有钱人拥有上百名奴隶,其中撒克逊族的人占大多数。有材料表明,直到11世纪,在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尔仍然存在奴隶贸易[2]91-92。盎格鲁诺曼时期的英格兰,奴隶出口常常被用于补偿进口许多价格高昂的奢侈品,从而实现大致的贸易平衡。随着中世纪中后期其他商品出口量的增加,奴隶贸易在11世纪的份额已大不如前。

出口的金属,主要是银、铅和锡等用于造币的金属以及金银。有证据表明,在帕维亚,英格兰商人至少在罗马主教区缴纳过三年以上的税,50磅的纯银是最大的商品[2]99。英格兰与法国之间也一度存在金银圣器的往来贸易。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低地国家以及法国,都发现了来自英格兰的、被广泛使用的货币。有证据证明,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现了大量的银便士是来自英格兰的,这种货币在瑞典和冰岛尤其常见[2]92,95。

呢布虽然直到13、14世纪才迅速成长为英格兰大宗出口的商品,但在盎格鲁时期已有呢布出口贸易。公元800年,圣伯丁主教保留一部分税收,用于购买英国的呢布。甚至在穆斯林世界,英国的毛纺织品都享有盛誉。从9世纪到11世纪的大约两百年间,有很多来自阿拉伯的订单。而弗里斯兰人在其中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2]89。根据波斯坦的估计,英格兰从7世纪晚期开始出口布匹,它们被弗里斯兰商人带到国外。这种布在有完善建立的市场上被购买和使用。从查理曼给奧发国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件当中也可以看出,其中抱怨给加洛林军队士兵制作军服时,使用的英国布匹质量低下[7]。

另外,有一些学者在其研究中提到,英格兰这一时期还出口少量的羊毛、兽皮、农产品,以及芝士类的食物等,但其具体的贸易份额尚无法确定。

2.进口贸易方面

在进口商品中,奢侈品占据大比例份额,如葡萄酒、玻璃制品、丝织品、香料等。有学者将1000年左右英格兰的进口商品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类:商人们携带鲸制品和葡萄酒从法国北部的鲁昂来,携带呢布的原料从佛兰德来,携带铜合金、金属制品、丝绸和香料从默兹河谷来,携带农产品、布匹和染料从蓬蒂厄来[6]196-197。另外,来自北欧和意大利的商人,也在盎格鲁和诺曼时期与英格兰有一定的商业往来。

葡萄酒是英格兰进口贸易当中的大宗商品。从8世纪开始,法国人习惯使用双耳瓶运送莱茵河地区的葡萄酒。一个世纪之后,这种陶器在伦敦、坎特伯雷已相当常见。末日审判书中记载,在英格兰南部有一个葡萄酒市场,但是附近并没有分布葡萄种植园,能够在这一地区进行集中的葡萄酒买卖[2]92,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充分证明了葡萄酒的海外贸易活动。玻璃制品在约克郡的塞维比(sewerby)被发现,在出土的19个墓穴当中挖掘出679个用泥土、琥珀、黑玉、水晶和玻璃制作而成的串珠。其中很多材料虽然可以在本地采集,但是水晶和玻璃一定来自海外,因为英国这一时期虽然有玻璃加工场,但是无法自产玻璃。墓穴中妇女们佩戴的串珠,主要来自欧洲大陆的法国或者德国[8]137。另外,英格兰还从法国和莱茵地区进口酒器,从德国进口火山石,从东非或者印度进口象牙。之所以有这样的推断,是因为英格兰本土无法自产这些商品[8]138。商人们将欧洲大陆的奢侈品运往英格兰,如稀有金属、布匹,华丽的布匹和丝绸,象牙和锡,硫磺和玻璃[9]145。

从上述的进口贸易中可以看出,当时英格兰消费这类产品的主要是上层社会。帕利泽在《剑桥英国城市史》当中提到的,他们的贸易大部分是为了满足王室及其服务人员的需要[9]106。而中世纪前期王室、教会等大家族对奢侈品的需求,一般的小城镇无法满足,需要从远方获得。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及以后,地主的一般贸易都是直接通过其代理商,甚至是直接通过他们自己的船只进行的[9]109。另外,有一部分贵族选择直接参与当时的对外贸易活动。这种参与贸易活动的范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扩展。

总之,盎格鲁时期已经存在对外贸易活动,它们的变动与当时的社会需求联系紧密,尤其是与教会和王室的联系。这一时期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奴隶和金属,这些商品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填补进口奢侈品的空缺。有学者认为11世纪前后存在某种程度的商业革命[10],如果从参与对外贸易的商人的角度看,在11世纪之前的贸易商人,大多是存在奢侈品需求的当权阶层,而从11世纪开始,参与贸易的人群开始扩展和丰富。

二、教会和王室在贸易活动中的影响

虽然地区间的战争、海洋环境的改变等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某种商品的贸易情况,但从人文社会方面来看,教会和王室对当时英格兰对外贸易的走向存在重要的影响。

1.教会权力的影响

在整个中世纪甚至更长的时期,教会、教士、修道院等组织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盎格鲁和诺曼时期,教会内部经济因素的发展和教会对外的交往沟通,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以修道院、教区为中心的教会经济区,在中世纪早期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经济体,并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盎格鲁时期的考古发现显示,当时的修道院实际上是一个集生产和贸易为一体的经济中心。例如诺森伯兰郡的贾罗(Jarrow)、约克郡的惠特比(Whitby)和哈特尔普尔(Hartlepool)修道院,他们从外国进口的主要有酒器、玻璃等。同时他们自己生产纸张、纺织品和金属制品等,可能也是出于贸易目的[9]11。有资料证明,伦敦的圣保罗教区最早从11世纪开始发展,他们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占据稳定的地位,他们参与对外的钱币和奢侈品的贸易,且在乡村拥有土地[8]206。

地区间、国家间的教会联系是两个地区或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条件。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呢布出口至弗里斯兰,由当时拥有广泛通货的弗里斯兰人制成著名的弗里斯兰披风,广销阿拉伯地区[11]。公元800年,圣伯丁主教特意保留一部分税收,用于购买英国的呢布。在当时的穆斯林世界,英国的毛纺织品是享有盛誉的[2]89。林恩认为,英格兰与地中海的直接贸易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得到了恢复。如公元1027年,英格兰国王卡纽特(Canute)来到罗马,试图与当时罗马帝国国王康拉德(Conrad)二世商量,减轻他们对于英格兰商人的重税[2]99。由此可见,当时国家和地区统治者的一些外交或者政治行为是出于贸易考虑。

以宗教因素为推动力量而进行的海外贸易也由此开始。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在7世纪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王国与欧洲大陆之间存在贸易,但是许多教会和传教士的活动证明,有数量可观的人们穿过海峡,到达欧洲大陆[12]9。在伦敦,来自麦西亚的埃塞尔博德人曾获得免税特许状[2]88。S.布鲁克在其书中提到,法国与英格兰之间,曾有人尝试建立有利可图的航线,从北法,经过瓦恩特萨姆到伦敦和坎特伯雷。途经的教会征收类似皇家通行税的费用,商人可以在敏斯特、卡尔弗和罗契斯特之间往来,可以在伦敦或者是福德威奇进行商品的买卖[12]9。由此可见,几个较大的教区之间有经济往来,他们一方面实现宗教交流,一方面也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

2.王室权力的影响

这种权力向贸易活动的倾斜,一方面出于政治或者战争的需要。典型事例是,查理国王曾经一度禁止市场贸易,以此作为外交过程中的经济武器。而奧发国王也曾试图进行商业限制,从当时的法庭记录可见,他们试图在进行羊和羊毛的贸易时展开商战。公元790年,法兰克的港口仍然没有开放,一个名叫阿尔坤(alcuin)的教士被派去英国求和,为他们后来决定通商奠定了基础[2]88-89。

出土于盎格鲁时期肯特地区的一些金属制品和加工品,与在法国西北部发现的类似,说明这一时期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从在肯特王国统治时期发现的典型的外来手工制品中可以确定,他们之间的贸易是有历史根源的[12]11。“7世纪晚期,一种称之为‘sceattas’的银币开始广泛的应用在英格兰和弗里斯兰之间的贸易中。货币上的图案表明,这个时候的货币受到罗马、墨洛温和北方的三重影响。而盎格鲁-弗里斯兰货币体系在8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并有广泛的影响。”[2]86阿尔弗雷德王于886年重新在伦敦建立政权,他发展埃克塞特的市集和港口,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英格兰南部海岸的贸易量开始增加,以贸易为生的沿海城镇也相应增加[8]112。

英王埃塞雷德二世在公元991年前后颁布的法令当中规定:每一艘进入河口的商船,即使他们不属于休战协议当中的国家,也应该为其提供保护。如果他们在被袭击的情况下进入城镇,他和他的商品都应该被保护[13]40。埃塞雷德四世时期,关于进口有更加详细的规定,进入比林斯盖兹的船只,小船每只需缴0.5便士,携带船员的大船每只需缴1便士,大型商船每只需缴4便士,布匹的缴税需在每周二、四和日进行。携带葡萄酒或鱼的鲁昂船只,每只大船需缴税6先令和5%的鱼。来自佛兰德、诺曼底和蓬蒂的商人需根据实际携带商品进行缴税。任何国外皇家船只拥有与本国王室同样的特许权的,才有资格通行,但是他们不能越过行政官享有特权,他们需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时缴纳两尺灰布和一尺棕布、10磅胡椒,以及一定量的醋[13]71-73。

王室颁布了很多关于商人和贸易的特许状。“在公元1066年之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拥有不同的特许状,用以排挤来自德国和法国的商人。直到12世纪,丹麦和挪威商人仍然拥有与其他外国商人不同的特许状,他们被允许整年呆在城市,其他国家的商人则被严格规定只能停留40天。丹麦人甚至还拥有进入英国其他市场和集市的特许。”[2]97-98从一部分王室对于集市和城市的管理的条款可以看出,在英格兰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对于贸易的限制也相对严格。例如国王阿特尔斯坦在10世纪上半叶试图恢复国家秩序时颁布的法令,其中包括:一切买卖行为不得在城市之外进行,除非有公务人员的担保,才能将超过20便士的东西带出城,任何人都不得越洋出售马匹[14]。

三、结 语

中世纪前期的欧洲,经济和社会由于地理环境、交通限制等诸多因素而出现不同的发展轨迹。随着非自给自足性质的生产的发展、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交换的出现以及后来地区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地区间的交流开始频繁,并逐渐形成越来越紧密的经济体,这样的经济体共同推进了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早期的西欧工商业的发展。

欧洲的对外贸易活动在中世纪始终没有完全中断,11世纪英格兰城镇的复兴、10世纪开始汉萨同盟城镇的迅速发展[15]、意大利商人的商业和金融活动等诸多要素共同构筑了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而英格兰作为欧洲西北部的主要贸易活动中心,其贸易格局和特点影响着整个贸易区域的发展轨迹。从盎格鲁和诺曼时期开始,教会和王室不仅主导政治、外交,而且已经开始涉及商业贸易方面的管理和控制,不但因为商业贸易与他们之间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逐渐成为参与贸易活动的重要阶层,这种由此形成的阶层结构和资本来源对英格兰中世纪中后期的的贸易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1]POSTAN M M.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in the middle ages[M].London:Penguin Books,1973.

[2]LOYN H R.Anglo Saxon England and the Norman Conquest[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1.

[3]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崔洪健.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货币制度形成初探[J].北方论丛,2013(6):107-111.

[5]罗淑宇.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国城市兴起原因初探[J].北方论丛,2009(6):60-63.

[6]PELTERET,D A E.Anglo-Saxon history:basic readings[M].New York:Garland,2000:324.

[7]POSTAN M M.Medieval trade and Fin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209.

[8]CRAWFORD S.Daily life in Anglo-Saxon England[M].Santa Barbara,California: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8.

[9]PALLISER,M D,CLARK P,DAUNTON M J.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0]WOOLGAR C M,SERJEANTSON D,WALDRON T.Food in medieval England:diet and nutri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104.

[11]LLOYD T H.The English wool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1.

[12]BROOKES S J.Econom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Anglo-Saxon Kent AD 400-900[M].Oxford:Archaeopress,2007.

[13]ROBERTSON A J.The laws of the kings of England from Edmund to Henry I[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5.

[14]DOROTHY W.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I:c.500-1042[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419-420.

[15]刘杰,葛召明.汉萨同盟与中世纪西欧贸易区的形成[J].沈阳大学学报,2011(2):54-57.

【责任编辑 李美丽】

Impact of Church and Royal Family on England’s Overseas Trade during Anglo-Saxon and Norman Period

Jiang Jirui

(School of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England’s overseas trade during Anglo-Saxon and Norman period was analyzed.It considers that,the trade was the continuation of certain business activities in Roman time,nevertheless,the church and royal family played their vital role in overseas trade in such period.Most of the overseas trade such as slave,cloth and wine were developed with the push from these two classes.The oversea trade in the Anglo-Saxon and Norman period also becomes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promotion of England’s foreign trade after Norman Conquest.

Anglo-Saxon and Norman period;England;church and royal family;oversea trade

K 131

A

2095-5464(2015)06-0773-04

2015-08-16

蒋继瑞(1984-),女,山西太原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猜你喜欢
盎格鲁诺曼王室
摩纳哥王室婚姻
德国历史学派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批判及启发
小孩的世界
被选中的史诗:《贝奥武甫》手稿经典化历程考略
八对王室夫妇的现代童话
给王室洗碗不容易
小资女人和绅士男人的三个夜晚
金融危机背景下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重新审视
高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