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叙事与民族性的塑造

苏锑平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风景叙事与民族性的塑造

苏锑平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分析了风景叙事与民族性的关系,认为风景对于民族性的塑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我们今天的民族认同中,语言、领土或历史都不是最重要的,风景作为话语形式、现实的再现以及实存的现实,深度渗透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中。

风景叙事;民族性 ;文学;想象

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评价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时说道:“在浪漫主义诗歌中,风景常常取代了缪斯,正如诗人与缪斯的关系可以呈现出多种形态一样,在浪漫主义写作中,诗人与风景的互动也变得丰富多彩。”[1]在这里德曼指出风景其实不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它存在于和诗人的互动之中。据日本的小川环树考证,“风景”一词最初出现在《晋书·王导传》中的“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小川大致认同秦鼎所注之“风光景色”解,但是其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到六朝时大致相当于西洋绘画术语light and atmosphere的意思,唐宋以后则渐渐失去“光”的意义,变成“人之所观览的一切”或所表现的景象[2]。这里景与人联结在一起了。

现代的“风景”意义则取道日本来自英语的“landscape”。Landscape在中世纪的英国是指由一个地主控制或一个特殊人群居住的地方;17世纪之前受荷兰风景画的影响逐渐变为 “景色”(scenery)的意思,之后又变为“用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土地或领土的一个部分,包括所有可视物体,尤其是其形象化的侧面”。1925年该词被引入美国地理学中,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即“由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显著联系形式而构成的一个地区”。1984年科斯格罗夫(Cosgrove)将其重新定义为“观察的方式”而不是影像或物体,他解释说这种观察方式是意识形态的,不同阶层的观察视角是不一致的[3]。1988年他进一步明确指出:“风景是一种文化意象,一种表征、构成和象征环境的绘画方式”,并且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风景是非物质的(immaterial),它们可能以不同的物质形式在许多不同的表面上呈现出来,比如画布上的绘画、纸张上的文字或者地面上的泥土、石头、水文或植被。与风景画或风景诗相比较,风景公园虽然可以触及却不一定更真实,也不一定更虚假。”[4]实际上,言语风景、视觉风景与人为风景间的历史是相互交织的、非常复杂的,要理解某一处风景常常需要求助于那些文字或言语表征系统对它的意义的建构。风景不仅仅是风景,而是人的主观意识的表征,是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因此,风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观看的方式。

一、风景与文化共同体

风景对于民族性的塑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因素。伊莱亚斯·卡内蒂曾经在一篇短文中说道,在今天所说的民族认同中,语言、领土或历史都不是最重要的,把种种不同个体变成某一特定民族的自觉成员的关键因素是一种称之为民族的“大众符号”(crowd symbol)的东西。欧洲大多数民族都有这样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能够产生和维持着一种普遍的民族归属感,比如对英格兰民族来说就是海洋、对德国人来说是森林、对瑞士来说则是山脉[5]637。

把风景与文化共同体联系起来并不是现代才有的事情,古代很多民族就把自然环境与集体认同联系在一起,在希腊化时代就有种种表现,他们认为在某种环境下生活的人比其他人可能更文明、更高级。古希腊的戏剧家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示气候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文化的不同。这些先贤的表述对后世的罗马作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元1世纪时的塔西佗(Tacitus)曾经就说日耳曼民族之所以粗鲁、落后是与他们所处的条顿森林(Teutonic woods)有密切关系的。然而只有到了16世纪,当欧洲以外的文化被发现时,一些欧洲国家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他们很少再用表示一般概念的“自然”,而更多的使用表示特定概念的“风景”。“风景”不同于“自然”的地方就在于人对自然的干涉而获得了文化意义。16至17世纪的许多大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博塔罗(Giovanni Botero,c.1544—1617)、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等都阐发了这样的意思,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他们对自然的开发程度。博塔罗曾经说:“自然提供的是一个原材料的形式,而人类活动则为自然构成注入丰富多样的人造形式,因此自然之于工匠正如原材料之于自然中介。”[5]639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人类的改造,自然才能构成风景。

风景与民族性的关系在18世纪得到了系统的阐释,尤其是在孟德斯鸠、卢梭和赫尔德的著作里,他们对地理环境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有过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了民族特性,而有人认为地理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其他还有宗教、法律、道德、习俗,等等。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启蒙主义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处于变革时期,一切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传统的宗教归属感和社会安定感都急剧下降,只有自然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是稳定的、平静的、纯洁的,在这种情况下风景成为社会定位的关键因素。在西方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过多次,比如希腊化时期,当城市化冲击着他们的生活时,作家们就开始建构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环境。文艺复兴时期也是同样的情况,当宗教事件此起彼伏、科学思想和道德模式产生新的变化时,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因而自然得到格外的关注。

德国画家菲利普·奥托·龙格(Philip Otto Runge,1777—1810)在评论18世纪末风景艺术的崛起时说:“我们处于各种宗教流派的边缘,一切都变得轻飘、脆弱,所有的东西都指向风景艺术,希冀从这些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的东西,却又不知从何处着手。”[6]甚至某些特定的风景被作为政治化的自然成为寻求民族根源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它们成为18世纪后半期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中最重要的资源。

二、风景叙事与英国性的建构

西方学界关于风景与民族的关系研究大致有几种理路:①原始主义的拥护者把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附看成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心理需求,是一种普遍长期存在的现象。胡森在《地理与民族认同》中持有这种观点[7],格罗斯比也持同样的观点,只是用了一个意义更宽泛的词“地域性”(territoriality)[8]。但是他们没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地理或风景的依赖在不同时代会有显著差异。②另外一些学者认为通过对风景的描绘可以反应一个民族的精神,比如自由或独立。在胡森主编的《地理与民族认同》中一些学者就坚持这种看法,美国学者温迪·J·达比也认为英国的风景和风景叙事对英国民族的塑造和认同产生了巨大的作用[9]。风景对于民族性与民族精神的积极作用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10]。③通过确认风景符号在特定文化、政治语境下的公共角色定位而强调环境方面的[10]。

虽然这三种理路都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在处理风景与民族性的关系时三者都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因此有学者提出通过“自然的民族化”(Nationalization of Nature)和“民族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 of the Nation)框架来阐述何以山脉是构造瑞士民族特性最重要的因素[5]642。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多从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等角度对实体风景进行研究,考察实体风景对民族认同和民族特性的影响与形塑。但是也有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风景的形塑作用的,如安妮·华莱士曾经就考察了徒步游览风景在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地位,她写道:“徒步者置身于农夫放弃的思维空间,以此达到维吉尔式的田园诗境界……通过回顾和表达过去的价值改造个体与他所在的社会。”[9]2实际上,风景无论是再现的还是实际的,都是身份(status)的附属物,是认同的缘起,是自我或集体意识的再现,经过意识形态化再现的风景甚至可以起到更强的固化身份和强化自我或集体意识的作用。

风景的再现有多种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文字与绘画,在英国民族意识的形塑中,这两种形式的再现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关于英国民族意识的形成,历史学界有过长期的争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提出英国民族意识形成期的观点。以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英国人的自我意识产生于诺曼征服以前,即诺桑布里亚王国的建立[11];以美国历史学家梅特兰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诺曼人是英格兰民族的缔造者,因为之前的英国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只有在诺曼人引入政治集中统治之后,英格兰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12];而以西顿-沃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从语言的角度来确认英国民族意识的征象,他们认为在13世纪之前,无法从语言上判断是英吉利人还是法兰西人,因为都是说的诺曼法语[13]。这些征兆从定义上看来确实可能构成英格兰民族意识的起点,但是却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当时的人有比较明确的英格兰或英吉利意识,也许直到亨利七世时,这种意识才相对明显。这个时代的一位威尼斯使节写道:“他们认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以外就没有别的世界,而当他们见到一位漂亮的外国人时,他们便说‘他长得像个英格兰人’,并说‘可惜他不是英国人’。”[14]

英国学者琼斯认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这时的英格兰才与基督教世界决裂,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15]10-15。但是不管从政治还是语言上来看,威尔士和苏格兰都没有被纳入到英国意识中来,尽管早在1536年威尔士就已经与英格兰合并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盖内所言:“中世纪所谓的民族不过是族群而已”[16]。真正把英国本土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应该是18世纪70年代俄国女皇凯瑟琳的一次瓷器订购。当时凯瑟琳女皇向英国的韦奇伍德(Wedgewood)订购952套骨瓷餐具,并且要求每件餐具上有一处不同的英国风景。这次订购让英国人发起一次全国性的风景普查,在历时一年多的调查中记录了2 000多处具有英国特色的风景,最终采用了其中1 244种。正是这次采购,让英国人意识到英国风景迥异于欧洲大陆的独特之处并且具有非常迷人的魅力,因而使得英国人开始正视英国的风景,特别是苏格兰与威尔士的风景。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约翰逊和包斯威尔、英国风景画家吉尔平(William Gilpin,1924—1804),以及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在游历了苏格兰之后纷纷出版游记记录他们所见到的异样风景,但是真正给英国风景赋予民族特性的是华兹华斯。华兹华斯一生踏遍英伦三岛,游历了三岛的山山水水,把体现英国风景的英格兰泰晤士河、瓦伊河谷、西北湖区,威尔士的斯诺登山,苏格兰的雅鲁河、高地风格再现在他的诗歌中,成为英国的名片,特别是西北湖区,正因为他的描述而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景区,成为英国文化的标志,而之前的湖区还被吉尔平称为是“令人不愉快的”地方。华兹华斯对英国的风景充满了自豪感,他赋予一山一水以独特的民族精神,赋予一草一木以深刻的民族内涵[17]181,正如他在诗中所描绘的:

重新呼吸在我们生身的国土上!

鸡鸣、钟声,袅袅上升的炊烟;

那边草坪上穿着白袖子衬衫

奔逐嬉戏的儿童;滚滚海浪

不断扑打白垩岩峭岸的喧响;

——这一切,这一切都是英国的!我从前

也常来这一带,眺望这翠谷青山;

却不曾像此刻这样心欢意畅。

欧罗巴还披枷带锁;暂且别操心,

别管它。你是自由的,我们的祖国!

——《登岸之日作于多佛尔附近山谷中》[18]

华兹华斯通过把英国风景作为民族特有的存在而嵌入其灵魂,深深影响着英国人民。通过华兹华斯民族化的描绘,英国的风景纳入了英国人民的视野之中,逐渐销蚀人们心中的意大利情结,创造了英国版本的风景,使风景与居于其上的人成为一个整体,以至于“职业水彩画家开始对湖区趋之若鹜”[9]87,也引来无数游客对本国风景的赞叹。正是因为华兹华斯对英国风景意识形态化的再现,英国风景开始以其自身特色和价值成为英国民族综合体的一部分[17]18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19世纪是方言化的词典编纂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精力充沛的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19]印刷出来的方言文字就是一种共享的符号,一种新式的“圣餐饼”,不是被身体而是被心灵吸收。是的,词语和文字确实具有很大的威力,那些看似形象实则抽象的语词往往给人丰富的想象,而民族很大程度上依靠想象,因此琼斯才说:“英格兰人的自我意识与爱国主义情怀并非来自人们所想象的历史,而是首先体现文学作品中”[15]10。其实不止是英国,在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对风景的再现成为想象最好的载体,也是民族意识的重要承载体,尤其在特殊时期。比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风景不约而同的成为文学再现的对象,本身不具意识形态的风景自然成为号召民族一致对外的有力武器,风景成为填平缝隙的粘合剂,通过对风景的意识形态化,很容易使人们获得情感上的一致性和认同[20]。

三、意识形态化的风景

即使不是刻意意识形态化的再现风景,风景也能成为一个民族的名片,就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哈代的威塞克斯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尤其是威塞克斯和湘西。尽管作者呈现的是一种日常的、寻常的、普通的农村风景,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缩影。比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并没有被理想化和圣洁化,作者只是描摹寻常风景、描绘普通人的形象和日常生活,只是单纯的把风景呈现在读者面前,就像是一张张风景日历,一个个寻常情景被他定格在画框里。沈从文在他所描摹的风景里只是充当了故乡的代言人,帮助外面的人认识湘西,避免被外人一味神化或妖魔化。因为沈从文的“客观”呈现,湘西风景没有因为本地人的漠视而沉没,也没有因为外地人的神化或妖魔化而变味,其“本真的”呈现使湘西风景成就了中华民族独特一景。然而这种貌似本真的呈现实际上加入了作者的判断,已经意识形态化了,因而不知不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图标,成为中国民族认同的一个标识。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写道:“词语的威力和它唤起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他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魅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21]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往往是这种作用的最佳体现,通过语词唤起一种指向某种风景的形象,读者通过感觉与想象再现这种形象,唤起人们的认同感。英国的湖区与峰区就是一群文化精英建构出的英国民族认同之地,湖区与峰区的风景成为民族情绪的共鸣板;而中国的湘西则是沈从文以一己之力建构出来的文化图标和民族情感的策源地。这些建构过程将中立性质的地理领土变成文化定义的风景,生成并归化了它们和居住者的身份。风景话语并非“想象的共同体”的非任意性符号,风景也不仅仅是一个名词,风景还是一种文化权力的工具,也是社会与个人身份赖以形成的文化实践。文化生产不仅仅模仿现实,而且形塑着现实[9]12-16。因此无论是将其作为话语形式、现实的再现,还是实存的现实来审视,风景都深度渗透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

四、结 论

风景本身不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而是人为建构的结果。风景叙事是人为建构风景的一种主要手段,这种叙事既非客观也非中立,而是主观感性的,风景叙事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叙事。这种叙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联结在一起,使相互之间形成天然的亲近感,构建出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但是民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会随着人类群体结构的裂变和重新组合,随着人们观念的更新而产生新的内涵[22]。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人口流动的加速、信息和文化的交流加剧了世界各民族的同质性,民族的界线也变得相对模糊。在新的条件下,民族性能否保持,是否应该保持,以及如何保持,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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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立坤】

Narrative of Landscape and National Traits

Su Tipi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128,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of landscape and national traits is analyzed.It considers that,narrative of landscap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national traits,and even a fatal role,to some extent.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language,territory or history are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landscape,which is this kind of “crowd symbol”that can combine different individuals into a national community automatically.Landscape,whether as a form of discourse,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or as real reality,is perme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knowledge.

narrative of landscape;national traits;literature;imagination

G 05

A

2095-5464(2015)06-0816-05

2015-07-25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3YJA752025);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2015]9059);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4J2038)。

苏锑平(1978-),男,湖南邵东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讲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