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视域中的反法西斯叙事
——论刘盛亚的小说创作

朱华阳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人文主义视域中的反法西斯叙事
——论刘盛亚的小说创作

朱华阳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刘盛亚是一位被忽视和冷落的反法西斯文艺战士。他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1940年代，侧重描写在法西斯统治下和战争期间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悲惨遭遇，通过对个体生命的悲剧性叙述，突出了法西斯对人性的戕害以及个体的觉醒和选择、追求与反叛，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化精神。这种个体呈现和人文反思式的反法西斯叙事无疑是独特而深刻的，它在中国反法西斯文学长廊中散发着自己的光芒。

刘盛亚;反法西斯;人文主义;理性精神

刘盛亚(1915－1960)是一位早慧又早逝的作家，也是一位被人忽视和冷落的反法西斯文艺战士。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在有关史料中偶尔提及他的文艺活动及其作品，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创作特色和贡献并予以阐述。他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1940年代，服膺于抗战的时代主题，但他没有涉笔战争的场面、冲突和进程，也没有描写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而是叙述在法西斯统治下和战争期间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悲惨遭遇，揭露法西斯推行的政治和文化统治及其发动的战争反人性、反人类的本质，通过个体生命的悲剧性来展示主体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完善，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文化精神和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饱含人文主义意蕴和理性精神的创作个性在中国的“反法西斯文学”中显得别具一格。

一、人道情怀与反法西斯主题

刘盛亚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酷爱文艺，喜欢读新文学作品。他上中学时就创作了一篇描写老拳师在镖行倒闭后陷入生存绝境的小说《白的笑》，发表在《文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16日)上。这篇以旧社会艺人的悲惨遭遇为题材的小说与老舍的《断魂枪》十分类似，但老舍突出的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式微，而刘盛亚则主要强调社会的压迫与不公，表达自己对被压迫与被剥削者的深切同情。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情怀反映出五四新文学精神对刘盛亚的影响。1935年刘盛亚赴德留学，受到了欧洲思想文化传统的教育和濡染。他旅居德国期间正是希特勒大肆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统治、准备全面发动欧战的时期，这为他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学创作准备了良好的生活素材和体验。抗战爆发后，刘盛亚为赴国难而毅然回国，在茅盾的鼓励下写出了揭露德国法西斯反动本质的《卍字旗下》。这部作品从1938年8月16日起在《文艺阵地》上连载15期，历时1年，在抗战初期产生了较大影响。它让中国人民了解到德国纳粹的暴行和欧洲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反映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同一性和关联性。随后，他又创作了揭露德国纳粹反人道、反人性本质的小说《自由》、《小母亲》。在抗战初期，刘盛亚较早地把笔触伸向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场景，他以德国纳粹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丰富了抗战文艺的创作视点，拓展了中国反法西斯文学的表现空间。因此，有人指出:“刘盛亚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登上中国文坛，便是襟怀天下，放眼世界，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作家”，“在中国作家中第一个写出揭露法西斯的文学作品”，“才20多岁，就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1］。

刘盛亚的小说不仅因其题材的新异性而显得比较特出，而且蕴含其中的价值取向更值得人们关注。他在小说中始终坚持以“人”为基本价值尺度来审视和反思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如《长街纪事》写房东老太太靠出租两间房屋挣扎度日，并一直隐瞒自己是犹太人。一天，“我”无意识地揭穿了她的身份，引起她惊恐和痛苦的嘶喊。“我”连忙跟她解释说，自己的见解和希特勒不同，并用“我是人，你是人，我们同是人……”来安慰她。从房东老太太的身上，让人看到了德国纳粹“排犹灭犹”所造成的恐怖氛围和生活灾难。作者以人本意识、人道情怀和人权观念批判了纳粹所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的反人类本质。《死刑的判决》叙写德国法院武断地判处一位被生活逼去抢劫的失业工人死刑的经过，作者用一个普通生命的消逝反映了残暴、血腥的纳粹体制。《同乐会》通过国社党的一场舞会揭露了纳粹分子在种族身份、政治身份和阶级身份上区分尊卑贵贱的丑恶嘴脸，寓示纳粹对西方近代以来的“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念的践踏。

40年代，刘盛亚在郭沫若、茅盾、周文、陈白尘等人领导和帮助下坚持进行促解放、求进步、争民主的文艺斗争活动。与此相呼应，他的小说创作也主要以反映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为题材内容，表现出崇尚自由民主、反对强权的精神和人格。他的长篇小说《夜雾》在国统区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品通过“戏子”丽英在抗战救亡大潮中的颠沛、苦难的人生，表现了阴暗、滞重的社会现实和时代氛围;《再生记》叙述了一对孪生姐妹不同的生命历程，借以揭露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国民党特务的凶残;中篇小说《陆沉》反映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四川峡江地区麻木、腐朽、凝滞的社会现实;而短篇小说《点金术》则生动地描画出国统区一些人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可以说，“崇尚真理，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始终是刘盛亚“思想和创作的主流”［2］。

茅盾曾批评说，抗战初期的小说“主要倾向是着眼于一个个壮烈场面的描写。大多数作品把抗战中的英勇壮烈的故事作为题材，而且企图从这故事的本身说明时代的伟大——中国人民的决心与勇敢，认识与希望，对目前牺牲之忍受与对最后胜利的确信。这样的企图再加上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构思去体验等等原因，就不自觉地弄成了注重写‘事’而不注重写‘人’的现象。”［3］刘盛亚显然很好地规避了“重事不重人”的创作时弊，因为刚从德国归来的他不可能去描写那些饱含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战斗场面和战争事件，唯有把自己在纳粹统治下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于是，刘盛亚写纳粹统治下的凡人小事、通过普通人在日常生活的遭际和感受来反映纳粹罪恶行径的叙事方式，较之于其它的抗战小说显得别有风味。

二、女性身体与反法西斯叙事

刘盛亚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如《自由》中的Lily，《小母亲》中的特萝卿，《夜雾》中的丽英，《再生记》中的孪生姐妹，《地狱门》中的吉蕙等，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更是独具特色。

小说《自由》和《小母亲》曾为刘盛亚带来了不小的声誉，他在作品中深入地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非人”本质及其带给其他国家和本国人民的深重灾难。《自由》中的Lily是一个“商女不知亡国恨，卖身不问是谁家”的法国妓女。当德国兵随意占有她的肉体却不付一个子儿时，她才怀念起法国来。后来她迷恋上了收音机里的“巴黎的言语，巴黎的声音”，结果被纳粹残酷枪杀。小说强烈地控诉了德国纳粹对其他民族发动的野蛮侵略及其对普通人民的肉体摧残和生命杀害。《小母亲》的特萝卿和她的男朋友卡尔是希特勒的狂热和忠实追随者。当卡尔“为生存而战”去了非洲后，被抛弃的特萝卿陷入了生活的困境，不得不沦为妓女。她坚强地“用血泪和精液，用压迫和侮辱”来养活自己的女儿，纳粹警察的一次关押让她丢掉了性命。这部作品不但揭露了集种族主义、领袖原则、生存空间论于一体的法西斯文化内涵，而且深刻指出其本质是对“人”的形象的极大扭曲，对“人”的意义与价值的根本否定。卡尔的狂热、盲从、麻木和虔诚让我们看到法西斯对人的精神腐蚀、心灵扭曲和思想毒化，把人变成了毫无人性与人情的豺狼野兽。法西斯带来的不仅是众多国家的危机，更是一场人类自我失落与沉沦的精神之灾。而特萝卿的悲剧命运不但是纳粹发动侵略战争和实施暴力统治所造成的，而且是青年人在法西斯文化的蛊惑下丧失理性与自我的结果。

这两篇小说以“身体”为中心意象分别叙述了两个妓女的生命悲剧——《自由》写Lily从“卖身”到“献身(被法西斯杀害)”，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剧;《小母亲》则写特萝卿从“献身(向法西斯投诚)”到“卖身”，是“想当纳粹而未遂”的悲剧。尽管二者的叙事路向看上去恰好相反，但它们的内在逻辑是一脉相承的。Lily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把“肥白的大腿送入本国或是外国男子汉的眼中”。当德国兵即将攻陷巴黎时，她怀着卖给谁都一样的心理无所畏惧和痛苦。而特萝卿觉得这些年来“生活的确是太苦了”，希望一个叫希特勒的人“能解除他们的痛苦”。可以说，Lily对法西斯的淡然视之和特萝卿对法西斯的强烈认同，都是源于“身体的苦难”。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女子来说，认识事物大多是凭借她们的生存欲求和感性经验，不会自觉追求所谓的爱国情操、民族气节和人间正义等道德理性。然而，Lily发现自己卖给德国兵后，竟然无法“用皮肉来换取生活费”;特萝卿也没有得到希特勒的牛奶和面包，“千百万的小蛇又在她身体内蠢动”。身体的“苦难”不但没有纾解，反而日益沉重，结果引发了她们的“反叛”——Lily是精神上扬，特萝卿是肉体沉沦。当然，“反叛”的共同结局是导致法西斯对她们肉体的“消灭”。在小说中，法西斯主义与生命个体构成了故事情节的外在冲突，而生命个体“上半身(灵)”与“下半身(欲)”的逆向行进则成为情节发展的内在冲突。作者在Lily和特萝卿的“身体”中不仅寄托了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文主义的思想，还寄寓着法西斯带给人民的劫难和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

刘盛亚的长篇小说集中描写了中国抗战时期的黑暗现实和苦难人生，同样延续着反法西斯的主题。这些小说不但主人公大多是青年女性，而且延续了以“身体”为中心意象的“苦难/沉沦——觉醒/反抗——新生/消亡”叙事模式。如《夜雾》中的丽英自小被人卖到戏班学戏(“苦难”);“九一八”事变后，她被靠给日本招募工人发财的潘一贵看中和捧红(“沉沦”);后来她爱上了大学生何更生，并随他回到南方(“反抗”);南方沦陷后她返回北平，又找到了已经当了局长的潘一贵并挤走名角钱凤而走红(“沉沦”);结果她被潘一贵抓进监狱，觉悟之后希望赵先生的抗日军队能打进北平，带她冲出这浓密的夜雾(“新生”)。《再生记》写抗战初期一对孪生姐妹流亡到黄河边，因貌美被国民党拘留，先后被残忍地奸污(“苦难”)，并被迫参加了特务培训班。结业后，姐姐坚持理想去了延安，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革命者(“反抗”);妹妹则到了成都，成了职业特务，在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沉沦”)。姐姐在成都开展地下工作时不幸被捕，妹妹被逼迫去辨认，使姐姐遇害(“消亡”)。妹妹获得解放后，参加了解放军医院的护理工作，重新走向光明的人生道路(“新生”)。《地狱门》写吉蕙曾与同学胡志明相爱，后来与留美学生何洁群结婚。不料胡五奎以情书敲诈，并趁机将她奸污(“苦难”)。她生下小蕙、小群后，丈夫与她反目。为了报复，她遂跟胡五奎生活(“反抗”)，不久被胡五奎抛弃(“苦难”)。毋庸赘言，这些青年女性的人生悲剧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直接造成的。她们的“身体”成为法西斯的暴力、强权、专制任意践踏和争相控制的场所，这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观察民族兴亡、社会治乱的角度。另外，作者将青春丽人的“身体”意象投射在广阔的反法西斯斗争的背景中，展示了在40年代的现实生活中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个体要生存，就必须进行反侵略、反暴力、反专制的斗争。丽英等女性一直都在为人生而斗争，但斗争的动力往往源于身体的“苦难”，而身体的情欲又不断吞噬着斗争，使其“沉沦”。因此，她们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灵”与“欲”的斗争。批评家傅雷曾说，人生一切都是斗争，其对象不仅是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等外界的敌人，更重要的是个人情欲，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4］。刘盛亚的小说昭示了与法西斯的斗争不仅是政治、军事、社会的斗争，也是人类自我理智与情欲、人性与兽性、进步与堕落的斗争。

中国抗战文学高扬的大都是革命英雄主义旗帜，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话语成为作品文本的中心。而西方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文学则以人文主义为精神支柱，趋向于从人的精神独立、尊严和人性的角度批判法西斯的本质。刘盛亚的小说初步显示了以理性精神来思考和表现在法西斯统治下普通人的生存命运、价值取向和人性理想，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个体理性与法西斯主义探源

作为一个在“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刘盛亚创作自觉地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精神。他曾说:“从我作中学生起，茅盾这个名字便深深地锁在心中。”［5］显然，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茅盾对他的小说创作影响最大。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人生”的创作道路，二是理性精神。

从1935年的《白的笑》就可以看出，刘盛亚承续了五四“人的文学”传统。此后的系列反纳粹题材作品无一不对社会上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的底层民众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并不断从这些低贱的生命中发掘出崇高的灵魂。同时他又从“人”的价值立场揭露和批判了纳粹日寇、反动政府、统治阶级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罪恶和灾难。

在现代文学史上，四川的青年作家往往表现出叛逆、激进、天真、热情的创作个性，如郭沫若、巴金等。但刘盛亚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理性和冷静不仅与其他四川作家卓然有别，也与他本人“说话带感情，好激动”的性格迥然而异［6］。刘盛亚小说的理性精神既然不合地域文化精神，那自然与他的思想教育有关。如受到身为科学家的父亲的熏陶，曾在喜欢抽象玄思的德国学习过，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茅盾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说刘盛亚继承了茅盾的社会分析精神，而是张扬了五四启蒙思潮中的理性主义。刘盛亚有一篇非常“五四”的小说《权威》，写民国时期重庆有位李三爷还沉浸在前清的“老爷梦”里，他在家里私设公堂，着朝服戴朝帽，按衙门的规矩审案。科举制度使李三爷的灵魂扭曲、心理变态，最终成了疯子。毫无疑问，这篇小说径直呼应了鲁迅《孔乙己》的反封建主题。当然，像这种直接表现民主和科学精神的作品在刘盛亚的小说中并不多。他在小说创作中的理性精神主要体现在对法西斯本质、反法西斯斗争和个体悲剧命运的统一思考上。

“在很大程度上，法西斯主义根基于1914年以前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是反自由的、反民主的和反启蒙的，……它反对自由社会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保守主义的自我满足。它的最高价值不是追求幸福，而是战斗和冒险。”［7］刘盛亚的小说通过书写人物命运深刻揭示了法西斯主义反人道、反人性、反理性、反人类的本质。纳粹分子以一种极端狂热的态度追求所谓的“生命”和权力，却对普通百姓的身体生命肆意摧残，乃至毁灭，对人格尊严的践踏，残忍、野蛮的行径是一种破坏性的反理性主义和过分的个人主义的表现。

此外，这些作品还有更深的意蕴。就人物的行为而言，Lily对纳粹无动于衷，特萝卿狂热追求纳粹，丽英在法西斯侵略者面前求名逐利，孪生妹妹委身于法西斯统治助纣为虐，就连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为虎作伥。这不但点明了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蔓延肆虐的原因，而且反衬着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个人责任。众所周知，法西斯主义兴起时，启蒙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但胸怀理性、民主、自由、独立观念的人们却不去抵抗法西斯的愚昧、迷信、狂热和专制独裁。福柯在反思其中原因时指出，这是由于我们头脑里和日常行为中存在着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欲望的法西斯主义［8］。Lily、丽英等人既是个性解放、勇于自由追逐个人欲求和自我价值的女性，也是沉湎于私欲、甘于被支配和被压迫的女性。她们往往从身体经验出发来理解生命意义的起点和归宿，把生与死的意义系在生命的物质属性上。当法西斯剥夺了自由空间和身体之后，她们才觉醒和反抗——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把生命融入到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大意义圈中。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不但不自觉地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流行，而且反法西斯斗争有很大的成分是与自己内在欲求的斗争，个体的悲剧性更多的是自我意识造成心灵的蒙昧，而不是肉体的消亡。Lily、特萝卿、丽英等人最后都走向觉醒和抗争，这不是革命教义传谕的结果，而是主体自觉内省的结果。它预示了底层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人性、人格的自我完善和自我选择。显然，作者在人物的身上输入了理性启蒙的观念:人们不仅要从社会中发现自我的存在和价值，还要从自我中发现社会的关联和意义;理性是表征个人本质的概念，个人理性是国家和社会存续发展的基础。唯有发掘和弘扬人类固有的理性精神，才能解脱法西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压抑和束缚。

总之，刘盛亚的小说在反法西斯主题中涵化启蒙的理念，这在40年代文学中并不是特有的品质，因为许多救亡文学作品都触及到抗战必须实行民主和进步这个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刘盛亚的小说对法西斯主义本质和祸害的个体呈现和人文反思，无疑是独特而深刻的，它在中国反法西斯文学长廊中散发着自己的光芒。

［1］曾伯炎．反法西斯作家刘盛亚［J］．炎黄春秋，2003(6)．

［2］魏德芳．刘盛亚选集·后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630．

［3］茅盾．八月的感想［J］．文艺阵地，1938(1)．

［4］傅雷．傅雷文集·文学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74．

［5］刘盛亚．刘盛亚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515．

［6］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41．

［7］沃尔特·拉克尔．法西斯主义——过去、现在、未来［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32．

［8］赵敦华．法西斯主义引起的哲学反思［J］．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1)．

［责任编辑:杨勇］

I 206．7

A

1672－6219(2015)03－0045－04

2015－01－20

朱华阳，男，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