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阐释和推行

侯 强

(江苏理工学院思政部，江苏常州 213001)

文革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理论的指导下，突出政治被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人们过分强调科技战线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科研路线与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并通过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批判，确立了无产阶级的科研路线。是时，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文革前形成的比较正确的科技发展政策被一系列“左”的口号和言论所淹没，正常的科技工作秩序被打乱，党的科技思想发生了严重的扭曲，科技战线一时成为文革的重灾区。以往学界对文革时期的科技政策虽多有论述，但迄今为止还未有人对是时“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形成和泛滥进行专题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文革对“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阐释和推行作些历史的还原和分析，以期能抵达历史真实的深处。

一、文革对“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阐释

随着阶级斗争和科学政治化的不断升温，科研战线从文革伊始，就把突出政治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因之，通过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阐释并进而确立无产阶级科研路线，成了是时科技战线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以说，文革作为新中国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其对“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阐释，不仅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历史文本，而且也给我们理清极左路线的走向提供了一个视角。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政治发展推向歧途的同时，也使科学政治化的错误在我国科技领域急剧滋长并蔓延开来。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例，就对是时科技发展作出了若干左倾错误的政策规定。其中，在《五一六通知》中，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必须“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随后发出的《十六条》中，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指出，要组织对“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这些条文内容虽然还比较简单、空洞和模糊，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期间，其不仅被一些科学批判的文章所援引，成为科学批判行为的“政策”根据，而且还从中逐渐推衍出了一条无产阶级科研路线。

在《五一六通知》中“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政策导向下，被称为“科学的宪法”的《科研十四条》被污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成了批倒、批臭的对象。1967年6月，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主办的《科研批判》就发表了题为《科研工作〈十四条〉反毛泽东思想三十例》一文，将《科研十四条》与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有关指示对照，总结其错误有四个方面，具体是:一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三是反对党对科学事业的绝对领导。四是歪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1］。《科研批判》在同期还发表了题为《科研工作〈十四条〉必须彻底批判》的社论，认为目前“科学技术界也正在进入一个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阶段，各单位都在开始着手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一个新的批判、斗争高潮正在首都科学技术界形成”，如果不批判《科研十四条》，“就不可能彻底肃清科学技术界的修正主义流毒，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为支援世界革命人民的革命斗争服务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2］。这些从政治层面对《科研十四条》的批判，实际预示了“文革”将会从什么角度来阐释无产阶级的科研路线。

1968年3月1日，河南郸城自然辩证法学习研究组编辑的《新科学》创刊号，又援引《十六条》中关于“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话，论证“无产阶级科学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条艰巨、复杂的重要战线”，认为“无产阶级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必须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各种反动观点，不这样，就不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指出“科学革命的阻力首先便是盘踞于科学界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所以科学大革命要想进行下去，就必须把他们斗倒、批臭。无产阶级科学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科学大革命要想进行下去，就必须大力传播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大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3］也就是说，在科技战线上，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科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1969年，为推动科学批判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抓紧革命大批判》的社论，强调“在哲学、历史、教育、新闻、卫生、文艺理论、经济理论、自然科学研究等等方面，过去党内外的修正主义者曾经散布过大量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这些修正主义的谬论，用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为这些领域的斗、批、改扫清道路”［4］。文革前正确的科技路线因之被斥之为封、资、修招鬼纳魂的一套，“是扼杀科研事业的死亡线，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黑线。”［5］在完全政治化的语境下，这一社论的发表使得一场批判包括自然科学领域在内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活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

不过，文革时期各大报刊虽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批判，并对科技战线坚持什么样的科研路线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讨论，但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其表述并不统一，可以说一直是处于模糊和变动中。及至1971年，对于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具体内涵才有了较为完整的表述。该年，《红旗》杂志在其发表的《为革命努力搞好科学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用哪个阶级的世界观来指导科学研究工作，也就是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这是科学技术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认为，科学事业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之一。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使用、生产、科研相结合，实行领导干部、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6］。此后，这一对无产阶级科研路线较为全面的阐述，作为文革的重要成果被写进了宪法。1975年宪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这种错误科技路线指导下，“科技战线要不要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要不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因此“在科技这块阵地上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决不能掉以轻心”［7］。此时，在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理论的驱动下，政治批判代替了学术批判，科学技术的诸多功能不仅被政治功能所淹没，而且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其惟一的政治任务，科学界因之被浓厚的政治气氛所笼罩，使得新中国的科技现代化只能在逆境中曲折前行。

二、文革推行“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动因

文革时期，党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是伴随着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批判，挟着反修防修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动力形成和泛滥起来的。是时，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批判，推行所谓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实际是由诸多因素互动和合力作用的结果。

文革虽实际发生于1966年，但其发生应该与此前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是分不开的。对此，胡绳在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就径直指出，从八大一次会议到文革前夕的十年，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8］418。由此，文革中“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其自然与文革前夕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文革时期，党掀起的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批判，究其根源在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误判。据当事人薄一波回忆，“从国际方面讲，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和我们党的影响和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再加上国内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就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感”。是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深深地陷入了时代的误区，“偏重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观察问题，于是就认为八大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不妥当了，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9］631－632。如此，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宣布:“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至此，中共八大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被明文修改，又重新回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上来，这就为随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后，党之所以深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泥潭，究其成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之一当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中，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的经历和经验，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观察和处理这一新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仍然习惯于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新表现，特别是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成两条路线、甚至两个阶级的斗争，从而轻易地改变了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是主要矛盾”［10］417，因之认为“要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伟大的革命运动，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这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大问题”［11］411。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无产阶级科研路线在文革中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来。

也正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继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在全会开幕式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以及其在此前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又再次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并将其写进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认为“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及至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12］。在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将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简单斥之为现代修正主义，而且还由于国际的反修斗争，又想当然地将其引入到国内和党内，掀起了所谓“防修”、“反复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并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者篡夺党的领导权问题上。

在不断强化起来的反修防修斗争中，我国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也日益膨胀。有研究者指出，我国是时“各级党组织都是从‘反修防修’的新认识高度，提高自己政治神经的敏感度，用放大的眼光从社会生活中到处寻找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现象”［13］340。这一论述可谓既传神，又入木三分。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其在1966年4月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与政治工作会议上，便着重讨论了大力突出政治的问题，对科学工作提出了四个要求，具体是:“科学实验要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密切结合生产斗争，革自然界的命;要吸收千百万工农群众参加，彻底革掉历史上科学为少数人垄断的命;要不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革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要不断揭示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过程，革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命。”［14］这一连串的革命要求的提出，就集中反映了当时科技界的思想认识。

历史告诉我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科技往往会沦为政治的简单工具。是时，党的科技政策在谋求鼓励科技发展的同时，却又不遗余力地坚持“左”的思想控制。这具体表现为西方各国都在极力抓住新技术革命的契机，大力发展自己的科学事业的时候，我国却因世界革命的幻象，极力鼓吹人为的阶级斗争，宣扬在科技战线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大肆对科学本身实行全面专政，用突出政治来坚持所谓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科技领域日益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及至“文化大革命”发生，随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驱动下，“左”倾势力完全不顾客观存在的事实，仅凭主观的臆测，就武断地认为我国17年科技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进而号召打破资产阶级在科技领域内的一统天下，实行无产阶级的一统天下。对此，《人民日报》在其刊发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就危言耸听地说:“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12］河南郸城自然辩证法学习研究组编辑的《新科学》在其创刊号发表的《无产阶级科学大革命宣言》一文中，则不仅指出“无产阶级科学大革命，是正在胜利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条艰巨、复杂的重要战线”，而且指出“这场科学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一切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在自然科学理论阵地上争夺地盘的大论战、大夺权”，认为每一个投身于这场科学革命的人，都必须与一切“旧思想、旧理论、旧势力做不调和的斗争”［3］。这些言论不仅把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夸大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而且将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不恰当地高度政治化，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掉进了一个政治大漩涡中。

是时，由于极左思潮占据了党内主导地位，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从属的地位，对科技实行“全面专政”，这就使得科技政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扭曲。对此，有研究指出，“严格说来，‘文革’时候党并没有制定明确而具体的科技政策。但是，事实上却有着一些‘左’的方针和口号，这些口号在当时党的报刊杂志上比比皆是，非常流行，实际上起了指导当时科技界动向的作用”［15］64。这一说法是较为准确的。文革时期，“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旋流中，人们天真地把信任典押在偏激的政治幻梦、蛊惑人心的空洞口号和个人迷信的虔诚上，科技领域掀起了新一轮更为严重的反科学运动”［16］。由此，科技实践自然陷入了层层误区之中。以《解放日报》为例，在其1966年5月刊发的题为《蔑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社论中，就把学有专长的科技专家一概纳入“横扫”、“打倒”之列。可以说，在文革时期极左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下，这一反科学运动在科技战线的激荡，历史地造就了“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言说环境和述事空间。

三、“无产阶级科研路线”实施的后果及影响

建国之初，党在探索如何发展科学技术的历程中虽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及至50年代后半期，由于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在实践中将科学技术与政治绝对地对立起来，以致科学政治化的思潮逐渐兴起并泛滥起来。文革爆发后，在坚持“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错误政策导向下，一切科学技术工作都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视之，科技工作完全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科技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因之受到了阻滞，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科技水平的距离又逐渐拉大，新中国科技现代化只能在逆境中艰难前行。

文革爆发后，随着“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确立，《科研十四条》被攻击为“典型的修正主义文件”，17年科技战线被污蔑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宣扬科技战线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时，整个科技战线紧跟极左路线，“先是进行大批大斗大联合的夺权斗争，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代替了以前的所长负责制;接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科研单位，领导科技领域的‘斗、批、改’”［15］65，“左”的口号和言论一时甚嚣尘上，正常的科技秩序被打乱。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在“‘十年动乱’开始后，科学院及其领导的各研究所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院部各局长、所长、党委书记等多数被批判斗争，靠边站了。各级领导机关都成立了由造反派掌握的‘革命委员会’。科学院及各所都设‘革命委员会’”［17］355，整个院部实际处于瘫痪状态。

与之同时，为推进“无产阶级科研路线”，全国各地又相继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批判组织，将自然科学中的学术问题与社会发展中的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对自然科学开展了一系列的无原则的上纲上线的批判，想当然地把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分歧看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反映，分别贴上所谓“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等阶级标签，全盘否定文革以前正确的科技发展政策。伴随着对科学理论和科学思想的错误批判，众多老科学家、老专家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许多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中青年科技人员也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遭到揪斗和批判，这些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科技人员因之被大批下放到干校和农村接受“再教育”，身心受到各种摧残，无法从事本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据后来在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完全统计，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平反昭雪涉及科技人员的案件就高达72229起，科技战线成为公认的文革时期的重灾区［18］1195。

在文革时期开展的科学批判活动中，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批判的方式对待自然科学，给自然科学理论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建国以来的自然科学理论战线被污蔑为一直被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统治着。随着自然科学批判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被当作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而受到集中批判，并成为文革时期自然科学界批判运动的第一个突破口。为吹响无产阶级科学技术大革命的号角，1968年至1976年开展的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在科学上是极其荒谬的，完全是对科学的肆意践踏。是时，以党的政策、领导人的讲话和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科学批判不容置疑的评价标准，“参加科学批判活动的不仅有科技人员、高等院校教师、管理干部和工农兵大学生，而且还有少数中学教师、工人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甚至还有少量的农民。一些工人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虽然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懂，但他们认为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自己有勇气和能力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19］103。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对包括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在内的自然科学的批判，实际只是在寻找“政治正确”。也正因如此，在这一变态的自然科学批判运动中，全国各种报刊杂志在相继发表大量批判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文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

历史告诉我们:善意的误会是容易被纠正的，无知的嘲讽也可以得到谅解。文革时期，中国科学界之所以会出现批判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一幕闹剧，是因为许多人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是在政治荷尔蒙的刺激下，出于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极大地阻碍了人类先进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在中国的传播。

文革时期，为使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与工农兵相结合，实现生产、科研、教学三结合，竭力鼓吹“开门办科研”，科研机构拆散后被大批下放。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其所属的“一百多个研究所，交出的交出，下放的下放，中国科学院实际上被肢解了”。这些“被下放的研究机构，有的被改编为工作队，多数科研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工厂。”［17］348是时，在错误的科技路线主导下，科技领域“否认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只是片面强调生产实际，无视科学实验，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室的建设，以劳动代替实验课”［20］。这些严重冲击了正常的科学研究秩序，干扰和破坏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打击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研积极性。以陈景润为例，这位沉迷于数学王国里，一心想要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科学家，在文革中被作为安(心工作)、钻(研业务)、迷(于专业)的“白专”典型受到批判，他所研究的“1 +1”，则被斥之为“伪科学”［21］。

是时，在“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指引下，科技事业作为文革时期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地成为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简单工具。对此，《人民日报》在其1974年刊发的一篇评述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文章中便豪迈地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着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在各个科学领域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22］及至1978年，《科学通报》在其刊发的一篇总结是时科学批判的文章更是作了如是说:“广大工农兵、科技人员和红卫兵小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勇敢地杀上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他们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就敢于藐视那些老古董，向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宣战，向一切修正主义观点宣战”［23］。如此，在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政治生态下，新中国科技事业本身所追求的理想和价值，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某种高度的认同，而事实上最终却是以被完全否定的结局完成，导致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在是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畸形与悖论之中。

不过，需要申论的是，我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取得的科技业绩。“无产阶级科研路线”虽然是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中确立的，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时代带给它的局限多于创造，但在其实际推行过程中，我国在某些尖端科技方面基于过去研究的延续，加之广大科技人员排除干扰和破坏，客观上也取得了不少高水平科技成果却也是事实。但需要正视的是，这些科技业绩的取得与“无产阶级科研路线”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因为在是时的科技领域，如果没有扭曲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发生作用，我国的科技事业会取得比已有业绩大得多的成就。

［1］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科研工作《十四条》反毛泽东思想三十例［J］.科研批判，1967(1).

［2］《科研批判》社论.科研工作〈十四条〉必须彻底批判［J］.科研批判，1967(1).

［3］“看今朝”、“肯登攀”.无产阶级科学大革命宣言［J］.新科学，1968(1).

［4］《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革命努力搞好科学研究［J］.红旗，1969(9).

［5］安徽芜湖造船厂革委会政工组，本报工农兵通讯员，本报记者.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作用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N］.人民日报，1969－4－24.

［6］柯 言.为革命努力搞好科学研究［J］.红旗，1971(11).

［7］中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委员会.一株翻案复辟的大毒草［N］.人民日报，1976－08－26.

［8］胡 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0］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11］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M］//胡化凯.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科学批判资料选(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12］《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N］.人民日报，1966－06－01.

［13］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4］中国科学院.坚定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科学［J］.科学通报，1966(11).

［15］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6］侯 强.文革时期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批判的法学反思［J］.科学经济社会，2010(4).

［17］武 衡.科技战线五十年［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18］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19］胡化凯.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科学批判资料选(上)［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20］周培源.“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N］.人民日报，1977－01－13.

［21］叶介甫.邓小平与党外人士交往的故事［J］.民主，2014(7).

［22］新华社记者.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N］.人民日报，1974－10－17.

［23］张 峰.无产阶级一定要占领自然科学刊物阵地——戳穿邓小平一伙鼓吹的“纯学术”的谎言［J］.科学通报，19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