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太祖、太宗朝翰林学士群体白体诗作考论

2015-04-03 01:49汪国林安徽科技学院中文系安徽滁州233100
关键词:创作

汪国林(安徽科技学院 中文系,安徽 滁州 233100)

宋初太祖、太宗朝翰林学士群体白体诗作考论

汪国林(安徽科技学院 中文系,安徽 滁州 233100)

摘 要:宋初太祖、太宗朝的翰林学士是宋初白体诗创作的生力军。他们清贵显要的政治地位,通俗流易的文学好尚,对形成以颂美应制、富贵闲适与平易通俗为特征的白体诗风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由于身份、个性及才艺偏好的差异使得太宗朝白体诗风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具有鲜明的个体差异性,从而丰富白体诗的内涵,并预示着宋诗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太祖太宗;翰林学士;白体诗;创作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码:A

文章编号:号:1671|816X(2015)01|0087|06

收稿日期:2014-10-06

作者简介:汪国林(1978-),男(汉),安徽青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论方面的研究。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ZW092);2014年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项目(2014)

Abstract:The main members of Bai-ti poetry is intellectuals named Hanlin inTai-zu and Tai-zong period in early Song Dynasty. Their high political status and popular literary hobby had a direct an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Bai-ti poetr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praises for beauty and system, nobility and leisure, easiness and plainness. Meanwhile, difference in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talent preference make poets' distinctive individuality as well as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hich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Bai-ti poetry and foretol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ong poetry.

Research on Bai-ti Poetry of Intellectuals Named Hanlin in Tai-zu and Tai-zong Period of Early Song Dynasty

WANG Guo|lin

(DepartmentofChinese,AnhuiScienceandTechnologyUiversity,ChuzhouAnhui233100,China)

Key words:Tai-zu; Tai-zong; Hanlin intellectuals; Bai-ti poem; Creation.

宋初翰林学士是宋初白体诗创作的生力军,正如陈元锋先生所说:“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从李昉、徐铉到宋白、苏易简、王禹偁,太宗朝翰林学士几乎由清一色的‘白体’诗人担当。”[1]他们清贵显要,又是当时的文化精英,他们的文学好尚对整个文坛都有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宋初白体诗的风行就是他们学白慕白的结果。

一、太祖朝翰林学士的白体诗歌创作

太祖朝南北尚未一统,诗坛创作主体主要是由五代入宋的文学旧臣,其中部分升至新朝的翰林词臣,据陈元锋先生统计,太祖朝的翰林学士有:陶谷、窦俨、王著、李昉、扈蒙、窦仪、欧阳迥、卢多逊、张澹。除欧阳炯外,都是北方后汉、后周旧臣,这其中就有不少是白体诗人,诸如:

陶谷(904~971)字秀实,邠州新平人。“强记嗜学,博通经史,诸子佛老,咸所总览;多蓄法书名画,善隶书。为人隽辨宏博。”[2]其诗歌在宋初拥有崇高地位,魏泰说:“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3]《续湘山野录》也说:“国初文章,惟陶尚书谷为优。”[4]但人品备受争议,“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在旁,出诸怀中进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5]但不能因人废文,陶谷应是五代宋初白体诗人的重要代表。

陶谷十分推崇白居易,他说:“世称白傅文行,此造化之功。盖后世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著策数十篇,尽王佐之才。有文七十卷,导平生之志。向使得其位而且久,行其道而不疑,以宪宗之神武,可继文皇也。”[6]只可惜其诗只存三首,难以窥其诗歌的总体风貌。现将《全宋诗》所收的三首整诗移录于此:

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7]

——《题玉堂壁》

重重叠幛耸云端,御殿金楼飘渺间。圣境不容凡俗到,故将飞瀑隔尘寰。[7]

——《石桥》

是个碑文念得全,聪明灵性自天然。离吴别楚三千里,入洛游梁二十年。负艺已闻喧世界,高眠长见卧云烟。相逢与我情何厚,问佛方知宿有缘。[7]

——《寄赠梦英大师》

陶谷诗作语言浅易,用意甚明。第一首前两句自负才能,后两句则对太祖批评似有几分不满,相传太祖轻薄其为人,说“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3]陶谷作此诗自嘲。第二首则是写景诗,突出石桥的远离尘嚣。第三首是寄赠之作,全诗结构清晰,语言流畅,尤其是中间两联极为畅达,通俗易通,具有宋初白体诗的特点。尾联交待与佛门高僧梦英大师的深厚情谊,同时流露出自己佛教慧根及与习佛恨晚之情。

窦仪(914~966)字可象,蓟州渔阳人。后晋天福中举进士,入宋为工部尚书,判大理寺事。他与窦俨、窦侃、窦偁、窦僖,并称“窦氏五龙”,作诗好白体,胡震亨说:“窦氏五昆,皆能诗,友、封、巩尤长绝句,为元、白所称。”[8]五窦之中,“俨与仪尤为才俊,对景览古,皆形讽咏,更迭唱和至二百篇,多以道义相敦励”。[2]可惜更迭唱和诗作亡佚殆尽。《全宋诗》仅收窦仪诗作二首,现录如下:

厩马牵来哕哕嘶,马蹄随步蹑云梯。新街锦帐达三字,旧制星垣放五题。视草健毫从席选,受降恩诏待公批。仙才已在神仙地,逢见刘晨为指迷。[7]

——贺李昉

多少樊笼不敢开,强拘物性要相倍。何时得似邠州守,德政临民鹤自来。[7]

——过邠州留题

卢多逊(934~985),怀州河内人,显德初举进士。北宋开宝四年,为翰林学士。太平兴国初,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后任兵部尚书。后因“心怀顾望,密遣堂吏,交结亲王,通达语言,咒咀君父,大逆不道,干纪乱常,上负国恩,下亏臣节,宜膏斧钺,以正刑章。”[2]长贬并客死崖州。他又是“权谋之士也。太祖尝患耶律氏据幽蓟,未有策以下之。多逊进说,愿权都镇州,经画攻取,俟恢复汉土则还跸于汴。闻者异之。”[9]在太祖朝也深受知遇。《全宋诗》收三首(实为二首),现录于下:

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7]

——《新月应制》

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鹦鹉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渔监家给无虚市,禾黍年登有酒尊。远客杖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

——《南水村》

第一首是应制之作,应制即“凡被命有所述作则谓之应制”,[10]应制诗也可称为应诏诗,即所谓:“上言之为制,下承之为诏”。[11]对这首应制诗,《后山诗话》记载道:“太祖夜幸后池,对新月置酒,问:‘当直学士为谁?’ 曰:‘卢多逊。’召使赋诗。请韵,曰:‘些子儿。’其诗云:‘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新开镜,露出清光些子儿。’太祖大喜,尽以坐间饮食器赐之。”[7]此诗虽博得太祖激赏,但整篇通俗浅显。第二首写于贬所,李君明先生认为题目应为《水南村》,[12]全诗语言幽默通俗,写出水南村的南国风物与淳朴人情,没有多少贬谪的苦闷。

概言之,太祖朝身居清贵显要的翰林学士都由五代而来,不少年事已高,创作热情不足,加上太祖重道德轻文的倾向,使得太祖朝的词臣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是五代的延续,也是太宗朝白体诗兴盛的前奏。

二、太宗朝翰林学士的白体诗歌创作

太宗朝翰苑词臣数量众多,据陈元锋先生统计有十五翰林学士,他们是:李昉、汤悦、徐铉、扈蒙、李穆、宋白、贾黄中、吕蒙正、李至、苏易简、李沆、韩丕、毕士安、张洎、钱若水、宋湜、王禹偁,再加两位直学士,共计十七人,而且其诗作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体诗风。[13]可谓为后学打开探索的门径。笔者重点考查地位较高的翰林学士,以揭示他们创作特点的趋同性与个体差异性。

(一)翰林学士应制之作与白体诗颂美特征

应制诗作,历来评价不高,如“人言应制,早朝等诗,从无佳作。非无佳作也,人自不佳耳。故凡此等诗竟将堂皇冠冕之字,垒成善颂善祷之辞,献谗呈媚,岂有佳作?”[14]宋初馆阁文臣的应制之作也大致有此毛病,这使得宋初白体诗具有较浓厚优游颂美的成分。但应制诗是应帝王之命而作,能较集中的反映帝王的爱好与情趣及其时代风尚。

太宗好文,喜与臣子宴集赋诗,“盖上居藩邸时,每有篇咏,令昉属和,前后数百章。”[2]登基后,虽政事繁忙,仍然宴集不断,君臣应制诗作甚多。《通志》载:“《李昉唱和诗》一卷,宋朝李昉等,兴国中从驾至镇阳,过旧居……《翰林酬唱集》一卷,宋朝王溥与李昉、汤悦、徐铉等,《应制赏花集》十卷、《瑞花诗赋》一卷,宋朝馆阁应制作。”[15]由此可知:《李昉唱和诗》是太平兴国四年,李昉随太宗北征北汉,行至李昉家乡时赐宴父老,酬唱叠韵之作。《翰林酬唱集》是翰林词臣们彼此唱和之作,可惜具体作品大都已散佚。现将太宗朝规模较大的宴集应制集——《应制赏花集》考察如下:

赏花赋诗在太宗雍熙元年成了每年宴集的惯例,有关赏花赋诗的记载甚多,如苏易简在《舍人赐书预宴》中说:“皇上留心儒墨,旌赏文翰,时纶阁之臣,使召赴曲宴,或令和御诗,舍人从游宴,自此始也。”[16]《玉海》卷三十记载道:“三年三月癸酉,命宰臣李昉等就第为观花赋诗之会,酒酣各赋奉诏《赏花诗》,帝亦作诗赐之。……四年三月己卯,赏花宴于后苑,上临池垂钓,令侍臣赋《赏花钓鱼诗》,应制者凡二十有六人,俄出五言御诗一章,赐宰臣李昉等,晚御水心殿习射。……五年三月戍午,召近臣赏花宴后苑,上临池钓鱼,命群臣赋诗,时应制三十九人,上亦赋诗以赐宰相吕蒙正等,因习射,上中的者六,张乐饮酒诏群臣尽醉。”[17]可知其盛况。《应制赏花集》十卷,作品数量应该不少,可惜散佚严重,现从徐铉集中找出一首《应制赏花》,以略现其特征,其诗为:

上林春暮紫英开,组绣成堆映玉阶。艳逐晨光随步武,香和轻翠透襟怀。生成泽广时芳茂,鱼水情通乐韵谐。禁御年年陪睿赏,何时梁父奉燔柴。[7]

徐铉之作音韵和谐,清新流畅。首二句以汉之上林喻皇宋天子的花园,时至暮春,紫花盛开,映满玉阶。颔联写花姿与花香,非常细腻,而且角度新颖。明写花颜似追逐晨光跟随脚步,实乃赏者留恋晨光移动使然,使花极具情趣。花香随着缕缕清风透人心脾。颈联具有颂美的成分,这是这一类诗作的共性。由花貌想到恩泽广播,写到鱼水情通,盛世咏谐。结尾则点题与自己的愿望,先交待写诗是禁中赏花之作,然后用典故,梁父,即梁父山,秦始皇曾有过“封禅”之举,封泰山而禅梁父。燔柴即 《礼记注疏·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18]以此暗喻自己的陪君封禅,希求天下康富的愿望。

经过宋初几十年的文化振兴,太宗时的君臣宴集应制不像太祖那样演绎杂剧打诨,应制诗作除流畅清丽、通俗颂美外,也注意诗艺的提高,如徐铉曾因应制诗作技高一筹,得“赐白金百两,时辈荣之。”[19]

除《应制赏花集》外,《翰林酬唱集》、《君臣赓载集》、《瑞花诗赋》等等淹没于历史长河中。至于太宗朝君臣宴集应制而留下的单篇之作则多的不可胜数,只要翻开太宗时代的文臣别集,应制、奉和、赐宴之类的诗题甚多。虽然文臣的才学识力各有不同,但其宴集应制无论创作方式上的同题唱和、次韵相酬,创作心态的富贵闲适、悠游自得,还是诗作内容的赏花饮酒、钓鱼观画,都是宋初白体诗的显著特征,同时,其颂美色彩与富赡的语言不但丰富宋初白体诗的内涵,而且也开真宗朝君臣应制颂美的先河,对崑体的孕育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翰林学士的雅集次韵与白体诗的富贵闲适

宋初馆阁文臣之间也经常雅集唱和,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文臣都有参与此类的娱乐交际活动,现存的他们的别集中都有大量的雅集次韵之作。笔者选取地位清要的翰林学士群体的部分雅集活动,以显其诗作风貌。

其一:太宗淳化年间的《禁林宴会集》

《禁林宴会集》是保存至今最完整的宴集诗集。淳化二年十二月辛卯“翰林学士苏易简于本院会学士韩王、毕士安,秘书监李至,史馆修撰杨徽之、梁周翰,知制诰柴成务、吕佐之、钱若水、王旦,直秘阁潘谨修,翰林侍读王著、吕文仲等,观御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并三体书诗石。上闻之,赐上尊酒,太官设成因盛撰,至等各赋诗以记其事。宰相李防、张齐贤,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流亦赋诗以贻易简,易简悉以奏御。上谓宰相日:‘苏易简以卿等诗什来上,斯足以见儒墨之盛,学士之贵也。可别一本进入。’以其本赐易简。”[20]诸人唱和之作被苏易简汇编为《禁林宴会集》,《翰苑群书》[21]卷七收有此次宴集的全部诗作,现移部分如下:

玉堂四字重千金,宸翰亲挥赐禁林。地望转从今日贵,君恩无似此时深。宴回上苑花初发,麻就中宵月未沈。衣惹御香拖瑞锦,笔宣皇泽洒春霖。院门不许闲人入,仙境宁教外事侵。我直承明愈二纪,临川实动羡鱼心。

——右仆射平章事监修国史李昉

昔陪群彦在鳌山,今日重来赴玳筵。才向玉堂观圣札,又离瑶席睹宸篇。二南绝唱人惊骇,三体神踪凤折旋。坐久庭柯移午影,饮酣宫吹递香烟。吟求视草笺分写,醉假通中枕暂眠。俗客不知仙禁近,高歌共乐太平年。

——吏部侍郎兼秘书监李至上

《禁林宴会集》中所收诗作内容空泛,诗意重复,大多是赞美太宗书法遒劲,歌颂帝王隆恩,创作心态极为闲适,为自己是翰苑中人而沾沾自喜,诗艺与一味的追求浅易有别,“虬龙”、“鸾鹤”、“云龙”、“金銮”、“鸾皇”、“雕金”、“龙鸾”等等,使诗歌充满富贵之气,平心而论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但其唱和雅集使得太宗朝的白体诗歌在风格上更加丰富。同时,馆阁翰苑词臣之间的酬唱特别是君臣应制之作,使得宋初平易流畅的白体诗风慢慢发生变化,这有益于考察宋初诗风的嬗变。

其二:淳化五年:《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同题唱和

华林书院,原名华林书堂,位于江南西道洪州府奉新(今江西奉新),为胡珰在南唐前期修建。对这次群臣同题酬唱,王禹偁在《诸朝贤寄题洪州义门胡氏华林书斋序》道:“……南昌旧都,胡氏大族,一门守义,四世不析。乃降诏命,旌其里闾。声闻于天,风化于下。大哉,圣人之于孝治,若是之亟也!……自旧相司空而下,作者三十有几人,诠次绾纪,烂然成编,再拜授予恳请为序。夫《南陔》、《白华》,古诗人之美孝子也,有其义而亡其词,仲尼存其篇,子夏序其意,束晳补其文。况身被皇朝之化,目睹孝门之事,有是歌咏播于声诗,而序引无闻,文士之阙也。且使后之采诗义、观国风者将何取实焉?”[22]

淳化五年,太宗召见华林书院胡仲容,嘉奖其四世孝悌,并授官为秘书省校书郎,赐袍笏犀带,且颁御书,以光私第,朝臣三十多人赋诗颂美。这是一次规模盛大的群臣同题酬唱,不少诗作都具有白体诗的特点。现录部分诗作如下:

孝义冠乡闾,门多长者车。岁收千顷稻,家贮一楼书。待客开新酒,留僧煮嫩蔬。三公老且病,无暇访山居。[7]

——李昉

知有英儒伯始孙,聚书讲学贲邱园。征搜合副来贤诏,旌表宜题遍德门。举族为人俱孝弟,深幽何草不兰荪。小冠子夏来相示,诗版因凭寄竹轩。[7]

——梁周翰

旌阳旧山曲,书室构山前。景物尘埃外,轩窗树石边。宁惟集儒业,兼恐混神仙。百行家门最,宜当世有贤。[7]

——贾黄中

墙头翠色云分岭,井底泉声瀑落崖。讲席日闻谈俎豆,书厨时见整竿牌。野猿有果频窥槛,山鸟无人忽下阶。好是鲁儒争就学,不辞千里过江淮。[7]

——李至

除此之外,还有贾宜、张孝隆、柳直、牧湜、张齐贤、吕佑之、向敏中、宋湜、吕文仲、张素、李虚已等三十多人都留下同题酬唱之作,差不多当时政坛、文坛名流都参与其中,足显规模之大。此次同题酬唱,内容上除了对胡氏华林书院的幽美环境、卓越的教学成果进行歌颂之外,重点还对胡氏一门四世的孝义推崇备至。这既是统治者追求“以孝治天下”,重建儒家孝义的具体体现,也反映五代宋初以来诗歌由远离政治向政治靠拢的趋势,宋初白体诗有继承白居易儒家诗教的一面,也自觉的参与太宗朝的文化重建之中。这次同题酬唱诗作的艺术成就并不高,语言直白明晰,结构连贯自然,不喜用典实,是白体诗的风格。

总之,太宗朝馆阁文臣及其它名士的次韵雅集活动甚多,无法逐一列举。这些诗作具有宋初白体诗显著的富贵闲适的特征,同时主动靠近政治,服务政治,使宋初白体诗人从五代一己或小范围的“自我陶醉”中走出来,其人格内涵进一步扩大,宋初文化建设与士风重建的效果已经显露出来。

(三)太宗朝翰林学士白体诗作的差异性

太宗朝翰林学士大多都是当时的白体名家,存诗较多的有徐铉、李昉、汤悦、宋白、李至、王禹偁、苏易简等等。由于身份、个性及才艺偏好不同使得太宗朝白体诗作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具有鲜明的个体差异性。笔者以徐铉、李昉、李至、王禹偁为例,略显其白体诗作的差异性。

徐铉(917~992),南唐著名文臣,五代宗白诗风的杰出代表。入宋前诗风以典雅清丽,明快流畅为主,随着南唐的覆灭,已由南唐清闲要员沦为进退维谷的降臣,诗风以含蓄清丽,凄楚宛折为主。入宋前诗作如《进雪诗》:“欲使新正识有年,故飘轻絮伴春还。近看琼树笼银阙,远想瑶池带玉关。润逐麳麰铺绿野,暖随杯酒上朱颜。朝来花萼楼中宴,数曲赓歌雅颂间。”[7]入宋后,虽有一些歌功颂德的应制之作,但遭遇故国破灭,再加上所有至亲纷纷亡故,其抒发孤独落寞与向往隐逸生活的作品,感情尤为真切,如:

戎服非吾事,华缨寄此身。谬为金马客,本是钓乡人。(《和旻道人见寄》)

云水李道士,曾为中贵人。绮纨终不恋,松鹤自相亲。(《送李道士南游》)

李昉(925~996),字明远,深州饶阳人。身经五代乱世,出仕四朝,终成显达,曾三入翰林,两拜宰辅,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李至(947~1001)字言几,真定人。太平兴国初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馆阁重臣,太平宰辅的李昉、李至,他们的白体诗歌创作内容主要是御制唱和、臣僚之间的闲适唱和及其伤感、送别之作等,其闲适气与富贵气甚浓。现存《二李唱和集》就是他们诗歌酬唱的结集,诗作多达一百二十三首,大多模仿白居易晚年闲适之作,表达知足保和与志得意满心情是其主要特色,如:李昉的《将就十章更献三首词虽愈拙诚即可矜或歌执事之风猷或导鄙人之情志愿宽》中有:“野性从严只淡如,奉身求足不求余。清风明月三间屋,赤轴黄签一架书。午睡爱茶鱼眼细,春餐费笋锦皮疏。比惭多病仍多告,犹拟分司洛下居。”[7]李至的《昉著灸数朝废吟累日继披佳会莫匪正声亦贡七章补为十首学颦诮诚所甘心》:“平生荣遇更谁如,窃位妨贤四纪余。昔冠北门诸学士,今先南省六尚书。演纶岂有文章称,调鼎仍惭绩效疏。弭役销兵恨无策,退朝长是闭门居。”[7]

晁迥(951~1034),字明远,世为澶州清丰(河南清丰县)人,后徙彭门(今彭城),是宋代兴盛数百年的晁氏家族的奠基者之一。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累官迁至知制诰、翰林学士、集贤院学士、礼部尚书,以太子少保致仕。晁迥的白体诗作集中在学习白居易的悟道诗上,使其晚年白体诗作具有浓郁的佛道色彩与理性精神,这也使他在宋初众多白体诗人中具有独特的风格并占据一席之地。如:

心空如太空,豁然无可触。一真法界中,灵照常安住。[7]

——晁迥《偈》

起灭心不停,生化形无数。奇哉大丈夫,自在空中住。[7]

——晁迥《偈》

静中好,冥心归宴寂。斋己不虚吟,静是真消息。[7]

——晁迥《静中好》

王禹偁(954~1001),字符之,济州巨野人。北宋著名文士,宋初白体诗歌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继承宋初白体闲适浅易的诗风,另一方面他以自己独特的经历与广阔的视野丰富宋初白体诗的内容,提升白体诗歌的品格,使得白居易的现实精神得到发扬,并继而并尊白、杜,这不仅使宋初白体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蕴含着宋代诗歌发展的新动向。

其针砭时弊的名篇佳作是对白居易讽谕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如贬谪商州时作《竹鼬》诗,借老鼠来讽刺“吁嗟狡小人,乘时窃君禄。贵依社树神,俸盗太仓粟。”的贪官污吏,其下场也必将被“开穴窘如囚,洞胸声似哭。膏血尚淋漓,携来入市鬻”;贬官黄州时,作《江豚歌》批判时宰张齐贤,其诗为:“江豚江豚尔何物,吐浪喷波身突兀。依凭风水恣豩豪,吞啖鱼虾颇肥腯。肉腥骨硬难登爼,虽有网罗嫌不取。江云漠漠江雨来,天意为霖不干汝。”[7]王禹偁甚至把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最高统治者,如指责统治者的赏罚不公的《金吾》。此外,还有直追杜甫忧国忧民的名作《感流亡》,徐规先生说它:“继承和发扬杜甫《三吏》、《三别》与白居易《秦中吟》、《新乐府》之现实主义精神,求诸宋人诗集中,诚多未见!”[23]王禹偁的不少作品已超越白居易的坐观感叹,而是直追杜甫的感同身受,“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不仅是他惊讶而又自豪的自述,也是其内心的默默追求,更预示着宋诗未来的发展方向。

总之,宋初太祖、太宗朝的翰林学士是宋初白体诗创作的生力军。他们清贵显要的政治地位,通俗流易的文学好尚,对形成以颂美应制、富贵闲适与平易通俗为特征的白体诗风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由于身份、个性及才艺偏好的差异使得太宗朝白体诗风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具有鲜明的个体差异性,从而丰富白体诗的内涵,并预示着宋诗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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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佘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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