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观及其理论困境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3－0009－05

［作者简介］何林（1966－），女，哲学博士，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及文化哲学研究。

全鑫，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及其理论困境”（L11AZX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战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物质层面的普遍繁荣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并未像人们所期待那样，为人们带来自由与全面发展，它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的同时，也成为统治人的物质力量，使人陷入异化之中，并且加剧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影响最大的学派，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提出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而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他们看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悖论，从当代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各种负效应、这些负效应产生的深层根源等方面展开了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分析和批判，并致力于探索科学技术人道化的道路。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反思工业文明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他们的理论自身仍然有其无法摆脱的困境，对这些困境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全面看待他们理论的现实价值。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异化现象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异化现象的批判，沿袭了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他们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如技术的科学化倾向、实践的技术化倾向以及社会的技术化倾向等，而最突出的特点是技术的政治化倾向，即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资本主义愈加有效地对自然进行统治，而且使技术理性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渗透到私人领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实行全面奴役和统治的基础。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创造了一个富裕的当代工业社会。它不仅使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也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迅速改善。但他们认为，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中，人们并没有因此走向自由和解放，反而陷入更加全面的被控制之中。他们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过度扩张使得整个社会都成了一个技术统治的社会，这导致了一系列负面的实践后果。首先，科学技术的大规模运用，成了人类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造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和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其次，科学技术的极度膨胀使技术的规则渗透到了社会的思想和文化领域，造成了人类文化失去其源自私人领域的自主性和多样性，使文化的人文意义和价值内涵逐渐丧失。再次，科技的广泛运用使技术理性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导致人失去了其独特性和丰富的个性，人的精神的内在否定向度被削弱甚至丧失了，不再有对社会系统压制的批判性和反抗性，也不再有寻求自由和解放的愿望。最后，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的政治领域，使得政治问题成了单纯的技术问题，人们逐渐用统治自然的方法来管理社会，这样，科学技术就变成了人对人统治的手段，而它的中性外观又使它有效地维护了现行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中，他们特别强调了科技负效应的最后一个方面。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已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并从否定性方面阐述了其社会功能。马尔库塞进一步对科学技术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他断言，“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 ［1］10，在发达工业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技术成了理解一切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内心’向度被削弱了。” ［1］11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甚至控制了人的心理和本能结构，使人丧失了对资本社会的批判和否定能力。哈贝马斯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的工具，但他认为，并非在任何社会中科学技术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才成为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

为什么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工业文明的发展没有使人类进入人性完善状态，反而使之更深地陷入异化之中呢？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从各自视角对科学技术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所发生的功能异化进行了反思，并探讨了科学技术异化产生的深层原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直接继承了韦伯对理性的批判，把科技异化的根源归结为技术理性的扩张。霍克海默对批判理性和技术理性进行了区分。他指出，批判理性关注的是人与社会的命运、人的自由与解放及其实现方式等问题，它强调的是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而技术理性关注的则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协调的实现，它将事实与价值分开，强调事实而否定价值，把人和世间万物都当做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工具。而当理性成了技术理性时，“它的行动的价值，即它在控制人和自然方面的作用成了唯一的准则” ［2］，正是由于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才导致了人们不是把科学技术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而是当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这也是技术理性之所以导致科技异化的原因。马尔库塞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使用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因为“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一个社会用以组织其成员生活的方式，涉及到在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所决定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之间进行一种初始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发生作用的结果。” ［1］7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主要来自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它使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一个技术的世界，也使人成为失去了否定和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早期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的扩张所导致的负面实践效应归因于科学技术本身，认为这是科学技术按照目的理性的模式运行导致的社会结果。转向交往行动理论后，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主要在交往行动理论框架内展开，他把社会理解为包含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层结构，认为系统是按照目的理性的规则和模式来运行的，而生活世界则是交往行动的实践的境域。因此，他要求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科技负效应问题，不能单纯从经济或科学技术层面来理解，而应该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辩证互动关系来加以思考。

二、法兰克福学派寻求科学技术人道化的努力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对科技异化的看法虽各有不同，但其出发点及理论宗旨却是高度一致的，即以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最终目标。针对现代科技的异化现实及其带来的诸多弊端，法兰克福学派并不主张抛弃科学技术，而是从各自的理论视角提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人道化的思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通过价值理性的弘扬来摆脱技术理性片面发展导致的弊端，马尔库塞寄希望于从审美乌托邦寻找摆脱科技异化的可能性，而哈贝马斯则致力于在生产系统之外的交往合理化的实现中探索出一条技术人道化的道路。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批判理论》《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之蚀》等著作中认为，由于科学与价值的分裂，出现了技术理性的单向度的发展，并进而导致了科技的非人道化现实。因此，他们批判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弘扬价值理性以使人类活动重新拥有人类意义和目标。霍克海默认为，理性具有双重性，它既可能包含人们自由的生活观念并表现真正的普遍性的观念，同时“也形成了促进世界符合维持自我生存目的的思维。” ［3］77对这种思维来说，“理性是考虑和计划的机关，对于目的来说，它是中性的。” ［3］81前一种理性属于价值理性或批判理性，而后者则属于技术理性。当理性完全变成了对目的的追求时，生存的目的就成了唯一的目的，人变成了物，人的思想也由于变成了机器而丧失了对意义的追求。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虽然有利于直接的生活，“但是却成了完全与思想相敌对的原则。在这种敌对的形势下，感情，以及最终所有人们的表达，包括一般文化，都失去了对思想的责任。” ［3］84理想、意义、生活、情感等也因为被贬为形而上学而被抛弃，这也是导致理性支配人、理性和统治权相一致的根本原因。在霍克海默看来，“同时保持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就是十分必要的” ［4］130。因为形而上学涉及的是人的真正的实存，对于个人来说，“形而上学赋予他的实存以意义，说明他在这个社会中的命运只是暂时现象。形而上学断定，通过个人的内心决定，通过形而上的人格自由，现象世界才有价值。” ［4］133－134与实证主义者只坚持存在的东西、坚持事实的保证而拒绝主体观念不同，霍克海默坚持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强调认识中主观因素的作用，并致力于恢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强调弘扬人的主体性和批判精神、恢复价值理性的重要性，并试图以此作为对抗科技异化的手段。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废除异化劳动的前提的思想进行了发挥，认为“技术作为工具的领域，既可以加快人的衰弱，又可以增长人的力量。” ［1］211科学技术能够为人类消除异化和获得解放提供条件。他指出，要摆脱科技异化，实现科学技术的人道化并不意味着需要倒退到前技术状态，而是应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科技文明的成果，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破坏性中解放出来，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因此，他主张对科学技术进行合理地使用，以此寻找一种替代科学技术的可能性。他认为，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人道和美学的条件下，一种替代性的、新型的科学技术是可能的。他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寄托于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上，主张以艺术创造去校正和完善被异化了的科学技术。因为在他看来，艺术具有批判功能，如果能实现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就会形成一种以审美为标准的新的技术结构。他设想了“技术文明在艺术和技术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 ［2］14之后的情形：“在和平的技术中，美学范畴将参与到这种地步，即从自由发挥才能的观点出发来建造生产机器。” ［2］16它与那种在纯粹技术合理性基础上对物体所做的建造不同，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对物体进行的把握，在其中审美因素与物体的功能性彼此包容。马尔库塞强调了艺术在技术统治时代的价值，认为随着这种兼具审美性与功能性的新技术的出现，将会冲破现存的技术统治，使自然和人获得解放。

哈贝马斯从人类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世界方面，为技术的人道化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反对完全否定启蒙理性，认为其中内含着某些自由的潜能及对日常行为和交往合理性的必要支撑。他也不赞成对科学技术采取单纯的批判态度，强调虽然目的理性的过度扩张，使本来属于文化传统和政治实践的领域受到技术系统的入侵，导致了反思的枯竭、交往行为的扭曲和政治与文化间内在联系的割裂，但这些社会文化问题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改进是无法解决的。他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的，因此关于科学技术人道化的探讨不能仅局限于对技术手段的思考，还应对制度框架内的技术系统进行改进。因为科学技术不仅是工具和手段，更是目的理性活动的规则系统，它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构成要素，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框架所必需的。也就是说，技术所导致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技术本身的范围，涉及到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和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因此，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技术进步，还必须通过对科学技术的不断反思，将它与社会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强调技术活动具有实现交往合理化的潜能，技术知识可能通过适当的方法转化为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早期哈贝马斯通过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来为新的合理化理论奠基，这时他还是着重于认识论的探讨。转向交往行动理论之后，他则试图系统重建一种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石的合理化理论。通过将科学技术放在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视域中的方式，哈贝马斯力图在技术进步和社会生活实践之间建立一种辩证互动的民主对话机制。他指出，“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反过来使用于从事生产的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 ［5］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与民主都是某种形式的言语活动，只不过科学局限于理论性，而民主则强调实践性。技术是与交往活动不同的目的理性活动，但它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同样具有实践的意义，它们都属于日常的交往范围，也都要通过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达成共识。因此，对哈贝马斯来说，如何实现科技人道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能够把技术上可使用的知识转化为社会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的问题。他认为通过言语行为实践，在扬弃片面的目的合理化的同时实现交往合理化，科学技术就可以进入交往实践的境域中。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从制度上保证普遍公开的对话和讨论，以此把技术知识同人们的意愿和实践统一起来。哈贝马斯试图以公众舆论为基础建立起一种科学与政治、公众间的民主对话机制，认为只有凭借公众舆论这个中介，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中公民的政治实践意识，科学技术的人道化才可能得以发生。

三、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观的理论困境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以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对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的统治方式等方面所造成的各种异化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他们特别指出了科学技术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消极政治效应问题，把科学技术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这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充分展示科学技术的正面政治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否定，而是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科技异化的根源。他们从哲学理论层面揭示技术理性的本质与社会功能，并提出了科学技术的功能维度与其社会意义之间的关联问题，在努力克服科技异化与技术理性的弊端以及走向科学技术人道化道路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们的科学技术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间关系的崭新思考，这一思考不但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分析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且对于我们反思工业文明、克服技术理性的膨胀以及重建人类未来文明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理论批判来面对资本主义科技异化的现实、并寻求科技人道化的道路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他们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但是，这种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文化批判有其理论意义，也有其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大都立足于抽象的理性概念，把科学技术看做技术理性的表现形式。他们反对科技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功能的发挥使技术理性在理性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他们的理性观念是根据德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理解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在他们看来，理性不应限制我们心灵生活的多样性，技术理性的进步只有在价值理性的引导下才可能是真正的进步。霍克海默等人挑战技术理性的霸权，希望通过寻求一种替代性理性来克服技术理性过度膨胀导致的弊端，但无论是价值理性的弘扬还是交往理性的合理化都仍然是一种主体性哲学观。这种主体哲学虽然包含了对人类的价值、意义和目的等问题的关注，但在他们那里自然与社会还是以二分对立的形态出现的。他们把自然视为僵死存在，使人作为主体与自然界相对立，在批判了技术理性的片面性的同时，也片面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如哈维所说，“虽然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问题，并试图通过内部关系辩证法重新将两边整合在一起，但他们不过是证实而非破坏了‘人／自然’这个简单的二分法。……现代科学、技术和我们日常实践一直都在突破这种二分法。” ［6］由于没有跳出现代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他们还没有彻底理解以实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没有看到人在通过实践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实现人自身的价值，并且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依赖由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生产力发展为之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历史和实践都表明，仅仅通过主体性的充分延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问题。对他们来说，要想完善现代性的理论建构，还需要重新审视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技异化的批判。由于科学技术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负面效应，特别是负面政治效应，导致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不再具有解放的、革命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帮凶和人类解放的桎梏。因此，他们提出重建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的观念。但问题在于，科学技术与科技异化并不能等同，他们的科学技术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界限。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科学技术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或手段，它本身在本质上是一种不自主的、中性的、主要着眼于物质目标的理性活动，没有好坏、善恶、对错之分，有此区分的只是其使用者以及当该使用者将其用作何种目的的时候。因此，科学技术自身的超历史、超地域、超人群的普遍有益或有害性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任何科学技术总是要通过一定社会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的人去应用的，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利用同一项科学技术发展生产。科技异化的根源不在科学技术本身，它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方式所造成的，科技异化只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一种特殊表现。虽然马尔库塞指出了科技异化的根源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但他对科技人道化的探索却仍然是从对科学技术自身的改变入手，并没能触及到资本主义的制度问题。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是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他们没有看到，只有通过社会变革，科技异化现象才能根本消除。而忽视了这一点，也就脱离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再次，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统治的工具。这一判断是他们理论中影响最大、也是存在诸多模糊之处的命题。他们把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描述为虚假性或非真实性，通过给意识形态冠以否定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罪名而竭力排斥意识形态。这在一定意义上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曾指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大致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它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一种伪思想与虚假意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定阶级的信仰系统，作为对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系统反映，意识形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和人类精神生产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中介和公共领域，也是一种人们无法与之分离的精神力量。由于对意识形态的片面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必然也是片面的。此外，法兰克福学派基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功能上的一致性，把二者等同起来的做法，同样有失偏颇。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科学技术属于现实生产力范畴，它是人对自然界认识、利用与改造的产物，其任务在于揭示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并对之进行系统的改造。而意识形态则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是人们关于社会的观念形态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是为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法兰克福学派混淆了二者在性质和内容上的差异，也夸大了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范围。

最后，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设想了一种充满希望的科技人道化的理想未来，但对这一未来的实现他们几乎没有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观点，他们的批判是一种带有浓厚悲观色彩的浪漫主义文化批判。我们知道，科学技术塑造了一个人类经验和行动的共同架构，这种塑造不是发生在观念层面，而是体现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这意味着对科技人道化的探索不应仅仅停留于理论观念层面的思考。此外，既然资本主义制度要对科技异化与技术理性的弊端负责，要探讨科技人道化的道路就必须从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个大背景入手。马克思的科技批判理论之所以没有陷入空想，就在于他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出发，把批判的根基和理想的实现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基础上，而这应该是克服法兰克福学派科技批判片面性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