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期僧人在唐蕃交往中的作用

张 莉

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遣使入唐，唐蕃之间的往来自此开始。文成公主和亲开启了双方交往的新篇章。在联姻关系基础上，唐蕃官方使者往来愈加频繁，带动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跟随文成公主入藏的汉族僧人，翻译了大量汉族天文历算、医学等方面的典籍，将先进的科技文化带到吐蕃。这些僧人的活动为此后吐蕃佛教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佛苯之争后，佛教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但不久佛教内部发生了顿渐之诤。虽然此次论诤的本质是不同势力集团的利益斗争，但论诤同样使汉、藏、印三种文化进行了深入交流。受到顿悟派思想影响的娘·定埃增桑波在吐蕃王朝后期担任钵阐布，掌握内政外交大权，他积极推动唐蕃友好，是长庆会盟的促成者之一。另外，在吐蕃统治的敦煌地区，汉藏文化交流程度更深，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也是僧人。

一、入蕃汉僧对汉藏文化交流的贡献

吐蕃时期的入蕃汉僧主要有四种，一是跟随文成、金城两位公主入藏的僧人，二是途径吐蕃前往印度求法的唐朝僧人，三是应赞普邀请，被唐王派往吐蕃的僧人，四是唐蕃战争中被俘的汉僧。

(一)和亲队伍中的汉僧

唐蕃之间的两次和亲带来的影响不只限于政治范围，更深远的意义表现在汉藏文化交流方面。根据史料记载，为供奉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释迦摩尼佛像，和亲的队伍中加入了一批汉族僧人。其中摩诃第瓦、达磨郭迦两人 (可能是为入乡随俗而取的藏族名字)翻译了《医学大全》。金城公主入藏时同样携带了大量医药书籍，“由汉族医僧玛哈晋达、盖珠卡根和藏族医师共同译成藏文，再由汉族医僧悟慎、藏族译师毕如扎耶综合翻译，编成藏医名著《月王药诊》，这些医学典籍的翻译推动藏族医学的发展，给西藏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1］

这一时期吐蕃本土还没有跟随这些汉僧出家的僧人，但他们在吐蕃上层产生的影响力也是不可低估的。《贤者喜宴》引用《拔协》中的记载，赤松德赞继位之初，大臣玛祥仲巴杰反对佛教，驱逐僧人，“一位担任香灯师的汉地老和尚，也被驱回汉地，老僧走至汉藏交界处，据说该老僧言道:‘我的一只鞋遗留于昨天的道路，(这意味)佛教之火星将重现于吐蕃。’”［2］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尽管这时佛教在吐蕃尚未形成规模，崇苯大臣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威胁。而后来摩诃衍那的顿悟派之所以能够迅速地被吐蕃上层贵族接受，与和亲队伍中的汉僧在吐蕃的佛教活动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在顿渐辩论之前，唐朝佛教的影响远大于印度佛教”［3］

(二)经吐蕃前往印度求法的唐朝僧人

唐诗记载“旋知偃兵革，长是汉家亲”、“戎王子婿礼，汉国舅家慈”，这些描述反映了唐蕃和亲后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唐蕃关系的稳定为西行求法的唐朝僧人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即从长安出发经吐蕃、尼泊尔到达印度。这条道路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唐朝与吐蕃、尼泊尔、印度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从吐蕃尼泊尔道前往印度的唐朝僧人留有名字的有近十人，如太州玄照法师、齐州道希法师、并州道生法师等。其中玄照法师曾三次赴印度求法，两度受到文成公主的礼遇。“这些僧人在吐蕃进行小范围的传法是有可能的，他们也可能参与了吐蕃的译经活动。由于两位汉族公主对佛教的推崇以及这些求法僧人的影响，佛教逐渐被吐蕃上层社会所认识并逐渐接受。”［3］为此后佛教地位的确立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三)应召入蕃的汉族僧人

吐蕃统治者非常善于吸收周边民族的先进文化，历代赞普不仅派使者或贵族青年前往唐朝、印度等地学习先进的制度与文化等，也经常迎请这些地区的著名学者入蕃。《贤者喜宴》提到了松赞干布曾迎请汉地和尚玛哈德瓦茨 (即大寿天和尚)等来吐蕃翻译佛经。赤松德赞时期迎请东松岗哇、摩诃波罗、尚底巴达等汉僧，主要翻译汉族医典，也翻译了一些佛经。最初这些僧人的活动以译经为主，后来转为传法。《册府元龟》记载，公元781年“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秀、文素二人行，岁一更之。”［4］是年三月，二人随唐使崔汉衡、常鲁到吐蕃传法。当时跟随这些汉族僧人学法的吐蕃贵族很多，就连渐悟派的代表人物拔·赛囊最初也是从小昭寺一位汉族和尚“学得修行教理”。

在应召而来的汉僧中最著名的是摩诃衍那，他的“众生皆有佛性”思想适合于不同人群，很快被吐蕃贵族接受，赤松德赞的王后没卢氏及姨母那囊氏都跟随他出家。顿悟派思想的盛行威胁到了莲花生、寂护代表的印度中观瑜伽行教派，在赞普主持下双方进行教法辩论，即“顿渐之诤”。此次辩论不仅是佛教不同派别思想的争论，也是汉、藏、印三种文化的一次深层交流。虽然顿悟派在辩论中失败了，“但摩诃衍那所传播的禅宗思想不仅对吐蕃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促进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还对后弘期藏传佛教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从佛性论、修行方式上都有一定的影响。”［5］

应召入蕃的汉族僧人与吐蕃僧人一起从事佛经翻译工作，是汉藏两种语言文化的互动。通过译经，汉语及汉文化在吐蕃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吐蕃的许多知识分子精通汉语，从敦煌文献中翻译成藏文的《尚书》、《战国策》可以看出当时的吐蕃对汉文化了解之深。

除了语言文字方面，汉族僧人对吐蕃的建筑、铸造工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吐蕃境内首座真正意义上的寺院桑耶寺的中殿，是由汉族僧人设计，按照汉地风格修建的。另外，墀德松赞时期，王妃没卢氏甲茂赞作为施主铸造的昌珠寺钟是唐朝僧人大宝和尚监铸的。［6］这表明当时唐蕃之间文化交流的范围很广。

(四)唐蕃战争中被俘的汉僧

在唐蕃文化交流中，除了上述译经传法的僧人外，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僧人。他们在唐蕃战争中作为俘虏被带到了吐蕃。双方关系缓和后，吐蕃将他们送还唐朝。《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建中)三年四月，放先没蕃将士僧尼等八百人归还，报归蕃俘也。”［7］《宪宗本纪》载“(元和二年八月)没蕃僧惟良阐等四百五十人自蕃中还。”［7］由于吐蕃崇尚佛教，这些被俘僧人没有被杀害。他们被带到吐蕃后基本从事抄写经文的活动。虽然这些僧人是被动前往吐蕃，但他们抄写的经书有许多保存了下来，成为珍贵的文物。他们返回后也将吐蕃的一些情况带回汉地，加深了唐朝人对吐蕃的了解。

二、吐蕃僧人对汉藏文化交流的贡献

吐蕃僧人基本出自贵族，因此僧侣集团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吐蕃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长期跟随在赞普身边，对赞普的内政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了吐蕃王朝后期，随着赞普对佛教推崇力度的加强，僧人直接参与到政治当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僧相制度的确立。受佛教的非战弭争思想影响，这些僧人积极推动唐蕃和盟，为汉藏文化交流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此外，作为吐蕃统治的特殊地带，敦煌一直是汉藏文化交流的最为频繁的地区。在这里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融合，而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有藏族僧人管·法成。

(一)钵阐布娘·定埃增桑波

为了对抗日益膨胀的外戚与权臣势力，提高僧人的地位，赞普设置了僧相，即在大相之上设“钵阐布”一职总掌吐蕃内政外交大权。《新唐书·吐蕃传》解释:“钵阐布者，虏浮屠豫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8］吐蕃的第一位钵阐布是出自娘氏家族的娘·定埃增桑波。由于他拥立墀德松赞有功，赞普不仅赋予他崇高的政治地位，也对他的家族进行了封赏。这一史实在藏文碑刻《谐拉康碑》中有详细记载。

娘·定埃增桑波同拔·赛囊一样，早年都曾跟随汉僧修习佛法，但他受禅宗的影响比拔·赛囊更深，这应该与他出身的家族有关。王尧考证汉文史籍中多次出现的名悉腊出自娘氏家族，从娘氏的藏文myang发音来看，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名悉腊多次出使唐朝，曾在唐朝国学学习，通晓汉文，了解汉文化，对唐朝保持友好态度，为唐蕃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另一位出身娘氏家族的僧人娘·夏弥是摩诃衍那的弟子，顿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受家学渊源的影响，娘·定埃增桑波在教法上更倾向于汉地的禅宗，这从他反对渐悟派代表益西旺波 (即拔·赛囊)的行为也可以看得出来。

正是由于娘·定埃增桑波对唐朝比较友好的态度，加上佛教本身的非战弭争思想，促使他积极推动唐蕃关系的恢复和改善。墀德松赞采纳他的建议，对外实行修好政策，主动遣使向唐朝请和。唐朝看到了钵阐布在吐蕃政坛的作用，故特意修书，即白居易执笔的《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其中写道:“卿器识通明，操行精洁，以为真实合性，忠心立诚。故能辅赞大蕃，叶和上国，宏清净之教，思安边陲，广慈悲之心，令息兵甲，即表卿之远略，亦得国之良图。”［9］这正是对娘·定埃增桑波为恢复唐蕃关系所做贡献的肯定。

(二)管·法成

除了青藏高原以外，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一直是汉藏文化交流最深的地区，尤其是在佛经翻译和汉藏密教方面。其中藏族僧人管·法成的贡献与成就最高。

管·法成出身吐蕃著名的管氏家族，该家族早在赤松德赞时期就信奉佛教，帮助赞普除去反佛大臣玛祥的老臣管氏即出自这一家族。管·法成精通藏、汉、梵三种语言和文字，是著名的藏族翻译家。公元833年，他来到沙洲 (今敦煌)永康寺，开始翻译佛经，后曾离开沙洲前往甘州。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在沙洲的统治后，将他请回敦煌继续译经，并奉其为国师。他不仅将汉文经书翻译成藏文，也将藏文典籍译成汉文。这些经典的翻译极大地促进了汉藏密教间的交流。管·法成译的《贤愚因缘经》是汉藏佛经翻译的精品，为藏族的唐卡、佛画、藏戏、歌舞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0］他不仅推动了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也为汉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除了上述两位比较著名的僧人外，吐蕃本土还有许多从事佛经、典籍翻译的僧人。与娘·定埃增桑波和管·法成相比，他们的名字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甚至大多数人的姓名已经湮灭不闻。他们与汉族僧人、学者合作将汉文典籍翻译成藏文，为汉藏文化沟通架起一道桥梁。

结 语

唐朝与吐蕃建立联系以来，双方使者往来不断，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由此展开。然而在正式的官方使者往来之外，还应看到一个特殊的群体——僧人对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与朝廷官员将入蕃视为“畏途”的态度不同，许多唐朝僧人怀着弘扬佛法的坚定信念来到雪域高原。他们将禅宗思想传入吐蕃，也将汉地的先进文化科技带到吐蕃。跟唐朝僧人相比，吐蕃僧人在政坛上拥有特殊的地位，他们秉持佛教非战弭争的理念，积极修复唐蕃关系，是唐蕃友好的重要推动者。还有一些藏族僧人投身佛经翻译事业，促进了汉藏佛教思想的交流。吐蕃时期的僧人在唐蕃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唐蕃友好以及汉藏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不应被世人遗忘。

［1］张云侠.汉藏文化交流的使者——文成、金城公主［J］.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2］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Z］.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

［3］索南才让.唐朝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4］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 ［Z］.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5］刘欣荣.摩诃衍那禅思想的特点及其在西藏的传播［D］.咸阳:西藏民族学院，2007年

［6］王尧编著.王尧藏学文集 (卷二):吐蕃金石录·藏文碑刻考释［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

［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吐蕃传 ［Z］.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8］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吐蕃传 ［Z］.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9］范学宗等编.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 ［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党措.吐蕃时期法成在敦煌的密典传译及其影响［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