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柯象峰对西康的考察

钟荣帆

柯象峰 (1900-1983)，生于安徽贵池。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并留校任助教。1930年在法国里昂大学社会经济学系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在金陵大学建立社会学系，任该系主任兼校教务长。抗战时期，随着国运渐危，校址西迁成都，柯象峰于1938年暑假赴西康进行社会考察，其考察所得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川康社会民族文化、开发西部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前学界对柯象峰的关注起步较晚，数量甚少，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①庞绍堂:《关注民生——柯象峰先生的学术主旨》，《学海》，2005年第2期;林闽钢、王刚:《社会保障学和研究的历史追溯——以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为基点》，《社会保障研究》，2013年第1期;张越:《中国贫穷问题与防治:基于柯象峰的思想》，《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中，集中于柯象峰社会学、人口学作品的阐释和解读上，同时亦有一些金大校友对“柯师”的回忆性文章，而对其在边疆社会方面的研究，侧重于其边疆理论的研究①汪洪亮:《抗战时期边政学的兴起及其“学科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段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主要表现在学界对柯氏所著《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②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期。一文的探讨与剖析，而对其边疆学术考察关注较少。本文拟根据相关期刊档案资料，对此考察作一论述。

一、柯象峰西康考察的时代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控制了我国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等地。抗战爆发后，日寇步步进逼，东、南国土相继沦陷，蒋介石政府将首都内迁重庆，大西南随之成为抗战的中心，开发西南、西北成为当时国人共识。在此时代背景下，国家存亡与民族兴衰的问题日益凸显，民族如何复兴?国人何去何从?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国民的普遍焦虑情绪渐趋严重，于此之时，中华民族的团结成为学人的共同呼吁，开发与建设边疆成为迫切需要。抗战时期，大量政府机构、工厂、学校迁往西南，西南地位陡然提升，原先远离边疆或不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有了亲临边疆的机会，在“学术报国”思想的催化下，学者们亲赴少数民族边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以个人行动来为抗战建国添砖加瓦。［1］

近代以来，西学的进入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原有的面貌，人类学 (民族学)、社会学等西方学科逐渐进入中国并逐步走向本土化，而民国时期国内学人对边区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考察研究亦受到西方的影响。早在20世纪早期，即有不少国外探险家 (包括学者)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考察，他们的考察带动了边疆民族区域史的研究。受此影响，学者们认识到边疆地区的重要性。开发边疆，其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实地考察，自20世纪末起，各种学术团体、政府机构及个人开始对边疆民族地区开展有针对性、系统性的考察，抗战时期，对边区的考察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川康的考察方面，1935年被任命为川康科学考察团团长的杜长明对川康水文地理的考察，1937年由马长寿率领的川康调查团对川康的民族调查，1938年庄学本对西康彝族村落的考察。柯象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向了对西康民族社会的考察之路。

二、对西康的考察

西康在我国政治经济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因其地势险要，交通梗阻，鲜为外人所知，以往考察“仅取得一鳞半爪，归以示人，愈见神奇，以致令局外人未得窥见全豹”［2］，近代以来，留心西康问题的学人，逐渐采用科学方法，前往考察，西康的真实面貌才渐为国人熟知。抗战军兴，柯象峰随校迁来成都，1938年暑假得“西康建省委员会之资助，由柯象峰先生陪同徐益棠先生等，于口月九日 (按:此处应为八月九日③据柯象峰在《西康纪行》(载于《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期)的“引言”中交代，此次考察“订于八月九日启行”，同时《西康纪行》一文也是从八月九日起逐日记载的;此外，同行的徐益棠所著《西康行记》(载于《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亦可佐证，该文也是从八月九日开始写起的。因此，可推断此次考察始于1938年8月9日。)前往甘孜、炉霍、道孚、泰宁、康定、泸定、汉源、荥经、雅安等处作实地考查，历时两月有余。”［3］其考察游记——《西康纪行》，在当时最有影响的边疆研究刊物《边政公论》连载;根据考察所作的著作——《西康社会之鸟瞰》，亦于1940年由正中书局出版。前者主要逐日记载西康考察途中的“所见事物所遇问题及所聆言论”［4］，以记录事实为主;后者则在个人观察基础上所做的“社会学的研究”［2］，以分析研究为主，二者互为补充。柯象峰视野所及，涵盖康区社会文化各个方面。

(一)西康教育的探讨

柯象峰主要考察了西康地区的小学及中学，具体涉及学校的学生、教材、师资、学科、经费等问题。如在1938年8月20日上午，柯象峰参观了康定县天主教堂小学校，该校“教员凡八九人，学生一百三十人，不日开课，分六级四班，(初小一二年及三四年级用复式教授)用部定教材。”［4］是日下午又前往康定小学拜访，适值开学典礼，据悉该校“教职员仅四五人，学生有一百八九十人，分两部，本部占大多数。其间学生十之九为汉人，十之一为康人;另有分校，其前身为藏族学校，其间学生十之九为康人，十之一为汉人。现两部所用课本，多遵用部订本。”［4］8月20日，参观中央政校康定分校。9月9日抵达泰宁，上午赴实验区小学参观，恰逢学校为适应地方农忙需要而放假10天，该校除校长外有教员3人，多系康定师范实习生，待遇每月24元，除伙食10余元外，每月仅余零用钱数元。“学生编为三级，相当于初小一二三年级，每级二十余人，三分之二为康人，多系强劝而来。内有小喇嘛二十余人，为政府强请泰宁来骂死送来者。多系因应付汉官，而不得不当‘学差’。父母且时有代儿童请求给假。所读学科有国语，汉语，算数，公民，常识，工作，唱游等科。儿童最喜者为唱游，次为工作，最不喜算数，汉语及其他学科，因与其生活多不发生关系，故学时多不感兴趣。加之所用课本教材，多系国内人物及生活，与边塞风物，迴不相侔。”［5］9月15日，抵炉霍县吓拉坨镇，前往县立小学参观，该校校址系租用，“甚简陋，教室二，校长室一，寝室一，厨房一，生徒五十六人，内有汉人五，混合血统者十一人，余四十人为康人。”［6］所用教材，亦为商务复兴本。9月21日，到达甘孜，参观由庙产开办的省立小学，该校负责人为邓校长及伊等教员二人，“学生九十八人，分三级，(高级，汉语版，初级。)五分之二为康人，五分之三为扯格娃汉康混血儿，女生十余人，喇嘛近二十人，最长者年二十岁，最幼者为四岁，大多数在十岁至十五岁之间，课室尚敷用，教材用商务复兴课本。”［6］学生的学杂费均公家供给。

根据以上的叙述，柯象峰将边区教育问题总结为四点:“(1)民族语言迥异;(2)民众信佛，喇嘛寺又得民众信仰，人皆乐送子弟为喇嘛受宗教教育 (3)土司头人惧康人汉化，亦有离间者;(4)学校教育本身之缺点，如教材不适用，教法不合，师资不良。又无出路，学生虽入学，亦不感觉兴趣，故不愿接受。”［2］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又不是仅仅靠办学所能奏效，正如他听一老翁谈及康人之教育，“实牵涉到政治 (土司)经济 (如牛场娃之流动性及幼孩工作可佐升斗。)宗教 (喇嘛寺之把持信仰及文化)，以及文字等各方面问题。”［4］1944年，柯象峰本人亦提及:边疆教育涉及千端万绪，“建设边疆教育，也就是建设边疆社会之一环，彼此息息相关，不能独美。”［7］为此，柯象峰认为发展西康教育的途径主要有三点:第一，发展康省经济为基础，具体表现为发展矿产、畜牧、林业、水利等事业;第二，政府指导寺庙办学，鼓励优秀青年僧人入内地留学;第三，编纂适合康民的特种教材。［7］而曾经深入甘南藏族地区拉卜楞寺实地调查研究的李安宅则认为:“推行边教，不是在统一语文，限制思想，而是要使所有国境内的国民，做一个国族的公民，现代的公民。因此，推行边地教育，在文字思想方向，绝没有任何限制，只注重内容教材之是否包括做一个现代国民应有的知识。”［8］较之柯氏从具体的实践层面讨论，李氏则主张从如何培养一个国族公民的宏观角度考虑，提倡边地教材应涵盖现代国民应有的知识。

(二)康区社会现状的考察

此次考察持续两个多月，涉及康区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人口方面，据柯氏调查研究，西康(包括宁属、雅属)总人口“应在二百二十万以上”［2］，其分布情况为“愈向西行则愈稀，反之，愈向东行则人口愈密”［2］，因此，康定的人口较任何县为高。此外，据柯象峰观察，康人“体格高大”，“皮肤黄黑”，“多禀赋坚韧”，“对于领袖极忠实而服从”，“富有辩才”及“乐观或乐天安命”，同时具有蛮横凶残的弱点。［2］男女分工方面，“康民生产者，多系女子。男子除牧畜或种地外，其余内外事务，教育子女，多为女子负责，且以让男子做事为女子无能之表现云。”［4］康地女子甚至有“铁背铜肩”之称。

婚姻家庭方面，康地男女结合较为自由，“除父女母子外，不甚避忌”［4］，盛行入赘妻家，亦有娶妇入门，以一夫一妻制为普遍，间有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存在。据柯氏研究，康地因经济落后，耕地稀少，牧场受限，康人家庭较为贫困，实行一妻多夫或者一夫多妻，“一则可免产业分裂;二则可以减低人口之生育。”［2］属于自然现象，外人批评其淫乱，实为“皮相之谈”。马长寿亦与柯象峰持有相同意见，据他调查，西康试行多夫制的主要原因是“为防止家庭分□ (字迹模糊)，粮食不足”［9］。而徐益棠则认为，康藏民族的一妻多夫的原因“不在于耕地之狭小，不在于人口上性比例之不平衡，亦不在于聘金之繁重，而在于宗教势力之伟大。此伟大之宗教势力，一切社会制度均蒙其影响也。”［10］柯、马二人强调经济的作用，徐氏则突出宗教的影响，三者皆有其理，只不过立足点不同罢了。

宗教文化方面，西康宗教甚为盛行，“骎骎然已成西康社会生活之中心”［2］。沿途，柯象峰参观了不少喇嘛寺庙，如8月21日，偕徐益棠等人参观了康定的喇嘛寺，了解到此中“僧侣多外出，相系经商或工作，以谋取升斗之助”［4］。8月26日，亦谒见大刚法师，谈及佛教教义，宗派之别，“喇嘛寺之组织工作;喇嘛之公私生活;喇嘛教在西康之地位;以及五明学院设立之用意。”［4］9月30日，在参观完喇嘛寺后，与寺方交换礼物，僧人在得赏余，仍索要额外金钱，颇使象峰愤愤不平，觉“僧人之嗜利，正与内地同”［6］。喇嘛在民间极为尊荣，活佛及大喇嘛尤得人民信仰，甚有“以分饮其小便为荣，而以大便和药食者”。［6］在8月28日，柯象峰亦亲自参与了天主教之作礼拜，认为“西康个大喇嘛寺院，颇似天主教之教堂制度。”［2］此外，象峰还参观了康地的天葬仪式及康人摩顶节日 (亦曰沐泽会，一种宗教仪式)。

(三)西康政治、经济的观感

由于此次考察受到西康建省委员会资助，沿途均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知照，因此，柯象峰于政治、经济上的观感，多来自与相关官员攀谈或者查阅县署档案资料所得。政治上，自刘文辉经营西康以来，表面上各县政权逐渐收归政府，但西康的实际政权“仍大部分操诸旧日之土司(有残余之土司，有恢复势力之土司与变相之土司)及头人手中，其次则操诸大喇嘛寺，或呼图克图手中。”［2］以各村保正村长为例，96日，象峰抵达炉霍县，县长与其谈及:“目前保正村长，虽由选举产生，且有任期，但当选者，在人民心目中，仍须为地方之贵族或有地位者。所谓贵族又多系昔日之保正头人，结果换汤不换药，其实际情形并无多少改易。”［6］此亦导致差民出逃、差民仇视政府及土地兼并日广等问题。此外，由于喇嘛寺为宗教生活之中心，因喇嘛多藏有枪械，大喇嘛“时而干政私自审讯，且有胁迫县长之举，故县长号令多不出县署。”［6］因此，西康政治仍属治康之第一难题。

为此，途中亦有不少政府官员及友人与象峰谈及治康策略。8月23日，在康定遇任乃强，对于治康办法，“据任君之意，认语言之同化为第一步，次为交通建设。”［4］8月31日，与一老翁攀谈，言及治康办法，颇使柯氏深刻，由于康北民情敦厚，而康南经赵尔丰统治，康人沾染了不少恶习，因此“治康之道，北道可用德化，南康及三瞻，恐仍须一度立威，而后始能怀德也。”［4］9月16日，在炉霍县与县长谈及各村保正问题时，柯象峰以为“治康问题中之土地问题，实为一政治经济之核心问题。”［6］10月10日，与刘刘自乾委员谈及治康政策，刘以为“目前先积极经营宁雅二属，对康取渐进政策，办法则以尊其教整理其政为原则。”［6］且西康目前多以人治，故应重视人才。对此，徐益棠则认为“必须有多方面之考量”，文治与武治相结合，“文治亦须赖有武力之辅助，武力亦须有文治为之善后”，二者互为补充，而这当中还得尤为注意发展经济，因为“经济势力固为文化发展、人口增加、政治推动最有效的因子。”［11］

在经济上，西康经济状况较为落后，组织亦不甚健全。每到一县，柯象峰必询及当地经济概况，同时参阅相关经济统计资料，以期为当局提供开发西康之参考。因气候地势因素的限制，西康主要发展农业和牧业，且多不发达，仅能自给自足，康人的主要食品，以“糌粑粉为主，佐以酥油茶，和以些许盐屑。”［2］柯象峰到达康定后，因口味不合不吃糌粑，“后闻人言可以用糖或猪油盐拌和，食之可口。试以糖及开水冲和，果然有如江南人之食炒米粉。”［4］也渐渐的习惯了。糌粑的制作原料尚能自足，但盐、茶却得靠外进口。柯氏调查，茶多由四川和云南运入，“食盐来自青海 (盐井亦自产一部分)”［2］，由于税收的繁重，原本低廉的盐，运入康地后却颇显昂贵。据财政部盐务总局督察员丁宝榕谈，“盐至康定，亦须纳税，约三四元一担，实则中央对于盐既已征出产税，地方本无再征之规定也。執是之故，盐之售价为每斤四角，人民之担负不轻也。商民除直接税如所得税保安捐房捐外，所担负之间接税甚重，因外来商品，多须纳税，而转口税尤重。”［4］此外，烟草、布匹、金属品亦须从外进口。总之“康人受环境限制，及囿于习俗，消费欲极低。消费质量均单纯而微薄，此固为康人经济生活一特点，亦一般初民①初民，指远古时代的人。翻译家、语言文字学家吕叔湘将美国历史特俗轮学派学者罗维 (Robet H.Lowie)的著作《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1920)翻译为中文，1935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该书是有关初民社会组织研究的入门书，书中对摩尔根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和极端主义的传播论在初民社火组织等方面的理论进行了批评，主张以一民族之文化历史及文化环境解释其现有文化。详见王建民等编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所同具之现象也。”［2］

综上所述，柯象峰将西康社会总结为三个重要特征。第一，“西康为一物质条件不足之社会。”西康因地处高原，气候环境恶劣，交通梗阻，这就决定西康主要发展的产业为畜牧业，少有的农业局限于河谷地带，也仅能种植青稞、荞麦等作物，尚能达到自给自足;其次，“西康为佛教化之社会。”西康境内喇嘛寺众多，康人多以喇嘛教为统一信仰，举凡生育、疾病、婚姻、丧葬等无不以喇嘛主张为宗，且每家皆有经堂，有子多送喇嘛寺为僧，喇嘛寺隐然成为西康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第三，“西康为特殊阶级统制之社会。”西康的政权实际操纵于土司喇嘛手中，土司喇嘛凭借其政治权、经济权、军事权、宗教权而获得领导权，造就其成为社会之重心。要言之，西康社会为一元性社会，各方面既相互影响又互相联系，虽有异元文化输入，但多能契合而融成一片。［2］

三、柯象峰西康考察的重要意义

柯象峰对西康的考察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历史轨迹纷繁复杂，特别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波诡云谲的变化，无论是沿海都市地区，抑或偏远民族区域，都不同程度上卷入了时代变动的洪流中。通过研究柯象峰对西康的考察，可以从中洞悉时代变局与边疆民族地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点在柯氏的考察沿途及人生学术经历中均可看出，而这一轨迹又折射出当时的时代背景。正是在西方探险家的刺激和抗战建国的大环境下，西南边疆逐渐进入国人视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愿景才付诸实践。

其次，柯氏对西康的考察为我们展示了当时西康独特的人文、社会风貌，也为我们了解此一区域的风土民情、教育概况和政治经济提供了丰富而又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极大地充实了边疆民族史的研究。正如时人评价柯著《西康社会之鸟瞰》:“多发前人所未发，洵为研究康藏问题者珍贵资料。”［12］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对现在，其学术价值均不容小觑。同时，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学术“中国化”的主张，并在社会形成广泛的讨论。柯象峰结合早年留学法国的学术经历，将西方社会学理论运用于西康实地考察，通过交谈、摄影、调查问卷、收集民物以及查阅档案资料等方式付考察康地社会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风气与进程。

最后，柯象峰对西康的考察，并非单纯的“格物致知”，亦表达其“经世致用”之道，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此次考察是在西康建省委员会的资助下开展，涉及西康教育文化、社会习俗，宗教礼节、政治经济等方面，整理所得的调查报告亦提交给西康政府，为当局开发、建设西康提供了参考。此外，柯象峰应蒙藏教育司第四任司长骆美奂之嘱①据柯象峰于1944年7月27日写给骆美奂的信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卷宗号12454。，结合此次考察的经历，与符气雄合著《西康省边民教育之研究》［7］，该文洋洋洒洒6千余字，举凡西康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风俗皆有涉及，对于边民教育问题切中要害，亦提出系统详细的解决策略，为当局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②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西康省边民教育之研究》一文是否根据1938年赴康考察而作的，也并未表明是出于治学旨趣抑或为当局提供参考的目的，但考虑到该文成于1944年，内容涵盖西康经济 (矿产、畜牧、林业、水利)、政治、宗教寺院、特种教材编纂等问题，与《西康纪行》及《西康社会之鸟瞰》内容上多有相同之处，同时据柯象峰于1944年7月27日写给骆美奂的信件，可知该文是受美奂司长的嘱托而作的，据此可推断，该文主要目的是为当局开展边疆教育提供借鉴。

［1］参见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 (1931-194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p63-64

［2］柯象峰.西康社会之鸟瞰［M］.南京:正中书局，1940年，绪言，p69，p9，p11，p24-25，p36，p60，p61，p54，p42，p49，p45，p77-79

［3］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p167

［4］柯象峰.西康纪行［J］.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期，p177，p183，p184，p195，p194-195，p193，p184，p189，p187，p194，p188，p197

［5］柯象峰.西康纪行［J］.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7-8期，p111

［6］柯象峰.西康纪行 ［J］.边政公论，1941年第 1卷第 9-10期，p85-86，p92，p97，p85，p86，p94，p87，p101

［7］柯象峰、符气雄.西康省边民教育之研究［Z］.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卷宗号:12454

［8］李安宅.胜利与边疆工作［J］.边疆通讯，1947年第4卷第1期，p2

［9］马长寿.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其社会组织 ［J］.民族研究集刊，1946年第5期，p63

［10］徐益棠.康藏一妻多夫制之又一解释［J］.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2期，p22

［11］徐益棠.雷波小凉山儸族调查［J］.西南边疆，1941年第13期，p16

［12］康疆.书报评介:“西康社会之鸟瞰”［J］.蒙藏月报，1941第13卷第4期，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