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彝区社会初探——以《旅行杂志》(1950-1954)为中心

辜永碧

新中国成立前，凉山地区流行的一句歌谣唱到“大凉山，小凉山，绵长绵长在哪边?”［1］这句流行的歌谣，唱出了凉山地区山脉的错综复杂，生存环境的恶劣。民国时期，凉山地区“是三不管地带:四川不管，西康不管，云南不管，政治上经济上自成一区，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位。加之凉山峪谷，地势四面险绝，很少人行走。”［1］总体而言，彝区的生存环境都比较闭塞，彝区似乎成了与世隔绝的地方，在国人眼中成为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些旅行家式的探险家进入彝区进行考察，有著名的学者杨成志先生，他“以学者的身份第一次走出历史记录走进现实进行实地调查”。［2］还有一些有组织的考察团体进入彝区进行考察，他们或是政府组织的，或是学者自发的。这一时期国人对彝区的考察与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密切相关，为了利用西南地区的人力、物力来支持抗战，政府开始关注西南地区。但是彝区与中央的联系依然不够密切，对彝区的开发也并没有展开。国人对彝区依旧是雾里看花，彝区也并未有太大的改变。笔者试图通过《旅行杂志》中关于对彝族地区的记载，来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人眼中的彝区的社会。

一、铁树开花，汉彝一家

新中国成立之前，彝汉之间的矛盾很深，双方交流较少。大堡城 (旧峨边县县城)距离西河彝区不过40里路，但是彝胞们却很少去大堡城交易，民族间的隔阂相当严重。解放前大堡城曾为“汉彝两族分界的重镇。”［3］彝民去大堡城，被汉人叫做蛮子，而且“又说我们臭、脏，不小心就要抓到监里，银子多就出来得快，银子少就出来得慢，还要挨打受苦……。”［4］而彝族也经常去汉地抓娃子，“在西康抓到的往川南卖，在川南抓着的往西康卖，终生也不能逃出。”［4］所以汉彝间矛盾较为突出，尽管大堡城与彝区毗邻，但是各自在心理上却是仇视对方的，双方交往甚少。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在彝区实行的民族政策，深得民心。长期的民族隔阂，在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的教育之下，逐渐化解，使汉彝民族间出现了久违的和平。1952年夏，黄发华在西河彝区时，“亲眼看见人民政府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已深得彝胞的信任……彝汉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4］而且在彝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 (她)们把最好的饮食招待我们吃，让最尊的位子给我们坐，还随时抱歉的说‘同志们老远的跑来给我们办事，路不好走，吃不好吃，住也没有好地方住’。当你告诉他 (她)们咋们是一家人不讲这些客套话时，他 (她)们总还觉得歉然。”［4］在西河彝区汉彝一家已经深入民心，彝胞们会因来往的汉人去他们家而感到自豪。而且大堡城现在成了彝汉交往的一个中心地带。过去虽然只隔40里，但彝胞不敢去，现在情况完全变了“现在毛主席来了，为我们开了门，不但大堡城，就是北京、上海、南京我们彝胞都能去了。”［4］

北山的西边有个热水坝子，是北山彝区聚居地中的一个汉族居民区。该地老人说，满清中叶，该地有一千多户，由于满清政府及国民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镇上汉人经常侮辱、迫害来赶街的彝人，彝人也不断进行报复，因此热水变成了一个民族纠纷极为严重的场所。”［5］由于纠纷不断，许多汉人离开该地，而械斗也导致森林破坏，使得热水河经常发生水灾。解放后由于政府正确的民族政策，热水坝子“情形完全变了，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和平共处，轻松愉快的收拾着自己被破坏了的家园和荒芜了的土地，处处都是一片新生的景象。”［5］

又如西宁 (位于雷波、屏山、马边、峨边四县中间，接近西康大小凉山，是四川省屏山县的一个乡镇，是彝汉民族聚居联治区域)“民族之间与民族内部长久以来的纠纷，都逐步得到了解决;彝、汉民族亲密的团结起来，再不‘打冤家’、‘抓娃子’了。［6］

二、千年铁树要开花，万世邻居打亲家

彝区各支间经常为了一些琐碎的事情，各家支间，家支内部间，甚至是同支各房间，都会发生冤家械斗，往往持续时间长，频率惊人。如:“峨边黑彝阿侯家和瓦克家因曲诺争夺一粒子弹而引起了为时六年的冤家。布拖黑彝比补家内部为半斤盐巴问题而械斗了九年之久。美姑黑彝恩札家和阿侯家竟然因一人当众放了一屁，械斗了十三代 (300余年)。”［7］彝区打冤家主要是为了争夺物质利益，婚姻问题和日常纠纷，血族复仇等，据统计“争夺娃子、土地、婚姻等三项原因而引起的冤家械斗达90%左右。”［7］民国时期，彝区发生打冤家还与国民政府及当时军阀奉行的治理彝区的政策有关，他们为了统治彝区，往往卖枪支弹药给彝区的彝民，让彝区的民众内斗。打冤家使得彝区的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

首先，打冤家造成彝区人口的减少。一方面，很多人直接死于打冤家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打冤家还引发许多间接死亡。例如打冤家使父母去世，留下的孤儿很难在这种氛围下活下去。还有许多是受连累而死的。如“易渥有一家白彝的妻子，娘家属喀斯家，有一年喀斯家与西河的阿拉家仇杀，阿拉家以怕他和他的妻子洩漏消息给她的娘家——喀斯家为理由，逼他的妻子跳水死了。”［4］随便与当地彝胞谈起家里的人的时候，“不说父母死于某次打冤家，就说兄弟死于某次打冤家。”［4］“最突出的是甘咯 (现甘洛)黑彝结石家有二支因相互械斗，打得家破人亡，同归于尽。结果，各支尚存者一人 (结石阿达，结石瓦瓦)。”［7］其次，打冤家造成对易耕作区的荒废，使得粮食欠缺。彝区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而那些适合耕作的低洼地区往往因为易于暴露和容易受到仇人的骚扰而被放弃。彝区农业本身产量就低，加之耕地面积减少，粮食短缺问题也就更加严重。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发展农业是不易的。“西河的彝胞种地，不但要携带武器，还要派人放哨，粮食要收成了，被仇人一阵骚扰全毁坏了。”［4］另外，畜牧业也受到打冤家的严重影响。不敢把牛羊赶到太远的地方，害怕仇人报复，只敢在村庄附近放养。所以，械斗导致那些肥美的土地荒芜。而物质生活的缺乏，使得他们精神上更加迷信，信鬼神，逢事问卜，问卜往往需要献鸡、牛羊等，也使得彝区的耕牛缺乏。再者，械斗导致交通阻塞，彝胞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踏出过他居住的村子。这种情况下，彝区的商业交换也受到巨大的阻碍，彝区商品的价格大大提高。汉商要进入彝区进行交易，要交保费，需要保护才能安全，否则人财两空。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针对彝区打冤家进行了调解，并号召彝族内部的民主团结，得到积极响应。例如在西河彝区的马家坪的一个黑彝，得到了“推行川南区‘爱国团结公约’的模范奖状。”［4］而且黑彝白彝在西河自治区筹委会召集的扩大会议上，大家以搞好团结相勉励，“提出了团结、生产、建政三大明确的奋斗目标。”［4］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主张实行民族相互团结，向彝族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在人民政府的号召和教育下，彝族同胞时常主动找政府和解放军调解氏族纠纷，许多历史纠纷得到了调解。我在海棠就亲眼见到彝族同胞来解放军营部，请求解放军做他们的调解人。”［8］政府在凉山地区“建立了一个全区性的调解委员会和二十多个地区性的调解委员会，两年来共调解了大小纠纷三千多件。”［1］几十年的老冤家都得到了解决。

凉山40多个支头，230多名代表，在1951年初的代表座谈会上，在毛主席的像前，订立了“全区团结公约”，“宣誓永远停止械斗，使凉山地区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局面。”［1］据统计“1951-1954年，人民政府在自治州范围内就调解了新旧及大小冤家达12000余件，仅布拖一县从52-56年底，共调解2000余件。”［7］北山彝区中心地点——乔各以达，也是他们的聚会地点。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乔各以达举行了集会，宣传毛主席对彝族人民的关怀与慰问，宣传民族政策，调解“北山区罗洪、糯米各家内部及彼此相互间的冤家纠纷。”［5］罗洪与糯米既是亲家也是冤家，解放之后，在民族政策的教育之下，认识到了过去的错误，愿意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多年的冤家。“会议举行时由冤家双方及中人各派重要黑彝偷人作代表，双方代表各申述自己的理由与要求，中人申述调解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冤家纠纷便顺利的解决了。”［5］通过民族政策的教育及政府的调解，彝区打冤家虽未完全根除，但得到有效的控制。彝区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彝胞们说“我们到处都可以去了”，［4］不用再因为害怕报复而终生不敢离开村子。由于打冤家而荒废的土地，也得到开垦，使得彝区的耕地面积扩大，粮食问题得到缓解。

三、心与心相连:政府主导下彝区社会的发展

彝区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社会经济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交通堵塞，与外地交往不便，是一个神秘而落后的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致力于改变彝区落后的交通情况，打通彝区与外界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彝区经济有所发展。彝民向来很少经营商业，做生意的很多是汉人。运进彝区的商品需要彝区的保头保护才能安全运进去，所以会收取一定的费用，这又增加了商品的成本。而彝区土特产所卖的价格却很低。这种情况下，彝民收入往往支撑不了他们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能够增加彝区彝民的收入，保障彝民的基本生活。“川南乐山贸易公司已拟定了收购彝区土产计划，逐步实施，同时更派员携带大批彝民需要的物资，前往彝区供售。西康方面，西昌贸易公司亦已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收购彝区农产品工作，并发动私商组织贸易小组，深入彝区进行贸易。”［9］由于彝区交通不便，像食盐等生活用品的价格十分昂贵，在彝区“食盐成为人民的珍珠。”［9］食盐等可以当做汉人进入彝区的交换物。可以“用盐巴换来一些鸡蛋和洋芋 (盐巴和布疋是彝区通行的交换媒介)。”［10］新中国成立之后，例如“汉源富林盐业公司随着农村交通的好转，亦已对彝区大量推销食盐。”［9］这一系列的措施，增加了彝民收入，使彝民获得了食盐等基本的生活用品。

彝区向来缺乏汉区的商品，“1951年3-4月间，当人民解放军进驻昭觉以后不久，我们就组织了一支十多人的队伍，随带盐、布、针、线等各种礼品，从昭觉出发，深入到凉山腹地牛牛坝、利美夹谷、利美莫姑一带地区。”［8］之后“到美姑河畔的利美莫姑，在河边又碰见了三个正要上山砍柴的汉人男呷西。他们各披着一件十分陈旧的老羊皮，光着脚丫子，在寒风凛冽中向我们“讨”针线，想用它来缝合长期冻裂的脚后跟。”［8］可见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在彝区是多么的匮乏。他们需要的盐巴、布匹、针线等买不到，而土特产又卖不出去。新中国成立之后，改变了这种状况，政府提高了彝区土特产和工业产品的交换价格，满足了彝区民众对基本生活物资的要求。

1952年7月，“人民政府在这里 (西宁)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国营雷马屏农场，先后修建了很多幢房屋，同时回龙场、干沟等地建立了砖瓦厂、伐木场、石灰窑、煤场等。西宁河上建立着两座大桥，行人可以往来无阻，电话线也架设起来，纵横几百里地区内可以通话。1950年，“发电所开始发电，晚间西宁街上到处照耀着明亮的电灯光”。1951年，人民政府又先后在这里设立了人民银行、盐业公司、土产公司、贸易公司、邮政局及税务局等机构。”［6］该农场修建规模宏大，下设沙陀大队、中山坪大队、马湖大队、直属大队和桂花大队五个分厂［11］农场内设有工厂、医院、银行、合作社、食堂、舞厅、理发厅、浴堂、文工队等等。机构完善，规模宏大，改变了西宁地区人民的生活。政府大力支持凉山地区的彝族，“除了以昭觉为中心建立了四个国营农牧场，进行典型的示范外，一九五二年内派出了20几个以上的生产指导小组，深入各地指导农民兴修水利，改进生产技术，并且发放六十多万斤大米和八千多件农具”［1］彝区的耕作技术有了进步。

在政府的扶持下，彝区的交通有所进步。在1951年12月，开始在凉山彝族地区的昭觉县建立民族自治区，1952年6月，“修好了西昌到昭觉的公路……并且还准备开辟大小凉山的道路。”［1］为了解决运输难题，国营雷马屏农场“于11月开工修建新市至西宁公路，全长41公里。设计投资20万元，土石方工程量88万立方米，桥梁16座，涵洞68个。1953年底，新市至屏边段23公里建成通车。从此，屏山结束了无公路的历史。”［12］1953年，“乐 (山)西 (昌)公路沐 (川)处五指山至新市镇，由国营雷马屏农场施工。境屏山计64公里。新 (市)段开工。屏山境内从屏沐分界1955年4月1日竣工通车。”［12］国营雷马屏农场修建的“西石公路”，道路平坦，“公路在岩石间穿凿而过，是西石公路上的一个最艰巨的工程。公路两边，到处是块岩削壁，到处刻着‘祖国建设艰巨!我们意志坚决’的口号。”［6］新中国成立之前，从西昌到昭觉可以从西面东上大凉山，这条路一般是不法商人牟利的途径，而汉族官员必须由军队的护送才能进入。彝族内部由于冤家械斗也不敢走这条路，解放之后，该道已经成立彝汉两族交往的重要通道。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52年6月“从西昌到昭觉的马路已经修好了，每天有五六百人到城里赶场;贸易公司总是门庭若市;医院也空前地出现在昭觉城，彝族同胞从几十里外赶来治病。”［8］

新中国成立后，彝区干群关系得到有效改善。在彝区，干群关系十分关键，影响着中央政府在彝区民众心中的形象。一位白彝妇女这样形容新旧社会的“在旧社会里，国民党派来的人都是要吃我们，他们好比老虎来吃羊子;但是新社会里，毛主席派来的人，就有千金摆在这里，一个也不要!”［5］她认为现在进入彝区的汉人干部不同于过去的汉人。在彝区工作的干部不会占人民的便宜，吃饭等都要付钱的。如西河彝区的干部“甚至在用饭的时候都有许多彝胞围拢他，请求调解纠纷。”［4］彝区民众对新中国的干部们的信任由此可见。干部在彝区工作的时候，同彝胞同吃同住，即使最初彝胞不信任他们，使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时，干部们也抱着“宁愿饿死，不肯违反纪律”［4］的精神，最终获得彝区民众的认可。这些都使新中国在彝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干群关系极为融洽。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人民政府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为了使他们真正的当家作主，培养彝族自己的干部，“在彝胞中选送优秀青年到沙坪、乐山及成都民族学院学习，有的在这里学习以后，已经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去学习了。”［4］这些青年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后，能够为本民族服务，同时这种方式也是真正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方式之一。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有的成为该地区政府工作人员，有的成为了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彝区实行的一系列的措施，改变了彝区落后的状况，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使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彝族地区的各种政策及措施，贴合彝区亟需解决的各种问题。这些措施，使政府在彝区留下了良好的形象。表现在彝区民众对毛主席的尊重上面，他们的脑海里毛主席就相当于新中国，彝区只要告诉他们，是毛主席让这么做的，那么他们都会非常积极的去执行，许多彝区民众家里悬挂着毛主席的照片。他们积极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生产、团结，修路，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状况。政府的这些措施，使彝区民众的心向着政府，提高了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

结 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系列平等的民族政策的推动，凉山彝区彝汉关系得到改善。在政府主导下，彝区“打冤家”等一些陋习也得到有效控制，经济交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总体来说，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同时，人民政府对彝区各种政策获得了彝区民众的认同。这也奠定了以后人民政府在彝区政策执行的顺利。新中国在彝区的这些措施，改变了彝区民众的生活，改善了彝汉关系，有利于民族间的交往。

［1］一真.前进中的凉山彝族自治区 ［J］.旅行杂志，1952年，第26卷，第10期，p31、p35、p33

［2］李列.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p39

［3］四川大学民族组实习通讯.峨边西河彝区纪行［J］.旅行杂志，1953年，第27卷，第4期，p30

［4］黄发华.西河彝区见闻录 ［J］.旅行杂志，1953年，第 27卷，第 2期，p39、p36、p37、p38、p41、p42、p40

［5］胡庆钧.访问北山彝族——彝区访问记之二 ［J］.旅行杂志，1952年，第26卷，第11期，p61、p60

［6］杨国夏.从小凉山麓到成都［J］.旅行杂志，1954年，第28卷，第7期，p38、p39

［7］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辑 ［M］.1963年，p19、p22、p21

［8］胡庆钧.凉山彝区社会历史调查中的亲身经历［A］.揣振宇主编.伟大的起点:新中国民族大调查纪念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p65、p72、p67

［9］赵心愚、秦和平编.西南少数民族历史资料集［M］.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p247

［10］胡庆钧.大凉山纪行——彝区访问记之一［J］.旅行杂志，1952年，第26卷，第10期，p21

［11］四川省《雷波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雷波县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p163-164

［12］屏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屏山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p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