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实践对坚持和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启示

王焕平（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

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实践
对坚持和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启示

王焕平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山西太原030001）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党派合作实践，确立了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打下了历史基础，提供了现实借鉴。

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历史特点。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自中国政党产生以来多党合作历史的新纪元。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党派合作经验。

一、抗日战争时期党派合作奠定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历史基础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进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革命战争。这场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振的转折点，不仅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

（一）抗日战争改变了战前中国各主要政党、派别相互对抗的政治局势

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一时间中国社会政党林立。但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夹击，辛亥革命归于失败，实践证明多党竞争不适合中国国情。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基于新三民主义的第一次合作，开启了中国两大主要政党尝试合作性政党政治和政党关系的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打断了国共合作的历史进程，使中国的政党关系陷入了激烈的对抗状态。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生死考验，不得不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同时受“左”倾思想影响，又拒绝同中间势力合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势力，既认为国民党是反革命集团，又认为中国共产党违背了中国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原则，因此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中国的政党政治处于对抗、分裂阶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第三党等中间势力也认为抗日不是某一党派所能独自承担的使命，必须由各党派、各社团共同组成抗日战线。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坚决要求团结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改变了抗战态度。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因此，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各主要政党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对立局面，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合作性政党政治和政党关系的恢复与发展。

（二）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了一系列基于民主追求的合作实践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对日寇进行了有效的抵抗，但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开始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并残酷迫害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加强团结各民主党派。

一是以国民参政会为阵地，与国民党进行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斗争。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争取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为了在国民参政会上更好地合作，民主党派与中共利用聚餐会、座谈会、茶话会、拜访、谈心、祝寿等多种形式进行参政活动。如在1938年5月一届参政会开幕前，黄炎培等民主党派人士与周恩来等中共同志会谈，在一个月内举行聚餐会、茶话会达九次之多。双方就国内政治问题、参政会提案等交换意见。据《黄炎培日记》记载，从1938年5月至1945年12月，各党派负责人与中共领导人举行各种形式的聚会达一百二十次之多［1］。因此，参政会的设置，客观上形成了国内各政治势力集结的场所，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正是在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斗争中，逐步与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政治联合。

二是在抗战相持阶段，与国民党进行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为了加强党派团结、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员，在一届四次参政会上提出，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1939年在重庆，由民主党派发起、中共参加领导工作，先后召开了四次宪政问题座谈会，推动并形成具有社会影响的宪政运动。历时一年，宪政运动虽未成功，但进一步增强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加强了抗日民主力量，客观上增进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民主宪政运动再次掀起。各地各抗日民主党派纷纷举办各种座谈会、创办报刊，呼吁民主宪政。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揭露国民党“准备实施宪政”的骗局；举行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2］。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宪政运动，标志着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共识从反帝爱国、争取民主进一步上升到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通过宪政运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不断走向更深的联合，初步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

三是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争取建立联合政府。1944年9月15日，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开有各党各派参加的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各抗日民主党派积极响应这一主张，这是抗日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融为一体的重要开端。然而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化为泡影。虽然中共和民主党派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失败了，但共同的政治主张、斗争经验，构成了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参与民主建国以及中共对多党合作制度选择的历史渊源。

（三）抗日战争中多党合作奠定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历史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一方面广泛发动和组织各阶层群众，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方面爱国进步人士和各阶层人士，反对国民党的妥协、倒退、分裂，维护全民族抗战局面。

各民主党派等中间势力作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对其独裁统治越来越不满，最终选择了与国民党背离。同时，他们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为了迫使蒋介石维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抗战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断开展合作。在争取团结抗战、追求民主政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积累了政治信任和合作经验，双方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并在抗战胜利后巩固和发展了这种关系。这是中国合作性政党政治和政党关系的新形势，奠定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历史基础。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确立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下，共产党通过极大努力，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中国的政治、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国民革命的斗争中，认识到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联合各革命的党派共同奋斗。从第一次探索与国民党“党内合作”，到与“福建事变”中民主党派的短暂合作，总结“左”右倾错误的失败经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与中国斗争形势相结合，逐步确立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国共产党放弃红军、苏区名义，接受改编，承认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但同时重视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把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置于自己坚强领导之下。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不但粉碎了敌、伪、顽分裂统一战线的种种阴谋，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而且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全民族抗战能够进行到底。同时，毛泽东深刻分析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势力，认为代表中间势力的党派和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他们“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3］。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

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联合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创造性地提出并建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只占三分之一，但中国共产党还是依靠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其他非党人士的支持，保证了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此外，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实行政治领导，主要通过把握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推动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响应共产党的号召。

正是由于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抗战以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条件，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打下了基础。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斗争中，确立了在各种革命力量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8 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这一制度中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的共识。邓小平曾特别指出，中国的多党合作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我们的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4］。这就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多党合作的前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于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在多党合作中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一是要依靠共产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去影响、带动民主党派，带领和团结他们共同前进；二是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三是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四是要推动民主党派搞好自身建设。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各种风险的考验，十八大报告指出，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从严管党治党，才能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了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探索出一条正确道路。因此，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三、抗日战争时期“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现实借鉴

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决定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必须由各抗日阶级、阶层联合组成。1939年1月，中国共产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1/3。依照这一原则，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

（一）在政权中进行多党合作是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的最好形式

“三三制”政权开创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机构中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历史先河，为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凝聚了强大力量。

1940年7月，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在进行政权建设时，“不论政府人员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其他主张抗日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5］。为了保证“三三制”的贯彻实行，建设真正的统一战线政权，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了一整套民主选举办法。在选举资格上，《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规定，凡在边区界内年满十八岁的中华民国人民，不分性别、职业、阶级、党派、信仰及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条例也都规定，除极少数卖国者、被判罪并被剥夺公民权者和精神病患者外，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宗教、性别、职业、财产和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改变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中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属于劳动群众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团结了抗日民众，“不但地主、绅士、资本家已事实上恢复了公民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各种抗日的党派，已有了公开活动的可能，以及进行竞选的自由”［6］。在选举方式上，《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选举制。考虑到边区群众文化的差别和战争环境的残酷，为使广大边区群众真正行使民主权利，各级组织在实际工作中还创造了许多简易可行的投票方法，如画杠法、投豆法、背篓法、香火烙票法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边区公民参加投票率达到70%以上，有的选区甚至高达90%，使抗日民主政府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意。在政府权力分配上，按照“三三制”原则，经过选举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有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许多开明绅士和名流学者被选进政府和民意机关，如晋西行署主任续范亭是知名的同盟会会员，晋冀鲁豫行署主任杨秀峰是知名的大学教授，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是开明绅士。“三三制”的实施，从组织上保证了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和民主性质，奠定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基础，为全国树立了民主政治的楷模。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多党合作在“三三制”经验基础上，有了更加突破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发展成为多渠道、多领域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一是在各级政府中共产党员同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合作。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6名副主席和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各占一半；32名部长中，党外人士占41%。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的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共13名副委员长，其中党外人士8名，占61%。三是在人民政协中发挥民主党派作用。在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5名副主席中，党外人士有3名，其中民主党派成员占30%。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为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多样化、制度化的渠道，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基础，同时为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保证。

（二）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

民主党派的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性质是民主监督，是一种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在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中，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目的和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完成抗战建国大业。“三三制”原则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接受党外人士监督，要求党员和党外人士多进行沟通商量，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自身的毛病还很多”，除了要“加强党内的教育来消除这些毛病，还要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把这些毛病治好”。［7］

“三三制”的实行，从制度上保证了党外人士参与政权的机会，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约束的一个制度。它对在政权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平等态度和民主作风与其他党派及党外人士合作。同时还要求共产党在工作制度上作出重大转变，实行党政分开，党的领导主要通过科学正确的政策及主张去影响和带动群众，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发号施令。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三制”在实践中锻炼了共产党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全体抗日人民、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者，成为引导中国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带路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一党制的弊端为借鉴，认为执政党拥有绝对的权力、缺乏相应的监督与制约是不利于执政的，从而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设计和建立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的战略选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实践创新。1956年9月，中共八大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需要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邓小平指出，“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地位，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中国共产党“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8］。

新世纪新阶段，各民主党派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能够反映社会上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提供一种中国共产党自身监督之外更多方面的监督。因此，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并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多党合作的方针、政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团结全民族、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坚持和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具有重要历史启示和现实借鉴意义。

［1］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218．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427．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8．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67．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0．

［6］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166．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0．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05．

（责任编辑白继英）

王焕平（1982—），女，山西忻州人，法学硕士，山西社会主义学院综合教研室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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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