伫望，追念在风中泛黄
——读叶圣陶感言

佘蜀强

伫望，追念在风中泛黄
——读叶圣陶感言

佘蜀强

近几天，空中多了风的影子。在起风的日子里，我总喜欢合上窗帘，在书屋的角落里翻阅一些泛黄的书卷，追念那些远逝却滚热的智慧韶光。叶圣陶先生，便是那厚重书卷中的一抹熟悉的炙热。

一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他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颇多熠熠生辉的名号中， “教育家”是一个既让人熟稔，又令人生涩的名词。但凡略懂语文教育史的人都会明晓，叶圣陶是 “语文三公” （语文教育界的三位老前辈，其他两位是 “吕叔湘”先生与 “张志公”先生）之一，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奠定了平民化发展的路基。然而，叶圣陶先生早年的那段从教历程却鲜为人知。

叶永和 （叶圣陶之孙）在 《一百年前从事小学教育的叶圣陶》一文中这样说道：

“1912年3月6日，是叶圣陶从教的第一天。学生们看到新来的老师都窃窃私语，说他个子 ‘短小’，不像教员。叶圣陶报之一笑，‘人之以貌取人也’。他看到聚在一起的学生们 ‘儿童之态各殊，而各自多趣’，也不免喜欢……1912年，叶圣陶作了九个月的小学老师之后，在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对自己作了一个非常悲观的总结： ‘回溯此一年中我圣陶之命运，进步乎？退步乎？乐乎？忧乎？圣陶不配做小学教师，自知之人知之。而竟低头下气，强颜以做之，不乐也。可知圣陶无止境者也。而竟自封于此，日事教授闲荡之外他无所事，其无进步又可知也。呜呼，度此一年，我甚不乐之，我欲追而使之还，已是不及，奈何奈何！酒醒灯昏，我欲一哭。’”

可以猜想，多数人读毕上述文字后，内心的情感是异样复杂的。我们很难相信这位后来的 “语文教育学界巨擘”曾拥有如此揪心的亲历。然而，静心思量，我们却会愈发感受到那段 “坎坷”中闪烁着非凡的价值辉芒。在教育的历程里，成功固然诱人夺目，然而，值得我们沉思的，是那些功成名就背后的挫折与失落。或许，缺失了那段难忘的 “小学从教经历”，叶圣陶可能仍会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但却可能与 “语文教育家”失之交臂。

近来，我批阅了一些学生习作。其间不乏文质兼美的文章。然而，现在的我却萌生了一个念想：是否可以暂将那些美文放置一边，而将更多的揣摩与思索放在那些有待提升的习作上呢？或许，叶老曾经的那段耐人寻味的经历给予了我一个明晰的回答。

二

“他19岁开始写文言小说，24岁用白话写小说、新诗。1921年，他27岁，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支持沈雁冰革新 《小说月报》，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共同筹办文学研究会之 《文学旬刊》，在《晨报副刊》发表40则 《文艺谈》，在 《儿童世界》发表童话。28岁那年，他和同人一起创办了 《诗》月刊，出版短篇集 《隔膜》，与周作人、朱自清等合著出版诗集 《雪朝》。29岁，出版童话集 《稻草人》，短篇集 《火灾》……33岁，出版为商务印书馆选注的 《传习录》、 《苏辛集》。34岁，长篇小说 《倪焕之》连载于 《教育杂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上面是叶老一生成就的简略琐片。实际上，我们大可不必一味地赞赏，因为那个时代不乏大师精彩的履历，如：

“黎锦熙 （1890—1978），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17岁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22岁开始编辑小学教科书；26岁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28岁促成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及常用字的标准读音；30岁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学、初中 ‘国文科’为‘国语科’，取消小学读经，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夏丏尊 （1886—1946），文学家，语文学家。19岁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27岁发表 《学斋随想录》；36岁与李维桢合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37岁将日译本 《爱的教育》译为中文……”

每每读到这样的叙录，我总喜欢 “不知天高地厚”地尝试着拿自己去比对：我在正规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吗？我在语文专业领域发表过专业论文吗？我在文学、语言、文艺理论等方面有独特的爱好吗？显然，脑际中虽有近200篇大小杂乱文章，却始终不敢轻易翻出一篇。

综观大量语文教学与教育名家的成长历程，均离不开 “阅读”与“写作”两方面的修为。谁能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便比别人多了一份先机。大量的阅读，固然不能少，阅读些什么，更值得关注，“文学作品” “理论文献” “考试测评”均需要分类研读，融会贯通；大量的写作，固然不能少，写作什么，更值得思考， “文学作品创作”会让我们持有一份文学语言的敏感， “学术论文写作”会让我们拥有一份缜密深邃的思维深度……然而，可惜的是，现在很少语文老师提笔写作了，更甭提 “举一反三”！

或许，大师的履历，不仅仅是生命的印痕与见证，更是一种对生命的不断敦促与鞭策。

三

“一个教员拿了几张油印的讲义 （或现成的国文课本）在课堂上逐字逐句的讲解。下面听讲的学生真是七零八落。那种精神涣散的样子，实在让人看了气短。坐在前面的几个学生，虽然 ‘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表面上总算还在那里看讲义，至于坐在后排的学生，有的在讲义旁边放着英文教科书，自己在那里阅读；有的低头做他的算学题目；有的女生还在桌子下面打手工；有的偷看小说，有的简直睡着了。教员勉勉强强敷衍完了一点钟，夹着讲义去了；学生也就一哄而散。”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朱经农的真切描述。细细体味，虽暌隔近百年，语文课堂的这种困窘之况，依然未变，甚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笔者亲历过的语文课 （当然包括自己的语文课），多多少少都有上面所描之景的印证之态或者照应之嫌。

叶老也曾说：

“他科教学的成绩虽然不见得优良，总还有些平常的成绩；国文教学却不在成绩优良还是平常，而在成绩到底有没有。……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他们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另有一部分学生虽然在学校里修习了国文课程，可是看书不能了了，作文不能通顺，国文教学的目标原在看书能够了了，作文能够通顺，现在实效和目标不符，当然是国文教学没有成绩。”

叶老上番言说，固然有悲情决绝之意，但处于人生晚年，历经沧桑的叶老，在悲绝的言意之下，也有着 “事实固然如此”的本源根因，绝非骇人听闻。综观当下语文教育教学界，热词、新词丛生迭出，然而，语文教学与教育却始终低迷徘徊，并未从根本上超越百年以前的困局。我想，这样的结论并非为过，也不是我个人的标新立异之言。当下不少悲悯而敏锐的语文教育教学专家，也发出过不少类似的声音。百年以来，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诸多语文教育教学的微观研究领域，都在不断的 “反复”乃至 “重复”中止步不前，甚而，“语文学科”究竟姓 “什”名 “谁”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语文’大概是当代中国最为诡谲的一个词，关于 ‘语文是什么’的问题虽然研讨很多，但多为自说自话，难以达成共识。梳理百年 ‘语文’用项，还原母语课程名称本义，是语文学科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客观地讲，只有正本清源，才能让 ‘语文’回归本义，即将 ‘语文’解释为’语言 （口语）文字 （书面语）’，而且也只有回归本义才能让 《语文课程标准》中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表述合乎逻辑。值得强调的是，回归本义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以工具性来反对人文性，因为无论是海德格尔 ‘语言是存在的住所’还是伽达默尔 ‘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等理论都可帮助我们认识‘语文’的丰富内涵。”

这是山西大同大学张毅教授发表在 《语文学习》2013年01期的一篇题为 《呼唤母语课程的重新命名——关于我国母语课程命名的考证与思考》的文章节选。虽属断章撷意，但透过潜隐在字里行间的缕缕文气，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难以拂去的困惑与执着。这份精神早已远远超出了语文教育教学的本身，因为，在这篇长文的标题中，我们会汲获几枚宝贵的词汇 “呼唤”“命名” “考证”与 “思考”。综观当下教育教学，很多言说都是围绕这几枚核心词汇展开的。而这些言说往往是从 “叶圣陶”这样的大师起步的。

我始终感到，当面对争鸣丛生的教育教学时，我们需要一个时代的积淀与指引。民国是一个属于大师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回望的时代。

阅读叶老，不仅仅会读出感佩，或许我们更应该读出一份沉静。

在大师面前，我们能够做的可能只有——伫望。风乍起，将一抹思念，泛成一缕微黄，飘向那个“大师远去”的地方，将一种敬畏与孤寂留在了 “再无大师”的当下。

（作者单位：四川资阳市乐至县乐至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