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公共空间的权势转移
——以厦门中山公园为例

许龙波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民国时期公共空间的权势转移
——以厦门中山公园为例

许龙波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厦门中山公园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伴随着现代市政模式进入中国而兴起的产物。中山公园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公共空间的矛盾性和冲突性。在“前公共空间”阶段，中山公园就成为不同主体之间意识叙述较为丰富的区域。作为调和各方而成的新型城市公共空间，强权势力利用公园进行社会教化、宣传主体意识，此外其他主体亦于其中羼入自身的意识。中山公园成为意识的集合体，展现出民国时期社会权势的转移。

厦门中山公园；城市设计；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象征，其“公共性”“开放性”的特征，使利益、立场不同的相关主体纷纷争夺话语权，进而表达自己的意识。由此，公共空间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一个有力的表现。本文通过全面考察民国时期厦门中山公园的演进过程以及政治经历，探讨在不同时期，各种不同意识在城市公共空间叙述中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权势转移。

一、中山公园兴建始末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厦门被迫开埠通商，列强于是纷纷在厦门设立租界。1852年英国人首先在厦门本岛设立英租界，到1903年与厦门岛隔鹭江而望的鼓浪屿又被开辟为公共租界。租界在洋人的管理下，秩序井然，区域风貌相较于前大为改观。相比之下，厦门岛在1920年之前却仍是“地狭人稠，房地不足”，街道缺乏系统的排泄沟渠，“一遇倾盆大雨，随时可成泽国，街道有如小河流，陆上可以行舟”。[1]（P108-109）市政的落后使得厦门市民“岁无宁日”，不但出行极为不便，一到春夏，每年不可避免会发生鼠疫、霍乱等疠疫，到了秋冬，由于房屋建筑和街道多狭隘，又常发生火灾。有鉴于此，一批社会贤达倡导进行现代化的市政改革。作为现代市政中不可缺少的公园，逐渐进入士绅们议论的范畴。

1919年秋，厦门绅商和官员就开始筹划仿照福州市政会和市政局的模式，建立现代的市政机构对厦门进行城市改造。次年，作为市政建设的决议机关“厦门市政会”成立，林尔嘉、黄奕住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设会董二十人，“由商学两界人士洪晓春、黄庆元、周殿熏、李禧、黄竹友等组成，会所附设于厦门总商会”[1](P110)。为统筹工程建设，同时成立了“厦门市政局”作为执行机关，负责市政项目的施工，“设委员长一人，委员若干人，由思明县县长来玉林任委员长”[1]（P110)。“市政会”规划市政方案，“市政局”负责方案的实施，在这一套官商合作的机制中，厦门士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筹备市政会期间，厦门士绅认为，厦门为通商大埠，可是“公园尚付缺如，官厅并无提及议此”[2]，这于厦门形象有损。由此，鼓浪屿富绅林尔嘉偕同商会总理黄庆元，绅士黄奕住、黄庆庸、叶崇禄、李禧等地方名流联名函请思明县知事立案建筑公园。县知事来玉林当即表示赞同，后将士绅所请转呈厦门道尹，请予许可。此事《申报》进行了报道，并认为公园的选址“距城市甚近，颇为幽静，以之建筑公园，最为适宜，谅必能成为事实也”[2]。可是近代中国世事多舛，中山公园成为“事实”已是十余年之后的事。

厦门市政会刚成立就倡议“开山填海、拆除旧城、兴建新城市”[3](P244)。此时兴建公园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至于建设经费，林尔嘉认捐一万元，再请市政会拨款一万元，并计划向当地士绅、海外华侨募捐其余不足之款项。

可是修建公园的计划在这一时期却难以付诸实施。首先是修路与筑园孰轻孰重的问题。公园是一种舶来品，普通市民对此没有特别急切的需求意识，而道路是城市血管，关乎居民日常生活。当时厦门道路狭小，“有的街道常年潮湿泥泞，无论晴天或雨天行人来往不慎，足踏泥堆就会开花四溅……至于石板路，粘土盈寸，更是司空见惯”[1]（P108)。基于此，道路成为市政会首先要改造的目标，最早倡建公园的李禧在日后不禁感慨：“厦门议筑公园，远在筑马路之先。而公园实现，反在马路完成以后。”[4](P115)其次是产权纠纷，公园选址范围内有一处“荷庵”，原是清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夫人礼佛之处，因为年代既远，被该庵住持者林增寿据为私产。林增寿将“荷庵暗中典质辗转入日本籍民手”[4](P115)，后经县知事来玉林与日本人交涉后收回，交由 “三堂”①管理，可是产权归属却一直悬而未决。后来林尔嘉出面调停，将“荷庵”区域开辟为公园，学界无异议，可是“三堂”多有不满，公园兴修也由此延宕。由此可见，中山公园尚处于早期的规划阶段时，有官员、士绅、普通民众之间的博弈以及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斗争，各方在虚拟的空间中寻找自己利益点，各方权力在中山公园角逐。

1924年，漳厦海军占据厦门，市政机构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次年漳厦警备司令部改市政局为市政府办公署，这翻开了厦门旧城改造新的一页。时任漳厦警备部司令是福州人林国庚，他曾赴英国留学，深知现代市政对于一个城市形象的重要性。在他主政厦门期间，大力推进厦门的市政建设，他认为，“凡市内之公安、公用、工务、教育、卫生、财政、土地，皆属市政范围之内”，“厦市不先从工务着手，一切均无从附丽”。[5](P4-5)他任用曾任市政会委员长的周醒南为厦门市政督办公署会办兼堤工处顾问全面统筹厦门的市政建设。

1926年，林国庚正式委托周醒南筹建公园。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公园定名为中山公园。次年秋，中山公园开始兴建，先是修筑四周的道路，继而平整土地，兴建建筑。为解决经费问题，周醒南引入大量的民间资本和华侨资本，特别是借用华侨资本。对于华侨对厦门城市建设的贡献，1937年的《厦门市政府公报》予以了中肯的评价：“如非华侨热心桑梓，踊跃投资，则建设新厦门恐非易事。”[6](P245)1928年市政会和市政督办公署一并撤销改组为路政办事处，中山公园的建设步伐加快，到1931年基本竣工，被誉为“华南第一园”。

中山公园从筹建到正式兴建的这一时间段，我们认为是“前公共空间”时期。作为一个物质实体的“中山公园”此时还只是一种印象之中的虚拟存在。在这虚拟的空间之中，各方权力相互影响。 其中得到政权认可“第三领域”[7]（P268-270)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初创制中山公园的想法不是来源于官府而是来源于厦门本地的绅商，绅商在筹款、规划方面都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随着政府机构建设日益完善，政府承担着越来越多公共服务职能，中山公园的主导力量渐渐转移到政府手中，但是由于经费的掣肘，政府仍然依靠着华侨、绅商的捐款来兴建中山公园。在“前公共空间”时期，中山公园的兴建受到了多种势力的影响，而蓝图最终变成现实，这同政权力量不断深入社会，政府职能得到完善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城市规划显然是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某种混合。”[8](P62)在政府的力推下，各方势力得到调和，中山公园最终得以兴建。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力量的加强，民间力量呈现逐步式微的趋势，权势的重心开始发生“多元”到“一元”的转变。

二、中山公园的建筑与布局

中山公园由租界“移风”而生，一开始就带着浓郁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这集中体现在公园的建筑和布局之中。由于中山公园幅员较广，一时难以骤成，在设计模式确定后，对于公园的各个区域不得不采取一边设计，一边兴建的方式。在这期间，政治风潮波及厦门这个南方小岛，伴随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推崇孙中山崇拜，中山公园就成为“中山”色彩浓厚的区域。

1927年3月14日，杨树庄通电宣布闽系海军归顺国民革命军。[9](P345)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厦门由国民政府管辖，虽然实际控制权仍操于海军手中，但是为了表示拥护中央的领导，遵循“三民主义”，海军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与南京中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中山公园也就成为国民政府驯化和教育人民的场所。

在1929年编订的《中山公园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中提及孙中山时均用国民党对他的称谓——孙总理，可见其党化色彩之浓厚。这种党化意识在中山公园的具体布局中体现更为明显，国民政府通过纪念孙中山，将孙中山推上神坛，来突出国民党的地位，以彰显新兴政权的正统性。

据《计划书》的规划，公园分为南北中三部分，南大门正对靖山，门楣上镌刻“中山公园”四字，门楼顶端是一枚巨大青天白日徽章[10](P25)，借此在入园必经的空间中展示国民党的威严。东门不远处就有一高逾18米的华表，后亦称之为“国父纪念碑”，碑的大理石基座上镌刻着国民革命史略，基台之上是石柱，石柱上是“国父遗训”，碑的顶部嵌着青天白日国徽以示国民政府存在。公园的中央位置规划建成孙中山铜像，《计划书》言其效用云：“铸总理铜像，使人崇拜并使人生则效之思。”[10](P57)孙中山的铜像高约3.33米，铜像之下是一边长约为3.33米的正方体石台，石台下方的台座约9米见方，铜像、石台、台座三物一体，形成渐进的递进层次高度，这样一种设计采用仰视性空间语言来凸显孙中山，使人立于铜像之下不禁产生“高山仰止”之情。为更好地利用有限的空间来宣传孙中山，石台的“台壁中嵌水磨大理石，镌总理遗嘱及其事略”[10](P58)。铜像的后面是“仰文楼”，顾名思义“仰文”即“敬仰先总理也”，楼宇悬挂孙中山遗像，“含有祭堂性质”，这种布局进一步展现了对孙中山的敬仰，以期达到“行人必有低徊不忍去之意”[10](P67)。

关于纪念孙中山和象征国民党的建筑物居于公园大门和中央，占据着核心位置。虽然由于经费问题，铜像和仰文楼中途停建，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公园的主体意识，是要将孙中山符号化，用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将国民党神圣化，以达到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进而构建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以巩固其政权。

作为公共空间的公园，若营造的气氛过于严肃，民众很难亲近于其中，也就难以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公园最根本的功能还是休闲娱乐，中山公园就规划了图书馆、动物园、亭台水榭、运动场等一些用于教育、娱乐、休闲、运动的场所。公园里面原有的宗教场所“妙释寺”“荷庵”“功德寺”“东岳庙”均得到了保留与维护。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频繁地接触这些场所，感受到公园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中山公园”的记忆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得到重复与强化。与休闲娱乐意识同时附加的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意识成为“副产品”也深刻地烙在市民的记忆中。中山公园于是就成为宣传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和孙中山崇拜的空间。国民党利用中山公园将国家意识空间化、物质化、具体化，中山公园具有的娱乐休闲职能，拉近了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民众在园内时刻都能接触到党化信息，这样中山公园就达到了“一切设备于可能范围内，须寓有党意意义”[11](P21)的要求，有利于达到其党化教育之目的。

中山公园内大多数建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这样主要受两种因素的影响。

一是公园从最初的提议、兴建都含有同租界、洋人相抗衡的目的，公园的建筑要突出民族振兴的意识。中山公园园内建有一座喷水池，水池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地球仪上最醒目的是中华民国的轮廓，除五大洋名称外，“中华民国”四个大字格外醒目，一头怒吼的醒狮雄踞于地球上，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寓意“雄冠地球”[10](P53)，球的下部装饰有四只展开双翼作翱翔之姿的雄鹰，其意指中华民族应该崛起腾飞。1933年的《良友画报》上还借用此图，痛砭东北沦陷，其附文云：“中国雄立宇宙间，此梦由来已久！忍看东北四省，尽落敌手！是‘雄立’是‘低头’？长夜漫漫，晨曦几时有？”[12]可见这座雕塑在当时不仅仅是园内的一处布景，更是一处宣传民族意识的教育场地。

二是1920年代后，随着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中国入侵的加深，以及西化主义的膨胀，刺激着文化上民族主义兴起。在建筑界，将传统因素融合在建筑物中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

首先体现在公园四门之上，门扼守人员的出入，连接着内外，拥有双重的宣传空间，设计师尤其注重门的意义表达。中山公园的南门和东门都是采用中式的牌楼式建筑风格，西门为中国古式法圈门结构，北门虽然仿西欧的凯旋门，但是“实为中西折衷式，上筑门楼纯为中国明朝格式”[10](P59)。由此可见文化精英利用四门向国人、洋人述说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东门安置的华表更是有浓郁的传统气息，在西方式尖碑的基础上加上了中国传统的盝顶[13](P232)，碑上镌刻的《建国大纲》，“字仿魏碑，古致磅礴”[4](P117)。不同于完全开放的西式公园，为了明确公园的园址范围，防止土地被侵占，中山公园建有围墙，围墙下部为水泥砖石，上部是铁栏，铁栏上焊接着圆形铁盾，铁盾中是艺术化的宋体“中山公园”四字，造型古朴典雅。中外公园皆有建音乐亭之设备以陶冶国人情操，中山公园也不例外，公园南部运动场中建有一座音乐亭，风格为“中国三重檐式八角亭”，对于这种传统的样式，设计师毫不讳言是为“保存固有之美术也”[10](P33)。

公园里沟壑众多，水域极广，为方便游客，布置了桥梁、亭台，这些建筑无一例外的都采用了传统的风格，如八角形的钓鱼台和水心亭，仿杭州西湖玉带桥的晓春桥、仿颐和园玉石桥的彩虹桥和仿秦淮画舫的船厅，以及如“中国南方式之茶亭”的水榭等。此外，园中还有“采中国式，为三开间，敞厅四面”的司令台，“仿近世中国殿阁式”[10](P37)的流芳阁这样一些中式风格明显的建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建筑都采用中式或者仿中式的建筑模式，如为了树立国人的时间意识，在公园中规划了大钟楼。钟楼采用的是古罗马的建筑风格，钟楼的最下层是仿照法国凯旋门的形制。这些建筑虽不是中式风格，但是于整体布局无亏。值得一提的是时间观念的确立，特别是当与中央在同一时间举行活动时，容易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加深国家认同的共识。

福柯曾经说过：“空间位置，特别是某些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变成了达成政治—经济目标所使用的空间部署的问题。”[14](P30)中山公园的整体布局、建筑形制和建筑风格，冲击着游人视觉和精神，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以孙中山为符号的“三民主义”国家意识和振兴中华、重视传统文化的民族意识。这两者相互交织，共同构造出静态化的公共空间意识叙述。

三、政治演出的空间

公园的公共性、公开性特征，为各个群体提供了一个表达政治意愿、宣传政治主张的公共场所。中山公园成为政治演出的空间并且其空间意义在不同的政治话语的导向下，不断地被建构。

随着中山公园的建造速度的推进，公园各项设施日趋完善，中山公园逐渐成为重大活动的首选之地。中山公园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成为一个政治的象征符号，从兴建之初就开始承担着政府 “以三民主义的精神陶冶民众情感的中心”[11](P21)的社会教化功能。1928年10月10日，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二个国庆节，据《申报》报道：“十日厦鼓举行国庆统一纪念。晨八时，厦门各界在中山公园开庆祝会。”[15]按照当时会议的惯例，“先是大家肃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再宣读总理遗嘱，然后按大会程序进行”[16](P129)。由此可见，中山公园实际上成为动态的仪式空间，对国民进行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信仰的塑造。

闽南禁烟时期，政府充分利用中山公园这个公共平台，教育国人，震慑鸦片商。1928年11 月15日，政府在中山公园当场化验太古公司偷运的烟膏，查实后当场予以焚毁。[17]翌年1月20日，禁烟委员会在中山公园里焚烧烟具，后来公安局将在神州药局查获的近1吨、价值10万元的烟草，于同年11月5日再次在中山公园焚毁。[18](P323-324)借着这次禁烟运动的东风，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公开的活动，实质是让民众参与其中，亲历国家政权的力量。1935年适逢“新生活运动”开展一周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厦门“新运会”将2月19日定为举行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日，并在中山公园召开市民大会，以响应中央。[19]这年9月，还在中山公园举行了福建省第五届运动会，大大丰富了市民的文化体育生活。这一系列或严肃或轻松的民族国家建构活动，有效地树立了政府的权威，增强了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感。

中山公园特殊的空间意义，为各种力量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一个公共场域。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厦门各界民情激愤。1929 年2月19日，厦门各界在中山公园举行废约运动，“要案请中央实行革命外交，取消不平等条约，对日之无诚意交涉，停止进行”[20]。民众有了发声的空间，得以表达自己的诉求。中国共产党也充分地运用了中山公园的革命意义，1930年8月18日，中共厦门委员会就在中山公园组织了纪念“三一八”②惨案的大会。这次爱国宣传集会得到了厦门各界广泛的响应，有工人、教师、学生和城市居民等2 000多人参加，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力。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山公园成为厦门各界宣传抗日救国的空间。1937年7月28日，在中山公园内的通俗教育社，厦门市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举行了成立大会，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同年8月29日，厦门抗敌后援会在中山公园召开民众抗日救亡大会，各机关、团体、学校逾 6 000人参加[21](P119)，进一步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在厦门沦陷前一晚，厦门爱国人士以纪念“五九”国耻为名，组织“万人火炬大游行”，队伍首先在中山公园集合，旋即开始游行，万家灯火成为黑暗前夕最璀璨的光芒，将沦陷前厦门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顶峰。[22](P151)不难看出，在国家危难之际，中山公园充分展现了民众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1938年5月10日，日本人占领厦门后，就开始对中山公园原有的意识进行解构，同时着力将中山公园改造成宣传皇民化思想和军国主义理念的空间。日本人疯狂地掠夺公共空间话语权，妄图消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以达到奴化宣传、巩固日伪政权的目的。

日本人首先疯狂地对中山公园所蕴含的民族主义因素加以剔出。1938年7月2号，日伪当局就将中山公园改为厦门公园。陈蕴茜指出：“任何空间的命名实际上都是某种观念、意识对空间进行控制的体现，改名则是对原有空间意义的重构，反映出改名者对空间新生意义的强调和诠释。”[23](P423)在日本人看来，孙中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公园里中山符号的存在就是以无声的方式向民众述说着 “三民主义”的精神，中山公园是宣传抗日的一处精神和实践空间，由此必须将其精神核心予以摧毁。改名只是对中山公园改造的第一步，为了让“中山因素”更加彻底地退出中山公园，日本人将孙中山纪念碑上的《建国大纲》石刻全文尽行磨去。此外日本还对原有的亭台水榭大肆破坏，1947年的《厦门大观》就记载，音乐亭“于市沦敌期间，被拆为燃料，今只残留石基”，河心的水榭亭亦未能幸免于难，“亭中所有玻璃丛，于伪政府时亦被挖毁一空”，水榭亭右边的琵琶洲“空剩断瓦成堆，不堪回首话旧”。[24](P185)

日本人不仅将静态空间中含有中山意识的建筑物加以破坏，还野蛮地将空间意识动态表达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每逢重大的“典礼”或“纪念日”，日本人往往会选择在中山公园里举行③，中山公园成为日伪展示其统治意识的“重灾区”。

日本人除了消除中山公园中孙中山符号以及中华民族意识的痕迹外，还对中山公园原有的宗教场所进行改造，对宗教意识加以钳制。1938年9月1日，日本人组织成立大乘佛教会，会址就设在中山公园内的妙释寺。日本人希望通过宗教加强对有佛教信仰中国人的控制，借宗教麻痹民众反抗的意识，冲淡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念，以达到其殖民化统治的目的。

厦门光复后，中山公园的空间意识主导权重新回归政府，政府在中山公园进行国家权威的宣传以及政府形象的重塑。1946年5月11日上午，市政府组织各界在中山公园举行“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纪念会”，学校、机关、团体、保甲长等77个单位参加，厦门人民“对殉难壮士之浴血牺牲，深表哀悼与敬意”[25](P625)。1946年，厦门市政府专门发文通知民众前往中山公园参加纪念 “‘七·七’暨追悼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大会”。同年9月3日，厦门市在中山公园举行“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纪念大会”，除各机关、部队、团体、学生全体参加外，参加的民众亦不在少数。中山公园在这个时间段内成为政府重构国家意识的场所。

哲学家福柯曾经指出：“空间是权利运作的基础。”[26](P13-14)中山公园在不同的政治力量的作用下，其表达的意识也随之变化。多方势力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叙述自身的观点、立场，中山公园成为一处政治表演的舞台。舞台之上，多方意识交错其中，权势的重心不断转移。

当代法国思想大师亨利·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8](P62)中山公园作为一处公共空间，其空间意识的叙述在“前公共空间”时期就已经开始。国家、社会、“第三领域”的力量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或多或少影响着中山公园兴建事宜，而最后中山公园成为各方利益、意识折衷的产物。中山公园是新型的城市公共空间，正是其新如一张白纸，各方势力都寻求在上面泼墨。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成为公园的主叙事，公园承载着国家精英赋予的文化霸权，成为国家意识、精英意识渗透的场所。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或显性或隐性的文化宣传影响，由此国家推行的社会主体意识由此渐渐地被形塑起来。公共空间的权力、政治气息浓厚，成为统治者争夺权利的重要领地。从中山公园承担社会功能的那一刻起，就成为政治表演的公共舞台。抗战前，中山公园的叙事主要被新兴政权操弄，一系列仪式、活动，目的都是要彰显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新气象，促使民众对新政权产生认同感。沦陷时期，日伪政权除了对静态的空间布局进行改造外，还将其作为公共政治的活动空间，展示日伪当局的“国家权势”，妄图浇灭中华民族的抗日热情。战后中山公园叙事的话语权又回到政府，成为国民政府提升政府形象，构建社会记忆的场域。

通过对中山公园兴建前后、具体形制以及政治舞台的剖析，我们看到了社会权势的转移。这一动态的过程体现出民国时期政治、意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注释：

①“三堂”系育婴堂、恤无告堂、义仓的合称，是一个地方慈善机构。参见洪卜仁：《黄世金生平事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② “三·一八”事件是指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抗议大会，会后结队游行示威赴段祺瑞政府请愿，竟遭开枪镇压，死伤200余人。参见厦门市总工会：《厦门工人运动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73页。

③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7月至1944年1月，日伪当局在强迫市民在中山公园参加的有“重大意义”的大型活动达12次之多。具体参见洪卜仁，方红菱：《抗战时期厦门大事记》，政协福建省厦门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第12辑(纪念抗日战争爆发50年专辑)》，1987年，第119-167页。

[1]张镇世,郭景村．厦门早期的市政建设[G]//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第1辑，1963．

[2]厦门之公园与银行[N]．申报1919-11-02(7)．

[3]厦门城市建设志编委会．厦门城市建设志[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4]李禧．厦门中山公园锁记[G]//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92．

[5]林国庚．厦市工程概况[Z]．漳厦海军警备司令部编印，1928．

[6]厦门城市建设志编委会．厦门城市建设志[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7]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M]//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M]//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9]史滇生．中国海军史概要[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6．

[10]吴在桥．中山公园计划书[M]．漳厦海军警备司令部,1929．

[11]教育部编印．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Z]//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4．

[12]睡狮醒了（厦门中山公园的雕塑）[J]．良友画报,1933(76)封面。

[13]张天浩,李泽．浅析近代厦门中山公园的创出——基于《厦门中山公园计划书》之研究[C]//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八）．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14]戈温德林·莱特,保罗·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M]//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5]举国欢祝双十节[N]．申报,1928-10-12（4）．

[16]翁进煌．厦门劫狱始末记[G]//政协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17]闽南禁烟积极推行[N]．申报,1928-12-24（7）．

[18]厦门市《政法志》编委会．厦门政法史实(晚清民国部分)[M]．厦门：鹭江出版社，1989．

[19]新运周年纪念[N]．申报,1935-02-19（3）．

[20]厦门废约运动[N]．申报,1929-02-20（3）．

[21]洪卜仁,方红菱．抗战时期厦门大事记[G]//政协福建省厦门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第12辑(纪念抗日战争爆发50年专辑)．

[22]许文辛．钢铁的一群——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的同志们[M]．香港：香港通行出版有限公司，2008．

[23]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4]吴雅纯．厦门大观[M]．厦门：新绿书店，1947．

[25]厦门市档案馆，厦门市档案局．厦门抗日战争档案资料[G]，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

[26]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利——福柯访谈录[M]//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林 泓）

A Research on the Power Transi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king Xiamen Zhongshan Park as an Example

XU Long-bo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Xiamen Zhongshan Park is a product of the influence from both the modern municipal development and western culture.From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has been fully demonstrated as public space.In the phase of"first public space",Zhongshan Park has become a plentiful narrative region for different subjects have all kinds of consciousness in this park.As a new style city public space,powerful forces make full use of the park for the social education and propagate subject consciousness.Besides,other subjects also add their consciousness to the park.Thus,Zhongshan Park becomes a collection of consciousness,which shows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ociety and power transi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Xiamen Zhongshan Park;urban design;public space

K258

A

1673-4343（2015）03-0074-07

10．14098／j．cn35－1288／z．2015．03．014

2015-04-02

许龙波，男，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