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丁海斌著《中国古代陪都史》

陈文豪①

评介：丁海斌著《中国古代陪都史》

陈文豪①

作者：丁海斌

书名：中国古代陪都史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页数：653页

定价：人民币98.00元

书号：ISBN978-7-5161-0579-5

为一本书写书评有两个要点：一是该书为有学术贡献的学术著作，二是该书是近一、二年内出版。①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19页。以后一标准看，丁海斌著《中国古代陪都史》（以下简称《陪都史》）出版已近三年，似乎已不必再费笔墨赘言。会于此略述几句，有其因缘，2012年6月27日～7月26日个人在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某日于书肆中购得《陪都史》，并稍作阅读。同年9月22日～25日在天津师范大学参加“华北历史地理与中国社会变迁——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友人亦告知该书出版讯息，并鼓励个人写篇书评。

《陪都史》是丁海斌在一批研究生协助下完成的巨著。全书除“前言”外，尚有十一章，为“中国古代陪都现象概述”及分述先秦至清代陪都的设置概况。从内容上看，该书资料十分丰富，为了解中国古代陪都史提供了详尽素材。

陪都史的研究，以往主要是单篇论文，或就个别朝代进行论述，陪都通史尚无人进行撰述。《陪都史》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一部陪都通史，作者致力于此的精神令人感佩。

但是仔细读后②个人阅读后，为使学生深入了解一部著作的优劣，在2013年上半年“中国城市史专题研究”课堂中指定学生阅读，并提出意见。参加讨论的学生有蔡佩芬、张骐腾、陈慧玲、宋家洋、田春丽（三峡大学交换学生）。，有许多问题如鲠在喉，不得不择要提出以供作者、读者参考。

一、关于陪都理论

一门学科的建立，需看理论建构是否完整。陪都史研究要确立者为何者为陪都？个人关注陪都史研究多年，相关研究不多，即感到陪都的定义难明确，陪都定义不明确，所做研究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无意义。《陪都史》作者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在“前言”中赞同拙作《试论中国古代陪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3期）的观点，进而说明书中为何要以专章论述中国古代陪都现象的相关概念、特征（原作“特在”）、存在原因、类型、功能、历史沿革等，试图建立关于“中国古代陪都现象”的基本概念。除学术界已有的共识外，作者亦提出一些新见解，如“中国古代陪都的基本特征”，认为一般具有“地位重要，可与都城并列或仅次”、“有京都之名”、“宫殿、皇城、宗庙、皇陵与宏大的城市建筑”、“政治特征（组织机构）”、“军事特征”、“文化特征”等六项（10页～12页），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陪都类型与功能”，分别为“东西或南北平衡型——两京制陪都”、“分区而治与方位设置型——多京制陪都”、“国防主导型——军镇制陪都”、“旧都留根型——留都制陪都”、“祭祀中心型——圣都制陪都”、“巡幸暂住型——行都制陪都”、“母子一体型——守望制陪都”、“实际权力型——‘霸府’制陪都”、“商业中心型——市集制陪都”、“因疾而终——未就型陪都”（16页～27页）。显然“中国古代陪都类型与功能”一节，系以“中国古代陪都的基本特征”敷衍而成，过度扩大陪都范围。

陪都的基础内涵带有浓厚的政治特质。个人对陪都的定义，倾向保守、狭义，不宜过度无限上纲，即为王朝中央政府明订者，如辽、金的多京制，其次为帝王驻跸及中央行政机构暂栖之地。再回过头看，《陪都史》认为“凡是能够成为陪都的城市，一般具有如下基本特征（按：指前述六项特征）”（10页），但就作者对“陪都类型与功能”的分析来看，只要符合六个特征之一者即为陪都，这似乎是前后矛盾。同时具某一种功能的城市是否成为陪都，亦值得商榷。例如：“因疾而终——未就型陪都”，作者以北周营建洛阳为例，指出“其营建时间较短，还未完工就被废止”（26页）。既然“还未完工就被废止”，何以称得上是陪都？其次，所谓“旧都留根型——留都制陪都”，指迁都后以旧都为陪都，这在明清两代固然属实，但在其他朝代是否如此，特别是在先秦时期，王都具有迁移特征，考古学界对郑州商城及偃师商城的关系，常以别都、辅都来看待，都是值得讨论的。二者的文化层虽有承继的现象，说明一个城市不再成为都城后，仍以其他城市功能存在，并未废弃，如西安现今仍具有大城市的规模，但已不是陪都，多数王朝迁都后是否将旧都城视为陪都？还找不到更坚强的文献证据。以此进一步探讨，“祭祀中心型——圣都制陪都”的说法也有问题，作者认为圣都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1.圣都是保持较高宗教意义的城市，2.一般为帝王发迹之地（22页）。这些城市的存在仅有精神象征，已不具备都城的性质，不宜认为是陪都。又“商业中心型——市集制陪都”，以王莽时期的“五都”为例，这是误读史料所致。《汉书·食货志》载：（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济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①班固：《汉书》（标点本），中华书局，1962年6月，1983年6月第4次印刷，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下，1179页～1180页。

周长山曾指出，“五都”之称，初见于《史记·召公世家》，《索隐》注云：“五都，即齐也。按临甾是五都之一也。”此时虽有五都之说，但具体指哪些城市，尚未形成共识。西汉时期商品经济继续发展，一些区域大都市在承担中央政府地方统治据点角色的同时，也发挥着作为商品物资流通中心的作用。王莽时期实行统治商业的政策，选定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为“五都”，置五均司市。②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81页。周长山的看法认为王莽在五都置“五均司市”的主要目的是为实行商业统治政策，意谓“五都”为具有商业性质的城市。

在汉语中“都”除都城的意义外，也有指大城市或重要城市的含意。因此在五个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掌理商业事宜，和近代地理学中的“中地学说”有暗合之处，而王莽“五都”皆是当时大经济区内的大工商城市，故此“五都”可称之为“商业中心城市”，焉能谓之为“市集制陪都”？

二、《陪都史》是作者在一批研究生协助下完成的著作，因此在方法学上也有一些值得讨论之处

（一）对文献的理解与处理的缺失

这些非常多，仅择四例。

1.第1页注②引用《春秋公羊传》，不用学术界常用的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公羊传》，而依据今人王维堤、唐书文撰《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在第67页注①中用的又是刘尚慈译注的《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这些都是通俗读物，并非最佳版本。同样在第7页引用《尚书》，用的也是柴华主编的通俗版本。

2.第5页注③④引用《山海经》的内容，却分别出自袁珂译注《山海经全译》及沈薇薇译注《山海经译注》，这些均可统一。

3.引用正史，除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外，又见其他版本，如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且一般图书馆均有，并不难找，却舍弃不用。

4.第110页提及汉代中叶后注重思想文化，而说“先后在中央的天禄阁、延阁等处开辟了图书馆，并设置了抄写简牍的官员和整理图书的太常、太史、博士等”。这是对汉代九卿制度的误解，对太常的职务做了过度的简化。

（二）讹误衍漏字

此方面亦非常多，同样举十例说明。

1.第3页“明代王士性《严志绎》”，应作“明代王士性《广志绎》”。

2.第81页“西垂夫”，应作“西垂大夫”。

3.第85页“咸阳北有九峻山”，应作“咸阳北有九嵕山”。

4.第104页“左据丞谷、二崤之阻”，应作“左据函谷、二崤之阻”。

5.第129页“西北城隅高耸着冰、铜雀台、金虎台”，应作“西北城隅高耸着冰井台、铜雀台、金虎台”。

6.第134页“杨晨音，《三国会要》”，应作“杨晨，《三国会要》”。

7.第174页引明人陈建《建都论》的一段话，页尾注中却注为“（唐）魏征：《昭代经济言》，卷九”。按：《昭代经济言》的作者为明代陈子壮，子壮字集生，号秋涛，广东南海县沙贝村人。文中“陈建”，应亦误。

8.第359页注①“（宋）苏轼：《栾城集》”，应作“（宋）苏辙：《栾城集》”。

9.第360页引李格非论北宋洛阳名园的一段话，在页尾注③，却注“曹法舜等编纂《洛阳名园记》”。按：《洛阳名园记》作者为李格非，此处所谓“曹法舜等编纂”，应是重新整理者，非原作者。

10.第385页《史记》载：“宋国稼穑之民少”，注①“（汉）司马迁：《史记·汉书·货殖传》卷九十一”。按：这里出现几个问题，“《史记》载：“宋国稼穑之民少”应作“《汉书》载：“宋国稼穑之民少”，在《汉书》中这段话是指周室衰微后的现象，并非指宋国；又注中的“《史记·货殖列传》为卷一二九，《汉书·货殖传》方为卷九十一，故应作“（汉）班固：《汉书·货殖传》卷九十一”。同时所注页码第873页也不对，应为“第3681页”。

三、结论

《陪都史》作者指出，拙文《试论中国古代陪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曾提及作者另一部著作《清代盛清陪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是“目前所见第一部特别书明‘陪都’关键名词的陪都断代研究著作”一语，似乎对作者有很大的鼓舞作用。这句话是笔者受当时所见材料所限的误判，笔者长期从事简帛研究、论著目录及秦汉史研究目录的编辑，深知即使进入网络时代，用尽各种搜寻方法，对数据的搜集仍会有缺漏，无法达到百分之百的完整。《陪都史》第596页注③为郑水川、陈磊著《大清陪都盛京》，沈阳出版社，2004年出版，较丁著早用“陪都”作为书名，因此丁著不是“目前所见第一部特别书明‘陪都’关键名词的陪都断代研究著作”，在此向所有读者致歉。

《陪都史》作者丁海斌以大量时间及精力撰写出厚达653页的巨著，精神令人敬佩。但因理论建构有待商榷，加上通稿不彻底，也存在非常多的错误，因此此书若说是“中国古代陪都史”，倒不如说是另类的“中国都城史”较为恰当。

①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