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外知识分子的类型与统战工作对策

唐丽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党外知识分子的类型与统战工作对策

唐丽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合作型党外知识分子是执政党的亲密伙伴，荣辱与共。针对这种类型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重点在于进一步发挥他们参与国事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沟通型党外知识分子拥有各种专业知识，与执政党关系视情况而定。针对这种类型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应以更多的业务和政治沟通为主，通过潜移默化，实现统战目标。批判型党外知识分子的服务对象是更为普遍的公众，代表公众来监督执政党的工作。对待这种类型的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尊重他们监督的权利，并给予适当的规范。

党外；知识分子；类型；统战工作

党外知识分子具有人数众多、结构复杂，社会联系广泛，知识层次高，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与创新意识较强等群体特征［1］。学术界对党外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热情一直很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厚。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于，探讨党外知识分子的新特点、如何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及现有针对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机制以及不足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是对党外知识分子概念内涵的揭示不够，界定比较模糊，仅以抽象的党外知识分子一词来涵盖多样的党外知识分子类型，使得大多数研究缺乏针对性，限于空谈，流于形式。现有文献中，对党外知识分子类型的划分，比较集中于行业性标准，比如高校、企业（国企、民企）、公用事业和民主党派中的知识分子，提出针对不同行业中知识分子所占比重和特点，制定不同的统战策略。这种划分类型的思路，使我们对党外知识分子的认识更加具体和丰富，在制定统战策略时也更具有针对性一些。

国外与此类似的相关研究被称为知识分子研究，他们主要关注知识的建立、传播及其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作用等问题。其中，关于知识分子与党派和政治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历史非常悠久。韦伯在《学术与政治》［2］中，提出学术（知识分子）中立性问题。这是对知识分子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比较系统的表述。其后，随着科学知识不断应用于社会各领域，掌握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独立性和知识分子属性受到质疑［3］。在现代社会分工的背景下，各类型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服务于各种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和政府机构［4］。知识分子服务于执政党，也是其实现知识分子社会使命的途径之一。知识分子通过参与执政党的调研等工作，为执政党（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出谋划策，为政策宣传和解释费尽心思。由此，也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认可并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成为社会精英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政府与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家）之间关系的互动和完善需要更多努力和关注［5］，知识分子与政府（执政党）关系的多样性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本文提出一种对党外知识分子的类型划分方式，主要运用概念分析方法和理论分析方法来阐释不同类型党外知识分子与执政党（政府）关系的内在机制和主要特征，吸收和运用国外知识分子理论来丰富和完善党外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不同类型党外知识分子进行统战工作的思路。

一、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身份的复杂性

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那些认真严肃且有能力关注知识问题的人，他们超出了同时代人一般的品质，他们探索着比日常生活直接而具体的情形更为抽象、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他们相距遥远的符号。此外，知识分子还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或者其写作对象至少比仅仅是学术人员或专业读者更为广泛。与学者相比，知识分子更多具有“应用性”“当代性”以及“结果定位”，而与技术人员相比，则具有广维性［6］19-27。通常知识分子被划分为公共知识分子、私人知识分子和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指的是在自己专业范围以外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人。私人知识分子服务于特定的机构，特别是经济机构，如企业。准知识分子指的是既作为专家服务于政策顾问、公司顾问、政治家、法官或其他政府官员，同时又为普通读者写作的人［6］29-34。

随着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和学者数量的增加，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服务于特定的机构，成为专家和顾问，他们越来越多地服务于特定利益群体而不是更为广大的公众，他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偏移。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表现为公共媒体的增加，专业分工细化，突发事件的频发，社会中有了许多人们平常关注不多、研究不够、难于应对但公众又急于了解的突发事件，需要更多公共知识分子参与讨论，以实现知识分子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责任。我们大致可以从如下方面来理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首先，按照一般的观点，知识分子指的是在智能方面比较出众的脑力劳动者、劳心者。他们通过动脑筋、想办法、精心构思和设计，以获得人们的认可和尊重。他们考虑问题比较深入，思想见解深刻而独到，对于自然界和人世间事物变化与发展的预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准确性，比如古希腊苏格拉底对民主制度两面性的预言，中国先秦的孔子对维护国家统一的伦理策略的预言等。现代科学家，比如物理学家对微观世界的探索和预见，分子生物学家对人类遗传物质的探究也属于智能出众的表率。

其次，知识分子会面向公众传播知识，知识是共有的，知识分子也是公共的，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缘由。知识分子对知识的传播需要一个平台，比如教师，所以，无论苏格拉底、孔子还是耶稣，他们都有教师的身份，通过师徒传承，将自己创造的知识，传播给更多的群体。除了讲台，新闻媒体人员以及专栏作家等也拥有面向公众传播的便利，特别是当今网络提供的新媒体环境，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更多便利。当然由此也产生了更多的意见领袖。

再次，知识分子有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知识分子的划分。狭义的知识分子只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知识广博，尤其关注民众疾苦、忧国忧民是他们的主要特色，比如孔子、屈原、文天祥和马克思等。相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科学知识分子有时被认为有知识（专业）没文化（人文素养），他们可能在自己专业领域比较精通，但是对于专业之外的事务了解不多或是没有兴趣了解，比如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包括各专业的社会科学家等。当然对于专业人员的这种缺陷，已经越来越多被注意到。试图沟通两种文化（知识分子）的努力也一直在进行当中。比如，培养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建立工程师、医生和律师的职业伦理规范等工作的展开。

从传统来看，人文知识分子主要关注价值问题（实践理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马克思，他们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探讨诸如：人生的意义、国家的本质，政府的功能等关涉人类根本利益的问题。科学知识分子被认为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门化，主要关注工具问题（纯粹理性），即如何实现某些公认或指定的价值，如实现国家的任务和政府的功能等。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应用的普遍性，科学知识分子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有些人文知识分子对此颇有微词，但是二者的融合已经不可避免。无论是人文知识分子还是科学知识分子，他们与政府的关系都越来越密切，成为政府的智囊和参谋，甚至直接参与政府各项具体工作，引发了对知识分子与执政党之间更为复杂关系的关注。

最后，知识分子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知识分子旨在开启民智、服务群众和奉献社会，这是全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待——这也是对德才兼备者的期待。随着知识本身的专门化，知识分子也越来越专门化，成为特定职业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与特定职业的结合使之成为有机知识分子。这既是知识分子发挥社会作用的途径，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知识分子视野变窄和远离其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其实，职业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任何职业都是服务于相关群体直至整个社会的。这种有机知识分子，可能不具独立性，但是他们具有良好的合作性，也就是服务于公共群体和阶层的能力。

综上所述，知识分子成分的复杂性决定了他们的言行会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不同，他们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同，因此，对执政党的态度也会有很大差异。

二、党外知识分子的类型及特点

广义而言，党外知识分子指的是不加入特定党派的知识分子，本文所探讨的党外知识分子主要是指现居中国境内、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由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或者经海外留学后归国的知识分子。国内学者们对知识分子和执政党关系问题的专门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并指出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呈现多元化、理性化和个性化的特点，总体来说，该群体思想状况稳定，生活态度积极，能够灵活适应社会发展的最新需要。他们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评论和讨论，虽然有时持批评态度，但研究表明，这一群体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党外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行动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和实践，有利于社会建设和发展［7］。对上述观点的进一步理论论证和实证检验也是促成本研究的一个动因。本文对党外知识分子类型的划分以党外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态度差异为依据，参照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将党外知识分子划分为：合作型、沟通型和批判型三种类型。

为什么会出现多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呢？我们运用社会学理论中的越轨行为类型划分来做个大致的类比和解释。社会成员（包括知识分子）的越轨行为（对社会秩序的负功能）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接受规范的目标，不接受规范的手段，这类越轨行为者称为创新者（发明家/盗窃者）；第二类，接受规范的手段，但不接受规范的目标，这类越轨者称为形式主义者（不问目标只重过程）；第三类，既不接受规范的目标，也不接受规范的手段，这类越轨行为者称为隐退主义者（此类型社会成员或知识分子对社会不具明显的危害性）；第四类，不但不接受规范的目标和手段，而且提出新的目标和手段，这类越轨行为者称为反叛者［8］。第一类和第二类越轨者比较符合沟通型知识分子，他们是实现既定社会目标的积极创新者（有时可能成为违规者）或者是比较保守的形式主义者，照章办事。第三类和第四类越轨者比较符合批判型知识分子类型。非越轨者，既接受规范的目标，又接受规范的手段，他们大多属于合作型知识分子类型，通常是执政党执政意图的共同提出者、拥护者和受益者。

合作型党外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关系的内在机制可以用共同体理论来解释，他们基本属于同一社会（地域和精神）共同体，在价值观、理论信念和方法论方面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也就是形成共同的范式。在共同范式内的合作也会比较顺畅。当然，这种一致性也是动态的，否则就会使共同体陷于僵化。

沟通型党外知识分子与执政党之间在价值观、理论信念和方法论方面能够达成部分的一致，他们在价值观方面的一致，会导致更多实现价值目标手段的创新，他们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的一致，也比较容易达成在目标不一致情况下的很好沟通。沟通型党外知识分子与合作型党外知识分子的差别仅存在于概念层面，在现实情况下很难区分。

批判型党外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在价值观和理论方法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分歧，这通常表现为对利益分配的不同意见。以科研经费分配为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满现行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这种不满既有对自己科研前景的担忧，同时也包含对国家整体科研事业发展前景的担忧。这种担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不过这种担忧还未能充分进入政府议程，所以暂时还很难解决。

总而言之，不同类型的党外知识分子都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组成部分，他们代表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视角，合作也罢、沟通也罢、质疑也罢，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社会整体和个人的更好发展。作为执政党，有容乃大，如何充分认识和完善解决不同类型党外知识分子的诉求和问题，这既是执政党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发挥执政党作用和智慧的良好机会。因为只有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才能更充分地展现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智慧，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和贡献。

三、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对策建议

不同类型党外知识分子代表着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他们是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的利益群体或称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可以解释这种网络的形成和机制。最初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用于描述科学家们通过引证和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来说服同行中意见不同的人，并且科学家继续采用这种原理，通过说服投资人、合作者、政府、使用者来组成一个巨大的关联网，从而使得某项研究能够实际发生［9］。这也就是建立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联盟和网络。以ANT来分析执政党与不同类型党外知识分子之间关系，我们可以得出统一战线就是对各类型党外知识分子行动、力量和利益的转译，以促成某种联盟。执政党与党外知识分子之间的利益分配和相互关联，要参照各种类型党外知识分子的视角来解释。统一战线就是这些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也是对不同层面党外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的解决行动，这种行动要以不同类型党外知识分子成员以及与社会其他成员和环境之间达成共识为基础。沟通型与批判型党外知识分子统一战线的形成机制比较符合ANT的情形，合作型党外知识分子统一战线的形成机制更加符合共同体理论所描述的情形。

合作型党外知识分子的主体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成员，他们是执政党的亲密伙伴，荣辱与共。针对这种类型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今后工作的重点在于进一步发挥他们参与国事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如果他们不能够履行其监督与合作的责任，那么这种合作就是形同虚设。和而不同是建立此类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合作型党外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关系的内在机制比较适用共同体（范式）理论加以诠释。这种统一战线形成的共同体具有共识的范式（信念和标准），这种范式是建立在过去信任和成就基础上的，被共同体在一段时间内公认的东西。这些信任和成就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同时这些成就又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这个范式就是共同体实践的公认范例，包括共同的理论认同、方法原则和价值标准等［10］。共同体依据范式对社会行动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范式就是共同体在特定时期的集体决策，即公认的行为模式或共同的信念，这些决策、模式和信念支持着共同体的实践，使他们能够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个范式称为统一战线。

沟通型知识分子是党外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拥有各种专业知识，为党和政府以及普通大众提供各类专业服务，比如律师、工程师、教师之类的，他们拥有自主的业务判断能力，在政治上也比较深明大义。对待这种类型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应以更多的业务和政治沟通为主，在工作中让他们与更多的党内相关专业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使他们更多了解党内成员的思想和作风，通过潜移默化，实现统战目标。此类党外知识分子或者与执政党在达成目标的手段方面存在分歧，或者在目标设定方面可能会存在差异。也有些党外知识分子基本同意执政党的总体目标或是不太关注这些长远的目标，因此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分歧。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反对现行的政策与原则，能够很好地履行执政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有时会创造性地（手段新）达成执政党所设定的各项目标。例如，一部分党外知识分子先富起来了，虽然他们先富起来的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实现执政党的执政目标，但这与执政党的总体目标不相违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不会设定违背现行政策的个人目标，比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

批判型党外知识分子还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或是自由知识分子，相对于执政党内部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服务对象是更为广泛的公众，声称代表公众来监督执政党的行为，并通过各种媒介让公众了解执政党的相关事务。他们站在不同的视角［11］来审视社会成员，包括执政党的行为及其与公众的关系。对待这种类型的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尊重他们监督的权利，并给予一定的规范（法律和道德层面的）。此类党外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目标设定或是实施手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敏感，通常会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特别是批评意见，但是在大多情况下，还不能形成和提出自己的一套目标和手段，基本上属于比较尖锐的批评者。他们还有意见领袖的称号，通常活跃于报章和网络，多通过杂文、散文和戏剧等文学作品展现其批评意见。虽然他们的大多意见不成体系，而且会有一些偏差，但是他们积极发声的价值也是值得肯定的。通过他们的及时发声，促使我们对潜在问题的发现，是防止执政党过于被动和犯更大错误的一个机会［12］。

总之，合作型（目标与手段基本相同）党外知识分子是执政党的亲密伙伴，荣辱与共。针对这种类型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重点在于进一步发挥他们参与国事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沟通型（目标与手段不完全相同）知识分子拥有各种专业知识。针对这种类型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应以更多的业务和政治沟通为主，通过潜移默化，实现统战目标。批判型（目标与手段都不相同）党外知识分子的服务对象是更为普遍的公众，代表公众来监督执政党的行为。对待这种类型的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尊重他们监督的权利，并给予一定的规范。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是协调和统筹利益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党外知识分子代表各阶层的利益并表达其诉求，这是执政党了解民情，进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繁荣的重要途径。能够尽快有效地达成不同利益群体的合作与组建行动者网络是执政党统一战线的最终目标之一。

结语

党外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无产阶级政党力量比较薄弱，需要团结大量非党人士的时代背景。相对于工农大众（无产阶级）人数众多，作为少数派的非党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团结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的共性决定党外知识分子在总体上是同情工农大众的，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善于接受新生事物，愿意探究事物发展的本质，因此，具有一定的独立于特定阶级和时代的自觉。当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域境性（时代和地域）是内在统一于知识分子属性当中的，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知识分子与特定时代与地域的知识分子共存于社会当中，时代造就的知识分子又常常超越这个特定时代。

当代社会，随着义务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普及，大众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方面的教育，各种在职教育和网络教育也塑造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有知识有文化人数的激增，导致知识分子的界定成为一个问题，到底谁是知识分子？可以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吗？如此说来，党外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还能成立或是还有意义吗？这个问题或许要从知识的属性和知识的总体性来把握。我们认为，那些能够统领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有知识有才情（热情）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执政党要团结要依靠的知识分子主体。除此之外，对于掌握和精通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也要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对那些一知半解的所谓知识分子，也要积极引导善加使用，以促使他们更快地成长为精通和统领知识的知识分子。

党内和党外知识分子都具有知识分子的共性，我们可以参照对待知识的态度来对待党内和党外知识分子。知识本身是有用的，知识本身又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如何善用知识，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也是我们应当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当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很多已经演变成针对不同行业的公共政策，以及行业内部的自治条例，通常情况下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执行效果。随着知识分子本身的变化，以及他们对社会和政党作用的显现，使构建一种在互相制约、互相弥补和互相监督基础上的合作，成为当前我党统一战线建设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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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菁】

D613

A

1674-5450（2015）04-0037-05

2015-04-20

2014年度辽宁省高校统战理论研究课题（2014-GXTZA05）；2014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4BZX010）；2014年度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基地项目（ZTSZXKT201404）

唐丽，女，吉林通化人，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