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的仇和遗政

赵佳月

十多年前的“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落马，如巨石沉渊，引爆民间舆论。在他曾主政的几个地方，对其支持与反对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甚至有人为此割席断交。争议的焦点从未改变，仇和到底是忍辱负重的“实干家”？还是为祸百姓的“酷吏”？

“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这是他当年最为著名的一句话，作为这句话的旁证，无论是在宿迁，还是在昆明，大拆大建、造城运动都成了仇和的标志。

这套简单粗暴的发展模式并非仇和首创。事实上，多年以来，在中国无数个城市，这都是主政官员提高政绩的不二法门，因为它的确可以带来极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将这一普遍现象放入历史的维度考量，在现行体制和社会综合条件的基础上，几乎无可避免。仇和也绝不会是其最后一个拥趸。

“仇和模式”的命門在于，它建立在对后续经济增长动力提前透支的基础之上。大拆大建的逻辑，无非是政府征地、拍卖，房地产商盖楼、卖楼，资金回笼后进行新一轮的拆和建。虽然政府有钱了，但经济增长后继乏力、腐败增生，陷入恶性循环。更不用说对历史人文、自然环境的不可逆式破坏，以及对世道人心的败坏，仇和们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仇和的落马，源于新一届政府力度空前的反腐风暴，用王岐山的话来说：“不能放任自流，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