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自由对罪责责难的辐射性影响

赵康　田诗洋

在采用判例法或者案例指导制度的国家，最高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对于该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活动的指导性毋庸讳言。然而，对于一些在司法机制中设置了宪法法院的国家，宪法法院对其管辖范围内的违宪申诉案件的态度，也需要引起刑事司法实践者高度的重视。而本文中所探讨的案例，正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的，其中还涉及良心自由这一宪法性权利，对于刑法上罪责责难的影响问题，值得关注。

一、基本案情[1]

某女士是新教“兄弟协会”的成员。由于宗教原因，她拒绝人们将之送入医院，并拒绝对其输血以挽救她的生命。因为她相信在圣经中读到的，只要相信祈祷，病自会痊愈。属于同一教派的她的丈夫明确说，听凭她自主决定，但是也提示她道：“在集会时……有另一种方法”（亦即祈祷的方法）也教过了，他自己也“抵抗医院治疗”。该女士死后，他被判以不提供救助罪。理由是，他本来必须建议他的妻子接受合理的医生治疗，而不是不建议她这样做。

州法院和州高等法院均认为丈夫构成不提供救助罪。后该人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了申诉。1971年10月19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决议，认为州法院和州高等法院在解释和适用《刑法典》上存在错误，认为不应当将丈夫的行为认定为是犯罪。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德国《基本法》第4条第1款的基本权利可以对罪责的认定产生辐射性影响，即可以影响到允许的国家制裁的方式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