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帖诗与翁方纲诗学观

唐芸芸（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试帖诗与翁方纲诗学观

唐芸芸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乾隆二十二年科举加试试帖诗，给时人的诗学观念带来了冲击。对于诗学家翁方纲来说，如何处理普通诗歌和试帖诗的关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翁方纲有自己成熟的诗学观念，他清楚地区分试帖诗与普通诗歌，在诗法规范、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虽然二者在作法上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但理论来源是不一样的。翁方纲的诗学观并不受试帖诗的影响。

试帖诗；翁方纲；诗学观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一直为人关注，况且有清

一代“惯以官位之力左右诗界”。［1］（P689-709翁方纲的政治履历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先后担任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前后长达十四年，其余最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出任乡、会试考官，评判试卷。而且在其政治生涯开始后不久的乾隆二十二年，科举制度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动：正式加试试帖诗。这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就翁方纲与试帖诗的关系来说，关注者即认为试帖诗必定对其诗学产生很大影响。严迪昌先生将试帖诗视为翁方纲诗学“纱帽气”与“学究气”结合的契机及诗作典范，影响甚大。张然博士论文认为翁方纲“肌理”说既是学诗方法，又是普泛意义的“好诗”的标准，论述的背景就是试帖诗的恢复，所谓“好诗”，当然包括关乎士子进取的试帖诗。［2］这些看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先入为主地将翁方纲对待试帖诗的态度与对待普通诗歌的态度等同起来，理所当然地将之视为一个立论的根据，而没有对这个根据本身进行追寻。那么，翁方纲究竟是如何看待试帖诗这种诗体呢？

一、翁方纲的试帖诗观及与其诗学观之比较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是科奉旨乡、会试易表判为诗，永著为例”［3］（P263），从而正式增加了一门新的考试文体。试帖诗始于唐，又称试律。其题目，“唐初不皆有出处也，考官或以己意立题，举子于题意之不明者，许其进问，谓之上请。宋初亦循唐故事，仁宗景祐中始诏出题必在经史，禁士子之上请题旨，后复可兼取古人诗句以为题。……试题用韵，本无定格，限韵自唐玄宗开元二年知贡举考工员外郎王邱始，所限之韵，谓之官韵”。［4］（P261）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用经义而废诗赋，这个传统断了七百年。乾隆正式确定加试试帖诗之后，同时确定了其作为“考试文体”特殊身份的严苛规则——唐代由于有干谒、行卷等科举行为，试帖诗并不作严格要求。

试帖诗五言八韵，李桢分为八法：一押韵，二诠题，三裁对，四琢句，五字法，六诗品，七起结，八炼格。［4］（P310）翁方纲的试帖诗观主要包括诗法、切题和学问的要求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也是翁方纲诗学观与试帖诗观最大的区别。

诗法对于试帖诗是很关键的。由于翁方纲关于试帖诗的集大成之作《复初斋试律说》已不存，我们只能从其留存的两个批点本 《翁覃溪先生芸窗改笔》和《复初斋试诗》①二者均为手稿本，有朱笔批改，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据笔者初步考察，《复初斋试诗》是翁方纲自作并点评试帖诗，《芸窗改笔》夹有评点士子习作。二书有重合。以上例子均出于《芸窗改笔》中评点士子习作。中归纳。

声律：《赋得吉甫燕喜得来字》首联“定国功成后，欣看燕筵开”,批语：“筵平声误作仄”，改为“欣看喜燕开”。第四联“称觥增喜色，受祉录伟才”，批语：“伟上声误作平。”又《赋得香罗叠雪轻得轻字》末联“翻因拜受处，恩重力难擎”，批语：“此句第一字必平。”又《赋得以不贪为宝得心字》“贞修比献琛”，批语：“珍十一真，琛十二侵，义同音别。”这是列出易混淆的韵部以示士子。

对偶：《赋得穿花蛱蝶深深见得穿字》第六联“深深占境界，款款送秋千”，批道：“秋千须对实物。”因“境界”为虚词，“秋千”为实物，故不对。又批：“款款对深深即是骂题。”因杜甫的原诗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所以“款款”“深深”相对，即与原诗同，这在试诗中是很严重的错误，称“骂题”。

出题：《赋得稼穑维宝得田字》第十二句“诵诗维宝矣”，批曰：“出太迟。”试帖诗的题目都是出于经典，作诗要求将诗眼写于诗中，且越早越好。

句法：《赋得射己之鹄得知字》第五联“升堂将射矣，举觯以祈之”，批道：“句直”。这两句以文为诗，似叙述语气，故置于“庄敬”的试诗中显得太直而不伦。

翁方纲于对偶特别强调，合掌之类最为大忌，且句法要相配；声律上万不能出韵。试诗要求题目中的字或诗眼必须在诗中出现，翁认为不能出现太迟，最不能出现在末联。在用典使事时要做到句法匀称，不能读来费力。最重要的还要“意到”，不能因为技巧而把“鼓吹休明”之意遗漏了。他还对不同类型的题目总结了不同的规范，如对于“春从何处来”一类题目，他就认为这种以问为题的试诗，当以答为辞，而答辞中不能全篇都写实在的春景，而当是以“春”为中心的各种气象人事，乃至帝德皇恩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②《复初斋试诗》中《春从何处来》一篇所附小文。这些细致的乃近苛刻的技巧要求都是围绕试帖诗的特殊身份而言的，既透着教官的殷切，又体现了考官的严格。

由此可见，翁方纲对于试帖诗的诗法，要求极为精细和严格。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要求是作为批改应试诗歌时的判分标准，是出于考试公平性、统一性的要求，其他考官即使持有不同的诗学观念，但是在批卷时也必须遵守此理。这是为了考察士子的写诗技能，而与士子及批卷考官的诗学观念无关。

关于普通诗歌的诗法，翁方纲有更深入的阐述。 他作《诗法论》一文［5］（P420-421），分为“正本探原”和“穷形尽变”。前者析为“法自儒家有”，必须于古人中求得，这就将诗法的地位提升了，并完整了其价值体系；后者则是诗法的关注点：“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于诗作的肌理界缝中求得，而不是斤斤于对偶声律之中。这是翁方纲诗学观的最终落脚点，足以支撑他的整个文学观念，自然与作为应试诗歌试帖诗判分标准的“声律”、“对偶”、“出题”、“句法”完全不同，更不能说是受试帖诗诗法的影响。

除以上四个诗法要点之外，试帖诗还要求“切题”。即出自典籍的题目，其诗眼甚至每个字，都必须在试帖诗中出现，这就是“诠题”。这个诠题不得马虎，如《芸窗改笔》中《赋得数点梅花天地心得心字》第八句“应候见天心”，批语为：“必要如题。”因题中为“天地心”，此处只点出“天心”，其意不完整。试帖诗需要“切题”，围绕题目而作，这是最重要的要求。《赋得射己之鹄得知字》，批语为：“全不切鹄。”这就犯了大忌。而《赋得吉甫燕喜得来字》诗后批道：“意不到语不匀。”是说此诗没有将与题目有关的各方面内容很好地阐释出来。这里的“意”，实为出自题目，即出自古人之言，应试者须通过用典使事，体现千万年后的他们对圣人之言的理解和尊崇。这里更多的是考察运用技巧的纯熟与否。至于末联安排的颂扬鼓吹，意义也在此。梁章钜《试律丛话》卷三记载了姜兆翀记忆中的翁氏试帖诗：

乾隆年间，将试律者惟覃溪先生与纪公工力悉敌，纪之格老，翁之神超，未易轩轾。惟翁专致力于古近体，所存试律不多。余仅记得佳句数联。《蓬蓬远春》云：“缥缈虚无外，微茫杳霭中。目穷惟水碧，路尽但桃红。采采孤舟去，深深曲径通。天如开画本，人正倚东风。”［6］

《复初斋试诗》收入此诗，为《赋得蓬蓬远春得同字》，题下注：“司空表圣图 《诗品》‘采采流水，……’。”说明试题来处，那么整首诗就得围绕《诗品》的观念来写。这里提到的几句，是翁方纲批点中用朱色圈出的得意之笔。末联为“本来无一字，诗品付司空”，旁批：“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他对整首诗的评价是“妙句之味，只在空寂”。他所得意的当正是这尽得“试题”之风流吧。

翁方纲诗学观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 “切实”。看似与试帖诗观中的“切题”相类似，都是需要从题目正面而作。翁方纲对王渔洋诗“不切实”的批判之一，就是与题目不相符合，没有表现题目设定的特性。如王渔洋《送汤荆岘侍讲使浙江》一诗，翁方纲评价：“送汤公岂宜仅作此等语？先生赠答诗，往往不切其人。”［7］（P466-467）所述乃是要求一首诗当有其针对性，送汤荆岘之诗，当与送别人之诗有所区别，而不应落入泛泛的赠别诗体制。这是为了纠正渔洋“神韵”诗学过于重视表现方式而失却了题目的实在意义，带来了诗歌创作缺乏力量的“虚”的风潮而发。我们可以看出，这与其对试帖诗的“切题”要求是不一样的，“切实”并是将题眼出现在诗中，而是强调要将题目中体现的“事境”展现出来。而试帖诗是围绕题目做的，二者之区别很明显。

试帖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显示学问。学问，正是科举考察的目标之一。在试帖诗中，学问是必须根据题目罗列的，尽量向考官展示自己的知识积累，其中作法并没有太多的技巧，更谈不上诗学根据，这是由考试文体的规范而设定的。翁方纲对试帖诗中学问的强调，只是依法处理。关于以学入诗，以考据入诗，与他的诗学核心概念“肌理”和“正面铺写”有关。翁方纲强调“切实”，从描写对象的“正面”入手，而学问即“正面”之一体现。又学问的使用——多是使事用典——带来的 “陌生化”，可以使诗歌避免平滑而下，收到“节制”的效果，符合“肌理”说的要求。①从“逆笔”入手，以使事用典的方式来达到“肌理细密”的效果，是翁方纲赞成的黄庭坚学杜诗的方式。详见唐芸芸.逆笔：翁方纲论黄庭坚学杜[J].云梦学刊.2011(1).试帖诗的学问，是特定的对于典籍的学问，是一种考试制度所要考察的最基本的东西。这是围绕出于经义的题目的用典，用典是为了“诠题”，而不是为了“言志”。这与诗学概念中的“以学入诗”，显然不是一个范畴。

在诗歌批评上，翁方纲极其反对套用时文起承转合写作原则的“试诗气”。我们来看“由来”的例子：

纪昀《我法集》卷上：

《赋得高山流水》其二 得高字

莫怪人难和，由来曲本高。遥情讬弦指，妙悟契丝毫。直以神相遇，都忘手所操。千岩忆樵径，一叶想渔舠。有会如寻绎，无言听拨挑。雉飞知悦孔，鱼乐悟游濠。闇解孤行意，宁辞再鼓劳。（自）然心莫逆，双鹄在林皋。

后文评述为“起二句总领”。

其四 得流字

琴在钟期往，山高水自流。七弦声落落，千载意悠悠。伊昔初相遇，斯人暂一留。丝桐怜独抱，针芥默相投。浮棹烟江外，支筇雪岭头。未须言尔志，均已解其由。心赏非行迹，神交各应求。由来孙伯乐，一顾辨骅骝。［8］

在纪昀的试帖诗里，“由来”句要么在起首总领二句处，要么在末联总结处。“由来”二字所包含的“气”，统领着整首诗。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在作试帖诗时都注意到这一点。试帖诗是一种可以规范的诗体，本来考试文体就容易形成熟语、套语，“由来”一语所形成的句子便是如此。且试诗题目出于典籍，考生用这个词会显得有渊源有深度，似乎与圣人靠近了一步，从而导致出现很多只有空句子，而没有相应的内容充实的用法。对于试帖诗来说，由于起承转合的定位，读诗之人可以从结构上分析出“由来”之来处。且本来科举要考察的，就是学子对于经义的态度和熟悉程度，而这样的套语所带来的熟悉感，正可以在情感假设上将诗作与经义联系起来。只要全诗均围绕题目而作，这样的熟套即使不添彩，也不会形成太大的障碍。但是将试席之作的熟语套用于诗，而没有在前后文形成相应的气势，便会显得滑弱无力。翁方纲尤其重视这一点，如评朱彝尊《赠郑簠》：

平山堂成蜀冈涌，百里照耀连云榱。工师斲扁一丈六，观者叹息相瞠眙。斯须望见簠来至，井水一斗研隃麋。由来能事在独得，笔纵字大随手为。观者但妬不敢訾，五加皮酒浮千鸱。

论曰：“此段亦临摹此篇（按，杜甫《丹青引》）而不袭貌矣。然‘由来’句既滑弱似时文语，‘井水一斗’句最好，‘五加皮酒’亦但旁衬而已，只剩得‘斯须’二字有临摹之迹，而相较何啻万千也？”［9］（P293）

此篇临摹杜甫《丹青引》。杜诗在“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后，大篇幅描述曹霸技艺之不传及遭遇之惨淡，“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于是感叹：“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缠其身。”以此作结。而朱诗在用“斯须”句赞叹该簠后，便立刻带出“由来能事在独得”。因为没有比较，这样的安排无法让人深刻体会 “独得”之贵。“由来”二字便似凭空而起，滑弱无力，翁联想到了试诗中的熟语、套语，故谓其似时文语。①朱彝尊滥用“由来”这一熟语还见于别处：《钱翁合批竹垞诗》前十二卷手稿本，其中钱载批语用朱笔，翁方纲用墨笔。卷四《登滕王阁》有“由来凭眺地”一语，翁批曰：“由来二字竟成熟套。”又《万岁通天帖歌赠王舍人》“由来神物难久留”，圈出“由来”，卷10《读叶司城封嵩游草赋赠》“同调由来赏心速”，也圈出“由来”二字。那么，是否在诗歌中不能用“由来”一类的词句呢？

《苏斋批阅曹文正诗草》中《苦雨》一篇，翁书一“删”字，在“一束薪刍亦何有，由来三白堆岁丰”句下批道：“此最软弱，由来二字，非大力量不可用。”②翁方纲《苏斋批阅曹文正诗草》不分卷，手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所谓“大力量”为何？在翁方纲的眼里，自然杜甫可当，来看《赤甲》诗：

卜居赤甲迁居新，两见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献天子，美芹由来知野人。荆州郑薛寄书近，蜀客郗岑非我邻。笑接郎中评事饮，病从深酌道吾真。

翁方纲评道：“炙背”一联上接 “迁居”、“见春”，下接“寄诗”、“接饮”，质实之中愈见情味，后来唯山谷庶能略仿佛之，放翁则近直矣。［10］（P558）“由来”一词，贯注古今，含蕴深沉，其中涵盖的，除了对历史的包容和理解外，更有诗人本身气质，即体现在诗作上的气势。正如此诗，翁所读到的，必定不止于此诗数句，而是从对杜甫的整体感觉切入的。所谓“沉郁”，即可从“炙背可以献天子，美芹由来知野人”二句中见之。翁方纲认为连接的迁居、见春、寄诗、接饮数语，不过是平常之事，而于这些“质实”中见少陵情味，而且是愈读愈浓，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善会“由来”一句体现的博大胸襟及深刻痛楚。但若无“大力量”，便适得其反，最显“软弱”。

至于翁方纲诗歌创作多体现盛世情怀，或许是容易产生其诗学受试帖诗影响的误会之一。试诗有在篇末“鼓吹休明”的要求。翁方纲多次提到“士生今日昌明之际”，他对此非常自豪，也非常满意。不管这是他的虔心信奉，还是出于一个文化大臣的身份话语的需要，作为一个诗人，是有自主选择权的，而不需要来自试诗的熏陶。翁方纲的诗歌理想典范是杜诗，他将杜甫的诗歌直接接比六经。他不满意渔洋等人对杜诗“变雅”的评断，抱憾杜甫未能生于尧舜之世。所以，翁诗必不会为“变”声，这也是由他建立的诗学传统的承继性所决定的。

二、未受试帖诗影响之原因

试帖诗盛行其时，翁方纲作为大力推行者之一，其诗学观竟未受试帖诗影响，原因有三：

其一，与时人对应试诗文的态度趋同。

从明代开始的时文取士，延至清代，人们虽为入仕途而不得不习之，但对其弊端已经很清楚。“只因八股文章，担阁了多少学问！”［11］（P146）魏象枢的感慨极具代表性。士子为应举而皓首穷经，只有在敲开仕途大门后，才能弃之于不顾，专心习诗歌、古文，或其他学问。但翁方纲不同，他在少年得志步入仕宦后，仕宦的主要职责却是学政、考官，所以他仍然需要经常接触时文。他还将自己作的时文编集，为士子之教材。③翁方纲《复初斋时文》稿本，上海图书馆藏。有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望日自序：“愚尝谓往日言时文者不甚留意注疏，恒伤于固陋，而近日稍知看注疏者，又高谈汉学而喜驳宋儒，此学者之大患也。兹来江右，辄复寻理旧编，删其与初学无甚切益者，稍附以新作一二，得四十首。”但是，他对时文却有着清楚的认识，《苏斋笔记》卷十二曾言：

八比时文言圣贤之言，若在序记论说上矣，而其体究属应举之作，不得不次于古文言之。［12］（P783）

他分开了“应举之作”和古文，与当时人对八股文的态度是一致的。其对试诗的总体评价，见于《苏斋笔记》卷十二：

若试帖之诗，应制庄敬，若在雅颂之列，而究属试席之作，则编集者，偶因事境，录一二或不伤也，竟以试帖编入诗集成卷，则非也。唐试律末句多用祈请语，尤为伤雅，今则末句用颂扬，较为得之。［12］（P8783）

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翁方纲只视试帖诗为“试席之作”，认为不当编入诗集。这与纪昀的看法一致。纪昀说：“试律固诗之流也。然必别试律于诗之外，而后合体裁；又必范试律于诗之中，而后有法度格意。顾知诗体者，皆薄视试律，不肯言；言试律者，又往往不知诗体，众说瞀乱，职是故也。”［13］纪昀虽声称试律与诗同流别派，但只是在“法度格意”的层面，而于体裁来说，则因试律体卑而应别之。

其二，翁方纲有自己完整的诗学观念。

试帖诗在间架结构的规范上，在与诗题相合的要求上，确实与诗学观念有相通之处。但是，这些相通之处，其理论来源是不一样的。一个来自于一种固定的模式化写作，一个是从对诗歌史的具体分析和理论建构中得出。试帖诗的一切要求都是出于对一种考试文体章法的考虑，而翁方纲的诗学观念则出于他对整个诗歌史的正本清源的洗练。他将杜诗作为最高典范，并从中总结出“肌理”和“正面铺排”两个中心概念。这里包含纯诗学的建构手段。翁方纲对于这两种诗体的最根本的区别，基于其态度，认为试帖诗“究属试席之作”。他认为试帖诗不入诗集不留于后世，即试帖诗并不代表一个人的文学成就，更多的当是一个人的学问和技巧的呈现，所以他于试帖诗写作技巧本身给予更多的关注。论者感叹“奈何方纲教人作诗之法”①张然博士论文《翁方纲诗论及其学术源流探析》即持此论。，仅以这一点就判断翁的诗学与科举恢复试帖诗有关，这不够严谨。诗学之用，或鉴于赏析，或利于学习。授人以作诗之法，是一个诗学家的选择，并非专属学政职志。而翁对于两种身份——诗学家与学政——的责任，是分得很清楚的。浸染数次科举制作的人，或许更能看清弊端，尤其是翁方纲，被胡云持指出壬申以前之诗染帖括气后，他将这两种不同用途诗作分清的意识，就会很强烈。他在论诗时，会尽量避免试诗观念的侵入。至少在观念上，他是坚持这一点的。

其三，翁方纲有“外试席而作”的创作心态。

在清代，考试对于官员来说，可谓常事，如庶吉士散馆，帝王时巡召试，还有定期的考核等。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侍郎方苞奏诸选拔庶常，专试一赋一诗，后沿为例。［4］（P252）特别是正式加试试帖诗后，官员考试几乎每场都试诗。如此，试帖诗不仅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更是延续仕途的好帮手。试差的成绩，展示给皇帝的，除了学问，还有积极的态度。［14］（P25）翁方纲二十岁入仕，可谓少年得志，时为乾隆十七年（1752），尚未恢复试诗，在他少时的科举训练中，试帖诗方面当然是薄弱的。故其于甲戌（乾隆十九年，1754）庶吉士散馆后，专心“别为试席之作”［15］（P366），强化训练了一阵，才有后来在御试时多列一等的好成绩，以及被乾隆称赞“学问甚好”的隆遇。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752-1763），翁方纲仅存诗一卷，题曰“课余存稿”。

试帖诗和时文一样，题目出于经传，用语用典需丰富、雅正而谨严，结构上起承转合均不可少，篇末要鼓吹休明。既然作试诗已和时文一样成为应试者必须磨练的本领，正如举业对文学写作产生巨大影响一样，试诗对诗歌写作确实会产生影响。《复初斋诗集》卷首云：“壬申十月改庶吉士，以前之作，山阴胡云持以为染帖括气，不可存也。”这在翁方纲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故翁方纲专辟时间为试席之作，此间所作之诗歌数量甚少，正是为尽量避开试诗影响。这样一种“外试席之作”的心理状态，清晰地体现在他论诗写诗中。翁方纲已经深刻体会到了时文的结构熟语对于诗歌的危害。

作为文化官员，翁方纲深刻认识到“夫人知科目之为重，则益知君恩之不易报，益知荣名之不易副，而敦节行、勤职业、官箴士习皆系于此”。［16］（P382）但他认为试帖诗“究属试席之作”，对待试诗与诗的态度，是很分明的。综观其洋洋诗集七十卷、集外诗二十四卷，以“赋得”命名的仅《赋得十月先开岭上梅》［17］等寥寥数首，自然属于他所说的“偶因事境，录一二”的情况。

小结

历史事件和政治身份本身是很复杂的。诗学家通过自己的思考，会对影响的因子作出抉择。且翁方纲多是以学政、考官身份接触试帖诗，而无应试士子只求选中的冲动。一个学术思维缜密的人，自会对二者的关系作出清楚的判断。这是一个时代的共识。试帖诗可以从普通诗歌中吸取作诗方法，但绝不允许用对待试帖诗的苛刻要求，来评价诗歌。翁方纲诗学关键词“肌理”，指的是“客实衔接乘承伸缩之所以然”①翁方纲“肌理”说形成于晚年，详见唐芸芸.杜诗与翁方纲“肌理”说[J].中国文化研究.2012(3)。，与试帖诗诗法的理论依据不同。在翁方纲那里，这两套价值评价体系的内涵和外延是不一致的。

［1］严迪昌.清诗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

［2］张然.翁方纲诗论及其学术源流探析［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3］法式善.清秘述闻:卷6［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4］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5］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8［A］.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梁章钜.试律丛话:卷3［M］.同治八年高安县署重刊本.

［7］周兴陆.渔洋精华录汇评［M］.济南:齐鲁书社,2007.

［8］纪昀.我法集:卷上［M］.乾隆乙卯（1795年）刊本.

［9］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M］.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10］翁方纲.杜诗附记:卷15［A］.续修四库全书:第170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2］翁方纲.苏斋笔记:卷12［A］.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复初斋文集:卷102［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13］纪昀.唐人试律说［M］.乾隆年间刻本.

［14］沈津.翁方纲年谱［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

［15］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1［A］.续修四库全书:第1454-145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4［A］.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翁方纲.复初斋集外诗:卷2［M］.1917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责任编辑：刘伙根 庄暨军）

Examination Poems and Weng Fanggang's Poetic Views

TANG Yun-yu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eld in the 22nd Year of Qianlong Reign,examination poem was decreed to be a subject,which brought about impacts on the poetical view of scholars of that time.This made a problem to poetic study scholar Weng Fanggang,who had to find a way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poems and examination poems.Based on his mature poetic views,Weng Fanggang clearly delineat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ategories of poem in terms of formal frameworks and assessment systems.In his mind,though the two categories share some common grounds,they are different in theoretical origin.This fact shows that examination poem had little influence on Weng's poetic views.

examination poem;Weng Fanggang;poetic views

I207.22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5．03．018

1674－8107（2015）04－0109－06

2015-01-10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翁方纲诗学与清诗走向研究”（项目编号：12YJC751074）；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央专项配套资金青年人才培训与研究支持计划”项目“翁方纲诗学与唐宋之争的终结”（项目编号：WXY201F021）。

唐芸芸（1982-），女，广西桂林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诗学研究。